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当代人的一本思考与实践指南

旅行 2024-10-31 17:41 北京

彼德·斯洛特戴克，当今欧洲最炙手可热的哲学家，在广受赞誉的《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一书中，彼德·斯洛特戴克将“实践”视为决定性的“人类境况”。

而在《思想的假死》中，斯洛特戴克深入探讨了哲学家如何通过“假死”状态进行思维的重构，摆脱日常生活的束缚，进入一种纯粹的思考模式。他的观点启发读者重新审视思维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哲学如何在社会变迁中保持其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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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叙述涵盖了两干多年的哲学发展历程。它始于柏拉图对他的老师的描述——那位老师因沉思而伫立在原地一动不动——继而涉及胡塞尔、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最初的雅典学院是一个练习的地点，在那里人们学习如何从世界中抽离。胡塞尔的现象学劝导人们从存在执态中后退一步，练习不参与。斯洛特戴克呼吁人们思考“悬置的人”如何保持创造性。

作为实践生活形式的理论

女士们，先生们：

相传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曾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一个人在公开演讲时应该想到，短的演讲和长的演讲是一样的。因此，我常在演讲开始时引用这句话，向通常略显吃惊的听众解释，他们必须为长的版本做好准备，相比短的版本，长的版本不损失任何东西。今天的情况亦是如此。

为了让大家对未来一小时——当然，图宾根大学里的一小时，如众位行家所知，要比标准时间的60分钟更长一些——的内容有所了解，我想做一件事，一件据说古希腊的行吟诗人们在开始吟诵前偶尔会做的事情。我将尽可能提前告诉你们可预期的内容，逐点说明，并在目前计划允许的范围内让你们知道将听到的详细内容。这将从一开始就缓解不必要的紧张，而且当知道演讲者在开始、中间和结束阶段的意图后，你们将可以在完美的平静中自由地跟随他的演讲。

我把我的想法细分为四个部分，顺便说一下，这表明我不是以神学兄弟会成员的身份对你们讲话。如你们所知，神学家们最好把他们的思想安排成三章，因为他们喜欢把自己置于神的精神世界，在那里“三”这个数奠定了基调；或者有时也分成七段，因为他们想模仿造物主来提高自己声音的影响；又或者分成十段，以与十诫碑的作者看齐。然而，今天晚上，我将用古典哲学的四元论来尝试一下，而它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要说出真相，就得讲到第四段。

那么我要从一般意义上开始谈论作为一般意义上实践的人类学技术的科学，我将从事实和历史角度概述这一主题。为此，我将回溯哲学思想的两位创始人级别的人物。胡塞尔和苏格拉底，前者代表了哲学作为精确理论的现代重生，后者生活在距今近2500年前，他代表着古代人对真理和智慧的追求，可以说今天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引发人们广泛讨论的“哲学”现象就是从他开始的。

在第二部分，我将仍然主要停留在导引层面，而不是直入主题，我将讨论有悬置能力的人的多重受限性。这种表达可能看起来很晦涩，但请耐心等待，我还有机会解释它。目前，我想说的是，它包含着一个解释“理论活动”现象的建议，这个现象及其许多变体在演化意义上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在经验的角度上又是如此地重要。它的出现让人类社群两千多年来在伦理上感到不安，在认知上向前进步——这就让人有足够的理由去探索理论行为的可能性条件。

在第三部分，我将进入今天话题的核心，研究冷漠的人的形成，或者叫它们的自我生成。这需要我来讨论自古代以来就很著名的一个学说，即有认识能力的人的假死状态——当然鉴于时间限制，我将简要地讨论这个问题。我的目的是要说明为什么思考的人必须是一种正在休假的死人的观念与古代欧洲的理性文化，特别是古典的、受柏拉图启发的哲学密不可分。我们将有机会研究苏格拉底那臭名昭著的命题，即真正的智慧爱好者关心的是在他们生时尽可能地像死去了一样；如果我们相信唯心主义，那么只有死人才享有“自动”看待彼世真理的特权，就像面对面一样。当然，这里的死人指的不是殡葬业所说的死者，而是哲学上的死人，他们抛弃了身体，成为纯粹的智力的或非个人的思维灵魂。

