尚小明 | 辛亥南北议和演进与清帝退位诏书拟定及颁布

清帝退位诏书拟定是贯穿辛亥南北议和各阶段的大事，而非清帝退位前夕才提上议事日程。当南北议和正式开始，双方就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国体基本达成一致后，南方即率先提出优待皇室条件，并请张謇代拟诏书，力促清帝早日逊位，但因袁氏谋求“虚君共和”，南方的计划未能实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袁内阁为了扭转不利局面，也拟定诏书，试图推动清廷降旨宣布共和并授权其“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但因遭到满蒙亲贵王公及南方两面反对，其目的也未能达到。迨段祺瑞等联名电请朝廷宣布共和及宗社党领袖良弼被炸死，清廷终于授权袁氏与南方协商优待条件。最终，双方以张謇所拟诏书为基础，吸收袁内阁所拟诏书措辞，商定了最后的诏书。但在诏书颁布前，袁氏又擅自添入由其“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内容，并单方面提前公布，导致南京临时政府措手不及，为南北纷争埋下祸根。

辛亥南北议和；袁世凯；唐绍仪；伍廷芳；张謇；虚君共和；退位诏书

辛亥南北议和的最终结果是清帝在1912年2月12日以颁诏形式结束了清朝260余年的统治。所颁退位诏书由三个文件构成：一是宣布“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诏书；二是宣布皇帝、皇族优待条件及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诏书；三是劝诫臣民诏书。百余年来，关于辛亥南北议和研究成果丰硕，但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不少关键史料没有受到重视，或者未能准确解读，致使一些隐秘的重要史实未能揭示出来；二是研究者往往只是在讨论南北议和的结局时，才注意清帝退位诏书的拟定及颁布，而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是贯穿南北议和各阶段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在尽可能弥补以上两方面不足的同时，在具体内容方面，主要就以下既有研究没有论及或没有充分论述的几点展开讨论：一，既有研究都是把张謇代拟清帝退位诏书直接与清帝最后宣布退位相联系，事实则是，张謇代拟清帝退位诏书发生于南北议和开始阶段，即1911年12月底唐绍仪、伍廷芳在上海协商召集国民会议期间，是当时南方为促使清帝早日退位采取的重要步骤之一。二，既有研究没有注意到，在唐伍议和失败、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袁内阁曾于1912年1月中旬拟定宣布共和诏书、优待皇室与满蒙回藏条件诏书、劝诫臣民诏书等重要文件，与南方代表伍廷芳秘密协商，并且这种文件构成方式最终为清帝退位颁诏时所采用。三，既有研究没有注意到，袁氏在1912年1月中旬与伍廷芳密议期间，就试图在宣布共和诏书中加入由其“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内容，结果遭到南方反对，双方不得不在议和最后阶段回归张謇所拟诏书，以之为基础结合袁内阁所拟诏书，商定退位诏书。至于袁世凯将诏书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擅自改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后，为何能够绕过南方的反对而得以在2月12日正式颁布，本文的论述同样是以往学界没有的。由于以上一系列重大问题未能得到正确解释，或完全没有论及，导致过去一百多年来关于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的论述还有很多地方模糊不清，或似是而非，很有必要进一步深究。

一 1911年12月底张謇代拟清帝“逊位”诏书为袁内阁拒绝

武昌起义爆发后，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全国就有十四省宣告独立，其中除山西、陕西外，全部为南方省份。而在北方，袁世凯于11月15日就任内阁总理后，一方面逼退摄政王、控制禁卫军，掌握了清廷军政大权；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加强对北方未独立省份的控制。于是，清廷暂得喘息之机，南北渐成对峙之势。1911年12月2日，南北双方签署了第一个停战协定，此后不断延展停战期限。与此同时，双方各自选派代表，从12月18日起进行议和谈判。

