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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曾说，自己没什么老师，如果有什么人可以算作自己的老师的话，一个是胡适，一个是殷海光。
一个缔造了五四，被称为五四之父，一个被五四缔造，被称为五四之子；一个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希望改变政局，一个是黑白分明的理想主义者，希望重塑民族精神……这两个人，一个是宽广的海洋，一个是炽烈的火焰。最终性格决定命运，迥异的个性让两人从志同道合，走向水火不容。但争执背后，却都有着捍卫自由的志趣，更有着黑暗闸门即将落下之际，崇高的人格。二人最终同成为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图腾。
殷海光生于五四之年，所以跟五四运动的关系并不大。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除了老师金岳霖，胡适可以认为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因此，终其一生，他都在传播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哪怕是双方交恶以后。所以说，胡适不仅仅是李敖的精神导师，也是殷海光的精神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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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殷海光加入了由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与他欣赏和尊敬的胡适一同担任编委。雷震邀请胡适担任编委，看中的不仅仅是胡适作为一代自由主义大师的思想水平，还有他在政治上的崇高地位，希望能让胡适成为《自由中国》的保护伞。胡适当然明白雷震的想法，这也是他的所愿，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缔造者，也希望能用自己的影响力去保护这个自由主义者的精神家园。
这段日子，是殷海光整个创作生命中最为愉快的时光，他在胡适支撑起的自由天空下，与自己尊敬的师长一同针砭时弊，激扬文字，推动民主自由价值观在台湾的传播。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年轻的殷海光成长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
直到1960年，殷海光、胡适、雷震三个人走到了命运的分岔路口。蒋介石谋求打造家天下，而雷震却强烈反对并组建新党，这触怒了蒋介石。《自由中国》被取缔，殷海光被特务监视，雷震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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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案一审判决前，雷震从容步入“军事法庭”
此时，殷海光秉承着知识分子的操守，公开撰文为雷震呐喊，接连发表多篇文章，对国民党逮捕雷震的行为提出抗议，肯定雷震为自由民主奋斗的精神价值。但胡适却选择了沉默，不但不发文声援雷震，甚至在雷震入狱后，也不去探望他。殷海光批评胡适：“简直沉沦为一个世俗的人了。他生怕大家不再捧他，唯恐忤逆现实的权势，思想则步步向后溜”，并称晚年的胡适只能打40分，是个大乡愿。中国的两大自由主义旗手自此彻底决裂，哪怕是1962年胡适去世，殷海光连葬礼都没参加。两人在基本价值观上也并没有冲突，何以水火不容？原因就在于，两人对实现自由的路线，有着根本的分歧。
胡适除了是一个思想家之外，还是一个老成持重的政治家，但从来不是什么战士。从五四时期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一直选择温和保守的方式推进中国的自由。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结果，是开创一个相对自由的政治局面。在这样的前提下，不必“认死理”，对蒋介石适度的妥协是达成目的必要牺牲。营救雷震已经是不可能，不如留得青山在，保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其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自由保存火种。所以他虽然没有探望雷震，却为狱中的雷震争取了相对体面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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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殷海光是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是个是非分明的战士。在他看来，手段是正在形成当中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传承一种不被玷污，不妥协的自由精神，并通过自身的牺牲去感召后来者。胡适所讳言的“飞蛾扑火”、“以卵击石”，恰恰是他心目中知识分子的责任所在。他们的争议背后，其实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当过程与结果不能两全时，应该如何选择？胡适选择了结果，而殷海光选择了过程。
彼时彼刻，面对殷海光这个后生晚辈，胡适也许会想起，三十年前那个同样激烈，同样奋不顾身，同样与他亦敌亦友的战士——鲁迅。
三十年，时局早已今非昔比，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那份“肩住黑暗闸门”的人间正气，却在素昧平生的两个人身上薪火相传，他们天真，他们单纯，他们相信“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可能会有很多人和胡适一样觉得殷海光过于天真，不顾全大局。但历史却和胡适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他的务实，并没有为当时的台湾迎来自由的曙光，台湾的自由程度越来越低；反而，在殷海光倒下的地方，更多新一代的战士，选择了和他一样以卵击石，让自由的火种越发炙热，最终迎来了铁屋中的第一缕晨光。政治家胡适没能通过务实做到的，书生殷海光却通过坚持原则做到了，历史就是这样的出人意料，却在情理之中。哪怕在今天，两者的选择谁对谁错，依然有争议，也将一直争议下去。现实与理想应该如何选择？在这个问题上，殷海光所尊敬的勇士谭嗣同，在与梁启超诀别时，曾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守护自由火种与传承自由精神，同样是自由社会的必需品。一个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人为之轰轰烈烈的牺牲，也同样需要有人为之忍辱负重的守护。尽管两人后来水火不容，却体现了一个时代必不可少的两种崇高人格。![]()
▲殷海光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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