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专稿】在考古博物馆读懂“何以中国”——访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刘国祥

文摘   2025-01-04 22:14   天津  
本刊记者 庄蕾
在北京中轴线的北延长线上,建筑外形似鼎如尊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巍然矗立。院内的中国考古博物馆,是全国第一家以“考古”命名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以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和珍贵古籍文献为主要展示内容,致力于展示与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和中华文化辉煌灿烂的中国故事,打造北京城市中轴线上的历史文化客厅和展示中华文明的国家窗口。自2023年9月15日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博物馆迅速成为北京热门博物馆之一。中国考古博物馆建立的意义有哪些?经历了怎样的建设过程?相较于其他博物馆,有何特点?对此,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刘国祥。
讲好中华文明溯源故事
中国考古博物馆是我国首家展示中华文明溯源年代序列最完整、展品内容最丰富、展陈手段最具科技感的国家级平台和窗口,所有展品均为考古发掘出土,以考古新发现实证“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前,拾级而上,映入眼帘的是镌刻著《千里江山图》的“历史大门”,门后是以时间轴的形式展示中国历史发展重要节点和重大事件的“历史大道”,它以距今800万年的腊玛古猿禄丰种为起点,一直延续到党的二十大召开,观众由此走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
刘国祥向记者介绍,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以“历史中国 鼎铸文明”为主题,撷取中国历史研究院珍藏文物精品和文献精华,以绵延5,000多年而不断裂的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程为展陈主线,分为“文明起源”“宅兹中国”“大国一统”“和融万方”“民族觉醒”五个专题。从新石器时代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到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嵌绿松石象牙杯;从新疆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出土的丝路佛迹,到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清代沉船等水下考古发现的海上丝绸之路遗珍……汇集了几代考古学工作者、历史学工作者筚路蓝缕多年学术研究的结晶,展现著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无穷魅力。
2024年5月,中国考古博物馆对展陈进行了更新。在中国社科院党组的统一部署和高翔院长的亲自领导下,经过六个月的细心打磨,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联合全国16家考古文博单位共同推出的“考古与中华文明溯源展”于2024年11月6日在北京开幕,迎来了出席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300余位中外嘉宾,共同领略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本次展览的整体规划为观众进一步呈现出中国考古博物馆的特色和风貌。”刘国祥说,博物馆一层新建百万年人类史展厅,使中华文明溯源序列更加完整。博物馆二层系统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图景,凸显认定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博物馆三层丰富完善夏商周王朝特质,有力揭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征。
回顾整个策展过程,刘国祥称,策展团队对于本次溯源展的初步构想,是在博物馆基本陈列“历史中国 鼎铸文明”展览内容的基础上深化,注重提升展览的全国视野、全球视野,重点从三方面讲好中华文明溯源故事。一是完整构建“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文明体系化发展脉络;二是极大扩充文物展品来源、种类和数量,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遗址、重点文物;三是通过完善文物序列、调整展陈、新增展厅等方式,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凸显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
“超级国宝”仍部分保持三千年来状态
我国目前最早的马车、最早的磨刃石器、北方地区发现最早的彩陶……中国考古博物馆中展出的6,000余件珍品让人目不暇接。
在“宅兹中国”展区,一条蓝色巨龙在LED灯瀑中腾空而起,其下方的展柜内,正是被众多专家学者称为“超级国宝”的珍贵文物——绿松石龙形器。“这件绿松石龙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南院的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中,距今已有3,700余年历史。龙身长 64.5 厘米,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龙的腰部有一个铜铃,或能对应《诗经》中‘龙旗阳阳,和铃央央’的记载。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非常罕见。”刘国祥详细介绍道。有专家认为,这件绿松石龙形器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在讲述这件绿松石龙的发掘过程时,刘国祥特别提到,由于绿松石片极为细小,清理起来极为困难,为确保文物不受损坏,考古工作者运用实验室考古的理念,采用整体套箱的方式,将绿松石龙和石头下的泥土全部带回实验室,小心翼翼地提取出来。现在展现在考古博物馆里的绿松石龙,下半部分仍埋在土里,部分地保持著三千多年来的保存状态。
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厅中专门开辟了一片区域,该区域中的展品都来自殷墟妇好墓,成为整个展馆中最完整的一个出土物系列。妇好墓中出土的陪葬物多达千余件,“司母辛”铜方鼎、铜钺及玉象、玉人等大量玉器,每一件都十分珍贵。被列为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嵌绿松石象牙杯就在其中。在商代,嵌绿松石象牙杯是王室专用饮酒器。杯身用象牙根段制成,整件器物上刻满精细的花纹,花纹中镶嵌著华丽的绿松石,它综合了立体、线刻、浮雕、镶嵌等多种工艺,表现了巧妙的艺术构思,为商代象牙雕刻中最为名贵的精品。
刘国祥说,考古博物馆中还有另一件“镇馆之宝”,那就是1984年出土于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家族墓地的铜牺尊。这件盛酒器整体看起来像一只站立的神兽,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器身上附著的四只动物。它背部的盖纽上,站立著一只凤鸟,项背上附著一只卷尾虎,作行走状,胸前和臀部则各有一只回首卷尾龙。器身上装饰著夔纹、饕餮纹、虎纹等,体现了西周青铜器铸造的高超水平,令人叹为观止。盖内底部和器体腹内各有两行六字铭文“邓仲作宝尊彝”,反映了西周社会血缘组织的广泛存在。
仓储式陈列带来沉浸体验

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的“镇馆之宝”铜牺尊(本刊记者 庄蕾 摄)

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玦(本刊记者 庄蕾 摄)

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的玉鹿、玉猪(本刊记者 庄蕾 摄)

