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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寿镛为汉留侯张良之七十二代孙，唐代宰相张九龄、宋代宰相张知白以及明末抗清就义的名族英雄张苍水都是其历代先祖，其父张嘉禄为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对张寿镛来说，第一个和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他的父亲张嘉禄。
张寿镛的父亲张嘉禄
张寿镛六岁随父母入京，从六至十岁在京直接接受庭训。光绪十五年（1889年），因张寿镛的姐姐出嫁，张寿镛随父母返回宁波，两年后，又随母亲赴京。在父亲张嘉禄的严厉督促以及各位恩师的教导下，张寿镛在成年之前，就已经熟读了中国古典经书。
张嘉禄于1900年去世。从190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间的十二年，是张寿镛的转换以及走向成熟的时期。1903年9月，27岁的张寿镛参加顺天府乡试，中试第33名举人，从此步入仕途。辛亥革命以后，张寿镛来到上海，历任浙、鄂、苏、鲁等省财政厅长、淞沪道尹、财政部次长等职。
1911年冬，张寿镛回到家乡宁波，出任宁波法政学堂第三任监督（校长）。这所学堂是在1905年清朝学部颁布《法政学堂章程》的规定建立的。1912年，有人请他为原来的育德中学（在堕民学校——育德农工学堂原址上建造）新起一名。他选取了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中的 “物竞天择，效实储能” 一句，以“效实”二字命名学校，寓意学校注重实效、追求真实学问。
1925年5月15日，在上海，反对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而罢工的工人顾正红被枪杀，十余名工人被打伤，引发了广大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活动。5月30日，英国巡捕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从6月1日起，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并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各地，遍及全国多个省区。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们决定于6月3日在大学图书馆前升起中国国旗，为五卅惨遭屠杀的志士志哀，时任该校校长的美国人卜舫济以非常强硬的手段阻止学生在校园内挂国旗、罢课等一些爱国之举，从而导致上海圣约翰大学553名学生和19名华裔教师愤然离校，退出圣约翰大学，他们共商自办新大学。
圣约翰大学“六三事件”现场
张寿镛作为当时的地方长官（沪海道尹），鼎力相助学生的爱国行为，捐资3000元资助大学的筹办，并担任筹备会会长。上海爱国人士王丰镐对张寿镛说: “国旗辱矣，学生逐矣，悲愤凄惨之情状，虽在道路，尤为伤心，况两家子弟皆躬遭其厄者乎!”，他毅然捐出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土地90亩，作为新大学的校基。“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新建学校即命名为“光华大学”。
光华大学筹备委员会于1925年6月22日登报通告成立，张寿镛在筹备委员会基础上，成立校董会，并决定以日月卿云为校旗，红白为校色，以象征日月光华之意。
1925年9月，光华大学租借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时的校址
9月7日，在霞飞路临时校舍光华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学生有970余人。张寿镛被推为大学首任校长。
1926年，迁入大西路新建成的校舍。
1926年光华大学大西路校舍开工典礼
在张寿镛的主持下，光华大学迅速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设有文、理、商三个学院及多个系科，培养了大批有为人才。
张寿镛主持光华校政，竭力效法蔡元培，延请教授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罗致人才。他延请朱经农、胡适、徐志摩、田汉、梁秋实、黄炎培、钱钟书、潘光旦、吕思勉、周有光等名师硕儒来光华任教，而在光华大学兼职讲课的知名学者就更多了，其中就包括鲁迅、茅盾、郑振铎、马寅初、陈布雷、邵力子、陈立夫、马叙伦、陈鹤琴、钱穆、林语堂、胡刚复等人。老师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这所爱国大学的诞生，当时汇聚在光华大学的人才可谓极一时之盛。学校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迅速提升。
1936年光华大学教职员学生合影
1930年，即光华建校后五周年，张寿镛曾写过一篇《光华五周年纪念书序》，其中有一段谈到当年缔造之艰辛：“方其经营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及，借甲偿乙，补屋牵罗，托钵题缘; 自忘愚痴。热情者一呼便应，冷者讥为多事。”他向当时富商大贾、达官贵人托钵募捐，这一点，颇似张伯苓先生之创办南开大学。
张寿镛创办光华大学的目的是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教育权，他认为要使国家尽善尽美，必须植根于大本大原，而这个大本大原就是教育，也就是百年树人。
现在的工读生制度，是张寿镛当时首次提倡的。为了体恤清寒学生求学困难，张寿镛每学期公开招考家境清贫学生到学校一些部门半工半读。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就曾经被录取在文书组抄写往来中英文书信，据他回忆，在文书室半工半读，“不仅免除学费，每月还有30元津贴”，工作中还“学到许多张校长的办事方法”。
