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宋人文集而言，大多在宋代當朝就曾結集付梓，如果能搜集利用宋代刊行的善本作爲宋集的底本，無疑是最爲理想的選擇。宋本產生時代早，最接近作者文集原貌，很多往往是版本源流中的祖本，以之爲底本，不僅能避免出現後世多次傳刻過程中產生的脱衍錯漏，而且亦可減少整理中的出校改字等工作，可謂事半功倍。雖然宋本並非盡是校刻精善之本，其粗劣者有麻沙本等坊刻諸本，但與後世諸刻相比，總體上校刻精審者多。其之所以被後世雅重，誉爲善本，一方面自然是因其古舊稀見，具備歷史文物性；另一方面，版本本身的校刻精善也是一重要原因。而在國內外圖書館數位化資源大規模公開以及《中華再造善本》等大型影印叢書出現之前，宋本往往限於種種條件不易獲取。相較而言，清代《四庫全書》及其他時代較晚的明清刊本更易得見，加之有的整理者不辨版本源流，對版本優劣缺乏足夠的認知，常常不加采擇，故以往所整理宋集采用四庫本或其他明清諸本者多。但晚出的版本大都不及宋本更接近宋集原貌，並非底本的最佳選擇對象。
《儒藏》“精華編”有部分宋集在最初交稿時采用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下簡稱“四庫本”）爲底本。四庫本抄寫時的臆改最爲人所詬病，尤其是四庫館臣對 “夷”、“狄”、“戎”、“虜”、“賊”、“寇”等所謂違礙字的改動。宋代，特別是南宋時人的文集，因大都牽涉宋金邊事，故而四庫本這方面的改動尤著。此外，根據學者對《四庫全書》宋代文獻的研究，文淵閣本對少數民族的人名、地名也多有改動；青詞、齋文、疏文等涉釋道之文以及序跋、附録等亦大肆刪削。[2]鑒於四庫本刪削改動之弊病，《儒藏》“精華編”在整理校點宋人文集時，對於校點人選擇四庫本作爲底本的初稿都做了更換底本的調整。在充分、廣泛調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海內外古籍館藏，分析研究版本源流，以及吸收前人版本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儒藏》中心及校點者謹慎認真地選定合適的底本，大量利用了前人未能采用過的宋元舊本及明清精善版本。宋集部分最終確定的底本，傳世有完整宋本者盡可能以宋本爲底本；沒有宋本的則大都選用最早的足本或精校之本；已有代表性整理本的，收入“精華編”的同時，又對底本校本重作核校，糾謬補缺。
《儒藏》“精華編”集部所收宋人文集，包括北宋、南宋兩部分凡45種書，其中筆者擔任責任編委，負責其編纂流程、學術把關的約有13種。以下僅就筆者責編的宋人文集部分書稿爲例，對“精華編”宋人文集的底本選擇情況以及其他相關的版本、校勘等問題，分三種情況做一粗略的梳理和總結，以希對今後的古籍整理實踐及進一步整理研究宋人文集有所助益。
《伊川擊壤集》邵雍生前嘗手自編訂詩集，其子伯溫又裒類成集，初刻於北宋元祐年間。但此初刻本現已亡佚。現存幾種南宋刻本多爲殘本，唯有臺北“中央圖書館”收藏的南宋末二十卷刊本（卷十系抄配）是保存相對完整的精善之本。因此校點者陳俊民先生特地委託台灣友人複製了此南宋末年刊本作爲《儒藏》本的底本。另外，1975年江西星子縣宋墓出土了邵雍詩集的兩種宋刻殘本，分別是《邵堯夫先生詩全集》九卷殘本和宋蔡弼《重刊邵堯夫擊壤集》殘本（存內集七卷）。二本與通行的二十卷本編次、文字皆有較大差異，當屬另一版本系統，且蔡本中附有校語，因而具有較高的校勘價值。《全宋詩》整理邵雍詩時曾以此二本作爲校本，這次《儒藏》整理時，蒙《全宋詩》的校點者張躍明先生慷慨提供此二本的複製件，做爲參校。