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皇帝至尊无上的地位，一人统领百官和百姓。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允许任何人有反动思想的。官员只要为“朕”服务，替“朕”说话，看“朕”脸色行事，遇到一些开明、有作为的皇帝，朝廷上就能风飞云会、政通人和。而大臣们的人生也会顺风顺水、钟鼓馔玉。只可惜，这样的帝皇寥寥可数，历史上的皇帝们大多都是昏君、庸君，尤其是一批又一批的“皇后代”，他们从小生在珠围翠绕、金马玉堂的高门大院里，对于黎民百姓的疾苦生活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更有甚者，他们热衷于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追求。朝纲混乱、佞臣横行的朝廷上，昏政庸令叠出，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国力衰退，内忧外患犹如一层层厚厚的乌云从天而降，百姓生活无望、人心思变。然而，一到这个紧急的历史关口，我国历史上总会出现一批人，那就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文人知识分子！

历代的文人，总有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风骨。就是这种风骨，总能迸发出力挽狂浪，扶大厦于将倾的惊人力量。像三国时的诸葛亮、东晋时期的谢安及海南五公祠纪念的五公之一、宋朝的李刚，他们“乾坤苍莽正风尘，力挽狂澜仗要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认知力量往往具备胜人一筹的社会价值，而这种价值的转换和利用，用来治理国家犹如为一颗干枯的幼苗洒上甘露，投射上一缕阳光，让小苗茁壮成长甚至开出瑰丽的花朵。他们专注于治理国家，以至于忽略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阴暗性，当藏在黑暗处、别有用心、防不胜防的明枪暗箭投射来的时候，他们措手无策，无力招架，在风云诡谲的政治斗争中，知识分子善良正直的特质使得他们无法正面对抗，最后落成节节败退、一败涂地的局面。书生们寒窗苦读多年，通过科考崭露头角，一心想着为国为民，要干一番大事业。谁知道，进入官场之后，才发现面对的不是经世治国，而是看不见的尔虞我诈、刀光血影的权谋。

正直善良的文人无法强迫自己成为权谋家，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始终保留一丝善良和正义的火苗，正是这点火苗，让他们拒绝与黑暗同流合污。而是站在肮脏龌龊的对立面，书生意气使得他们心胸有种路见不平、奋起抨击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在五花八门的厚黑术、阴谋、阳谋等谋略面前往往不堪一击，惨遭失败。

韦执谊的政治人生与“永贞改革”紧密相关。公元806年，唐顺宗即位，此时的唐朝，经历了五十年前的那场差点丢失江山的“安史之乱”，万国来朝的盛世光环已经褪色、烟消云散，只留下斑驳模糊的痕迹。朝堂上宦官专政，谋权夺利。就在这样的历史关口，一群以书生为核心的改革派站了起来，发动了一场“永贞革新”，旨在以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为主要目的的改革。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朝廷任用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韦执宜、韩泰、韩晔、陈谏、凌淮、程异等进行改革。他们大多是出身低级官僚的新贵，锐意进取，想通过改革改变中道衰落的唐帝国。他们围绕打击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这一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罢宫市、废五坊使、蠲免苛杂、停进奉、打击宦官、抑制藩镇、裁减宫中闲杂人员，还重启停止十年的量移制度。短短几个月，因成绩斐然以致市里欢呼，百姓拥护。是为“永贞改革”。

除了上述举措外，革新派准备夺去宦官手中的兵权，以实现政治与兵权高度集中归属朝廷，牢牢抓在革新派手里。可惜计划被视破，宦官首领俱文珍等人顽强抵抗，逼使即位仅八个月、身患重疾（中风不能亲征）的顺宗禅位给太子李纯，即唐宪宗。一朝天子一朝臣，被宦官簇拥上位的宪宗投桃报李，被打击得对象转身变成当权者，势力滔天。胜王败寇的剧情立即上演，革新派失势，惨遭清算。二王被贬逐，后王叔文又被赐死，王伾死于贬所，贬韦执谊为崖州（海南）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历史上把“永贞革新”也称作“二王八司马事件”。这次革新历时146天，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只留下几页薄纸，但却因枊宗元、刘禹锡两个大文豪的参与倍受瞩目。

