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图中的文明交流｜《权力的图像》入围探照灯好书人文社科原创佳作书单

《权力的图像：近代的中国海图与交流》入围“探照灯好书2024年11、12月十部人文社科原创佳作书单”啦！

“探照灯好书”由阅文集团主办，QQ阅读、微信读书、腾讯新闻协办，探照灯书评人协会承办，致敬那些有“文学的美，思想的真，历史的重，关注当下，典雅叙事，优美表达”，有创造力、想象力、探索性的好作品。更多详情可点击链接查看：探照灯好书11、12月十大人文社科原创佳作发布。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人文社科原创佳作——《权力的图像：近代的中国海图与交流》，踏上这场思想与知识的探索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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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就像钟表一样，但中国的时间却是静止的。

——伊恩·莫里斯

中国自晚明开始，就正式或不得不介入到由于海洋交流所带来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与国家变革之中。随着海上航线为商业贸易提供越来越有力的支持，全球航行得以实现之后，海防问题亦随之而来。从明朝开始，旨在增强中国国际声誉的政治、经济朝贡体系极大地促进了沿海地区的贸易，尽管颁布了严格的海禁政策，但是保护中国沿海不受国内外海盗侵害的防御体系也在缓慢形成。晚明时期的欧洲传教士们已通过海路先后到达中国，航海国家如葡萄牙与荷兰的商船和军舰也已经开到了中国的外海。随着中国对海外世界的了解逐渐开始，沿海社会也在经历着迅速的变化，而所有的变化都被中国和域外的海图记录了下来。中国的海岸线延伸超过一万八千余公里，长度是长城的两倍。清代前期的几朝皇帝非常重视海防，并一再向其大臣和官员们强调这一点。为了有效地管理海防事务，朝廷在沿海地区部署了用于防御的卫所，并在战略上建立了要塞，地方官员都必须及时上报辖地海域所发生的状况，可以看到中国在明清时期的海疆与海防机制构建了一个“封闭”而严格的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在相对长的时间内，维系中国沿海疆域的相对稳定。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较为详细地讨论了作为防御的中国沿海及其海图，以及来到中国进行贸易、殖民甚至是发生冲突的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海图来达成它们的目标。海图，作为静置的图像世界，所暗藏的历史洪流及其重要性一直被掩盖在历史的尘埃之下。

明中期以后，由于倭寇海患不止，抗倭官员对沿海海防状况十分关注。系统和有延续性的海岸防卫制度，在明代并未出现，明朝虽有郑和下西洋的海外航行和大型舰船制造水平，却始终没有建立一支用于防卫沿海的水师，只能根据沿海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军事和政治管理方面的调整，无论是平倭寇还是驱逐来到中国沿海的荷兰人，只是防御而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明人对海疆海防的理解正如《方舆汇编》中所阐发的那样：

晚明时期，沿海倭寇的侵扰渐为来自欧洲的航海国家所取代，贸易和对东方物产的向往，使航海技术出众的国家如荷兰和葡萄牙不断更新海图，进行精确的观测，台湾被荷占38年的潜在原因正是荷兰海图与航海的领先。

我们也看到，海图、海外测绘与航海给一个国家所能带来的诸多利益：高水准制作的海图缔造了荷兰共和国的海军力量，促进了贸易的迅速发展，单是荷兰的商船队就有1万艘帆船，16.8万名海员，并且供养了26万名居民，大部分的欧洲转口贸易也曾被荷兰商船队包揽。荷兰不仅承运美洲和西班牙之间的全部商品，也为法国港口进行运输，常年保持着3600万法郎的运输收入。经过波罗的海进入勃兰登堡、丹麦、瑞典、俄国以及波兰一些北方国家的海上通道对荷兰开放，这些北方国家给荷兰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贸易交换市场。他们在这个市场中出售自己的产品，并购买那儿的小麦、木材、铜、大麻和毛皮。荷兰每年在各海洋上运输商品的总价值超过10亿法郎。用现代词汇来描述，就是荷兰人已经使自己成为各海洋上的车夫。荷兰通过殖民地发展了其海上贸易，它垄断了东方的所有产品，每年它从亚洲运入欧洲的产品和香料价值达1600万法郎。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建立起一个帝国，当时荷兰的殖民地遍布东方的各海洋，如印度、马六甲、爪哇、摩鹿加和澳大利亚北部众多群岛。而此时在阿姆斯特丹，就有超过40%的职业画家参与海图与地图的制作，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收益的行业和产业链，与超级海外贸易公司相匹配的是一流的航海测绘和海图绘制群体，所有的环节都在高效地运转着，荷兰成为17世纪制图水平最高之国。

