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德化 | 女子当自强，圆我成才梦（四）

1960 年，我大学毕业，是全系唯一一个被分配到黑龙江的毕业生，因为未婚夫在哈尔滨。报到后，教育厅人事处把我分配到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当研究人员。当时，从领导到成员都不知道怎么研究教育，既没有立项也没有资金，所做的大多是为教育厅搞些调查研究。“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教育厅把单位撤销，把人员安排到教育厅和教育学院各部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我们又都回到原单位搞运动。当时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不敢轻易地参加运动。

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参与运动，运动却偏偏找上你。我们研究所的三个造反派本都是外单位的当权派、处级干部，级别与我们院长、书记一样，只因在原单位不得志，人际关系紧张得待不下去了，他们要求回教育厅直属单位工作，并表示不担任什么职务。但这三个“大处”在科长领导下工作，心里怎么都不舒服，特别是还要经常与我们这些小兵一起下基层搞调查研究。所以，他们便想把领导拉下马，就给他上纲上线，胡编乱造，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把我们几个研究人员抹得像阶级异己分子，领导重用自然就是阶级路线问题了。

于是我就反击了，写了一张一万多字的大字报，一间 30 多平方米的教室四面墙全贴满了，把他们编造的胡言乱语批驳得体无完肤。全院从没有见过这么长的大字报，而且出自于只有十个人的研究所，这引起大家的兴趣，看的人很多。后来，哈师大听说他们的系主任竟成了教育学院的造反派，还可能进入院“三结合”领导班子，气愤极了！全系总动员写了一大批大字报揭发漏网的走资派，送到我们学院贴满了小楼。这样一来，他们就害怕了，再也不敢张扬。

1970年初，教育学院被撤销了，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和她们的姑姑全家五口人到巴彦县为民公社插队落户。生产队安排我们住进一个 9平方米的“小马架”，隔出一小半用作厨房后，屋里大概只有 6 平方米，一铺小炕我们五个人勉强能挤下。晚上起夜，孩子得空翻个身，你回来就没地方了，只得把她搬回原位才能躺下。后来国家给钱，生产队为我们盖了新房。

我们工资照发，粮油到粮站买，参不参加劳动没人逼你，你干了也不记工分。分到这个生产队的，有两户四个干部。那家孩子小，女的不能出工，男的说他有病不能干活。我家先生被抽到县里当宣传队员，只剩下我，孩子虽小，有姑姑照顾，有条件出工。我也不是争什么积极，公社把我们这些人当工作队，有什么指示要求都要我们向生产队传达，还要做些工作，社员白天干活已经很累，晚间生产队开会来不了几个，只有跟他们一起下地，休息时间才能传达。虽然叫“插队落户”，可你现在还拿着国家的工资呢，啥也不干还不如不来，有本事你在哈尔滨待着，你拖家带口来，给人家增添了多少负担：除粮油以外，比如全年的烧柴、整个冬天的储菜等，都由生产队用马车送到家。虽然付了钱，但与社员同等待遇，这样的恩情不能无动于衷啊！于是，我把家安顿好就与社员一起下地干活。

当时正好是春播，干得最多的是种苞米。他们一般让我点化肥，掌握分量，每个坑都点到就行。夏锄就难了，不仅活累，还有技术要求。第一次给谷子间苗拔草，队长说，你可别把苗都拔了，把草留下。天哪！真的分不清草和苗！都是两片叶子，形状颜色都差不多，但我想它们一定有区别，否则社员也不会拔。我就看叶子下面的秆：有的是圆的，有的是扁的。哈，这就是区别！用手一捏，圆的是硬的，扁的是松的。我各拔出一棵放在手心，说：“它俩不一样。圆的是苗，将来它要抽穗，支撑一长串谷穗；草长多高都只是叶子。”大家都笑了，于是就放心让我干活。速度真的赶不上，左右两边的社员都来帮忙，她们拔快点，然后就到我的垄上拔一段，这样才能跟她们一起到地头。我带歉意地说，你俩辛苦了，受我连累。那大嫂说，看你说的，我们辛苦是为了自己，到秋收分粮时一粒也没有你的份，你为啥？朴实真挚的话语温暖了我的心。

东北大平原，农田往往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一条垄一里多长，拉远了就见不着人了。铲苞米时，他们只让我干别人一半的活，并为我出主意：你先只铲一边，回头你再铲另一边，就不会落下了。之所以不能落下，是因为有狼，饿急了它大白天也会闯进村里来，不得不防。

