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沧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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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2024-11-14 06: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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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现珍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展室，系出土于明代的唐代碑石。《景教碑》较为详尽地记述了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中国的称谓）的基本教义以及在唐代中国近150年的传播历史，系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最早的中国基督教文献，因而在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研究中国古代基督教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由于此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所以自出土以来就一直蜚声中外，备受瞩目，一些西方学者将之与“罗赛塔石碑”（Rosetta Stone，一译罗塞达石碑）、“摩押碑”（Moabite Stone）和“授时石刻”（Aztec Calendar Stone）并称为“世界四大名碑”。然而，如此重要的碑石，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很长的一段时间，未能尽情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从建立到掩埋地下，从出土到移入碑林，《景教碑》经历了1100多年的风雨历程：建立64年左右便被掩埋地下，失踪近800年；出土后，又被闲置郊野，在风雨中暴露了200余年，直到1907年移入西安碑林，方才有了较好的归宿。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教士阿罗本（Olopen）经过长途跋涉，从波斯来到唐都长安（今西安），唐太宗谴宰相房玄龄率仪仗队在西郊迎见，将之请到皇宫，向其讨教教义，并准其在皇室书房翻译《圣经》。三年后，太宗皇帝准许阿罗本在长安公开传教。由此，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一时出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长安西郊建成一座大秦寺（唐代对礼拜堂的称呼），当年2月4日，由波斯传教士伊斯（Yazdhozid）出资，在该寺院中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碑》碑身上窄下宽，上薄下厚，碑身高197厘米，连龟座共高279厘米，上宽92.5厘米，下宽102厘米，厚约28厘米，重约2吨。《景教碑》碑石，是出产于陕西富平的黑色石灰石。碑头上有飞云和莲台烘托着的十字架，周围螭龙盘绕，两侧配有百合。十字架下，题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9个楷书大字，分列3行。正面刻有楷书32行，每行62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背面无字，左右两侧刻有77位景教主教、长老的名字和职位。除8名外，皆用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
《景教碑》建成后64年，景教在唐代的传播遭遇重挫。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武宗皇帝（李炎）下令灭佛，强行拆毁寺院，强令僧尼还俗，史称“武宗灭佛”，或“会昌法难”。由于其时的景教在教义及形式上与佛教多有类同之处，因而遭受了池鱼之殃。此间，不少大秦寺被拆毁，传教士被驱逐。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景教碑》被有心的景教信徒掩埋于地下。“武宗灭佛”之后，景教盛况不再，几近灭迹。建筑被毁，史料遗失，景教在唐代的辉煌历程，几乎要被历史湮没。最能见证唐代景教之历史的《景教碑》，也由于长眠于地下，而无法见证历史，以致唐代之后，逐渐无人知道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甚至也无人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名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石，直到被埋780年之后。![]()
