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洲
现在的“三农”跟二三十年之前相比，问题与好坏先不说，至少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明显的便是：“空心化”越来越严重，衰亡的村庄不断增加；土地流转在加剧，越来越多的农民已经进城工作与居住，越来越不想种地，也不会种地，更不能依靠土地活着。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还要坚持家庭承包制吗？还要稳定并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权期限吗？一般认为：农业的经营模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小农经营”，不管土地是租借的，像封建社会的佃户那样；还是自己的，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后土改分配的土地与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承包土地，他们的前提都是很多乃至大多数人都从事农业生产经营，都靠土地活着，只有少数人，包括占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不以种地为生，请注意，在这里的土地租借关系中，是占有大多数土地的少数地主阶层将土地租给多数的农民；第二种是“大农场规模化经营”，至少需要适度规模经营，这是现代化的经营模式，考虑到资源禀赋基础与历史条件，不一定是美国那种大规模农场主农业，但是，“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肯定是不行的，同时，从事农业生产的是少数人，他们的土地是哪儿来的？有的是买的，有的是租来（流转）的，还有是（祖上）抢劫的。
中国当下面临的情形是：原来家庭承包制经营是建立在普遍“小农经营”的基础与需要之上的，但是，它不仅越来越缺乏竞争力，而且在快速的城市化、非农化与现代化中已经开始维持不下去，培育并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趋势，包括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他们虽然也会保留家庭经营的形态，但已经不是“小农经营”，是不是在朝向“大农场规模化经营”发展？值得讨论与商榷，这个问题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土地制度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形成与扩大生产规模，只能靠租借农民的承包地，或只能在“三权分置改革”中流转农村土地的经营权，支付租金。
问题来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地是跟万千小农发生租借关系，这跟传统的“小农经营”模式中万千佃户从少数地主那里租借土地是相反的，进而意味着非常高的交易成本。相关调研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反映，一方面租金非常贵，已经快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跟这么多小农打交道非常花时间，费脑筋。奇葩的是：一些地方，国家对农业生产经营的补贴，比如种粮补贴是打到了农民账户上，生产经营者难以获取。
为什么会这样？是土地承包权在“作怪”，当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与土地，不再想种地，也不再会种地，更不能靠种地活着的形势下，依然要维护与保留，甚至要延长其承包权，同时，农业生产经营越来越只能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大规模，加大投资，更新技术，两者之间不仅是矛盾的，而且围绕着土地的生产关系越来越不合理。
笔者认为，家庭承包制越来越适应不了生产力发展的新需要，甚至越来越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是不是还需要稳定并延长家庭承包权期限？值得研究讨论（杨洲：为什么还要稳定并延长农民土地承包权期限？）。尤其是农村越来越“空心化”，农二代农三代都渐渐老去，死亡时，农村土地产权如何配置？一定是需要改革创新的。
国有化可能是一个选择，尤其是那些注定要消亡的山村与偏远村落，不仅农民会走空，而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瓦解，它们也往往没有能力去投资经营。实践中土地已经出现大面积地撂荒抛荒，包括耕地与林地，农民管理它们已经不合算，南方很多地方出现了林票、绿票、生态票、生态银行、两山合作社等创新实践，根本上都是国有林企在推动，本质是流转收储农民“管不了，管不好，管起来不划算”的林地经营权。等待未来这些村庄彻底消亡了，人口都城市化了，将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是一种必然趋势与需要，由国有企业去管理运营。
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运营是第二个选择，笔者认为，可以陆续通过以下三个步骤实现：第一步，在第二轮承包期限内，通过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流转集中农民的土地，根据农户入股土地的面积与质量确定股权比重，给按股分红；第二步，第二轮承包期限到了，国家与村民都要求延长承包期限的，可以将承包权“股权化”，不再分具体的地块，以此实现“股田化”（杨洲：“股田制”——中国农村经营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第三步，结合国家社保建设、公职人员招聘管理等方面的政策及当事人的就业情况，探索进城农二代、农三代退出“承包权”的办法，不过，可以考虑保留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权，未来遭遇重大状况返乡时，可以重新申请土地承包权。上述第一步与第二步中，本村村民还想继续种地的，特别是成为家庭农场主、种植大户的，统一向村集体经济组织租借土地，支付租金，当然，经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同意，可以少收或不收租金，外部主体租借本村土地，依照市场行情收取租金，不过因为是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打交道，成本与风险会降低。集体经济组织在统一运营管理中可以借助国家的财政专项资金，大力推进土地整治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高农业土地生产力，为新型生产经营主体改善生产经营条件，进而，可以获得更高的租金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