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罗雪瑜｜19世纪越老关系中的“阿努冯事件”——基于以《国朝处置万象事宜录》为中心的文本研究

　　19世纪，对于中南半岛各国关系的发展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发生的诸多事件对相关国家后来的关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阿努冯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它原本是19世纪初老挝万象王国与暹罗的一次政治冲突。1826年，老挝万象国王阿努冯因不满暹罗的统治而起兵反抗，但很快遭到反击。1827年，作战失利的阿努冯逃往越南，并向阮朝提出临时避难及军事援助的请求，阮朝作出了回应。由于史料的匮乏，过去对于这一事件的讨论，国内外学界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献，多以冲突方老、泰两国的史料为主，但由于诸多原因，不少史料均经过改写，且谈及越南涉入情况的很少。越南方面对阿努冯事件的记载，集中收录于《国朝处置万象事宜录》（以下简称《事宜录》）。陈博翼教授认为，这一文献对研究越南与泰国的霸权争夺、越南如何试图对周边主导一种朝贡秩序具有深远意义。但遗憾的是，对这一文献进行深入利用，尤其是文本研究的成果较少。本文的探讨在于思考一个以儒教思想为主导的越南阮朝是如何处理一个以佛教思想为主导的老挝万象王朝的保护诉求的？这种诉求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如何？由此反思19世纪越南和老挝关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的原因不仅仅是国家利益为上那么简单，而是阮朝地方和中央对事件的认知差异等因素使然。作为万象宗主国的越南阮朝，在坚持“大义”之同时，也有很多难处和无奈，很难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评价阮朝的是与非。对于19世纪以阮朝为中心的亚朝贡体系秩序的维系，与东亚朝贡体系的维系一样，具有诸多被动和无奈因素。

　　国内外学界对19世纪初老挝与越南关系的研究，不少均引“阿努冯事件”为例。其中，老挝学者马由理·澳西瓦（Mayoury Ngaosrivathana）夫妇的成果《走向焚烧之路——老挝、泰国和越南的50年外交和战争：1778—1828年》具有代表性，他们提出，越南可能是阿努冯不可靠的盟友，这与老挝当代史书中“老挝和越南人民感情深厚”的叙事有所差异，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值得思考。当代越南学者也倾向于维护和平。2005年，越南学者丁氏容在《明命对万象与暹罗的睦邻政策》中指出，明命在阿努冯事件中希望维持该地区的和平。美国泰国史研究学者戴维·K.怀亚特（David K.Wyatt）于1963年在《暹罗和老挝：1767—1827年》一文认为，19世纪老挝与越南的关系可能和与泰国的同样紧密。此外，国外有关老挝与越南的通史论著对此也有一定探讨，但相关的长篇专论较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该事件背后越老关系的研究，随时代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有学者在1981年提出，越南利用老挝阿努冯斗争失败的政治危机重演故技，大肆侵吞老挝的领土。这类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谴责越南对老挝的侵占。近年来，更多学者对越老关系的紧密程度进行了探讨。谢信业和陈遥认为，老越双方从15世纪开始就成为彼此政权蒙难时的避难所，阿努冯选择逃往越南亦是如此，这种历史根源可能促成了今天老越的“特殊关系”。笔者认为，今天老越的“特殊关系”是由更多原因造成的。钱盛华提出，阿努冯事件从侧面反映出阮朝在万象事务上并无太大的主导权，暹罗对万象的宗主权才具有实际意义。这一观点如果放在阮朝初年是成立的。王震则认为，阿努冯事件体现了越南对老挝的关切，以及老挝对越南的依赖。该篇以古喻今的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综上，国内外学界的讨论主要聚焦两个议题：一是越老关系的变化与实质，二是泰国对于越老关系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界尚未出现以《事宜录》为中心的文本研究专论。本文便是这方面的尝试之作。

　　由于地缘政治等原因，自13世纪起，越南与老挝之间长期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15世纪以后，双方相关政权不时在对方危难之际提供援助。1707年，老挝澜沧王国分裂为万象、琅勃拉邦和占巴塞三个小王国，势力日渐式微。1802年，阮福映统一越南建立阮朝，并希望扩大对老挝和柬埔寨的影响。当时老挝诸王国大多是暹罗的附属国，但同时也与越南阮朝维持着朝贡关系。1820年阮朝明命皇帝即位后，越南的“亚华夷天下”思想愈发强烈，而拉玛三世统治下的暹罗同样想继续扩大对老挝、柬埔寨等邻国的影响。可以说，19世纪初，越南与暹罗在中南半岛的竞争尤为激烈，阿努冯事件仅是较为突出的一例。

