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议会公共请愿的创始及特征

公共请愿（common petition）是 14、15世纪英格兰议会请愿的两大类型之一，由下院呈递，以体现公共利益为宗旨。进一步来说，1290至1314年是公共请愿的初创阶段，这一时期的公共请愿由贵族呈递，主要体现了贵族认可的公共利益；即由贵族代表公共利益，是初创时期公共请愿的实质。在此基础上，公共请愿于1327年正式成为一种新型议会请愿，一旦被国王接受通常会产生新的成文法（statute），由此推动了公共治理的发展。所以，探讨公共请愿的初创问题，有助于深入理解14、15世纪英格兰王国公共治理的发展。

但在西方史学界，研究取向的束缚和研究资料的匮乏，使英格兰议会公共请愿长期缺乏关注。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21世纪前，仅有数篇论文做过专门研究。具体到公共请愿的起源，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乔治·L. 哈斯金斯关注了第一批公共请愿的创制者；此后直到2007年，为了阐明私人请愿和公共请愿之间的密切联系，英国学者格威利姆·多德初步探讨了公共请愿的起源问题，将其历史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共同体请愿和下院请愿。而放眼国内史学界，则尚未专门研究公共请愿，即使对议会请愿的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公共请愿的起源问题，在史学界拥有充足的研究空间。

笔者由此认为：在西方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以《英格兰中世纪议会档案》《早期英格兰议会公共请愿》和“古代请愿”等原始文献为主要研究依据，从公共治理的视角出发，应能进一步探讨英格兰议会公共请愿的初创问题。具体来说，最早的公共请愿，是贵族以王国共同体之名向议会呈递的请愿，是贵族、公共利益与议会请愿紧密联系的产物。所以，本文的中心任务就是：探讨这三者相结合的历史背景、主要表现和重要影响。其中，公共治理的兴起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乃是公共请愿产生的历史背景。

治理（governance）一般是指统治一个地区、国家的方式或活动。具体到中世纪的西欧，各国君主长期依靠私人关系和私人机构治理国家，或者说治理体系主要包括：王室政府、贵族会议和特许状等制度，呈现鲜明的私人色彩，是为私人治理。其中的主要原因则是：西欧君主制是一种有限君主制。换言之，中世纪的西欧君主无力依靠公共关系（君臣关系）统治国家，只能退而求其次，利用私人关系（首领与亲兵或领主与附庸的关系）治理国家。中世纪早期和中期的西欧君主制，也由此被称作日耳曼君主制和封建君主制。结果，公共治理——依靠公共关系和公共机构治理国家，在中世纪的西欧长期被视作一种新鲜事物，英格兰王国也不例外。

具体到中世纪早期的英格兰王国，其主要表现就是：国王通常无法直接统治整个王国，只能与臣民合作治理王国。即在中央召开贵族会议（由大贵族组成）进行决策；在地方依靠郡和百户区法庭（由中小贵族组成）执行决策。此后，封建主义的推行，使国王更多地通过私人关系和私人机构间接治理王国；政教分立的形成，则使宗教机构能够独立管理宗教事务；而城市自治的兴起，又使城市法庭可以自主管理城市事务。英格兰王国的治理方式，由此成为一种分散的地方治理的联合，是为“封建治理（私人治理）模式”。但是，随着英格兰社会的不断发展：公共权力的成长、商品经济的复苏和人文主义的萌发等，私人治理日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公共治理的兴起，由此被提上日程。

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公共权力的成长，主要表现为君主权力的加强。首先要指出的是，盎格鲁-撒克逊遗产与诺曼制度的结合，使英格兰封建君主制一开始就带有较为明显的公共色彩。《末日审判书》和“索尔兹伯里盟誓”，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此后，英格兰君主制的公共色彩日益浓厚，主要表现在：国王颁布的宪章，保障了整个贵族等级的基本权利；国王与大议事会共同协商处理王国事务；普通法在整个王国的推行，彰显了国王的最高司法权威；财政署逐步成为王国财政管理中心。有学者由此将安茹王朝的统治（1154—1216）称作“安茹绝对主义”。到了13世纪，英格兰国王开始着重从两个方面加强统治：壮大王国官僚队伍和完善王国政府机构。其中，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的主要举措是：一方面完善政府机构，一方面控制地方贵族。其子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则力推官僚制（bureaucracy），使官僚对英格兰王国的控制达到了新高度，后来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两个突出表现就是：第一，从王室利益出发而展开的调查，覆盖了每一个阶层；第二，财政署、王室法庭与大法官法庭的官员，可以自行更改法令、起草法律和创制令状。与此同时，就议会发展而言，官僚的贡献远超贵族、骑士和市民，被视为中世纪官僚制的实质。结果，英格兰王权不断突破封建主义的限制，将其触角伸向王国各个角落，王国治理的公共色彩由此日益浓厚，是为公共治理的兴起。