议和第一阶段是由伍廷芳和唐绍仪分别代表南、北两方在上海举行的，总共进行了五轮会谈。12月18日第一轮会谈主要是决定继续延展停战期限。12月20日第二轮会谈唐绍仪提议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从多数取决”；伍廷芳因赞成共和省份已占多数，同意了这一提议。接下来休会七日，等待袁内阁答复。在唐绍仪反复电促下，经袁内阁上奏，清廷于12月28日下旨允准召集国民会议，由内阁先定“选举法”，然后协定实施。然而，唐绍仪接旨后并未理睬这一要求，而是在12月29日第三轮会谈中与伍廷芳继续就两人的设想进行讨论，并且在12月30日第四轮会谈结束时商定国民会议组织办法四条，彼此签字认可。按照该办法，独立各省与未独立各省国民会议代表人数之比最少为42∶30，造成民主共和结果将毫无悬念。伍廷芳对清帝即将退位颇感乐观，甚至有些迫不及待，故在12月29日第三轮会谈结束时，便代表民军向唐绍仪提出“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及“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大纲，以便双方讨论。这标志着南方正式把清帝退位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南方请已经转向共和的原立宪派领袖张謇代拟清帝退位诏书之事。其所拟诏书即张謇后来手定《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中之“内阁复电”，内容如下：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遣派专使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民会议，公决政体。乃旬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政体一日不定，故民生一日不安。予惟全国人民心理，既已趋向共和，大势所趋，关于时会，人心如此，天命可知，更何忍侈帝位一姓之尊荣，拂亿兆国民之好恶。予当即日率皇帝逊位，所有从前皇帝统治国家政权，悉行完全让与，听我国民合满汉蒙藏回五族，共同组织民主立宪政治。其北京、直隶、山东、河南、东三省、新疆，以及伊犁、内外蒙古、青海、前后藏等处，应如何联合一体，着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协商办理，务使全国一致，洽于大同，蔚成共和郅治，予与皇帝有厚望焉。

张孝若撰《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时，曾在第八章节录“内阁复电”，但他并不知道该电即其父代拟清帝退位诏书，因此传记中叙及清帝退位时，仅以一句“不久内阁即日逊位的复电来到我父的手中了”带过。最早披露该诏草拟内幕的，是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他在1930年看到张孝若所写传记后，觉得有必要让其了解一些内幕，以便补充修改，于是给时任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写了一封信，请其转告张孝若。信中写道：

季直先生传记第八章文字，似有可补充者。清允退位，所谓内阁复电，实出季直先生手。是时优待条件已定，弟适至沪，共谓须为稿予清廷，不使措词失当。弟遂请季直先生执笔。不移时脱稿交来，即示少川先生（即唐绍仪——引者），亦以为甚善，照电袁。原文确止如此，而袁至发表时，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既为退位之文，等于遗嘱，遂不可改。惟此事于季直先生无所庸其讳避。今云“来到手中”，颇为晦略，转觉有美弗彰，岂孝若君尚未详其事耶？有暇请试询之。

张謇密友刘厚生后来也说：“隆裕太后所下逊位诏书，出于张謇手笔，当时北京及上海方面，知者颇多，而謇从未向其子孝若提及。”又说：“其时北方代表唐绍仪自谉未便属稿，清廷重臣徐世昌怕担‘逼宫’之名，亦不愿草拟，而南方代表则主予稿清廷，可免措词失当”，因此，“南北议和代表佥推张季直先生起草清帝退位诏书”此一记述与胡汉民所述其时“共谓须为稿予清廷，不使措词失当”正相吻合。该诏当时既由唐绍仪电寄袁内阁，则唐绍仪的解释至关重要。他说：“此项诏书……文意皆系余与张季直、赵竹君两先生所拟，主稿者则为张季直先生。”这应当是最近实情的说法。赵凤昌的儿子赵尊岳后来撰文极力强调其父在起草诏书中所起的作用，说是其父建议张骞“试拟为之”，刘厚生改口称诏书是他应张謇之托“在二三十分钟内草就”的，这些恐怕都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赵凤昌、刘厚生作为张謇密友，当时参与意见自在意料当中，但其角色恐不像赵尊岳所记和刘厚生改口所述的那样重要。