　　《事宜录》记载，1827年6月，越南阮朝首次收到阿努冯的紧急求助信件，信件经阮朝通事翻译，内容如下：

　　往来年暹罗国王，进攻万象、乐凡，掠其人民以归。后万象国王来见暹王，将已所掠人民，交付该国王收管。今年二月日，该国王带同其子罗车出使灿及部属，往吊暹王母丧，事了，辞回。途径昆芒、昆芒，其该国民与乐凡民，前年被掠留在暹国者，悉从回国。适见红白旗竖起，自冰可芃地头，至且江岸，寻有暹兵追击该国王，再捉从回之民到针栗桶。该国王使其子出始灿台来捍御，该国王趁紧取路走回城镇，暹兵追到浓逋芒，扰捉其民。该国王势莫能抗，仍携其妻子部属，走投乐凡。四月二十九日，暹兵追至歌嗔地面，乐凡蛮长，恐暹兵来逼，致与万象国王，各将眷属走投芒属，恳请我朝廷容许居驻，得为边氓，尊例纳贡，各等语。

　　由《事宜录》收录的信件可知，阿努冯说暹王不义在先。同月，阮朝还接到来自三峝和乐凡的信件，信中提到万象国王阿努冯已逃难至三峝一带，两地担心暹军侵扰，急盼阮朝给予军事援助。10日后，老挝属地川圹也寄来书信，内容相似。这说明老挝地方政权三峝和乐凡均担心自己受到牵连，希望作为“宗主国”的阮朝进行干预。

　　阮朝地方官员对此事颇有戒心，收到阿努冯来信后，乂安镇臣阮科豪等立即上报明命，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事宜录》载：“镇臣阮科豪等，议以为万象、乐凡，原系我国外藩，界在乂安西徼，今与暹构嫌，虽于我无关，然已投居于三峝，则近我之边地矣。合须著意，以观动静……”他们以越南边境安全为出发点考虑此事，提出万象与暹罗的冲突原与阮朝无关，但因阿努冯已避居两国边境，阮朝就必须保持警惕。在分析过去老挝万象、乐凡及川圹等地来往越南的朝贡路线后，认为若暹军一路追击阿努冯，阮朝的领土安全极有可能受到威胁，有必要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卫强度。这也体现出阮朝地方官员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即宜加重视。

　　明命听取汇报后，当即下诏，命朝臣慎重对待，并商讨如何妥善处理阿努冯的请求：

　　兹据乂安奏报，万象国为暹兵所败，致该国王亲率所属投来该镇辖贡蛮地面，恳请容作边氓，岁修职贡，各等语。原该国与暹构嫌，闻有戕杀暹之官兵，则暹將以此举甘心焉。第念该国业已穷蹙来归，朝廷亦须一番处置，其当如何注措之处，著廷臣加心速行妥议，具奏候降旨行，钦此。

　　尽管阿努冯在信中强调是“暹罗不义”在先，但明命认为是阿努冯自己挑起的矛盾。不过，他还是考虑了阮朝与万象的朝贡关系，对阿努冯当时的处境抱有同情或者说是一定的保护责任。明命作为阮朝中央最高领导，考虑的是阮朝全局，这不仅仅出于国家利益，还有阮朝在中南半岛的“道统”地位。

　　阮朝其他朝臣们也持有理性权衡暹罗与万象关系的态度：

　　……以为万象从来为我属国，献琛纳款，终始不渝。暹罗与我亦属邻交，从无嫌隙，我之于他二者，想不当徇此而绝彼。此次万象与暹构嫌，其不为暹所容必矣……万象穷蹙来归，系属现在情形，亦为可悯。朝廷不忍拒绝，亦是恤难之仁，而寓字小之义，本非招纳叛亡之可指。惟此番举动，边务大有攸关，自我不当先发，使暹他日或得以为辞……

　　他们分别对阮朝与万象以及与暹罗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万象终年朝贡，为阮朝藩属，且忠心可鉴，在其危难之际，阮朝应有“怜悯之情”。不过，鉴于阮朝与暹罗亦是“邻交”，他们也担心贸然派兵援助万象，会徒然给暹罗落下发兵借口。因此，结论还是先加强边境提防，观察事态发展，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对于此事，阮朝边境官员表现的态度则更为强硬。例如嘉定总镇黎文悦提出了针对暹罗的“扼吭拊背之说”：