校本則采用了國家圖書館藏元刊十八卷本（《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本）及《四部叢刊》影印明成化二十卷本，同時參校了明正統《道藏》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儒藏》本出版之際，恰逢另一部整理本亦同時出版問世，相較此整理本以明《道藏》本爲底本，《儒藏》本采用宋本爲底本，其底本選擇無疑更爲接近文集原貌；校本充分利用了其他可貴的宋元舊本，亦使得校勘更爲精當。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據《直齋書録解題》《郡齋讀書附志》等書志記載，周敦頤的詩文集南宋始有刊本，大致有營道守蕭一致、進士易統及朱子門人度正三種編刻本。現國家圖書館尚存宋刻十二卷本和不分卷本。前者屬度正編刻本系統，是《濂溪集》現存最早的宋刻全本，文字最接近度正輯本之原貌。後者則爲殘本，後半部分《太極說》《通書》等內容缺佚。明清又屢經編次刊印，收入《周子全書》、《四庫全書》、《正誼堂全書》、《西京清麓叢書》等叢書中。《儒藏》本出版之前，已有嶽麓書社的整理本，以國圖藏宋刻十二卷本爲底本，但未列校本，校記亦少。《儒藏》本則在以此宋刻本爲底本的基礎上，又搜集眾多明清代表性的版本作爲校本，包括明萬曆徐必達《合刻周張兩先生全書》之《周子全書》本、清康熙張伯行編刻《周濂溪先生全集》本、清光緒賀瑞麟編刻《周子全書》本，同時參校南宋端平刻本《諸儒鳴道集》之《濂溪通書》，明嘉靖呂柟編輯、清《惜陰軒叢書》收入的《宋四子抄釋》之《周子抄釋》，明嘉靖黃敏才、王汝憲校刻的《濂溪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周元公集》，清道光鄧顯鶴編刻《周子全書》本等。此外，文集中所涉宋代其他諸儒文集、語録等，也查考其原始文獻做了參校。其校勘可謂齊備，能更全面地展示《濂溪集》的文字面貌。
《張載全集》張載的著述明代之前皆單行。明嘉靖五年（1526），呂柟編著《張子抄釋》六卷，爲張載著述的選録。至明代萬曆年間，始有徐必達和沈自彰校刻的兩種《張子全書》本。關於徐本、沈本孰先孰後的問題，中華書局整理本《張載集》認爲，“明末徐必達刻《張子全書》，是在沈自彰以後”[3]，因此選擇沈本爲底本。《儒藏》本《張載全集》的校點人陳俊民先生在詳細調查徐本、沈本的基礎上明確指出，徐本實爲沈本及後此諸刻之祖。萬曆三十四年（1606），徐必達最先輯校張載全集，並將周敦頤和張載二子之全書合刻，此即《合刻周張兩先生全書》二十二卷。萬曆四十六年，陝西鳳翔知府沈自彰又承襲徐本，刊刻《張子全書》十五卷。因沈本刊刻於張載鳳翔故里，又是鳳翔府官刻，故其影響、流傳較徐本更廣。[4]中華本以沈本爲底本，唯《張子語録》則采取南宋吳堅刻本爲底本。陳俊民先生受此啟發，在整理《儒藏》本《張載全集》時，沒有直接以徐本或沈本爲全集底本，而是“按各單書的不同情況，分別查找更好的宋刻本作底本或作主要校本”[5]。具體說來，即分別選取《正蒙》、《經學理窟》、《易說》、《語録》等各部分的宋刻本或較早的善本爲底本，參照徐本《全書》編次排序，同時校以版本價值較高的校本。其中《橫渠正蒙書》、《橫渠經學理窟》皆以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黃壯猷刻印《諸儒鳴道》本爲底本，以徐本、沈本爲主要校本；《易說》以徐本爲底本，以沈本爲校本，參校以《通志堂經解》之《合定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古逸叢書》影印覆元至正刊本《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及《諸儒鳴道》本《橫渠正蒙書》等相關文字；《張子語録》以《四部叢刊續編》影宋吳堅刻《張子語録》三卷本爲底本，以《諸儒鳴道》本、徐本爲校本；《遺著輯存》（包括《論語說》、《孟子說》、《禮記說》和《文集佚補》四部分），主要從《論孟精義》、《禮記集說》、《皇朝文鑒》等宋元文獻中輯佚其遺說佚文；《徐本拾遺》以及《徐本附録》、《徐本附録補》部分以徐本爲底本，參校《性理大全書》、《近思録》、《二程全書》、《伊洛淵源録》、《皇朝文鑒》等宋明儒家文獻相關文字。