《末日审判书》

如果说私人治理的盛行，主要涉及了私人利益的维护与调整问题；那么公共治理的兴起，则势必引发公共利益的维护与调整问题，由此对英格兰社会产生复杂影响。其中的一个积极影响就是：一些全局性或广泛性的治理弊病有望解决，使广大臣民、尤其是贵族深受其益，这在封建时代则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另一个积极影响则是：臣民可以等级的名义向国王祈求恩惠，即为整个等级争取权益。就不利的影响而言，通过控制公共治理权，国王能够向所有臣民加征赋税和兵役。例如，从1295至1306 年，爱德华一世一共召开了16届议会，其中有11届提出了征税或征兵要求。与此同时，国王还纵容、甚至指使臣属滥用公共治理权，对广大臣民强取豪夺。由此可见，随着公共治理的兴起，如何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就成为英格兰君臣无法回避的一个治理问题。

当时，以贵族为代表的精英阶层，采取了多种方式以应对这一治理问题。方式之一是请求国王确认《大宪章》和《森林宪章》，以明确国王也要尊重法律，应合法征税。其主要成果是两份成文法：《宪章确认令》（Confirmations of the Charters）和 《宪章补充条款》（Articles upon the Charters）。在此基础上，贵族又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以英格兰王国共同体的名义向议会呈递请愿。现存档案表明：议会请愿出现于1275年，以个人或团体的名义呈递，主要目的是是寻求司法公正和祈求君主恩惠。它的推行，既有助于加强王权，也有利于维护民权，由此受到普遍的欢迎和支持，进而获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于是，到了13世纪末，面对公共治理的兴起，臣民需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寻求司法公正和祈求君主恩惠时，自然会将议会请愿作为一种方便、有效的工具。只不过不再以个人、团体的名义，而是以共同体的名义呈递。与以前的议会请愿相比，这是一个明显的不同，一种新型的议会请愿——公共请愿由此产生。

与此同时，在君臣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贵族也会采用政治对抗、甚至武力反抗的方式，反对国王不合理地行使公共治理权，由此维护自身代表的公共利益。结果，亨利三世的集权梦想，被1258至1267年贵族改革运动击碎。爱德华一世通过官僚控制议会，进而向臣民扩大征税征兵的计划，也明显遭遇了挫折。其主要表现是：在1294 年之后，唯一有意义的成文法都体现了国王的让步——保证不再索取和欺骗；到了其统治末期，爱德华一世甚至不再期望召开议会。国王因此很难抛开臣民、尤其是贵族，而独占公共治理权；即如同私人治理一样，公共治理同样需要国王与臣民的合作。作为双方合作治理王国的一种重要工具，公共请愿由此获得了稳步发展。

综上所述，步入13世纪，在王权的主导下，英格兰王国治理体系开始转型——从私人治理体系向公共治理体系转变，由此引发了公共利益的维护问题。作为处理该问题的一种尝试，贵族开始以王国共同体之名向议会呈递请愿，以维护其认可的公共利益，这就是英格兰历史上最早的议会公共请愿。由此可见，公共治理的兴起，乃是公共请愿产生的历史背景。

如前所述，随着公共治理的兴起，英格兰贵族开始以王国共同体之名向议会呈递请愿，是为共同体请愿，即最早的公共请愿。进一步来说，现存的议会档案表明：公共请愿最早呈递于1290年的复活节议会（the Easter Parliament），此后直到1314年 9 月开幕的议会，可以视作公共请愿的初创阶段。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公共请愿的呈递者是贵族而不是下议员（由下院呈递是公共请愿的一个主要特征，到1327年才实现）。这显然意味着：公共请愿作为一种制度尚未成型。