　　万象久修职贡为我藩辅，穷而乞哀，义不可拒。况我之与暹，名为邻交，实则敌国。今日通好，未保他日万象若为暹所并，则暹与我接壤，臣恐榻侧睡声难以高枕。不若计安万象以为藩维，然我纳万象。暹人索而不予，未免失和。臣以为宁失暹之和而万象犹为我藩，其为患者浅。若姑息以讲和，万象必亡，万象亡则暹国之势大，其为患者深。权其义之轻重，论其患之浅深，则纳万象而拒暹想为得算。暹若动兵，则我直而彼曲，何患无名？臣又思，嘉定之河仙与真腊之南疆边接暹界，暹兵若犯乂安，臣请提嘉定之众直捣其虚，以扼其吭或拊其背，万象全之功可必也。

　　黎文悦主张，阮朝不仅应救助万象，还要借此机会给暹罗以沉重一击。对于此提议，明命表示“第念兵凶战危，圣人不得已而用此。此次暹人倘度势量力，不敢追索万象、侵我边氓，则息事宁人，永敦和好”。换言之，明命不希望主动与暹罗对抗，也不认为暹罗会因为追索万象国王，而肆意侵犯阮朝领土，所以暂不出兵、维持和平方为上策。由此可见，地方官员因直接涉外事务颇多，对暹罗更为敏感，因此希望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阮朝中央部门官员也有不同的态度，如吏部参知黄金焕也基于万象对阮朝的战略重要性，建议对暹罗采取“先发制人”策略：

　　乂安，天下之要脊，茶麟之外正接万象，是万象为我国之藩维，不可弃也！暹罗此举徒泄一旦一忿，掠其财货妇女而归固无足道，若据万象城邑人民而有之，则是撤我藩篱，苟不侵我属蛮而属蛮迫近暹不得不为暹之臣仆。属蛮既为臣仆，则茶麟终亦为暹之所有矣。

　　在他看来，若置万象于不顾，日后它就会彻底沦为暹罗的附庸，这对于阮朝而言极为不利。然而，明命非但没有接受他的建议，而且称他为“独见有限，故不自知其言之不中窾也”。

　　为保持中立，明命皇帝决定先不出兵驰援阿努冯，而是通过同意避居阮朝境内、派兵保障人身安全、给予物质帮助等方式来安抚阿努冯，尽量避免因其在越老边境地区逃亡，而造成当地民众恐慌，继而危及阮朝统治。与此同时，立即增加兵力，加强乂安及其他边境地区的领土防卫，并派官员及情报人员搜集更多信息，尤其是关于暹军数量与位置的准确情报。廷臣还建议：

　　如或暹之将弁，有东札到镇，索交万象人民，则一面缮写自镇往复公文，提明义理开示，勿可据交，仍要义正辞严，以重事体，一面具折奏报，若暹兵敢有侵入贡蛮地面，攻拿万象民人，则犯我界疆，是他先自启嫌，到此利用执言，天讨所必加矣。