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是在暗示，理论所倾向的这种死亡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学会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方法不仅仅是通向事物的科学路径，也是指通向濒临死亡状态的方法，这是一种能够增强认知能力的状态。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死亡的前兆，尽管这并不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为其坚决的“本真的此在”理论所声称的“自己的死亡”。相反，这是一种奔向创造匿名的死亡，克服一切私人和个人的死亡，这种死亡即之后进入伟大的理论应该付出的代价。

顺便说一句，这意味着曾经被称赞的“死亡的技艺”，即古代斯多葛学派和中世纪晚期一些神秘主义神学家认为是伦理的至高纪律的死亡艺术，并不像我们假设的那样意味着英雄主义成为沉思生活领域的一部分。相反，它是认识论的一个关键章节。鉴于柏拉图式的假设，即永恒的和不朽的东西只能通过与它们旗鼓相当的同类来认识，那么，寻找我们自身合适的器官去感知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它的成功决定了古人所理解的真正理论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能在有生之年激活这种感知永恒的能力，我们对有效、持久知识的希望就只能落空了。

然而，如果我们拥有了这种能力，就应该努力确保尽早地使用它。这就相当于试图“提前”死亡，不是为了死得更久，而是为了揭示我们身上潜在的不朽能力，同时我们仍然被困在那副凡人的躯壳之中。我们必须在这种奇特的、阴郁的问题的语境中来考察古代欧洲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我们将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形而上学的”这个词的含义类似于“认识论死亡学的”。

在本讲座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我将讨论现代认识论者与自然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和各类激动的头脑一起对传统类型的理论家实施暗杀的企图。这个过程相当于杀死一个处在假死状态的人。我将在结尾处的思考中阐释这一出自相矛盾的闹剧——人们并不清楚这究竟是一场谋杀还是复活。在那里，我还将提出现代理性文化中的固有矛盾性问题，这个问题自它与形而上学的漫长推动阶段脱钩以来就一直存在。一方面，我们欢迎去世俗化知识重新回到世俗中来，认为这是文明的收获和政治机会，我们赞同沉思者回到世俗常人的圈子中来。然而，我们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我们目前的认识论信仰是建立在一种难以归类的罪行之上，即杀死处于假死状态的人，基于这一行动，那些理论家会重新看起来和常人无异，无论他们是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克斯·韦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还是尼克拉斯·卢曼。

我意识到，这种思考把我带入了一个目前少有人进入，且更少有人研究的领域。现在有谁会质疑，为什么保护杰出的假死者对于古代欧洲的理论文化来说，就像圣人崇拜对于中世纪教会一样重要？正如我们离从“上帝已死”这句话中得出所有的结论还有一段距离一样，我们离理解“纯粹的观察者已死”这句话的所有隐含含义也非常遥远。

认知过程的世俗化所需要的时间显然更长，如果我们把它和19世纪的大多数实证主义者、20世纪的核物理学家或21世纪的神经科学家所能预见的东西相比的话。杀死神圣的怪物——直到最近才被视为认知者的方式——这只是一个开始，结果如何仍然未知。此外，由于相当多的行动者联合起来参与这件事——我将总共列举出10个之多——他们有着广泛的动机，使用的工具种类繁多，所以实际上也就不可能将责任按照确切的份额分配到每个攻击者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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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实上讲，这起犯罪涉及必须被称为“天使谋杀”的案件，也就是说涉及一个从未被正式追诉的案件，因为无论是公诉人还是认识论者都不承认天使的存在。他们不认为天使是一类可被谋杀的对象，当然也就不可能追究针对他们的罪行。天使谋杀案的案例分析很复杂的原因在于，无法用证据来证实犯罪事实存在。虽然有大量的动机和疑似凶手，但没有天使样貌的尸体存在。

相反，在实践理论的天使被破产清算的地方，真实的、过于真实的人，留在了报告厅、实验室、图书馆和永远开不完的系讨论会上。是的，如果这些去天使化的受害者真的有什么可抱怨的，那就是他们从优选的非现实性被拉回到了世俗的存在中。并非所有复活的对象都欢迎他们回归全然的生活；然后，我对一些当代理论家持怀疑态度，因为他对从无趣状态的美丽死亡被拖回认知的现实政治的舞台而感到遗憾。在此，我也请大家耐心等待，直到我的论述发展到足以让我来具体化我所能表达的东西。