最早的公共请愿由贵族呈递，可以从其开头语中寻找证据。因为它们或由教俗贵族代表王国共同体呈递；或直接以教俗贵族的名义呈递，而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公共请愿。例如，在1301年春季议会（the Hilary Parliament）上，唯一一份公共请愿 （它其实是现存的第1份英格兰议会公共请愿汇编：由12份公共请愿组成）的开头语为：“高级教士和贵族代表整个共同体向国王呈递的请愿。”又如 ，在1305年大斋节议会（the Lent Parliament）上 ，第 3 份公共请愿以伯爵、男爵和其他王室直属附庸之名呈递，归入议会档案后使用的开头词正是“英格兰共同体”（ the community of England）。再如，同样是在1305年大斋节议会上，第5份公共请愿以伯爵、男爵和英格兰王国共同体（the community of the realm of England）的之名呈递，议会档案同样以“英格兰共同体”作为其开头词。与此同时，一批西方学者也指出：教俗贵族乃是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公共请愿的呈递者。例如，多丽丝·雷纳认为：在1301和 1305 年汇编公共请愿的行动，都由教俗贵族或至少以世俗贵族为首发起。又如，乔治·L. 哈斯金斯也认为：公共请愿背后的王国共同体由主教、修道院长、伯爵和男爵主导。再如，G. L. 哈里森也认为：在世纪初，来自共同体的请愿，即使不完全依赖教俗贵族，也深受其影响，这很少有疑问。

由贵族代表王国共同体呈递议会请愿，主要出于两点原因：第一，贵族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丰富的政治经验、庞大的经济财富、雄厚的军事实力和较高的文化水平，使其能够在王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贵族以王国共同体的代言人自居：在中世纪，他们长期与王室组成贵族会议来治理王国；即贵族成为各个地方共同体的代表，贵族会议则成为王国共同体的代表。美国学者托马斯·埃特曼就指出：《大宪章》规定国王如欲向所有臣民征收额外赋税，须取得“王国一致同意”——由教俗直属附庸或贵族组成的大议事会（the great council）。英国学者霍尔特也断言：人们在接受《大宪章》的同时，也接受了以下观念——《大宪章》在某些方面体现了王国自由，它们首先孕育于贵族的利益中，是王国法律的内在组成部分，而贵族事实上代表了整个共同体。于是，由贵族代表王国共同体向议会呈递请愿就顺理成章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下议员的前身——地方代表，很难有机会呈递公共请愿。其主要原因无疑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与贵族存在较大差距，由此使国王认为：前者没有资格或能力参与处理议会重要事务。于是，国王召集地方代表的主要目的就是征税；他们也因此经常缺席议会。结果，从1290至1314年，地方代表参与呈递公共请愿的例子少之又少。其中之一发生在1301年，当年春季议会上的一份公共请愿汇编，先由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骑士代表——基思利的亨利（Henry of Keighley）提出，然后由教俗贵族向国王呈递。事后，对此大为不满的爱德华一世也认定：基思利的亨利应对此负责，于是下令将其囚禁。另一个例子则出现在1309年 4 月开幕的议会上，贵族又呈递了一份公共请愿汇编，其中的第6份公共请愿（议会请愿应在会期内受理完毕），就被认为出自地方代表之手。

《大宪章》

这两个例子显然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地方代表未准备好单独呈递公共请愿，国王和贵族也不认可其具有这一资格。例如，在1302年米迦勒节议会（the Michaelmas Parliament）上，一批经常穿行于泰晤士河伦敦至牛津段的商人，向国王及其议事会请愿：其航程受到鱼梁、水闸、磨坊和其他障碍物的阻碍；他们希望任命法官查勘河道，这个职务过去每7年任命一次，但现已空缺了20年；此外，他们还抱怨渔民用细格渔网捕鱼，以至连小鱼也一网打尽。到了1305年秋季议会（the Autumn Parliament）， 这批商人又呈递了一份请愿，除重复上一份请愿的要求，还指出现任两位法官无暇查勘河道，并向国王及其议事会推荐了其他人选。14世纪中期以后，相似内容的请愿都被视作公共请愿。但在当时，这两份请愿却只能被视为私人请愿，即使其提出的问题影响广泛。假如它们由贵族呈递，则很有可能成为公共请愿。