　　这说明，阮朝对万象还是讲“道义”的。他们最初仍希望“保护”阿努冯，同时若暹罗强行侵入万象属地，阮朝亦将即刻予以还击。

　　由此观之，阮朝在介入阿努冯事件上有三个主要的考量。首先是边境安全。其次，介入仍需考量维系同暹罗的关系。尽管有不少大臣提议借此机会进攻暹罗，但明命仍然坚持“先礼后兵”之策。明命曾在诏令中明确表示：“卿等且往近边驻扎，遣书于暹，言彼与万象相攻，无得越我属蛮疆界，若彼不从，惟有战耳。”从双方实力上看，19世纪初，阮朝和暹罗同为中南半岛的两个“大国”，实际上阮朝的实力较之暹罗并不逊色，只是阮朝更倾向于与暹罗维持和平关系。这一选择亦可以从同一时期阮朝不愿触怒暹罗，而拒绝与缅甸结盟中加以印证。阮朝初期，缅甸与暹罗对抗，缅甸曾提出与阮朝结盟，而明命却明确表示：“我的父亲没有忘记暹罗很好地证明了它是我们的邻居。我愿遵循古例，不打破与暹罗的关系。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破坏与暹罗的联盟，招致敌人的攻击，缅甸的提议不可取。”在阮朝看来，无论暹罗是“友邦”抑或“名为邻交，实则敌国”，仍需维持和平关系，这有利于两国在中南半岛的平衡。后来，当得知暹罗无意入侵越南领土或者引起骚乱，其目的仅是追捕阿努冯的时候，阮朝对于出兵援助万象的意愿就进一步降低了。阮朝认为暹罗也不希望贸然与其开战，例如潘文璻曾表示：“……万象国城想必有暹将暹兵在此，迩来他亦不敢向我属蛮侵扰，目今他已渡过穹江之南，且又款待差人，略无变态，想已慑朝廷之威势矣……”亦即在潘文璻看来，两国均不希望轻易打破当下的平衡关系。这从后来在双方的交涉中，阮朝建议暹军撤出乐凡，并安抚该地居民之举被暹罗接受也可以印证。再次，与万象长期的属国关系也是阮朝考量的重要方面。容易忽视的是，在13—17世纪的较长时间内，老挝和越南总体是势均力敌的。在老挝“进入”越南的朝贡体系后，两国关系也相对稳定。在递交给阮朝的信件中，阿努冯一再表示愿意臣服于阮朝，并继续向阮朝朝贡，阮朝君臣也在奏章和书信中反复提及双方的朝贡关系。我们知道，在越南的朝贡关系中，军事征伐是越南维系关系的主要手段，但这并非唯一手段。与此同时，宗主国也有保护藩属国的“义务”，尤其是在藩属国危难之际。“阮朝有承担维护诸藩属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义务，阮朝以‘大国’身份‘怀柔远人’，通过与这些藩邦进行‘内援’性质的贸易，维持着阮朝与它们的宗藩关系。”明命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君，他非常推崇“字小之道”，主张作为“华夏”的越南对周边的“夷狄”应有同情之心。有鉴于此，阮朝在处理阿努冯之事时，就表现出一定的仁慈和怜悯。当然，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这种安抚与同情难免撇不开对万象产生更大影响力的考量，但彼时，朝贡关系的影响确实存在。

　　如何处理宗主国对朝贡国之间的“道义”和保护甚至拓展宗主国的利益，同样是东南亚朝贡体系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这些道义与利益的纠葛，成为矛盾双方的后来者难以断定的历史公案，涉及越老关系的阿努冯事件亦然。

　　　1767年，阿努冯出生于老挝万象。1778年，其父西里本亚桑（Siri Bounyasan）与暹罗关系破裂，暹罗军队侵入万象，自此万象沦为暹罗附属国，阿努冯遂作为人质被抓到曼谷。在曼谷朝廷，他与多位亲王结下了情谊，尤其是拉玛二世。1795年，阿努冯的兄长英塔冯(Intavong)即位为万象国王，他则被任命为副王，同时被指派去对付缅甸。在此期间，因军功卓著，阿努冯深受暹罗的信任。“阿努冯在泰国宫廷很得人心，深受国王和泰国王室成员宠爱。大家对他完全信任，从不怀疑他心怀不忠”。被暹罗允许归国并继承王位后，阿努冯积极建设万象，与周边国家（越南）和王国（琅勃拉邦）等保持友好关系。

　　过去，泰国和老挝官方和学界对这位国王持有不同的看法。泰国认为阿努冯是叛徒，阿努冯事件是泰国历史上最大单、最残忍的叛乱事件。老挝的看法则经历了从“中立信徒”到“民族英雄”的变化。如20世纪60年代，老挝王国政府（The Royal Lao Goverment）将阿努冯解释成一个“中立主义”的信奉者。建国后，老挝官方史书将阿努冯塑造为民族英雄，将其领导的反暹斗争视作民族解放运动，尽管实际上他是失败者。阿努冯还被视为一位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王，其雕像立于湄公河畔以示荣耀，其名被用作老挝公园、街道、小说人物乃至领导人后代之名。西方学者如英国学者埃文斯指出，阿努冯形象的塑造对泰老两国都有意义，“对暹罗人来说，这成为他们争取国家统一的神话的一部分；对现代老挝民族主义来说，它成为争取国家独立的一次关键事件。既然所有各方与这次起义都利益攸关，那么为什么这次起义直至今天仍然呈现在人们的想象中也就不难理解了”。美国学者瑞恩·福特（Ryan Ford）则认为，以马由理为代表的一批老挝学者，对阿努冯形象的新塑造与叙事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即他们将阿努冯描绘得过于美好，而将暹罗诋毁得非常负面，以至于有意忽略了这场斗争中的其他因素。这种塑造不仅具有政治性，更具时代性。

　　《事宜录》详细记录了阮朝对阿努冯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转变，这些从侧面反映了19世纪越南与老挝朝贡关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起初，阮朝对阿努冯的态度更体现出“大义”。尽管考量了诸多因素，阮朝还是在收到阿努冯信件后不到十天，就为其提供了物质与安全上的保障。阮朝不仅派兵到他避居的三峝地区护其安全，还为他备足粮食和钱财。1827年8月26日，明命更是下令为阿努冯修建住所，解决他在避难期间的基本生活问题。