一直以来，学界都是把张謇拟定清帝退位诏书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直接联系，但从胡汉民所透露的信息来看，实情并非如此。按胡汉民所言，张謇拟诏时他刚到上海，当时“优待条件已定”。查胡汉民到达上海的时间为12月25日，是陪同刚从海外归国的孙中山而来的，张謇亦于是日由南京到达上海，胡、张二人由此得到机会接触。至于胡汉民所谓“优待条件已定”，并不是指后来清帝退位时双方商定的优待条件，而是指民军方面最初确定的优待条件，具体讲就是指前述12月29日下午第三轮会谈结束时伍廷芳代表南方向北方代表唐绍仪正式提出的“优待皇室条件”和“优待满蒙回藏人条件”。该优待条件的“原建议者”为南方议和参赞汪兆铭，黄兴也曾参与意见，“汪当时因无发言权，乃以书面交伍秩庸先生提出和议决定者”。如此，则张謇草拟诏书就应该在12月29日下午第三轮会谈前后。另据张謇所拟诏书，有“特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遣派专使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民会议，公决政体，乃旬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一语，而至12月30日下午唐伍第四轮会谈结束时，已经议定国民会议组织办法四条，彼此签字认可。则张謇草拟诏书时间必定在12月29日下午会谈开始前后至12月30日下午会谈结束之前。此外，袁氏确定唐绍仪为其全权代表是12月7日，如果从那时算起，至12月底已两旬有余；如果从12月18日议和正式开始算起，至12月底已一旬有余，这也与“内阁复电”中“旬月以来”说法相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张謇代拟清帝退位诏书前后，民军方面接连发生数件大事。继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后，12月29日上午，十七省代表投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沪赴宁就职，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而南方提出优待条件大纲及邀请张謇代拟清帝退位诏书恰好发生在此间。由此可见，张謇代拟清帝退位诏书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南方为迅速推倒帝制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步骤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只因以往未能确定张謇代拟清帝退位诏书的具体时间，因而其重要意义未能凸显。

尚需指出的是，张謇代拟清帝退位诏书，完全是按照南方推进清帝退位的节奏，但对袁世凯而言，除了与南方议和外，还要与亲贵王公及其他反共和势力周旋，因此不可能完全按照南方的意愿行动。尤其重要的是，袁氏以达成“虚君共和”为目标（关于此点笔者另有专论），故在议和开始前即对唐绍仪的议事范围进行了限制，声称“此次遣使南下，以恪守《信条》为主旨……协议条款，如关于政治改革，均可商酌；至于皇室问题，则非所应议；种族之说，尤不应言”。意即不应讨论清帝退位问题。岂料唐氏临行前尚表示“此行于君主立宪当有转圜之望”，但“到沪后情形一变”，不但与伍廷芳谈及清帝退位问题，而且张謇代拟清帝退位诏书也经由他电致袁氏；他与伍廷芳所定召集国民会议办法四条，也明显偏向南方，以至于毫无悬念将造成民主共和结果。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袁氏急电唐绍仪，拒绝接受四条办法，要求立刻取消，又急忙将内阁所定选举法要点传给唐绍仪，重点是要求国民会议在北京召集，扩大代表人数和范围，各府直辖地、各厅州县、藩属各旗、无旗之各部及西藏各城，各选议员一人，力图通过增加未独立省区代表人数，由自己主导国民会议。唐氏进退两难，不得不于1911年12月31日第五轮会谈后向袁氏提出辞职，1912年1月1日再辞，1月2日获得允准。以国民会议决定国体之协商暂告段落。张謇代拟诏书因明确要求清帝“逊位”，自然也不可能为袁氏接受。从该诏书以“内阁复电”形式保存在张謇手定的《张季子九录》来看，袁氏接到了该诏书，但又退还给了张謇。

