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以载道”是中国绘画的核心内容，是传统的艺术观，亦是中国画独特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艺术特质。
“画以载道”取意于“文以载道”。自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载道”后，韩愈、柳宗元又提倡古文运动，主张文道合一。在此运动的影响下，画家亦产生相似的使命感，主张对绘画价值进行认定。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赞誉绘画的载道功能同儒家“六经”一样不朽，同四季一样轮换不止。唐代中后期形成的“画以载道”的价值取向一直影响着千余年来的中国画坛。其所载之“道”既蕴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在历史发展中不断革故鼎新；既带动了中国画的前进发展，又为中国的历史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把“文以载道”“画以载道”的标准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就在《道德经》中提出了“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以及“道”与“德”的辩证关系。从美学、哲学的观点来看，“道”是“真善美”的化身：“真”是事物的本源，是“道”的本身，“善”和“美”则是“德”。中国文化以“道”和“德”为核心，真善美是其理念的主要部分。中国画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门“道”和“德”的艺术，秉承了中国文化的全部精神和特性。从宗炳的“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到谢赫的“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再到张彦远的“成教化，助人伦”；从老子的“道法自然”到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再到禅宗的“因象悟道”“渐悟”“顿悟”，中国儒释道和诸子百家的艺术理念尤其是绘画理论，囊括了中国文化的精华，都将“画以载道”这一定义作为中国画意境之核心。
纵观中国近现代绘画史，许多著名画家均有绘写以儒释道三家文化精神为内容的作品，其中凸显了“画以载道”的要义。倪田喜好禅境，其所作佛像取景高远、线条流畅、技法多变，使用浓墨、阔笔，形成了一种雅俗共赏的画风。观其作品《无量寿佛》，画家以精妙的线条加写意的技法画出长眉白须的无量寿佛形象，配以与禅意相关的荷花、与长寿相关的寿石作背景，表现出人们信佛的思想和美好的愿景。吕凤子的《四阿罗汉》亦为表现禅意的作品，画家以古朴的用笔绘出四位僧人开怀大笑的生动形象，可谓形神兼备，内蕴深厚，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大境界。潘天寿的作品《秃头僧图》则以沉雄奇崛、苍古高华为特点，在讲究骨力、构图、用笔的同时，画家还专注于对内在美的传达和对朴拙美的开拓。作品并不着意于描绘人物的举止，而注重对神态的刻画。他以大写意的手法、精到的笔墨，表现出僧人对修炼的执着和专注的精神。僧人那紧闭的嘴、瞪着的眼、弓着的背，均以朴拙的线条进行表现，感染着观众，把他们带到一个禅意的世界。在弘扬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方面，倪田的《松荫论道图》、高剑父的《南国诗人》、刘凌沧的《天问》、傅抱石的《九老图》、蒋兆和的《杜甫像》、李可染的《咏梅图》等，都以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体现出“画以载道”的宗旨。
社会在进步，文化在发展，“道”的含义也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在不断升华。这就要求画家在践行“画以载道”的艺术使命时要与时俱进，在近现代的革命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即涌现出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绘画佳品。石鲁以雄阔浑厚、大气磅礴的画风闻名于世，作品笔墨狂放粗犷，具有强烈的个性。他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紧张、兴奋与向往，善于将自己的情感与精神融入画作之中。其代表作《转战陕北》气势恢宏，画家以黄土高坡的雄伟气势为背景，将人物置于巍峨的群峰之中。画中人物虽小，但形神兼备，豪气干云，再现了伟大领袖的泰然与豪气。作品热情地歌颂了伟大领袖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丰功伟绩。李震坚的《井冈山的斗争》、王盛烈的《八女投江》、叶浅予的《北平解放》、周沧米的《送儿当红军》等，亦都成为这一时期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践行“画以载道”的优秀作品。
由此可见，“画以载道”这一绘画理论历经上千年的绘画实践，已经成为中国绘画重要的独具特色的艺术特质。（本文作者系山东省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