　　……万象国王此次羁旅于三峝地方，驻宿不免暴露凄凉，若此情形，殊为可悯。著该镇阮科豪等，前光于城外附廓驿地构造公馆一所，以备该王携眷来居。再著先行给该王勅谕一道，並在镇现贮白金一千两，并交阮公捷速领在行弁兵五百名，军容整肃，赍往该王驻所，宣示颁给，便护送该王并戚眷部落等回驻归合停待……

　　次日，廷臣立即传示乂安，遵令为阿努冯建造公馆及筹备礼物。等到阿努冯及其亲属随从抵达乂安后，礼部还命阮朝臣民要对其一行给予尊重，并多加照顾。1828年9月18日，阮朝礼部作出规定：

　　万象原系我属邦，此次为暹所逼，带來眷属，投于我国，其言语不通，其服习有异。钦蒙上德柔远，一以厚道处之，几百措注，并赏赐款顿诸事宜，无不周谆备办。属镇之弁兵吏民等，各宜仰体我皇上恤难字小之至意，胥相告诫。系某日该王并戚眷部落，自归合取路回镇，行经某处暂驻某处，以及抵镇之后，已奉分派通言随行，译其言语，並派出镇兵守护接引。其有往就市庸买卖货物，如彼所买之货价值若干，须据通言访报，或写出字文通知，顺卖者即于此处此时回钱认货，毋得延至他处，迟至他日。如我所卖与彼，亦须货真价实，咱彼顺买，毋得利其蛮獠驱骗过索……

　　由此可见，阮朝对阿努冯本人的救助是较为及时和周到的，充分考虑了阿努冯“字小事大”，应该获得宗主国道义上的扶助。这在明命与黎文悦的对话中可见一斑：“……于是我徐图收万象之心，复万象之国，既昭兴灭继绝之大义，而实暗断暹人左臂矣！”对于阮朝而言，借救援阿努冯之举俘获其心，同时帮助万象复国，也符合阮朝推行其“兴灭继绝”的宗主国理念。

　　但明命在坚持“兴灭继绝”大义的过程中，也尝试了解扶持对象的复杂性。因此，越南阮朝一方面大力安抚阿努冯，另一方面进一步了解阿努冯和万象王国的情况。1827年7月15日，黎文德等接到明命询问的诏令，“万象国王怯懦情形，已属萎靡不振，第未知该国人情，向背事势如何。著经略边务大臣潘文璻等，即行委人探访，现今该国王如此奔波，而该国臣民，果否尚有推戴之情，或已为人所厌，日见众叛亲离，难望其复为有为者，并从亡诸臣之中，曾有谋臣猛将出色之人，奋励激昂，志图匡复，可期济事者，与否……”明命此举，意在考量扶持阿努冯是否值得。

　　随着事态的发展，尤其是阿努冯不断转移避难地，再加上从探员口中得知暹军的真实情况后，阮朝逐渐认识到阿努冯复兴万象王国的可能性极低。后来，阿努冯的种种行为更是愈发使阮朝感到失望。首先，阮朝发现阿努冯似已失人心。1827年7月21日，潘文璻等在报告中提到，“又该国王所谓：‘该国王弃奔走时，亲兄次子并部落一皆丧亡，且多为芒民掩杀’……该王此次奔波，概见该国臣民，皆已乐为暹人之所趋扇。再该王既投于三峝，寻徙于佋瞋，只带得一团妻子部落将去……而该国臣民，不曾见一人往来通报消息，且该王已两次恳求保护，此次再乞救兵，此次别无定见，似此仓皇失措，一味向人依靠，聊冀偷安，曾得人心推戴及谋猛将相与共事者，而有若是乎？”可见阮朝对阿努冯的评价已然颇低，对其光复万象的期待也渐渐烟消云散。于是，明命便派探员去物色阿努冯身边的其他能人，寄希望于他们能够承担万象未来的统治。