似乎还有必要做出一个初步的评论。因为只有当我们认真对待“实践”一词的所有含义（包括作为练习或训练）时，下面的一切内容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适当的分类，所以我必须事先对人类实践做出评论。它一直以来被现代主义理论所忽视，甚至成了一个被肆意地推到一边和蔑视的概念范畴。我的新书《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论人类学技术》在刚刚出版后的几个月内得到了非常多有建设性的建议。书中，我试图恢复实践的崇高地位。鉴于实践在高度文明的精神气质中的重要性，这一点其实早就应该实现的。然而，由于现代哲学概念中的系统性缺失和主流社会学行动理论视野中的盲点，它至今仍被否定。

在《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中，我比较详细地展示了传统的人类行动的分类，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最初只用于僧侣的“积极生活”和“沉思生活”之间的区分，是如何与使实践这个维度不可见，甚至实际上不可想象的效应联系在一起的。一旦我们接受了“积极”和“沉思”之间根深蒂固的区别，好像它们是完全排他的，对于彼此是彻底的替代选择，那么，我们就会忽视人类的行为其实是一个范围很广的复合体，它既不只是积极的，也不只是沉思的。我把这称为实践的生活。

从本质上讲，实践的生活构成了一个混合的领域：它似乎是沉思的，但又不放弃积极的特征；它是活跃的，但又不失沉思的视角。实践，或曰练习、锻炼，是最古老的，最有效果自我参照训练形式。它的影响并不像劳动或生产的过程那样涉及外部状态或对象；它们发展了实践者本身，使他作为能动的主体“塑造形态”。练习的结果显示在当前的“状态”中，即练习者的能力状态。根据不同的场合，这些能力状态分别被称为体质、美德、技艺、能力、卓越或健硕。

作为其训练序列载体的主体通过完成典型的练习来保证和提高自己的技能——同一难度的练习则一般被认为是维持性练习，而难度等级不断提升的练习则是一种发展性练习。恰好古希腊运动员把他们的训练称为经典的“苦修”（早期基督教僧侣也自命为“基督运动员”，这成为一种划时代的、持续施加影响力的模式），它总是同时包含着两方面。当我们把练习强行区分为理论和实践或积极和沉思的生活时，我们就忽略了其固有的价值。这同样适用于当代作者在行动理论中引入的区别，例如，把交流型行动和工具型行动，甚至把工作和互动放在一起做比较。这种对实践领域的结构划分也让实践生活的维度不可见。

我的书试图对实践生活的延展、权重及其大量的形式给出一个印象。书中，我引用了尼采的一句令人回味的话语：从宇宙中看去，形而上学时代的地球必然看起来像个“苦行僧星”——在这颗星上，没有生活乐趣的苦行僧民族对抗其内心本性的斗争是“最持久和最普遍的事实”。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抛弃否定生命的苦行主义，再次获得已经过时太久的肯定生活的技艺。

尼采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矛盾的效果：关于地球上的居民“对自己”做出的所有工作，他们的禁欲苦修、他们的训练和他们为塑身所做的努力，无论这种趋势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现代社会哲学家、批判理论家和无处不在的社会心理学家对此还是一如既往地不了解，因为他们对这种现象仍然戴着一副致盲的眼镜。在汉娜·阿伦特广为流传的《人的境况》一书中，实践生活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它在书中也并没有出现——这对于一部承诺解释“人类状况”的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结果。

现代生活世界中的公民早就知道了这一点，他们没有受理论家们的获得性盲目所影响。他们已经打开了被官方忽视的训练实践的通道，尼采提出的提升式苦修现在被冠以不同的名头——进修、训练、健美、运动、节食、自我设计、治疗、冥想——这些已经成为西方肯定绩效的亚文化中的主导方式。此外，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东亚古老而伟大的实践大国，即中国和印度（就像日本曾经经历过的进程一样），已经完成了向全球导向的训练形式的转变。他们已经启动了一个全新的、积极的绩效制度，很快可能会超过厌倦了的欧洲人所完成的一切。

在关注人类生存的实践方面时，我考虑到了一个表面上微不足道，其影响却不可预测地深远的事实：人们所做的和能做的一切，都会被掌握得好一些或者差一些，相应地，做的也会有更好些的或更差些的。总是有技艺精湛者和实践操作者不断地参与到自发形成的关于技能和操作的或好或坏的排序中来——我把这类区分行为定义为人类生存中固有的纵向张力的表达。