18世纪时，海洋贸易与海军行动的范围急剧扩张。在当时，航海被认为是异乎寻常的甚至可能致命的，欧洲的探险者们开拓了此前遥远而陌生的陆地，发现了新的人群，由此建立起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商业和政治权力的新型结合显而易见，影响最为深远的发展之一发生在亚洲。在亚洲，欧洲人最终成功改造了古老的贸易模式和商业结构。这种发展在以下过程中最为明显：英国东印度公司接管了孟加拉(这预示着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美国商人参与西北太平洋与广州之间的皮草贸易，以及中国茶叶贸易的迅速增长。在某些方面，这些趋势和变化仅仅可以追溯到15世纪初，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预见全球力量的均势、延伸以及发展速度的巨大改变，而大西洋两岸正在进行技术革命和经济革命，巨变遂由此发生。与此同时，大清正在自上而下地构建着自身的海防体系，清初康雍乾三朝对海图和海防的重视与处于上升期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同时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次以国家名义进行大规模全国疆域勘测。清代海防舆图的广泛绘制与中外之间的交流相辅相成。例如这时期绘制的《浙江福建沿海海防图》(图59)包括八幅完全分开的地图，其中一幅地图“不仅包括与海洋航行有关的自然景观，例如山脉、岛屿、小岛、礁石、砾石和水流的入口以及重要的海洋边界和与航行有关的建议，还提供了浙江和福建的沿海军事设施，如海军营地、海军基地、要塞、车站、港口，军舰、妈祖庙和塔楼，充分显示了清政府对海防的积极行动。清朝海上航行需要各种船只和导航设备，视具体水文条件而定。虽然短暂禁止海上贸易，但与许多海外国家，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通过贸易和商业往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毋庸置疑，对于中国而言，如同与其他拥有海洋边界的国家一样，海洋将成为促进贸易(交换)发展更富有成效的途径。凭借这种贸易往来，生活富足的国家通过接触外部资源维持并发展自身的力量。在这种交换过程中，这些外部资源并未枯竭而是得到了更新。这种普遍趋势从长江获得了特殊的发展动力和力量。在长江上，汽船可以从江口航行1000英里，从入海口一直蜿蜒深入长江的心脏地带。由于中国拥有自己的海岸线，所以那些希望靠近中国的国家也就可以通过海岸由海洋进入中国”。

如果说清廷没有认识到西方科技的潜力并低估了西方人的海上强权，这一部分要归因于当时内部的政治考量，而不能将原因简化为“崇古”“无知”或其他一些样板式的答案。原因无疑是复杂的，清代士人对于西方科学的了解也类似于晚明时期，而从清初开始，政府极为重视国家舆图的绘制，海图与海防亦备受关注，“康乾盛世”的出现、国家实力与经济的强劲增长与此时的舆图体系具有内在的关系。朝廷亦引进了大量西洋科学测量仪器：康熙初开始制造仪器，康熙十二年(1673)制成了供观象台上使用的天文观测仪器，包括天体仪、地平仪、象限仪、纪限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等。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制成了地平经纬仪。此外，当时还制造有简平仪、日晷表、测绳、测链、游标式量角器、函数对数计算尺等小型仪器。到乾隆时期，又有新的测绘仪器在吸收西方技术的基础上被制造出来。据允禄等纂修、乾隆三十一年(1766)刊印的《皇朝礼器图式》记载，当时用于观测太阳中天时天顶距定地理纬度的仪器有：测高弧象限仪、地平经纬赤道公晷仪和地平半圆日晷仪；测时计时定经度的仪器有：地平赤道公晷仪、八角立表赤道公晷仪、方赤道地平公晷仪、游动地平公晷仪、提环赤道公晷仪、赤道地平合壁日晷仪、定南针指时刻日晷仪、日月晷仪、圆盘日月星晷仪和方月晷仪；用于三角测量的有：双千里镜象限仪、四游千里镜半圆仪、四定表全圆仪、矩度全圆仪、小花全圆仪、双半圆仪、双游半圆仪等。这些仪器多受西方影响，比较先进，故使清初大地测量工作的精度有了重要的保障。西方具有和使用的测绘仪器清朝也有，至少康熙时期进行勘测的传教士们都在使用。然而在“康乾盛世”结束后的六七十年时间里，清王朝连续遭到了外国侵略与国内动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两次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逐步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的境地。而这时期也没有了清初勘测全国疆域的宏大气魄，甚至也没有在已取得的测绘基础上进行提升和改进。真正的问题是17—18世纪，当社会发展再次达到顶峰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创造出自然的机械化模型，揭开自然界的奥秘？答案还是知识分子们只会回答社会发展推至他们面前的问题：每个时代得到其所需要的思想。随着欧洲人一步步扩展大西洋另一端的新边境，他们需要对于标准空间、金钱、时间的精确测算，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是西方社会发展上升的结果。清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虽然可以引进器物硬件，但是很难在短时间建立起漫长科学系统的内在机制，仅凭器物或武器的获取无法推动社会革新，海图中的马尾与甲午海战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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