可見《全集》各部分都盡力搜討，采用宋本作爲底本或校本，並且精心比勘，這樣無疑能更恰切完整地還原張載著述之原貌。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魏了翁之文集，現存世最早的版本是南宋開慶元年（1259）刊行於成都的刻本。據其佚名跋，該本係在更早的姑蘇本、溫陽本基礎上校訂刊刻而成，並增益《師友雅言》、《周禮折衷》及其他制舉、策問等文，凡一百一十卷，名爲《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書首有淳祐己酉吳淵序。今存九十二卷，藏國家圖書館。明代又有兩本，皆爲一百一十卷本。一爲嘉靖二年（1523）錫山安國銅活字印本。該本源出開慶本，雖訛誤較多，排印不精，但勝在卷帙較爲完備，可補宋本缺文。一爲嘉靖三十年，四川兵備副史高翀及邛州知州吳鳳等刊刻的邛州本。此本從安國活字本出。四庫館臣即以該本爲底本，抄録、校訂後收入《四庫全書》。
《儒藏》校點稿件最初是以四庫本作爲底本，但四庫本與宋本相校，除了有大量對違礙字的改動外，錯訛亦多。以前三卷爲例，卷一《安大使丙生日》“梟狐陸梁士扼腕”，“梟”四庫本誤作“烏”；“公以空弮嬰乳虎”，“弮”誤作“拳” ；《送宇文侍郎紹節知廬州》“再拜亟祗命”，“亟”誤作“函”；卷二《次韻黃侍郎海棠花下怯黃昏七絕》“老紅面百摺”，“百”誤作“白”；《浣花即席》“榜人以戒余”，“榜”誤作“傍”；卷三《和宇文漢州□乞房樓記詩》“江山好處餘戀嫪”，“嫪”誤作“繆”等等，不一而足。可見四庫本絕不宜用作底本。民國時上海涵芬樓借劉氏嘉業堂藏宋開慶本，影印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原開慶本缺卷及缺頁以安國活字本補入（惟卷一〇八各本皆缺，此本亦無），彌補了宋本殘缺之憾。書末還從安國活字本補入淳祐辛亥吳潛後序。考慮到《四部叢刊》本在現存各本中既基本保留了宋本原貌，又較爲完整，故《儒藏》中心和校點者協商，改換《叢刊》本作爲底本，以明安國活字本和四庫本作爲校本。但是在校樣排出之後，藉助國圖網站公佈的宋開慶本原本圖像，我們發現《叢刊》本有多處誤改字、描字。以卷九八爲例，《梓潼廟祝文》“厥惟忝冒”，“忝”《叢刊》本誤作“泰”；《祭靈應神文》“惟王其歆之”，“王”《叢刊》本誤作“正”；《東嶽生辰祝文》“民用妥安”，“妥”《叢刊》本誤作“委”。如果不對照真正的宋本，讀者會誤以爲這些都是宋本本身的訛字，從而對版本優劣產生誤判。如卷三《董侍郎生日》“將軍羽扇白綸巾”，宋本“巾”字《叢刊》本誤作“中”，陳新先生卻以爲“宋本誤作‘白綸中’”[6]，從而判定安國活字本改了宋本誤字，這應該就是被《叢刊》本所誤導。民國時趙萬里先生曾指出，《叢刊》“印刷時多描改，致失原本面目也”[7]。此次對照《鶴山集》，筆者方深切認識到《叢刊》本確有此弊，其影印本未可盡信，使用時須小心爲是。爲了盡量恢復宋本的原貌，針對《叢刊》本的誤改誤描字，我們校核國圖藏宋本對校樣的文字儘可能地做了回改，同時原來一些因《叢刊》本之誤而導致誤判誤改的校記也得到了糾正。