　　其次，阮朝还怀疑阿努冯在信中提供了虚假信息，无“忠信”可言。这一疑虑集中于后者提供的有关暹军的情报。1827年6月15日，阮科豪报告：“此次该王适当奔波之日，纵有不庄字说，与来使所对牴牾，涉于不敌，应据从前贡例表文译出，然后转奏为安……”此时，阮朝虽尚未证实暹军的位置与规模，但根据探员回报的信息，对阿努冯产生了怀疑。1827年7月30日，在潘文璻的报告中，更是出现了对阿努冯的质询：“先叙皇帝字小至意，次责以该王前后所说，暹兵声息，失之风闻……”这意味着阮朝大致掌握了暹军的动向，认为阿努冯向阮朝提供虚假情报，目的是为了利用其来制衡暹罗。对于阿努冯是否向阮朝提供虚假情报一说，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万象军民谎报军情的情况确有发生。根据老挝学者的研究，创作于19世纪的老挝史传文学作品《万象城传》，就记载了万象属地乐凡官员欺骗阮朝发兵一事。书中称：“乐凡官员散布暹军即将攻城的消息，导致乐凡居民惊恐四散，引来阮朝出兵。当越兵来到葵合附近的玛哈赛城时，他们只见乐凡满是老挝人，而不见暹军踪迹，于是对乐凡的行为相当愤怒。”

　　阮朝放弃阿努冯之后，希望图万象以扩版图。一方面，阮朝充分利用阿努冯获知万象的情报。1827年10月10日，阮朝礼部命乂安官员到阿努冯的住所，询问一系列有关其宗室以及万象王国的问题，如“一该国土地若干广狭若干，就中某处江山名号如何，与某道最为险阻，某道稍属平易，现兹该王如有带得版图册籍若干，宜一并奉递……一该国军民某项，约数名若干，全年征收税例，或金银粟米，及诸产物某项，各若干，一该王生下长次诸子，及诸戚亲，从前所称名号如何，所司者何事，与该国从前设置藩僚文武职官，所称名号如何……”《事宜录》还记录了阮朝欲借护送阿努冯回国，谋取万象信息的计划：“……一以观彼意之动静，一以暗记彼国之形势，至如所绘属蛮地辖图本……”

　　值得一提的是，除马由理等的研究外，老挝多部《老挝史》对阿努冯事件中越南人作用的叙事都比较单薄，主要记录了两点：一是阿努冯曾向阮朝求援这一事实，二是阮朝与暹罗就阿努冯事件交涉的情况。以老挝新闻文化部于2000年出版的《老挝历史》为例，书中提到，阮朝在廷议后派出20 000名士兵前往越老边境地区以及部分老挝属地。编者认为，阮朝派兵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本国领土安全，而非帮助阿努冯驱赶暹军。老挝国立大学1997年编著出版的《老挝历史：沿着阿努冯的足迹》则记录，阿努冯在阮朝境内避难后，向阮朝提出军事求援，阮朝派了20 000名士兵在三峝扎营。从《事宜录》来看，老挝史著提及的20 000名士兵数量可能有误。《事宜录》载，1827年6月14日，阮朝在廷议后组织军队前往边境地区加强防卫，数量约2 500人。1827年7月13日，阮朝增派士兵前往葵合和三峝，数量约1 215人。1827年8月6日，阮科豪派2 162名士兵到葵合等三地。也就是说，虽然《事宜录》未明确列出阮朝直接向三峝派遣的士兵总数，但从历次派兵情况来看，当代老挝一些史著的相关描述缺乏足够的可信度。这种现象从侧面反映出老挝官方对阮朝当年向阿努冯施以援手的评价是中性的。

　　在阿努冯事件中，越南阮朝在老挝问题上的考量具有其复杂性和脆弱性，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越南维系与老挝关系的实质——也就是既要维护亚朝贡关系，又要首先保障本国的利益，还要考虑扶持者是否是能力堪符、人心所向的人。从表面上看，阮朝是亚朝贡体系中万象的宗主国，需要保护自己的朝贡国，即使后者处在“蛮夷”之列。从深层次看，阮朝对待万象的态度与选择，自然也离不开其对国家利益的谋求，即希望通过协助阿努冯以维持所谓“道统”，进而达到制约暹罗的目的。至于阿努冯，其则选择在阮朝避难，并提出愿意向阮朝朝贡，希望借助阮朝的力量对抗暹罗，维护自身利益。阿努冯并不考虑阮朝维持“大义”所需考量的各种复杂的因素。若从《事宜录》与老挝当代史书叙事的比较来看，如今老挝更倾向于将万象和阮朝当时的关系视为一种“盟友”关系。

　　相比万象王国，阮朝对其属地川圹的援助表现得更加积极。就地理位置而言，川圹与阮朝祈山接壤，其安全直接影响到阮朝的领土利益及安危。从事件的立场上看，川圹未与暹罗产生直接冲突，在事件中也可谓是“受害者”，阮朝对川圹之举与暹罗的目的不相冲突。不过，川圹作为阮朝与暹罗之间的政治缓冲地，阮朝对其的考量也是多层面的。