二 1912年1月中旬袁内阁草拟宣布共和诏书为南方拒绝

从1912年1月2日起，南北议和进入一个新阶段，即由唐伍会谈改为袁伍电商。表面上，双方就召集国民会议等问题，你来我往，仍在电商，实际上双方均在逐步调整策略。就南方而言，随着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国体已不复是其选项，援鄂与北伐准备工作转而成为重点。就北方而言，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和南京临时政府建立让袁氏极为愤懑，批评南方所为“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拒绝承认。袁氏心腹开始通过莫理循暗中联络上海洋商团制造舆论，以外商在华商务受损、外人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为由，希望南北两方不再开战，彼此互商，暂设一“以共和为目的”的临时政府，然后再通过召集国会决定政体，呼吁皇族俯顺舆情。如此一来就为袁内阁利用舆情劝导清廷宣布共和并授权其组织临时政府创造了条件。不过，袁氏所要造成的，显然并非民主共和的临时政府，而是一个“虚君共和”的临时政府，试图以此作为过渡，与南京临时政府相对抗，进而图谋取消南京临时政府，由自己掌控全局。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12年1月中旬进入袁内阁一面劝导内廷降旨宣布共和，并授权其组织临时政府，一面以“现在清廷正商筹退处之方”为诱饵与南方秘密协商的阶段。其实袁氏所谓“现在清廷正商筹退处之方”，不过是文字陷阱，“退处”并不等于“退位”，但南方轻易就落入陷阱，将“退处”径直理解为“退位”，承诺届时孙中山将会让位给袁。于是，袁内阁加紧活动，预拟了三道诏书，准备与南方协商。第一道是宣布“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上谕：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经降旨召集国会，将国体付诸公决。近日东南留寓诸大臣及出使大臣并各埠商团纷纷来电，咸称国会选举，节目繁难，非一时能以解释，吁请明降谕旨，俯顺舆情，速定国体，弭息战祸各等语。查比年以来，各省迭被灾祲，小民生计维艰，转瞬春耕，长此兵连祸结，四民失业，盗贼蜂起，荼毒生灵，岂牧民者所忍膜视，又何忍争君位之虚荣，贻民生以实祸，致与古圣“民为邦本”、先贤“民贵君轻”之训大相剌谬。用是外观大势，内察舆情，自应将权位公诸天下，即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以期回复秩序，海宇乂安。在朝廷无私天下之心，在中国当作新民之始，必须慎重将事，以谋幸福而奠初基。著授袁世凯以全权筹办共和立宪事宜。惟是皇室关系重大，皇族支派蕃衍，即八旗兵丁亦素无恒产，生计均应妥为规画，著袁世凯一并筹商办理。予与皇帝但得长承天眷，岁月优游，重睹世界之升平，获见民生之熙皞，则心安意惬，尚何憾焉！钦此。

从“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一语来看，这道诏书似乎符合南方的政治主张，满足了南方的要求，但从通篇诏书文字来看，并未明确宣布清帝“退位”，而是采用了“自应将权位公诸天下”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表述，看似有退位之意，但究竟退与不退，何时退，主动权仍掌握在清廷（实际在袁氏）手中。同时为了避免南方反对清帝授权袁氏组织临时政府，诏书还采用了“著授袁世凯以全权筹办共和立宪事宜”的模糊表述，而“筹办共和立宪事宜”最核心的工作无疑就是组织临时政府。

第二道诏书是宣布优待皇室与满蒙回藏条件：

上谕：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本日业经降旨，宣示共和国体。现由民军代表宣言大清皇帝相传不废；优定岁俸不少于三百万两；保护陵寝宗庙永远奉祀；满、蒙、回、藏人与汉人平等，并保护其应有之私产，先筹八旗生计，原有口粮暂仍其旧；从前营业居住之限制一律蠲除；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等语。凡此条件，系由总理大臣袁世凯与民军竭力磋商，始行定议。陵庙如故，帝号依然，安富尊荣，无殊曩昔。此后予与皇帝所希望者，汉、满、蒙、回、藏各族仍如旧日合为一大中国，同立于一政府之下。各处将军、都统、办事大臣务宜抚驭军民，竭诚开导，无使生心携贰，致兆分离，是则予与皇帝所深望者也。钦此。