《文山先生文集》 文天祥生前“觸物感懷，隨寓述事，發爲詩文”[8]，著述盈篋，但遭兵燹後所存不多。曾手自彙編部分詩文，如《文山隨筆》等，惜遭難後散失。現存宋刊元印本《新刊指南録》，推測即據其手編本刊印。元代天祥孫文富曾搜輯遺稿，類編文集，但該本早已亡佚。元貞、大德間，其鄉人搜輯編刻《文山先生文集》前後二集凡三十九卷，世稱道體堂刻本。該本至清代即失傳，但明清諸多刻本皆源於此本。《儒藏》校點稿件最初采用了四庫本作底本，但四庫本對“虜”、“北”、“虜營”、“虜酋”、“北軍”、“胡兒”等字眼均做了大量改動，且有不少缺文，與《文山集》原貌差別較大。現存《文山集》版本有數個明本，其中明景泰六年（1455）刊本是目前存世《文山先生文集》中最早的版本，內容完整。因此在中心的建議下，校點者改換景泰本爲底本，以明嘉靖鄢懋卿刻本、嘉靖張元諭刻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等爲校本。景泰本一開始中心複製了北大圖書館藏本，後來在初審過程中發現該本實際是一個遞修本，而非景泰本的初印本。其中有不少補版和版片漫漶處，存在較多誤改、誤描字，另外還有一些缺頁。因此又改換《宋集珍本叢刊》影印國圖藏景泰本作爲底本，但仍有不少漫漶不清的地方，如果按照常規的先審後排的流程，頗不便於操作。中心最終采取了先排后審的特殊處理方式，即先交排版公司録入，由中心專職人員校對並描補其漫漶處，然後再經初審、通審，最後發出版社編校出版。
《浪語集》 薛季宣的文集由其侄孫薛旦編次，於寶慶二年（1226）刊行，凡三十五卷。宋本惜已不存，明代以來，刻本絕少，常見者爲幾種抄本。明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卷十三《續收》著録《艮齋浪語集》十册，爲現存最早的抄本，藏南京圖書館。清代又有康熙貢生朱霞抄本（鐵琴銅劍樓舊藏）及《四庫全書》本。同治十年（1871），金陵書局據丁丙藏明抄殘本及朱學勤藏舊抄本，校刻梓行。光緒八年（1882），瑞安孫氏詒善祠塾匯刻《永嘉叢書》時，孫詒讓又對金陵書局本做了校核，爲現存校核較爲精審的刻本。《儒藏》校點稿最初以四庫本爲底本，以《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清朱霞抄本、清光緒孫氏詒善祠塾匯刻孫詒讓校核《永嘉叢書》本爲校本。中心初審後根據出校情況，認爲孫校本更適合作底本。其一，四庫本和清抄本在內容上有刪改、漏抄，而孫校本皆不缺，比較完整。其二，四庫本對違礙字均有所改動，而孫校本基本保持原貌。其三，孫校本對抄寫錯誤多有訂正。因此，最終改換光緒孫校本爲底本，以台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及《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清朱霞抄本爲校本。
《絜齋集》 袁燮之文集原由其二子袁甫兄弟編訂，最初刊刻於宋紹定元年（1228），其卷數不詳。《直齋書録解題》著録《潔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文獻通考》載後集作十二卷。又，宋明書目皆著録爲“潔齋集”，《永樂大典》所載亦作“潔”，四庫館臣的輯録本始作“絜”。明初此書尚存，後漸佚失。現通常所見之《絜齋集》，係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録而成，因無法區分前後集，故混爲一集，分爲二十四卷。先以活字排印，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後又收入《四庫全書》。《儒藏》校點稿原亦采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但《四庫全書》本對“戎”、“金”、“女真”等所謂違礙字在抄録時做了不少改動，相較之下，武英殿聚珍本則基本保存了原貌，故最終改換武英殿聚珍本爲底本，以台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校本。