总之，因为政治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影响，初创时期公共请愿的呈递权完全掌握在贵族手中，地方代表基本与之无缘。于是，公共请愿主要服务于贵族与国王的政治博弈，目的自然是维护贵族认可的“公共利益”；而由地方代表反映的广泛利益甚至不被视为公共利益。这意味着：就像下院的成长一样，公共请愿制度的成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如上所述，最早的英格兰议会公共请愿，由贵族、而不是地方代表呈递，因而与后来成型的公共请愿有所不同。但与此同时，它通常体现的不是单个贵族的利益，而是整个贵族等级的利益。公共请愿由此开始具备第一个主要特征：体现公共利益。它不仅是公共请愿与私人请愿的主要区别，而且是前者得名的原因；即公共请愿中的 “公共”（ common）一词，主要是指公共利益，而不是下院。这有助于公共请愿成长为一种新型的议会请愿。

首先要指出的是，从采用“共同体”（ community）这一名称开始，公共请愿就拥有了体现公共利益的话语优势。因为在中世纪的西欧，共同体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但其日益流行的含义则是：具有共同之处的社会群体，而共同利益逐步成为这一共同之处的主要表现。于是，共同体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其中，“帝国共同体”或“王国共同体”的利益，在逻辑上就成为国家内部最广泛的公共利益。即以国家共同体的名义提出各种诉求，通常意味着它代表了公共利益，既易于受到君主的重视，也便于赢得臣民的支持。以英格兰王国共同体的名义呈递请愿，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具体到实践，公共请愿对公共利益的体现，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其中 ，就 1290至1314年而言，公共请愿主要体现了贵族心目中的公共利益。分析这一过程，自然应从公共请愿的内容出发。由于历史久远、保管不善和灾害破坏等原因，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的公共请愿流传下来的数量不多。乔治·L. 哈斯金斯认为：它们一共有8份；在此基础上，最新研究补充了4份具有明确呈递日期的公共请愿。以它们为代表，应能大致了解这一时期公共请愿的主要内容。

综合而言，这12份公共请愿主要涉及五类重要的公共治理问题。第一类是王室臣仆与王国官僚（ministers and officials）的违法问题。例如，在1302年夏季议会上， 仅存的一份公共请愿控诉郡守犯有勒索罪。又如 ，在 1305年大斋节议会上，世俗贵族在第3份公共请愿中抱怨：财政署官员向其不合理地征收兵役免除税。第二类是教会与宗教（church and religion）问题。其中，在1290年复活节议会上，针对教会法庭的禁审令（prohibition）问题，是仅存的一份公共请愿的关注点。在1305年大斋节议会上，第4份公共请愿实际上是一份公共请愿汇编，由2份公共请愿组成，其中的后1份公共请愿反对教会常任法官（ordinary）滥用职权；第5份公共请愿则抗议：以教廷为首的海外宗教势力对英格兰贪婪地实施经济勒索。1307年春季议会的第4份公共请愿长篇地控诉：教皇的收税官正残酷地盘剥英格兰教会和平信徒。第三类是自由、特权和权利（liberties, franchises and rights）问题。在1305 年大斋节议会上，第1份公共请愿向国王请求：允许教俗贵族向其受封的“古地”（ ancient demesne）征收任意税；第2份公共请愿向国王请求：授权教俗贵族向附庸征收兵役免除税。第四类则是犯罪、债务和法律（crime, debt and the law）问题。同样是在1305年大斋节议会上，前述公共请愿汇编中的前1份公共请愿指责了陪审员（juror）的腐败行径。而在1307年春季议会的第3份公共请愿中，特殊刑事案件调查（trailbaston）陪审团的成员抱怨：他们曾指控的共谋者和其他侵犯者正担任陪审员，应防止后者报复前者。第五类是商人、贸易和财政（merchant, trade and finance）问题。在1307年春季议会上，第1份公共请愿就请求：国王应就1297年对羊毛征收特别税的行动做出赔偿；第2份公共请愿则要求：意大利的商业公司（银行）应向英格兰债主偿还债务。除了以上11份公共请愿，还有1份公共请愿汇编呈递于1301年春季议会。其主要内容包括：遵守《大宪章》与《森林宪章》、巡视勘界（perambulation，专指王室森林）和惩治不法的王室臣仆与王国官僚等。进一步来说，它们主要涉及了三类重要的治理问题：一是遵守宪章与成文法；二是控诉王室臣仆与王国官僚；三是商人、贸易与财政。由此可见，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的公共请愿，都提出了较为重要的公共治理 问题，因而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