石家河遗址出土的陶塑、陶鹰(本刊记者 庄蕾 摄)
在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展厅中,记者看到部分展品被放置在如仓库般的小格子内,考古出土物则以遗址、遗迹为单位进行密集陈列,古籍、档案则呈阵列式展出。刘国祥告诉记者,这种“仓储式陈列”体现了考古学鲜明的学科特色。
刘国祥继续解释道,考古学研究往往是整体地考察一定时间内分布于一定区域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迹、遗物,即按照考古学文化来研究,著重于遗迹和遗物的系列和类型,而不是孤立地、鉴赏式地研究单个器物。这样的学科特点从根本上要求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陈列不以展示精美的孤立文物为追求,而是要充分考虑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遗迹单位,以精品文物与成组器物的有机融合、线图描绘与图版说明的辅助铺陈,来完成对整个社会生产技术水平、审美情趣、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组织、价值观、文化传统等形成与发展的考古学解读。展厅中仓储式展柜展架密集式陈列与独立柜的多角度展示正是基于此考虑。
为了给观众营造视觉、听觉、触觉等全方位体验,中国考古博物馆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特点多维布局,通过视频呈现、多媒体互动、场景模拟、OLED透明显示屏、裸眼3D等手段的运用,努力让文物“活起来”,增强游客“沉浸式体验”。
在互动智慧屏前,观众可通过手指轻点触碰,放大或旋转陶塑人头像、牙雕蚕、立鸟异形陶器、象牙权杖等文物,全方位无死角近距离观赏文物的细节,感受文物魅力;通过裸眼3D技术,观众可以看到屏幕上的文物仿佛飞奔而来,使观众立体、多维感受古老厚重的文明。此外,展厅内还开展多感官设计,增加观众全方位体验感。观众既可聆听贾湖骨笛演奏的《梁祝》《小白菜》《沂蒙山小调》乐曲,也可亲手触摸遗址典型陶片,更能敲响青铜编钟。这些互动式观展、沉浸式体验让参观者仿佛置身于历史现场,引起情感共鸣。
馆长亲历玉玦出土的难忘时刻

中国历史研究院外貌

在公元前6200年至公元前5200年的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展示区,记者看到了三对六件环状的玉玦。刘国祥告诉记者,其中有一对就是当年他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现的。
1992—1993年,刘国祥跟随著名考古学家杨虎先生参加兴隆洼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工作。1994年和2000年,他两次主持了兴隆洼遗址的补充性发掘工作,亲历了玉玦剥离出土的难忘时刻,也使他和玉器研究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刘国祥向记者详细讲述了玉玦的发掘过程。1992年深秋,兴隆洼工地上的考古队员在挖掘117号居室墓时,发现墓主人右耳部有一件黄绿色玉玦,在场的所有考古队员为之一振,用竹签轻轻剥离墓主人左耳部位的泥土,另一件玉玦神奇地出现了,这是兴隆洼遗址有明确出土位置的第一对玉玦。
118号人猪合葬墓的发现,是1992年兴隆洼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在清理骨架时,墓主人右臂内侧出土了一件短管状玉玦。为了保证此墓的完整性,杨虎先生特意返回北京,请考古所技术室两位专家到现场进行整取。1993年春季,在北京周口店(内蒙古工作队租借的驻地)对118号墓进行加固处理,在雄猪腹部下侧深20厘米的鼠洞填土内发现了另外一件短管状玉玦,这件玉玦来之不易。考古队员将整座墓葬打箱整取,从偏远的小山村运到北京,雇不到吊车,装车靠的是考古队员的臂膀。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兴隆洼人讲究双耳佩戴玦饰的结论得到彻底肯定。
由于掌握了墓主人耳部周围可能出土玉玦的埋藏信息,1993年再次大规模发掘兴隆洼遗址时,考古队员对待每一座居室墓葬都格外细心,甚至清理墓主人头部填土时有意安排运气好的考古队员,但结果并不如意。初冬渐至,历时五个月的发掘工作接近尾声,130号居室墓是最后清理的一座,依刘国祥当时的心情,对于此墓能否出土玉玦已失去了足够的信心。但清理墓主人头部时,还是放下了其它的工作,仔细注意,这一次终于又发现了玉玦。
两次大规模发掘过后,考古队员将兴隆洼一期聚落完整揭露出来,按常规做法可对该遗址的发掘工作划上圆满的句号,进入室内整理、编写报告阶段。可当考古队员重新审视1983—1986年的发掘资料时,发现存在疏漏居室墓葬的可能性。根据1992年和1993年的发掘经验,绝大多数墓葬埋入房址后,该房址被继续居住,墓口上部形成一层较硬的踩踏面,与周围的居住面连在一起,由于墓葬填土年久下沉,墓口踩踏面亦相应下凹。如果不掌握居室墓葬的分布和埋藏规律,将房址居住面上的遗物清理出来后,不会冒然下挖。考古队员逐一核对了前四次发掘过的房址,将可能存在居室墓的房址挑出来。
1994年秋季,刘国祥率队到兴隆洼遗址进行补充性发掘。前后历时一个月的时间,考古队员将已回填的房址重新清理至居住面,发掘出十二座居室墓葬。在142号居室墓内出土了一对短管状玉玦,在135号居室墓内出土了一对外径最大的环状玉玦。“后者的准确出土时间为1994年10月1日上午11时,这是一个令所有考古队员激动而又难忘的时刻,是国庆节收到的最好礼物。”刘国祥说。这次补充性发掘取得的成果,对兴隆洼遗址的整体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这对兴隆洼文化最大的玉玦是中国玉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是中国8,000年雕琢和使用玉器史的有力见证。(文中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5年1月号

编辑:安涛
校对:周默
监制:张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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