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3日—14日，为期两天的国际食物设计大会在上海举办。会上，可持续的未来论坛分享嘉宾温铁军发表了题为《大食物观与乡村振兴》的主题分享，以下为分享实录：
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是在中国出现消费主义越来越极端化的发展态势之下，如何推动绿色消费。
01
消费主义的变化及其问题
话题可以是从消费主义极端化到绿色消费的中等收入群体引领。简单解释一下，之前我作为导师指导学生发表过一篇英文文章，题目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崛起对绿色消费产生的影响”。它的潜台词是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共同拥有一个规律性现象，即中产阶级是绿色主义消费者的引领者。
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嘉宾都拥有了财富自由，即使没有拥有财富自由，恩格尔系数也下降到30%以上。但在过去社会比较平稳的时候，恩格尔系数一般都在60%以上，可以说相较于曾经，现如今的恩格尔系数减少了二分之一。其原因就在于，在食品消费在消费者全部消费中所占比重下降的情况下，消费者对食品的消费不再以便宜和数量为主要的导向，而更多关注的是质量是否安全，是否有利于健康。
于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过去消费者们吃的都是被多重加工后流失大多数营养的精加工大米，而现如今消费者们开始流行吃更具有营养价值的糙米。很多家庭妇女在买菜时，要挑选叶子漂亮、完整的，甚至是有茎秆的蔬菜，这就是消费主义正在发生变化。
但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用工业化改造方式将生产改造到相较比较全面的水平上时，就出现了消费主义导向下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食品。但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食品包装上所添加的成分，往往是消费者很难读懂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现如今在食品加工领域有超过2000多种添加剂。或许某一种添加剂经过专家的检验和检测后被证实对人体不会产生健康影响，但如果多种添加剂同时被添加到一起后，是否会对消费者健康产生影响就很难被预估了。所以当消费主义伴随着工业化覆盖农业，用工业方式改造农业所出现的一个现象，其实对食品本身质量乃至安全的客观影响，是一般消费者所无法把握的。
02
消费主义极端化到绿色消费的转型需求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几乎所有消费者都是在消费浪潮中被裹挟着前行，在这个浪潮之中，消费者被赋予了【顾客是上帝】的信念。但扪心自问后可以发现，消费者在真实消费中，并没有享受过“上帝”的待遇。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重要概念，加快工业化、加快城市化是一个中立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的对错。但针对于此，世界上有一个共同的经验教训，即只要用工业化的方式带动了农业，就会发生严重的外部性。
第一，严重的环境污染。越是发达的地区，与人类紧密相关的水、土、气三大自然资源对环境的承重是最重的。
第二，食品质量安全堪忧。大量的食品添加剂被综合添加在一起后，消费者很难判断食物的安全性及可靠性，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外部性。
第二，粗放的缩放和增长，这是如今农业的主要矛盾之一。由于工业化覆盖农业而造成了农业的产量过剩，在农业过剩的背景下，农业者开始恶性竞争，从而导致了各种各样负面行为的出现。
所以从上述几个角度来看，如今消费市场出现的各种问题，本质上是原有消费主义的大趋势掩盖了内生的各种矛盾问题，而针对消费者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食品质量安全以及环境资源的破坏。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我国的蔬菜生产量是世界的60%，而人口不到20%，这就意味着我国蔬菜的人均量是世界的三倍，我国的肉类是50%以上，水产类是70%以上，基本都是世界上最高的水平，这是工业化的客观结果。那我们为何要提高产量而破坏环境资源，在食品安全质量方面让消费者担忧呢？关于这个概念，我国领导人将其定义为“粗放的数量型增长”，很多企业还尽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激进的消费主义恰恰是粗放数量中增长的内体。
我国领导人还特别强调，要向质量、效益进行转型，而转型依靠的则是新质生产力。在我们国家，针对我们的问题，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
03
推动绿色消费与市民下乡的变革
当今世界农业发展呈现出的趋势，与人们在消费方向选择上已经出现了变化。连带的情况是，之前依靠传统农业生产推动数量的增加，已经导致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资源短缺等突出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是世界上工业总量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大约占世界的30%左右。我国的工业增加值是美国的两倍，是后面八个工业化国家的总和，也就是说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工业化迅猛发展的历史阶段，这是一种成就，同时也是资源环境破坏的体现。
针对这种现状，我们的中央领导非常警觉，从2007年就开始把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战略。但为什么调整方针难以实施？问题在于利益结构。消费者激进是一个趋势，配合的是工业化的突飞猛进的高速增长。但我们用大规模工业化覆盖农业的方式，破坏了小型农业本来所具有的立体循环经济特点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特点。
在《四千年农夫》一书中提到，世界上原住民农业的模式，如欧洲的莱茵模式、亚洲的东亚模式，都有历史传承。而美国农业模式是基于外来殖民者占有原住民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不适用于我们。自从欧洲战后六七十年代再度进入工业化过程以后，大量的市民下乡变成了新农人。因此，谁说只有农民才能做农业？市民愿意下乡，为什么不愿意让他们成为新农民？我们的政策在阻碍着城乡共和，阻碍着新市民下乡变成新农民。那对于我们来说，今天心态化很大程度要靠社会参与，要靠市民下乡变成新农人。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中食福地食物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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