前人已有的優秀整理成果，《儒藏》中心在全面考察其底本、校本及校點質量的前提下，將其收入“精華編”，同時按照《儒藏》體例統改全書，將整理本與底本、校本重作核校，糾謬補缺，以使整理质量進一步完善。集部宋代收录的《陳亮集》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一例。
著名宋史學家鄧廣銘先生整理校點的《陳亮集》是当今學界最通行、最爲公認的整理本。鄧先生對於陳亮文集的具體編刻、版本流傳情況做了詳細考察，撰有《陳龍川文集版本考》。根據鄧先生的研究，陳亮的文集最早由其子陳沆編成《龍川文集》四十卷並《外集》詞作四卷，葉適作序，於南宋嘉定七年（1214）前後刊刻。此本至明代流傳稀少，且多殘缺不全，今已不存。明成化年間，永康朱潤、朱海將其搜集的《龍川文集》及《外集》殘本重編拼合，形成三十卷本的《龍川文集》。該本成爲此後明清諸刻本的祖本。但此本不但錯漏甚多，而且對陳亮原文做過篡改，可謂謬種流傳。[9]明清又相繼有數種刻本問世，其中校刻質量較好的是清同治八年（1869）宗廷輔校、應寶時刻三十卷本。在宋本陳亮集無存，明本又不理想的狀況下，鄧先生利用了流傳海外的珍本——南宋刊《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該本分前後二集，凡四十一卷，交錯收録陳亮與葉適文，現藏台北“國家圖書館”。其刊刻於陳亮、葉適文集之後，當爲南宋末年書坊刻本。鄧先生將其中所收陳亮文與明成化本加以比勘，發現此本能糾正成化本及明清諸本沿襲的訛誤脱漏甚至肆意篡改之處。因此鄧先生的整理本，凡收於《文粹》當中的陳亮文，一律以《文粹》爲底本，這樣成化本中的錯誤“就不必特意加以糾正而都得以恢復原面貌”；凡《文粹》未收之文，則儘量依從成化本，這是因爲“後來諸刻本雖有對成化本遞加改正之處，然大都無稽無據，肆意而爲。對此等改易文字自須慎重將事，故凡非理據確鑿者，均一仍成化刻本之舊”[10]。該整理本同時還參校了清同治應寶時刻本、胡鳳丹刻本及明嘉靖史朝富刻本等。對於《文粹》中所收陳亮文不見於《龍川文集》明清諸本者，鄧先生又據《文粹》及《永樂大典》等做了增補。可見在扎實充足的版本調查和校勘工作基礎之上，鄧先生對於陳亮集的底本校本選擇及校勘原則的考慮都極爲周洽妥當。有鑒於此，《儒藏》“精華編”《陳亮集》的整理沒有另起爐灶，而是決定采納鄧先生的整理本，在其基礎上進一步修訂。
鄧先生校點的《陳亮集》（增訂本）曾先後由中華書局（1987年）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2012年收入《儒藏》“精華編”時，中心在後出的河北教育出版社《鄧廣銘全集》本基礎上，依照“精華編”編纂體例對校點做了修訂和補正。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即是將全書文字與其所對應的底本（包括《文粹》本和成化本）一一核對，並勘驗校本，在此基礎上增補修訂了原整理本的數十條校記。謹舉兩例如下：
《全集》本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書》（底本係文粹本）“四方次第平定”，核文粹本並無“定”字，成化本亦無，按宋人文集中“次第平”之語常見，故《儒藏》本刪去“定”字。
卷七《酌古論》（底本係文粹本）“此謀夫策士所以爲可貴也”，“爲”字文粹本及成化本皆作“服”，胡刻本、應刻本作“爲”，故此處原整理本實改字而未出校，《儒藏》本補校記。