　　越南阮朝首次接到川圹的报告是在1827年6月。6月17日，阮科豪通过祈山官员收到来自川圹城主昭诺伊（Chao Noi）的信件，信中称暹军准备在月底进攻，急盼阮朝的军事保护。信件提到：

　　去腊就候万象国王，至三月十七日，该国为暹兵侵伐，该国奔投缚钦，伊亦所部回芒，再闻暹兵取芒竜兵，南掌国刻期来薄镇宁芒，乞祈山县、该县、记县等，将民保守免为暹兵所掳……

　　面对川圹的求援，阮科豪等乂安官员认为：

　　因思镇宁芒此语，不过因其胁迫以祈山是他接壤，于故黎辰，同为我国提封，往来惯想，故有此援兵之说。然令已外附于万象，事关边防不细，臣等即饬谢光拒以镇宁、祈山，两不相关，如有甚事，出于不得已者，自有朝廷处置，祈山安得出境赴援？

　　他们提出，川圹虽曾向阮朝进贡，但因现归属万象，此事事关两国边防与主权，阮朝不便贸然行动。与此同时，阮朝也从祈山官员处得知，越老边境无暹军踪迹，更未见其追击阿努冯和乐凡城主。由此，阮朝高度怀疑暹军仍在湄公河西岸，对川圹报称的暹军直逼同样表示怀疑。一个月后，经略边务大臣潘文璻接到地方官员汇报，称再次收到川圹信件，昭诺伊表示川圹及其附近地区民众非常担心暹军侵扰，尽管他们尚未掌握暹军的具体位置。7月21日，潘文璻收到昭诺伊的第三封信，信中表示，除暹罗之外，川圹还受到老挝琅勃拉邦王国的威胁，该王国似已与暹罗结盟，共同讨伐阿努冯，川圹危机重重。

　　从地理位置上看，川圹在万象以北，同时与琅勃拉邦、越南接壤，西部靠近暹罗，这是昭诺伊对当时处境深感焦虑的原因。在历史上，川圹常年是万象、琅勃拉邦以及越南三方争夺的对象，向多个王国称臣纳贡。例如1479年，黎圣宗“遣将军祈郡公黎念领兵三十万进讨，大破之，盆蛮乞投”，越南黎朝最终攻入川圹地区，并在其地置镇宁府。澜沧王国分裂后，川圹处于半独立状态，即表面上属于万象王国统治，又同时向万象和越南进贡。1782年，阿努冯的兄长南塔森（Nantasen）被暹罗任命为万象国王，他从曼谷返回万象后，第一件事就是强化对川圹的控制。从川圹的角度看，阿努冯弃城而逃，所以昭诺伊只能自谋庇护，这体现出川圹与万象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牢固。正如杜树海教授所提出的，“前现代东南亚政体的另一特点，即主权的多重层叠与等级化”。而川圹自愿归附阮朝，则为后来阮朝保护川圹提供了很好的理由。

　　面对川圹的求援，潘文璻等分析：

　　镇宁一路，密迩祈山，从前系我属籍，国初咱为万象之藩附，今日咱为我国之边氓，予夺之权必矣。万象捐他而去，又安敢有悔恨之心？暹罗与他无干，又安敢有窥觎之意？今因其情愿而处置得宜，足尤以壮我西陲之保障，于理想亦无碍矣……

　　换言之，他们认为阮朝可以把握这次机会扩大领土。《大南实录》亦载明命对川圹的态度：“帝谕之曰，镇宁归款投诚，朝廷因而受之名义甚正，况可恢我疆宇，壮我藩翰，机不可失……”1827年7月28日，明命下诏：

　　……因思镇宁从前原属我国边氓，自经朝廷畀之万象，该等始不通职贡。兹因万象国王出奔，恳请复隶版籍。若此情形，系出自彼诚欸，朝廷初非有所求也。况该处地势圹平，不甚岚瘴，既可驻扎，且用为一方藩屏。不妨因而受之，是于辟土广地之中，而有寓恤难安人之意……”

　　明命特别指出，川圹归附阮朝是出于自愿，绝非阮朝要求或强迫，同时再次强调川圹与越南的历史联系，声明今日发兵川圹是合情合理的。这与此前阮朝在处理万象王国请求时，提出要“师出有名”的考虑一致。