该诏称“现由民军代表宣言大清皇帝相传不废”，同样语义模糊，既可以理解为“大清皇帝”这一“尊号”“相传不废”，也可以理解为“大清皇帝”这一“君位”“相传不废”。诏书又称，“凡此条件，系由总理大臣与民军竭力磋商，始行定议”，但实际上，南方最初提出的条件是“大清皇帝改称让皇帝，相传不废，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之”，旋因袁内阁反对使用“让皇帝”一语，改为“清帝退位之后，其名号仍存不废，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之”。而该诏既无“退位”字样，又无“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之”十字，并且不称“清帝”，仍称“大清皇帝”，可知为袁内阁单方预拟，尚未与南方协商。

第三道诏书是劝诫臣民各守秩序：

上谕：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养人者害人。方今时会所趋，人怀共和，如能布置得宜，先弭大乱，亦未始不可长图治安。若拂民心之趋向，强为压制，重启战争，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势必演成种族之惨痛，将至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后祸何忍复言。两害相形，惟取其轻，此正朝廷审时观变，恫瘝吾民之苦衷。凡尔京外臣民，务当善体此意，各守秩序，为全局熟权利害，勿得挟虚骄之意气，逞偏激之空言，甘心长乱，致国与民两受其祸。著京外各衙门长官及各军队统将，对于所属军民人等，剀切开导，俾皆晓然于朝廷应天顺人，大公无私之意，并严密防范，以保公安。予有厚望焉。钦此。

该诏表示了承认共和之意，但看不出皇帝退位之意，诏书中劝诫臣民各守秩序的相关表述为清帝最终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时所采用，只要将此诏与最终退位时所颁劝诫臣民诏书内容相比较，即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以上第一道诏书中“近日东南留寓诸大臣及出使大臣并各埠商团纷纷来电……请明降谕旨”，是指1月12日驻沪洋商团致电袁内阁及奕劻、载沣请暂设临时政府，满足全国大部分人实行共和的愿望，以及14日、15日、18日袁树勋、岑春煊、陆徵祥分别电请清帝降旨早定共和政体。可知该诏稿拟定时间为1月中旬。相关史料亦有1月18日“诏已拟定，正待签名宣布”的记载。第二、第三两道诏书与第一道诏书内容相辅相成，属于同一时间段拟定。从这三道诏书可以看出，袁内阁虽然表示要“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但又极力避免使用“退位”或“逊位”等表述，仍意图保留“君位”。

袁内阁还为组织临时政府预拟了《北方组织临时政府之草案》十款。其中第一款写道：“皇帝辞政，为国利民福起见，所有保持安宁，恢复秩序，联合汉满蒙回藏等事，断不可无统一机关，故特委袁世凯暂行组织临时政府，代掌一切政权，以期维系大局，主持外交。俟国会正式举定大总统后，临时政府再行取消。”第二款谓：“皇帝辞政后，仍驻跸宫禁，毋庸迁移他处，以维京畿及北方秩序，俾免糜烂。”第十款又谓：“皇帝辞政时之谕旨，除刊刻誊黄颁行天下外，更须另颁谕旨于各军队，俾得晓然于朝廷辞政之深意，以免暴动，而维治安。”该草案于1912年2月初方由《申报》《时报》等披露，但从第四款开头“自武汉事起，至今三月有余”一语可知，草案拟定时间其实在1月中旬，即袁氏劝导清廷授权其组织临时政府之时。草案中还有一些地方也使用“皇帝辞政”一词，而不称“皇帝辞位”“皇帝退位”或“皇帝逊位”等，这就证实袁氏实际所要造成的，确是一种由他掌握实权的“虚君共和”政治。