这场改革至此拉上帷幕，一百六十年后由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对这一历史革新事件持负面态度，评价不高，盖因王叔文一党都是言官出身，整日里装模作样、故作神秘，把本该在朝堂之上集体商议决策的国家大事，弄成了小圈子内暗箱操作的诡秘事件，耍小手腕、使小权术，格局小、眼皮浅，猖狂一时、糊涂一世。而王伾是弄臣，品行尤其贪劣，借着革新的名义肆意敛财，把纳贿当成了事业去做，专门打造了一个超大的柜子用于存放财物，两口子就睡在上面过瘾。行文之间充满了对“二王”的不屑与鄙夷。事实上，唐顺宗时当朝宰相贾耽也因厌恶二王的行为，称疾不出，不闻不问。武元衡(唐代诗人、政治家、武则天曾侄孙)乃才略耿直的君子，王叔文却以小人心态利诱之，不为所动，便谪降之。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然而，这部鸿儒巨作并非事事如实，历史是忍不住细读的过去。比如西汉时文景之治，作为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的第一个盛世，可谓是盛名远播。古人对这一盛世评价极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是直言"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也正是凭借这一盛世，作为缔造者的汉文帝、汉景帝也在历史上备受称赞。我们单以二人“文”、“景”之谥号便可见一斑，正所谓“经纬天地曰文，布义行刚曰景”是也。

然而与一众封建史上的文人对这一盛世、对文景二帝的称颂不同，毛主席在评价这一段历史时却并不认同。他对于文帝、景帝更是直接评价道：“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

实际上，“永贞革新”由于目标不明确，立场不坚定，团队结构不令人信服甚至不齿犹如一盘散沙是事实。当宦官和藩镇反扑时，改革前途顷刻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由于十人自建团队，八司马因为“二王”的卑劣行为遭受后代诟病。后世有些史学家，秉持着凡是封建社会反对的就是好的、凡是封建社会赞美的就是坏的这一态度，对所谓的“永贞革新”给予了充分肯定，说他们代表着民心民意。历史上的事不太好评价，只能说立场和视角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结果产生。从历史大势而言，主持改革，锐意进取，值得充分肯定，清代以来，对永贞革新的评价逐渐增高，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王伾、王叔文以邪名古今，二韩、刘、柳皆一时之选，韦执谊具有清望”。

海南韦姓渡琼始祖韦执谊墓

历史的车轮一直朝前走，革新失败后，贬谪的命运陪伴着八司马的后半生，贬谪，顾名思义，“官员被降职，流放之意。”。刘禹锡用“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表达他一生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路上的凄苦。柳宗元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道尽他被贬永州八年的孤寂。而作为当朝宰相韦执谊，更是被贬谪到边远之地荒岛苦度残年。

被贬崖州，那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在“永贞革新”的运动，韦执谊作为改革核心人物，越是重臣贬得越远，而“唯崖州地望最重”。因此，韦执谊被流放最遥远的崖州，古时的崖州只是孤悬海外的一块凄凉之地，三百年后苏东坡尚用“九死南荒”来形容海南的地处荒芜、瘴气丛生，生活落后，南方湿热，树木茂盛，滋生各种蚊虫，是疟疾高发地区。海岛崖州一地，李唐一朝，贬谪于此的宰相就有十多位之多。韦执谊为贬琼宰相级别第一人。据《旧唐书》载，在韦执谊还没显达时，就不喜人言岭南州县。等到为郎官后有次看四方地图，当看到岭南时就闭上眼睛命令撤走。入相后，所坐堂有图，十多天后才发现是崖州地图，深感不祥，其厌恶岭南之情溢于神表。无巧不成书是戏文的说法，而韦执谊却碰到了“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真实苦剧，皇命难违，忧愤之余只好举家迁徙，随行携带杜、范二位夫人和三个儿子、弟弟韦执询、侄子、妻弟等来琼，落籍琼山雅咏村（今海口市龙泉镇），从此踏上了风波跌宕的宦海不归路。

被贬之路非常不好走，到处是坑坑洼洼，一不小心就会摔得一身泥。对于个人而言，是人生遭遇了最低处，一腔政治抱负被统治者浇了一桶冷水，那真是透心凉。然而神奇的是，韦执谊的再一次高光时刻，也是在这段低落的人生中实现，在无法改变事实的前提下，在这位才华出众，年方18岁擢进士及第、任右拾遗、后授翰林院学士的韦执谊看来，虽然被流放到蛮荒之地，决不能沉沦堕落，辉煌的过去存放在内心的深处，心中那点昌明的火苗照亮着内心的阴霾。知识分子的心地总是那样纯洁和直白，即使命运多舛，他也准备把自己的文化思想、治世抱负都贡献给了流放地，正如韩愈之于潮州，柳宗元于永州做的那样，为厚重的历史书写自己苦难生涯的一笔。虽背负着深重的苦难，却没有在凄风苦雨里自怜太久，他决定把前半生没有实现的一腔抱负全都贡献给了蛮荒的海南，让文化的荒漠开出了一朵文明之花。