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西安西郊金胜寺附近（一说是周至大秦寺附近）一户农民筹备建屋，开挖地基时，发现一块巨大的碑石，此碑正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的发现，令这些农民无比惊奇，但他们并不懂得此为什么碑石，出于对此碑的保护，此家农民与乡人将之抬到附近的佛教寺院金胜寺（又称崇仁寺），交于寺僧看管。不久之后，当地一位名叫张庚虞的举人听闻《景教碑》的消息，特意赶往金胜寺参观。由于此人曾与利玛窦（Matteo Ricci）有过来往，对基督教略知一二，所以看到碑文时，认为此碑极有可能与基督教有关。为了进一步确认，张庚虞做了一份《景教碑》的拓片，派专人送往杭州，交与被称为“明代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天主教信徒李之藻辨认。李之藻认真阅读拓片后，确认此碑为唐代景教的碑石，并于1625年4月12日特地撰写了《读景教碑书后》一文，表示碑中所述的景教，即“利氏西泰（利玛窦）所传圣教”，并高兴地说：“今而后，中士弗得咎圣教来何暮矣。”《景教碑》系基督教碑石的消息传出之后，立即引起极大的轰动，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对其进行认真研究，并做成拓片，译成外文，发往欧美各地。1625年4月，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乘前往三原为王徵一家施洗之便，在西安参观了《景教碑》，成为见到《景教碑》的第一个外国人。此行后不久，金尼阁将《景教碑》碑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三年后，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原名奥伐罗·塞默多，Alvaro Semedo，1585－1658）来西安开设教堂，期间对《景教碑》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与研究，并将碑文译成葡萄牙文寄回欧洲。此后，《景教碑》也受到别的传教士的青睐，碑文被陆续译成拉丁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日文等多种文字，传到世界各地，学者争相研究。《景教碑》被确认为唐代基督教文物后，西安教区的天主教传教士便将之视为属于他们的东西，甚至有过将之作为礼物送给梵蒂冈教廷的想法。 当国外人士将《景教碑》奉为至宝，并争相参观、研究之时，国内却几乎没有人去理会此碑，以致它一直站立在露天地里，任凭风吹雨淋。直到《景教碑》出土234年之后，方才有人为之建了碑亭。清文宗咸丰九年（1859年），在陕作官的杭州人韩泰华出资，为《景教碑》作了碑亭，使其终于可以免受风雨的侵袭。不幸的是，韩泰华建亭才过3年，即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由于回民起义时的一次战争，碑亭与寺院俱被烧毁，《景教碑》再次被暴露荒野。
清德宗光绪十七年（1891年），驻京的外国使节出于对《景教碑》的怜惜，请求总理衙门设法对之进行保护，并捐款100两银子，希望另建碑亭。总理衙门得到捐款后，如数下拨，并责令当地政府尽快落实。然而，总理衙门汇出的100两银子，经过各级官吏的层层剥扣，到达陕西时只剩下区区5两，碑亭自然建不成了，最后只好“筑一瓦轮以覆盖之”。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件颇具戏剧性的事情，最终促成了《景教碑》被移入西安碑林。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名年仅19岁的名叫傅里茨·何尔谟（Frits Holm）的丹麦记者，在上海听说了《景教碑》的身世，头脑敏锐的他立即对此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大量翻阅资料，他将此碑视为全世界最有价值的石碑，并蓄意将之偷走，运往欧洲。经过7年的准备，清德宗光绪三十三年（1907）5月，何尔谟来到西安，用3000块大洋的重金收买了74岁的金胜寺住持玉秀和尚，令其秘密雇人仿制同样的碑石，然后用偷梁换柱的方式将真碑偷走。然而，这个被他视为万无一失的伎俩，还是被当地一些敏锐的群众发现。很快，消息传到了北京。清廷得知，当即通令陕西巡抚制止，陕西方面遂派擅长英语的陕西高等学堂教务长王猷与何尔漠会谈，经过多方交涉，终得解除密约，但允许其将复制碑运走。为了避免再遭不测，陕西巡抚曹鸿勋于何尔漠盗碑当年下令，将《景教碑》移至西安碑林保管。1907年10月2日，陕西当局请来48名工人，将《景教碑》从郊外的金胜寺搬至城内的西安碑林（即今西安碑林博物馆）。由此，《景教碑》因祸得福，在风雨中暴露近300多年之后，终于有了较好的栖身之地。《景教碑》被移入西安碑林后，何尔谟欲哭无泪，只有无奈地将复制碑运走。然而，想要运走重达2吨的石碑决非易事。其时，西安还没有火车，何尔谟花了210两银子，雇用特制的马车将碑运往郑州，从郑州用火车运至汉口，再用轮船运抵上海，在上海换美孚公司油船运往美国纽约，前后费时达3个多月。碑至郑州，曾遭民众阻难；碑至汉口，又被海关扣留26天。1908年6月16日运抵纽约后，何尔谟将之借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公开展览。八年后，纽约一位富有的天主教信徒蕾丽夫人（Mrs. George Leary）将此碑买下，送给梵蒂冈教廷，教皇因此授予何尔谟一种最高的奖状。此后，许多地方都从何尔漠的这块复制碑进行仿制，美国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朝鲜金刚山长安寺等处，均有仿制的《景教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经历了千余年的风雨沧桑，虽然命运多舛，但总算被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自出土之日，它就一直向关心中国基督教会的学者及信众，默默地见证着中国基督教的传播历史，直到今日。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上帝特别的眷顾和保守。倘若没有此碑，抑或此碑没有出土，那么，中国基督教的传入史，将永远是一个不解之谜。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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