尽管袁氏做了各方面的准备，但计划进行却不顺利。劝导清廷降旨方面，袁氏于1月16日入宫奏请“速定大计”没有任何收获（关于该折笔者另有专论），还在乘车返回寓所途中于东安门外丁字街遭遇革命党人炸弹袭击，死里逃生。1月17日御前会议以及1月19日王公亲贵与内阁大臣会议，也都因部分满蒙王公顽固反对共和及授权袁氏组织临时政府，无果而散。与南方协商方面，袁氏试图在北京或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同时图谋取消南京临时政府，遭到孙中山坚决反对；袁内阁将前述“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诏书中“著授袁世凯以全权筹办共和立宪事宜”改为“应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也引起伍廷芳警觉，警告袁氏不要冒南方“撕毁保证的风险”，所谓“保证”,即孙中山先前承诺只要清帝退位、袁氏赞成共和，即将临时大总统之职让与袁氏。

南北双方本来约定1月21日为清帝颁谕宣布共和的最后截止日期，但因各方意见分歧过大，最终没能实现，袁内阁所拟三道诏书也因此未能公开，不过这三个诏书文件的构成方式最终为清帝退位时所采用。

三 1912年2月南北回归张謇所拟稿与退位诏书最终改定及颁布

袁氏劝导清廷宣布共和及授权其组织临时政府的设想受挫后，宗社党亲贵王公一度深受鼓舞，在1月22日御前会议上，各亲贵“赞成君主立宪者十居其九”，恭亲王溥伟与载泽、铁良等并密谋罢斥袁氏，代之以赵尔巽，然后用冯国璋（一说荫昌）与民军决一死战。然而，随着1月26日段祺瑞等47将领联衔电奏，“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定大局”，以及同日宗社党首领良弼被炸（两天后身亡），清廷终于屈服。经过几次御前会议讨论后，大部分亲贵王公不再反对共和。据内阁秘书许宝蘅日记，2月2日国务大臣入对，“商酌优礼皇室条件，闻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亦认可”。而据《大公报》，宣布共和谕旨草案也于是日拟定呈进，报道云：“政界近息，皇帝推卸政权、承认共和之诏旨，已于十五日（指阴历十二月十五日，即2月2日——引者）由内阁恭拟草案呈进，闻秉笔者系为华世奎、阮忠枢两人，秉承袁内阁之意见而订拟，由皇太后钦览后，又由各王公贝勒公同参核，酌易数字，已交世、徐两太保敬谨收存，恭候皇太后懿旨，即行颁布。”又云：“内阁消息，宣布共和谕旨已经各王公及内阁公同拟定，其中措词只为推卸政权，并无禅让字样，惟昨闻袁内阁以此项谕旨虽已拟定，诚恐颁发后民军仍有挑剔，致滋纠葛，因于十五日曾将此次谕旨草案电致南京政府，预令查核，再行颁布，不知民军果有何挑剔否。”优待条件及宣布共和谕旨既已准备妥当，清廷遂于2月3日降旨，派袁世凯为全权大臣，与民军详细磋商，于是南北议和进入最后阶段。

遗憾的是，2月2日袁内阁和各王公所拟诏稿迄今并未得见。从《大公报》透露的信息来看，袁内阁拟定该诏的中心意思是要表达“推卸政权”，也就是“辞政”或“致政”之意，这是前述1月中旬袁内阁所拟诏稿中没有的，说明两者有所不同。但从2月2日诏书“并无禅让”字样来看，又与1月中旬诏稿避用“退位”字样用意相同，两者理应有继承之处，特别是“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一点，不可能被袁氏放弃。而南京临时政府显然不会接受这样一道诏书。事实上，在2月5日唐绍仪转致孙中山的梁士诒来电中，曾谓“清谕有‘全权组织’字样，南方多反对者……清谕现在已归无效”。这就证实在1月中旬诏稿中出现的“全权组织”字样极有可能在2月2日诏稿中得到沿用，但因遭到南方反对，不得不放弃。2月6日莫理循致达·狄·布拉姆函中谓：“这道谕旨（即宣布共和谕旨——引者）正由梁士诒草拟中，昨天他还同我磋商这件事。”也证实了2月2日诏稿的确已为南京临时政府所拒，因此梁士诒等不得不继续草拟。