于是，这位令人敬重的被贬谪崖州的唐朝宰相开始实施他的教化之举，也是荒岛上第一颗文化种子的孕育之举。他率先在其居住的韦村（今海口市龙泉镇雅咏村），办起韦村里学。韦村理学初了聘请专职教师外，他经常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亲自给学子授课。在他的操持下，韦村理学名声远播，不仅吸引周围村庄的大批孩子，连不少外乡的少年不惜长途跋涉，慕名前来求学。一时间，韦村里学堂里学子云集，书声朗朗，激情高昂的读书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抑扬顿挫、此起彼伏的读书声飘荡在韦村的上空，经久不息。韦执谊创办里学的事迹，极大地激发了先民办学的热情。从京兆长安同行而来的妻弟杜载（其父为当朝宰相杜黄裳）、同乡庄敬平分别在他们居住的儒图村、儒庄村也办了两所里学。韦村周边俨然成为一时文化教育之乡，四面八方赶来的求学的学子络绎不绝，盛况空前，一时传为佳话。值得一提的是，这三所学校至今仍然是教书育人之所，如今他们有了一个新名字—新联小学，由三所古时里学组建而成。一所乡村里学默默走过1200年的漫长历史而没有中断，这不仅在海南，乃至全中国的教育史上也鲜有耳闻，所见不多。

韦执谊兴办教育，传播中原文化，教化莘莘学子，使当地乃至整个海南的文教事业得以进一步发展。如今龙泉镇读书成风、人才辈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座南蛮小镇，已不再是令人闻之色变的“蛮夷之地”，已经成为人文鼎盛、重礼崇儒的名镇。这一改变无不得益于1200年前满腹经纶韦进士的功劳，其事迹及教化传给一代又一代的孩童，这是隔着千年时光的传承和千年前的韦执谊产生了某种联系。文化就是代代相传的创举，子子孙孙萌受到韦执谊的福泽，诗与远方的种子在千年前已经播种，如今花满天涯，香飘四溢，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余秋雨在《流放者的土地》一文中写道：“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

从韦执谊自身来说，贬谪是不幸的，但对于现在的龙泉镇乃至海南的文学史，这又是天大的幸事。韦执谊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内心的高贵。他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生活可以一苦再苦，但内心高贵的光芒依然熊熊燃烧、熠熠生辉。韦执谊以折辱之身，点燃当地文明的火种，利用其在琼的短短八年时光，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为其后的繁荣奠定的基础，这是文化传承的意义。

韦执谊另一个彪炳百世的功劳是，修建海南“都江堰”。《韦氏族谱序》记载：“始祖谪驾入琼，肇基伊始，籍居郑都。都之南有曰岩塘，出于册下，目睹水泉流涌，心激陇亩亢荒，创筑岩塘水陂一条，以兴民利，惜工未竣而卒。”这里“始祖”就是韦执谊。“郑都”是现在海口龙泉镇雅咏村，那里有一处水塘叫“岩塘”，在其一侧有一大片旷野，地跨龙塘、十字坡、美人坡，占地面积较大，视野辽阔，称“打铁坡”。

当时这一带的情况是：在岩塘是川泽涟漪，愈流愈涌，水势大而无用；打铁坡田地居高，旱则无法灌溉，涝则排泄无所，由于耕种困难，白白浪费了许多沃地，农耕社会中作为唯一收入来源的农业无法施展和发挥应有的作用，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却无可奈何。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韦执谊决心用人力改造山河，利用岩塘水把打铁坡改造成良田。他四处奔波，察看地形，进行测量并着手筹款，雇工开凿岩石，用石砌成堤岸，创筑岩塘水陂一条，引岩塘泉水灌溉打铁坡。就这样，韦相通过创筑崖塘水陂，引水灌田，把原来耕种的旱地变成了水田，使广大农民受益，米仓充裕。