张寿镛还坚持与新生和毕业生面谈。每学期初，张寿镛会召见个别新生，垂询教学意见，指导求学方法，要求德才兼备；期末，则与毕业同学面谈，鼓励同学不负所学，知行合一，努力报效国家。
被日军轰炸后的大西路校舍
1937年11月12日，光华大学的大西路校舍在战火中被毁，张寿镛先生曾有诗沉痛记述:“育才国之本，三乐原不离。经营十四载，不恤身为羁。一旦风云翳，遂令日月亏。”光华遭此浩劫，痛心之余，张寿镛仍不气馁。学校迁入租界上课。
1937年11月23日，校董会正式决定筹建四川分校。1938年3月1日分校在成都成立。抗战中，光华坚持孤岛与大后方同时办学，希望“既有上海光华大学造就东南学子，又有成都光华大学造就西南学子，将来扬子江上下游两部毕业同学合力报效国家社会，东西辉映”。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要各校向日伪当局登记，张寿镛立即表示:“我宁愿解散光华，决不登记。”为避免登记，他遂将学校改称学社，坚持办学，分设“诚正学社”（即原文学院） 、“格致学社”（即原理学院）和“壬午补习社”（即原附属中学）。他又在家设“养正学社”，自编讲义，讲授《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等课。
从1937年到1945年张寿镛去世，上海经历了从孤岛到沦陷的境地，直到抗战胜利，张寿镛就在这样的处境下生活和战斗，为光华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他常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他反对在培养人才上“闭门造车”，以致“车不合辙”。他要求子弟“贵在实行，不尚空谈”，要“说得出，做得到”。
1945年7月8日，光华大学为张寿镛举办70寿诞。当时已卧病在床的这位著名教育家以“复兴中华，复兴光华”嘱托光华大学师生共勉。7月15日，张寿镛在上海病逝，享年70岁。
光华大学校徽和帽徽。张寿镛担任了20年校长，最初以“知行合一”为校训，强调学习与实践的统一。1931年2月，将校训改为“格致诚正”，一以贯彻做人与为学并重的宗旨。
抗战胜利后，光华大学在上海复校，其成都分校移交四川接办，并更名为私立成华大学，直至全国解放。1952年至1953年，成华大学改为公立，并先后汇入西南地区多所财经院校的系科，组建四川财经学院。在经历了多次更名和领导体制的变更。1985年，学校正式更名为西南财经大学，并逐渐成为国内知名的财经类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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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在上海的光华大学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土木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法律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同时，1951年7月，以私立光华大学（除上述以外的院系）和大夏大学为基础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以适应全国继续培养百万人民教师之需要；两校附中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光华大学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其历史贡献和爱国精神被后人铭记。华东师范大学自2011年60周年校庆起，将光华大学建校日（6月3日）确定为学校每年的纪念日。
张寿镛在光华亲自授课，其讲稿辑成《约园演讲集》《经学大纲》和《史学大纲》等书，他的著述还有《约园杂著》《诗史初稿》等问世。
张寿镛先生到不惑之年开始将精力投入到藏书和整理之中，并手书“藏书万卷”高悬明志自勉，其所藏图书达16万卷之多，设11间藏书室分类典藏，后由其夫人蔡瑛女士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其中许多善本、孤本、精抄本收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
这位著名的藏书家还在抗战期间参与了政府抢救沦陷区流失古籍的秘密行动，抢救了各种珍贵典籍上万余种，为抵抗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掠夺、保护珍贵文化遗产做出了杰出贡献。
他以收藏的宁波地方文献为基础，汇编出版了《四明丛书》，丛书共收著作178种、1000余卷，从1933年至1940年间共编成8集，为近现代编纂丛书中所罕见。新中国成立后，《四明丛书》全部雕版以夫人蔡瑛名义捐赠浙江图书馆。扬州广陵古籍出版社根据一至八集雕版重新印刷出版，使之广为流传海内外。《四明丛书》的出版，也引起国外学者的瞩目。
1973年，日本宫琦大学内正博教授在巴黎举行的第 29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寿镛的思想》的论文，他指出：“张寿镛先生是一位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他通过编纂《四明丛书》等著作，深入挖掘和传承了浙东学派的文化精髓。他的思想虽然与王应麟、王阳明、黄宗羲等前贤有一脉相承之处，但也在其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在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中，张寿镛的思想成为了有利的武器。他的学术成果和爱国情怀激励了人们抵抗侵略、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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