另据协助梁士诒工作的叶恭绰回忆：“至十二月二十（即2月7日——引者）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这一说法极易让人误以为张謇拟稿是在此时，但如前所述，其事实际上发生在两个多月前。叶恭绰的回忆表明，2月7日前后清帝退位诏书草拟又回到了张謇所拟诏书基础之上。袁氏之所以作此让步，或与南方据理力争分不开。2月9日，在京南方代表李石曾、朱芾煌曾致电南京总统府汪精卫，云“已向袁、梁尽力交涉，舌战良久，彼已将民军答复诸条一切认可”，可知李、朱交涉重点就是要将民军的要求写进诏书，这应是针对袁内阁所拟诏书只字不提民军而发的。日本静嘉堂现存袁内阁1月中旬所拟诏书修改稿，起首空白处有两行小字，一行曰“略声出民军发起之功”，一行曰“袁为资政院所举”，极有可能是修改袁内阁所拟诏书的两条主旨。前者应是南方的意见，意在要求北方尊重十余省独立的事实；后者应为袁方之意，意在强调袁氏权力的合法性。然而，由于袁内阁所拟诏书完全是从清帝和朝廷角度出发，关于民军的内容很难添入，而张謇所拟诏书既从清帝角度出发，又叙及民军和袁氏两方，修改甚为方便。于是，一度被拒绝的张謇所拟诏书此时又被梁士诒等拿来作为底本，通过吸收1月中旬袁内阁所拟诏书（应该还有2月2日所拟诏书）的一些措辞，形成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的底本，最后再由袁氏亲笔改定。与张謇所拟原稿相比，最终颁布的清帝退位诏书虽然做了不少改动，但无论内容构成还是文字表述依然可以明显看出脱胎于张謇所拟诏书。

至于袁氏亲笔所改，共有三处。第一处是将“今全国人民心理倾向共和”，改为“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加了一个“多”字后意思便发生巨大变化，隐含一部分人民心理并不倾向共和之意。第二处是将“特率皇帝将统治权暨完全领土畀付国民”，改为“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并将“完全领土”四字移后，插入“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为一大中华民国”一句中，改为“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一改动既强调了“五族共和”，又强调了“领土完整”，内涵更加完整。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一语，则是由1月中旬袁内阁所拟诏书中“自应将权位公诸天下”，或2月9日经李石曾、朱芾煌与袁方交涉后确定的“以权位公诸天下”修改而来。“权位”之“位”是指皇位或君位，把“自应将权位公诸天下”或“以权位公诸天下”改为“将统治权公诸全国”，隐含仍要保留虚君之意。第三处是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改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后一句实际上是根据1月中旬袁内阁所拟诏书中“应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修改而来。如前所述，伍廷芳当时曾因该措辞向袁内阁发出警告，故梁士诒等在拟定最终诏书时改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以示让步。然而，组织临时政府一事直接关系权力归属，袁氏不愿让步，故在最后定稿时又亲笔改回1月中旬所拟诏书措辞，即此可见其决心独揽组织临时政府大权，同时“自认为取得政权于满洲”。梁士诒年谱谓张謇所拟稿“后经袁左右增加授彼全权一笔而发表”，所谓“袁左右”其实就是袁氏本人。