此外，《儒藏》本通過重新校對底本，還糾正了原整理本的一些文字訛脱問題。如卷十四《策問》“問古今財用出入之變”條“以其明古今之變而已”句下漏掉底本《文粹》的半頁文字，因而脱去本條最末四字及下一條“問常平義倉之法”的前半部分，從而將本屬兩條的文字錯拼於一條之內。這是由於鄧先生當年拿到的底本複製膠片有缺頁所致。該問題曾由美國學者田浩教授指出，[11]但整理本一直未得訂正。此次出版，蒙田浩教授提供脱文部分的《文粹》影印件，使該處訛脱得以補正。[12]又如卷三九詞，據《全集》本鄧先生《出版說明》，是在成化本、清代諸刻本及中華書局1974年標點本眾本基礎上輯録而成。其中《醉花陰》一首據卷中括注，係録自清王鵬運輯《宋元三十一家詞》本《龍川詞補》。《全集》本“醉花陰”題下注有“折塈書之壁間”一語，甚爲不辭。核光緒四印齋刻本《宋元三十一家詞》，“塈”作“堲”。按《禮記·檀弓上》“夏后氏塈周”，鄭注引《管子·弟子職》“右手折堲”；《釋文》出文作“即周”，云：“本又作堲。《管子》云‘左手執燭，右手折即’，即，燭頭燼也。”可見“塈”義爲燭芯之灰燼，此處當從《宋元三十一家詞》作“堲”。“塈”疑爲排版致誤，1974年中華書局本即已如是，延誤至今，《儒藏》本終得以糾正。
以上所談，是筆者責編的几部宋人文集在底本選擇方面一些值得總結經驗的例子，今不揣簡陋，略陳如上，以就正於方家。其中采用宋本作底本的大多是該文集的首個校點整理本，或者是以宋本爲底本的首個校點整理本。沒有宋本可資利用的，則在分析調查的基礎上采納了現存最早的版本或明清精校精刻本，其中大都也是前人未作整理者。對於已有的代表性整理本，《儒藏》“精華編”一方面做了充分的吸納，一方面又對底本校本重作核校，糾謬補缺，在原有基础上使其質量得以進一步提升。正是建立在講求版本，慎選底本校本的基礎上，《儒藏》“精華編”力爭爲學界提供一批接近文本原貌、文字可靠、校勘精善的古籍整理成果。
[1] 陳新《今存魏了翁<鶴山集>版本源流及其他》，《文教資料》1995年Z1期，第156-157頁。
[2] 李裕民《論<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的缺陷——以宋代文獻爲中心》，《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第156-159頁。
[3] 張岱年《關於張載的思想和著作》，《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17頁。
[4] 參看陳俊民《關於<儒藏>精華編<張載全集>編校的思考》，《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1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88-489頁。
[5] 陳俊民《關於<儒藏>精華編<張載全集>編校的思考》，第492頁。
[6] 陳新《今存<鶴山集>版本源流及其他》，第158頁。
[7] 趙萬里《論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四部叢刊>》，《趙萬里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2頁。
[8] （明）李奎《文山先生文集序》，《文山先生文集》，《儒藏》“精華編”第二三九册（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298頁。
[9] 參見鄧廣銘《陳龍川文集版本考》，《陳亮集》，《儒藏》“精華編”第238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