贵族向议会呈递公共请愿书

关于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1307—1327）的公共情愿，流传下来的数量依然不多，并存在呈递时间不明确的问题。结果，从1307至1314年，只有 1份公共请愿汇编（包括11份公共请愿），明确呈递于1309年4月开幕的议会上。其中，第1、4、5、10 和11份公共请愿，主要抱怨了王室臣仆与王国官僚滥用职权；第6份公共请愿反映了自由、特权和权利问题；第8和9份公共请愿，与犯罪、债务和法律问题密切相关；第2、3和7份公共请愿，则涉及了商人、贸易与财政问题。与此同时，还有1份公共请愿呈递于1303至1309年，核心问题是酒输入税（prisage），属于商人、贸易与财政一类的治理问题。此外，还有一批公共请愿虽然没有明确的呈递时间，但有更大的可能呈递于1290至1314年。其中的1份呈递于1300至1325年，事关教会法庭对 世俗案件的管辖权问题。另外4份公共请愿呈递于14世纪早期，其中的第1份主要抱怨：一位自由人去世后，其兄弟姐妹的继承权被王室臣仆剥夺；第2份抱怨了出租土地者通过诈骗提高租金的问题；第3份的主要内容是：在死因调查（inquest）与巡回审判法官发出传唤后，被告因惧怕受害而不敢出席；第4份则指出：在一位领主亡故后，因为人为的阻碍，其遗产很难用于偿还债务。毋庸置疑，上述公共请愿也充分体现了贵族关心的公共利益。

综上可见，通过较为细致的文本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初创时期的公共请愿主要体现了贵族代表的公共利益，往往使整个贵族等级受益。所以，在1290至1314年，公共请愿不仅在名称上，更在内容上，体现了一定的公共利益，由此公共请愿开始具有第一个主要特征——体现公共利益。这意味着：公共请愿将在英格兰王国公共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英格兰中世纪议会档案》的记载，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的公共请愿，只有1 份（1307年春季议会的第2份）未见国王及其议事会的答复（或答复未流传下来），其他11份都获得了较为肯定的答复。此外，在1301年春季议会上呈递的公共请愿汇编中，只有第6、7份公共请愿未能实现初衷。此后，答复公共请愿依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在1309年4月开幕的议会上，贵族呈递了1份公共请愿汇编；在同年7月开幕的下届议会上，国王对其包含的11份公共请愿逐个进行了令人满意的回复。在 1303 至 1309年呈递的1份公共请愿，更是得到了简洁答复——“让它完成吧！”只有在14世纪早期呈递的4份公共请愿中，有2份未见答复（或答复未流传下来）。由此可见：初创时期的大多数公共请愿，都获得了较为肯定的答复。这反过来表明：上述公共请愿反映的公共治理问题，吸引了统治者的目光。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为了使上述公共请愿获得国王的积极答复，贵族使用了多种方式与国王博弈，包括授权征税、政治对抗和武装对峙等。即使如此，仍有少数公共请愿，因为有损国王的基本权益而未获答复，只能留待下届议会寻机解决。

而在这些答复中，一部分被制定为成文法，具有通行整个王国的法律效力。通过内容对比可以发现：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部分公共请愿的答复与成文法联系密切。其一是在1290年复活节议会上呈递的唯一一份公共请愿，与同年制定的《移送令状成文法》（The Statute of the Writ of Consultation）联系密切。其二是在1305年大斋节议会上呈递的第5份公共请愿，国王表示将在议会中制定1份成文法作为回复；而它很可能就是在1307年春季议会上制定的《卡莱尔成文法》（The Statute of Carlisle）。此后，在1309年 4 月开幕的议会上呈递的公共请愿汇编，也取得了立法效果：国王在下届议会上制定了《斯坦福德成文法》（The Statute of Stamford）作为回复。它成为议会立法的重要先例：以公共请愿为立法动议。这预示着：公共请愿将在公共治理、尤其是公共立法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具体到初创时期，公共请愿在公共治理中的主要作用是：作为贵族与国王进行政治博弈的有力工具，以维护君臣合作治理王国的政治传统。一般而言，贵族呈递公共请愿的主要目的是：祈求君主恩惠和寻求司法公正，前述公共请愿获得的答复就是明证。而随着君臣矛盾的激化，贵族与国王之间的政治博弈，开始以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形式展开，目的是争夺公共治理权；公共请愿和其他政治文献，又成为前者向后者施压的有力武器。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1309年4月呈递的公共请愿汇编，被视为从1300年《宪章补充条款》向《1311年法令》（贵族反对国王集权的两个主要斗争成果）转变的桥梁。正是通过将呈递文献与武装反抗相结合，贵族多次迫使国王推行政府改革，以保障其参与王国治理的权利，是为公共治理权之争。