上述袁氏亲笔改动处显然并没有交给南京临时政府或南方在京代表李石曾、朱芾煌最后确认，否则不可能在2月12日颁布。有论者谓“经过最后时刻的紧张较量和磋商，清帝退位诏书的内容文字终于为双方所认可，并于最后期限内通知了南京临时政府”，与实情并不相符。那么，这样一道未经南方事先认可的诏书，为何会在2月12日得以颁布呢？从相关史料来看，袁内阁实际上实施了单方面提前公布的策略。先是2月3日，袁氏获得与南方协商优待条件全权后，即致电伍廷芳，提议自2月4日早8时至2月10日早8时，继续停战一星期，以便协商。按照这一安排，清帝退位诏书预计在停战期满后于2月11日宣布，故2月10日张謇致汪荣宝、陆宗舆电有请二人“力助项城，必践廿四（2月11日——引者）发表之约”的说法。迨2月10日，李石曾与朱芾煌一同拜访梁士诒，梁氏声称“已将逊位诏拟定呈进，念六或念八准发表”，李、朱随即将此消息电告南京总统府。“念六或念八”是指阴历辛亥十二月二十六日或二十八日，也就是阳历1912年2月13日或15日。2月11日上午，袁氏电告伍廷芳优待条件已奉朝廷批准，但未言颁诏日期，这就让南京临时政府以为宣布之日就是2月13日或15日。到了2月12日，孙中山以“万急”电通知伍廷芳：“今日经参议院同意，如15日下午12点钟以前清帝不逊位，则收回优待条件。”孰料当天上午，袁氏即偕内阁国务大臣前往养心殿进呈退位诏书，请隆裕皇太后发表。隆裕皇太后“阅未终篇，已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宝”，至上午11时已经办妥。下午1点45分，袁氏将退位诏书分电上海唐绍仪、伍廷芳及南京孙中山，然后又于下午约4时在京公开宣布。待伍廷芳和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看到电报，已是2月13日下午1时以后，无术挽回。

张謇迟至2月15日才看到诏书，他于当天日记中写道：“见逊位诏，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自此张謇绝口不提草拟清帝退位诏书一事。胡汉民致谭延闿函认为这是一件值得表彰的事，“季直先生无所庸其讳避”，张孝若为乃父作传也应写清楚这件事，不致“有美弗彰”。但对张謇而言，其所拟清帝退位诏书经过多人反复修改之后，一些关键之点已背离其本意，再加袁氏后来走向帝制，他又如何能够公开承认草拟清帝退位诏书并把它视为一件荣耀之事而张扬呢？

结  语

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流血少、损失小，最终以和平方式实现了国体变革。这一历史特征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革命爆发后不久，主张共和的有识之士就开始谋划如何“缩减战争时地”，以和平手段促成共和，保全疆土，巩固国家地位，发挥人道主义，谋取国民幸福，核心问题之一即“对于清皇室之处置”。故早在南北议和正式开始前，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就已确定“礼遇旧皇室”及“以人道主义待满人”等对北开议条件。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南北议和正式开始后，随着唐、伍就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国体基本达成一致，南方迅速提出优待皇室及满蒙回藏条件大纲，并请转向共和的原立宪派领袖张謇代拟清帝“逊位”诏书。只因袁氏以达成“虚君共和”为目的，拒绝唐伍所定召集国民会议办法及张謇代拟诏书，致使南方促成清帝早日退位的计划未能进行下去。随着南京临时政府建立，袁内阁为了对抗乃至取消南京临时政府，试图劝导清廷降旨宣布共和并授权其组织临时政府，结果亦因各方反对而失败。直至段祺瑞等47将领联衔奏请“立定共和政体”及宗社党领袖良弼被炸，清廷方授权袁氏与南方协商优待条件。此后双方回归张謇所拟诏书，以之为基础协商最终将要颁布的诏书。尽管袁氏在最后时刻对诏书的擅自修改仍有图谋“虚君共和”嫌疑，但因伍廷芳在优待条件协商中拒绝接受“辞政”或“致政”，坚持将“辞位”写进诏书，袁氏的图谋难以得逞。而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来说，虽然他们成功将皇帝赶下了宝座，却因缺乏政治经验，失去了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主导权。民国时代南北纷争的帷幕由此拉开。

《史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