正当岩塘水利初具规模并初见成效时，韦执谊由于劳累过度及精神上的压抑，积劳成疾，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去世，时年仅48岁，韦氏渡琼始祖执谊公命运坎坷、怀才不遇，临终前，他嘱咐韦氏后人：继承他未竟事业，把岩塘、亭塘水坡工程进行到底，把他安葬于郑都迈超的土地上，他要亲眼目睹水利工程的完工及造福于人民的情形。他至死都不忘修建水利造福后代的事，体现了一位书生高风亮节、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

韦执谊逝世后，唐朝政治日渐颓废，不久爆发了黄巢起义，接着又是残唐五代的纷乱，海南同内陆一样民不聊生，更无法集资续修水利。直到宋代，韦执谊十八世孙韦魁才继而筑完，告厥成功。到明代又有韦执谊二十五世孙韦孝、韦弟、韦傑（均名列贡庠）在离岩塘一里左右的亭塘，仿韦执谊筑陂的做法，兴资上万，引亭塘的水灌溉农田。这两项工程仿都江堰的修筑方法，不但能够蓄水，还能科学引水，能按照灌溉、防洪的需要，分配丰水期、枯水期的流量，一举解决了困惑了当地农业灌溉问题，韦氏后代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不忘祖训，敢于担当，这是一个有传承、有责任，毅力坚韧的家族。　　

严塘陂、亭塘陂水利工程，经过一千多年的沧桑变化，清澈、充沛的流水，至今仍然在灌溉着周边的万亩良田，滋养着这里的居民。湖水水面上摇曳着一片又一片的水上空心菜让人嘴馋不已，村里的孩子在浅水区开心游泳，身影忽浮忽沉，活像一只只撒欢的小鱼。当地人把两陂旁的大片田洋称为新旧沟田洋，也称为韦公田洋，表示不忘韦执谊及其后代共建两陂引水造田的功绩。韦公已逝，但这两天水系今天依然一如既往第灌溉着这一片土地，人们依稀能看到韦公站在栏堤旁抚须而笑的样子……韦公的陵墓就在新联村，每年村民都会前去祭祀，感恩韦执谊为后人所作的贡献，告慰韦公两坡水利工程如他所愿那样泽润着这片土地，若韦公地下有知，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居琼期间，韦执谊教导当时老百姓农业种植技术，带来了北方中原进步的农耕文化，与本地的稻作文化有机结合，使得当地的农业稻作收入进一步提升；他看到现在的羊山地区，由于火山岩较多，土层浅薄，不利于深度农耕劳作，于是引导和鼓励民众养殖黑山羊，据传地处海口城区南郊的玄武岩地带被称作“羊山”，正是因此而得名，如今羊山的黑山羊阔过千年的历史长河，走到当代的餐桌，其芳香四溢、口齿留香的味道令人赞不绝口。

由于长期生活在帝都长安，那是一个多民族大集中的居住地，各民族带来的许多生活习俗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烤全羊就是外来的美味，经蒙古人传入，凭其色、香、味形俱全，一时风靡帝都，遐迩长安。海南少羊，韦执谊就利用当地圈养的猪以代替，按照烤全羊之法“掘地为坎以燎肉”，“上用柳子盖覆土封，以熟为度。”制作出海南第一只烤猪。经过多次改良，海南的烤猪色泽大红，油光明亮，皮脆酥香，肉嫩鲜美的美味传遍天涯。如今，海南烤乳猪备受追捧，香飘海岛，完全得益于韦公发明创造之功。

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备声名。韦执谊和龙泉镇，说到底，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韦执谊寄情海南山水，超脱世俗荣辱。对于龙泉镇，是借韦公扬名，成为文化遗产。然而更深层的，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它穿越了千年时空，影响一方土地的文化涵养，塑造当地人的文化性格。

千年前海口市龙泉镇的黄土路，一位被朝廷贬谪的宰相拖家带口，从繁华的京都走来，落籍龙泉。他没有万念俱灰、沉沦潦倒，凭借着文人固有的风骨，看淡荣辱，欣然接受一切，把“鸟飞又要半年”的荒岛作为第二故乡。他在海南短暂的八年中，忍辱负重，沉着刚毅，利用自身的知识和情怀，为海南的教育与经济作出了彪炳千秋的贡献。这种坚毅不拔、心怀百姓的精神，在那个恶劣的环境下，更显得伟大。作为知识分子，韦执谊用平生所学，把文明洒向荒凉又原始的土地，体现出知识分子不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初衷，将历史上真正的文人精神、文化精神表现地淋漓尽致，令人高山仰止，万世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