公共请愿正是在这场斗争中获得了崭新发展——具备了第二个主要特征，即公共请愿由地方代表呈递。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1307—1314年，因为贵族与国王在对抗中势均力敌，他们为了争取骑士和市民的支持，不时支持地方代表参与呈递公共请愿；到了1315—1321年，贵族在与国王的对抗中节节胜利，其对地方代表的态度随之发生了变化。即他们认为骑士与市民在政治上已无多少利用价值，因此再无兴趣将其遭受的冤屈列入公共请愿；不仅如此，部分贵族甚至肆意损害骑士和市民的利益，迫使地方代表在1315年之后走上独立呈递公共请愿的道路。与此同时，在 1322 年扭转政治局势之后，爱德华二世充分认识到：公共请愿是一件有力的政治武器，决不能由贵族掌握呈递权；而地方代表相对容易控制，由他们呈递公共请愿，更有利于王室的利益。于是，他支持地方代表呈递公共请愿。到了1327年，由地方代表呈递公共请愿，俨然成为一种政治惯例，公共请愿至此具有了第二个主要特征——由下院呈递。

下院呈递公共请愿书

随着地方代表掌握了呈递权，公共请愿体现了更广泛的利益、尤其是平民的利益。例如，在1315年1至3月召开的议会上，第3份公共请愿抱怨了亨伯河口（the Humber）的摆渡问题——当地领主将费用翻了一倍。又如，在1319年5月召开的议会上 ，第 2份公共请愿抱怨：德国商人将本国谷物出口给敌人；第3份公共请愿则抱怨了伦敦的帽子制造和销售问题。再 如，在 1322年5月召开的议会上，第3份公共请愿抱怨：在议会召开期间，食品价格飞涨。与之前贵族呈递的公共请愿相比，这些公共请愿无疑更贴近民生问题，与广大平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到了14世纪20年代，在国王的授意下，地方代表更是开始将公共请愿以汇编的形式呈递，使其体现公共利益的特征愈发明显。于是，由地方代表掌握呈递权，不仅使公共请愿具备了第二个主要特征，也巩固了其具有的第一个主要特征，公共请愿由此成长为一种新型的议会请愿。

总之，公共请愿的初创，乃是英格兰王国公共治理兴起的重要表现。即公共请愿的初创，顺应了公共治理兴起的趋势，是贵族参与公共治理的产物；而公共请愿的受理，需要平民（呈递）、贵族（审理）和国王（批准）三方的合作，是三方合作治理王国的典型事例；从公共请愿到成文法的转变，则反过来推动了公共治理的发展。这决定了公共请愿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在中世纪，贵族的地位和影响毋庸置疑。他们与国王之间的关系变化，深刻影响着英格兰王国治理的发展。在多数时间里，贵族与国王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提高了王国治理水平；但因为利益的分歧，双方之间的关系有时也会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贵族会提出高尚的目标，与国王展开政治对抗、乃至爆发军事冲突。这同样会推动王国治理的发展、甚至是质变性的发展，其突出表现就是《大宪章》与议会的成长。

所以，对英格兰王国治理的发展而言，贵族与国王的合作固然会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而双方的对抗、冲突，在带来一定冲击的同时，也可能引发革命性变化。议会公共请愿的产生，正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具体来说，公共治理的兴起，引发了公共利益的维护问题，贵族以王国共同体之名向议会呈递请愿，以维护其代表的公共利益，就成为一种有效的处理方法；即贵族与公共利益的结合，开启了公共请愿初创的历史。此后，贵族与国王之间不断爆发的公共治理权之争，则推动了公共请愿的快速发展：地方代表成为主要呈递者，并体现了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公共请愿至此具有了两个鲜明特征，蜕变为一种崭新的议会请愿，并成为君臣合作治理英格兰王国的重要工具。

由此可见，关注中世纪国家治理的发展，切不可忽视贵族的重要影响：在众多政治制度的兴起过程中，他们通常发挥了创建作用，并守护着其茁壮成长。进一步来说，中世纪国家治理的发展趋势是：从私人治理向公共治理的转变；而公共治理体系兴起的重要动力就是：贵族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于是，贵族与公共利益的结合，就成为探讨公共治理体系兴起的重要视角，依此更深入、客观地论述各种政治制度的起源问题，显然也包括公共请愿的创始及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