　　此后，阮朝开始派兵驻守川圹一带。当然，阮朝仍十分谨慎，提出“一以安该等之心，一以夺暹人声势……毋用越境生事……”，尤其要注意避免与暹罗或琅勃拉邦开战，不要表现出想要挑起战争的意图。不久，驻守川圹的阮军又撤兵返回祈山扎营，此举再次令昭诺伊感到恐慌。1827年8月22日，昭诺伊再次写信给阮朝：

　　……闻芒竜兵已赶到该芒地面，掠取民众、将副到芒,以及镇宁该芒,不知尚能安居此否？且前此威、肥科、肥蚩等，赉来臣等词扎，该名现已敬领遵据，兹乞为该名题达，仰蒙大皇帝准许该名归附朝廷,复如该前祖父之例，三年一贡，并乞官兵到处按临保卫，俾该芒赖得安居。其六县书，亦见肥造诸名叙乞附从镇宁，归附朝廷，如该等前祖父例……

　　信件表明，川圹明确提出愿意归附，并承诺每三年一贡。川圹附近万象的地方政权也有主动投奔阮朝的，这些都使阮朝名正言顺地实现了“道统”。

　　随着阮朝逐步认识到阿努冯“重振旗鼓，恢复万象”的可能性很小，并对万象与暹罗的冲突情况有了充分掌握后，阮朝控制川圹的愿望就变得更加强烈。1827年10月17 日，阮朝下诏告知阿努冯，川圹已在阮朝的保护之下，阿努冯不能再继续控制川圹。同时，明命还表示，川圹等地和万象一样向阮朝朝贡，各王国在阮朝面前是平等的。阿努冯不能对这些地方施压，也无权干预他们的进贡，这些地方也无需再承担对万象的赋税或徭役。此举后，阮朝在川圹以及其他万象属地面前彰显出由其主导的朝贡秩序，并成功地借助阿努冯事件，完成了对川圹等地的管控。

　　老挝当代史书对川圹求助于阮朝的情况未有太多详细记载，仅提及昭诺伊向阮朝求助这一事实，但没有记录他向阮朝提出进贡和自愿归属这些说法。2012年，老挝前领导人富米·冯维希（Phoumi Vongvichit）编写的《普安城历史》提到，“昭诺伊携阿努冯家人回到川圹后，因惧怕暹军进攻川圹，遂派部下请求越军（Vietnam）保护普安城，越南阮朝明命派出120名士兵来到川圹……同年，越军入侵川圹，昭诺伊携军队奋力抵抗，但不敌越军，最终屈服并将普安城献给越南”。这与《事宜录》所记有出入。

　　综上所述，阮朝对川圹施援的态度远比对万象积极，他们对万象采用“缓兵之计”，而对川圹则是“锐意进取”，其中的考量有两点：一是川圹直接与阮朝祈山接壤，川圹的骚乱将直接危及祈山安全；二是川圹并非事件的焦点，暹罗大概率不会介入川圹，阮朝在帮助川圹方面的利益更大。相反，援助万象的代价是与暹罗产生直接冲突，有损国家利益和领土安全，这是阮朝不愿发生的。不过，阮朝对川圹求援的回应仍然是循序渐进，顺其自然，也就是直至川圹明确提出归附后，才主动作为，把川圹纳入朝贡体系。

　　通过考察《事宜录》的文本，阮朝最初有其作为宗主国提供“大义”的考量，这是中国朝贡体系内涵在越南的外延。然而，阮朝的“大义”是复杂和脆弱的，例如在面对暹罗时，仍然需要屈服于避免正面冲突的现实考虑，同时，也要考虑阿努冯是否顺应民心、才德配位。阮朝在核实诸多情报后，护送阿努冯回国，但是后来阿努冯又再次反抗暹罗，随后逃亡川圹。川圹的昭诺伊迫于暹罗压力，放弃了阿努冯并将其交予暹罗，阿努冯最终于1829年在曼谷逝世，万象遂亡。

　　我们不能否认阿努冯事件对后来的越老关系产生了不小影响。阿努冯事件之后，阮朝逐渐加快把川圹等地纳入版图的步伐。这种动机的原因，关键的因素还是对方实力的逐渐衰退，或内乱或被暹罗掣肘。这一事件甚至也对后来的越暹关系产生了较大影响，越南阮朝随后与暹罗的关系由嘉隆时期的结盟转向结怨和反目。实际上，以暹罗为主导的曼陀罗体系和以阮朝为主导的“亚朝贡体系”的平衡关系，在19世纪初的阿努冯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不可忽视的是，宗主国也坚持“大义”，也有其复杂性和脆弱性。

（为方便阅读，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