我所提出的实践的技术定义，为非自愿的垂直性现象开辟了第一种进入方式：在每一次实践的行为中，行动都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执行的，即它现在的执行共同制约了它以后的一系列执行。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生命都是杂技，尽管我们生命表达中只有最小的一部分能够以其一直以来就是什么的样子而为我们所感知——那便是实践和生活方式要素造成的结果而那生活方式行于几乎不可能的钢丝上。

在《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中，我开始关注与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所出现的激进伦理有关的古代实践体系。这是公元前的一千年内通过帝国的（和帝国批判的）世界面貌创造而来的文明大事件。在我看来，古代的训练文化主要是伦理上的自我改造系统。它们的功能是使人类与宇宙的总纲领或神圣的教规保持一致。他们经常规定过度的身体和精神禁欲主义。

在欧洲的现代，有一种趋势是将这些体系统统纳入“宗教”这个具有误导性的标题之下，而没有考虑到“宗教”作为一个基督教罗马的概念——虽然在启蒙运动中被中性地用作一个文化人类学类术语——被强行移植到了这些现象上。这个词很难对印度、中国、伊朗、犹太和古代欧洲的生活哲学体系做出公正的评价。我们在下文中不会再讨论伦理实践综合体和屈从于更高权力的“宗教性”实践以及培养幻想的集体仪式形式之间的区别。目前，我们关注的唯一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将我们对古代伦理学中所揭示的隐性和显性实践生活结构的洞见扩大到理论行为领域。如果我不能确定一个肯定的答案，我将不得不在这一点上中断我的考察。

顺便提一下，我在《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一书中也提议将艺术史学科重新表述为艺术的或精湛技艺的禁欲苦修的历史时，将实践概念包含的区域做了类比延伸。就像科学史通常假定从事其各自学科研究活动的科学家已经存在一样，艺术史自始也假定作为艺术品生产者的艺术家是艺术活动的天然载体，而且这些行动者一直存在。如果我们把这两种情况下的“概念舞台”旋转九十度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我们首先观察的是艺术家成为艺术家的努力，又会发生什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或多或少地从一个侧面看到这个领域的每一个现象，除了我们熟悉的作为已完成的作品的艺术品构成的艺术史之外，我们还可以获得一部使艺术成为可能的训练史和塑造艺术家的禁欲苦修的历史。用一个类似的手法，在通常的作为问题、论述和结果的科学史旁边，我们同样可以追踪使学术得以进行的实践和练习是如何形成的——从而叙述一个自我征服的历史，使那些迄今为止使用理论前阶段的“正常语言”的人进入理论思想的联盟中。这种类型的间离感是禁欲苦修史研究任务的特点。

这会导致我们的观察方式有哪些变化呢？我在关于我卡尔斯鲁厄的同事汉斯·贝尔廷的《图像与崇拜》一书的评论中，对此做出了阐释。这部关于“前艺术阶段”图像的精湛历史，在我看来在创造图像的禁欲苦修的历史这方面是最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像贝尔廷所说的那样，假设欧洲绘画文化的传统是从希腊化的基督教崇拜的圣像画开始的，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一种图像制作的实践形式，其中艺术和苦修实践形成了一种完美的统一体。圣像画家一生都在无休止地重复工作，处理由少数元素组成的单一创作对象，他甚至相信自己只不过是超自然的图像之光的工具，而这种图像之光假借他的手涌入作品。这始终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即真实的原始画面即使没有画师作为中介也能投射到视觉世界中，尽管这种情况极为罕见。这种直接的倾泻将是一个神迹的幻灯，无须借助画家的通道，直接从天堂降临。

至于用人手绘制的图像，只有在它们忘我地与未绘制的原始图像相似时才是好的。基督就是这样一张幻灯片，是三维的，能够受苦；他在维罗尼卡面纱上的形象也是一张幻灯片，但投射在二维空间，没有受苦。从“宗教”圣像的绘画练习开始，我们可以将欧洲艺术史描述为技能练习的大量积累、形式上的卓越和技术上的苦修，最终在顶峰诞生了那些著名的最高形式。这个过程为艺术方法的稳步扩展以及对艺术家重要性的夸张想法创造了条件。艺术卓越的自我指涉性不断增加，直到现代开端的分水岭，导致了视觉艺术中实践意识的下降。

本文节选自《思想的假死》，有删改

影艺家

影艺家是以译介艺术与摄影知识、分享图书与展讯、普及摄影艺术教育、推广创作者为核心内容的视觉文化平台。主编兼运营者是译者、写作者李鑫。主编联系方式（Wechat）：Image-wri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