1970年这一年的春种、夏锄、秋收、冬藏，我都参加了，凡是农村妇女干的活我都干过。第二年，我干了半年生产队长就不让我再干了，因为我已经怀孕六个月。我说：“明天我就不来了，我家有缝纫机，可以为你们做衣服，不花钱还比你们那个裁缝做得快。”当时，十个生产队就一个裁缝，春夏之交活计堆积如山，衣料拿去半个多月都拿不出来。多数农民棉衣穿到夏天才换单衣，没有秋衣或毛衣过渡。天热得走到地头没干活就出汗。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回家就赶紧给他们做单衣。晚上点着煤油灯加班加点，一天做四条裤子，一星期左右就让他们换上单衣，他们非常高兴。

下农村一年也没有得到有关政策的信息，小道消息说，工资三年以后就取消了，就地消化当农民。不管是真是假，都必须有所准备。北方农村的生活是南方人想象不到的艰难，而且我们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将来出嫁了，我们也老了，连水都喝不上。

于是决定再要一个孩子，希望有个男劳力，生活上有所依靠。没承想老天给开了一个大玩笑，不仅没有如愿来个男孩，还来了一对双胞胎的女孩，真是啼笑皆非！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一般都是两个孩子，没人敢要四个，况且两家都有负担，工资十八年一贯制，孩子天天长大，老人年年老去，负担日渐加重。但这一切都必须由自己来承担。

1973年，毛主席指示“老九不能走”，于是各单位都张罗接回自己的插队干部，我们也于当年 3月份回到哈尔滨。

省教育学院已经恢复，又增设了教育干部学院，我就被安排到这里。

1974 年，教育干部培训工作开始了，到省里来培训的都是地区重点校以上的书记和正校长。每期三个月，每年举办两期，就学习马列主义和教育理论。马列主义教员有六位，而教育理论教员只有我一人，他们负责一半，我负责另一半。负担重是小事，关键是不知怎么讲。收音机天天是“梁效”的声音，报纸天天是它的长篇大论，你违反它的观点，这个讲台还站得住吗？心里不能接受的东西如何传授给别人？比如说，对十七年教育的两个估计：一是知识分子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二是十七年来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你拿这个去给那些书记、校长讲，他们要听吗？如果再向你提出个问题你回答得了吗？经过好几天的冥思苦想，为自己找了一条逃跑的路。我找领导说：“‘两个估计’是党对教育的政策，属于政治的范畴，应该由马列主义教员负责。”领导笑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是同意了。

关于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与教育的关系问题是回避不了的。

“卫星上天教育有功，红旗落地教育无罪。”话音刚落，学员的眼睛都瞪大了，他们心想，你好大胆！我笑了！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决定教育，教育能动地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卫星上天离开了顶尖的科学家和强大的科技队伍是不行的，而这个队伍正是苏共领导下的苏联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教育能动地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的表现，当然是有功的；红旗落地是政治问题，教育不能决定政治，所以即使政治改变了颜色，也不是教育的错，它当然是无罪的。学员点头称是。

课前学员们端着水杯无精打采地进教室，本想喝点水、打个瞌睡什么的，没想到听到了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既没有触碰红线，又实事求是、有理有据，都挺高兴的。

我不仅要完成院里的教学任务，有时还得去支援地区教育学院。当时一双女儿四岁多，她们的姑姑已经上班，她们的爸爸要到阿城（当时与哈尔滨市接壤的一个县）去上课（早晚靠专线火车通勤），我只好带着她们到其他县上课。

元旦学院会餐，大家都排着队到学院领导桌上敬酒。我院葛棠院长却端着酒到我身前对我说：“你辛苦了！我代表党委和学院谢谢你！过年了，向你敬杯酒表示慰问。”我赶忙站起来，但却不知道说什么，情急之下端起杯中的二锅头一口干了。同志们热烈鼓掌，有人赶紧 “救驾”说：“林老师，什么都不用说了，一切都在酒中。”葛院长笑了，说：“没想到喝酒还是一把手。”天晓得，我可从来没有这样喝过烈性酒。这样的奖赏没有一分钱，但在我心中却值千金！多年来摸爬滚打的辛苦、酸甜苦辣的滋味，一切的一切都值了。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欣喜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院的教师队伍扩大了，1980年之后调进了三位老师，也进了十几名大学毕业生。我们的任务转为以学历教育为主，从成人高考中招收专科和本科的学生，进行教育管理专业的系统教育。教育干部学院的业务部门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设基础部、专业部和马列主义教研室三个处级单位，我任基础部主任。

1986 年，第一届教育管理专业的学生毕业了，成为黑龙江省第一届该专业毕业生。毕业典礼很隆重，不仅教育厅的领导出席，还请来了于天放副省长。我代表教师发言，后来于副省长在致辞中提到：“你们老师的语言像诗一样美，怀着浓浓的师生情，对你们寄予殷切期望，连我都受到感动。”我们的学生很激动，散会后，自豪地说：“谁说我们不如哈师大，我们的老师还受到了省长表扬呢！”

教育形势发展很快，许多在职的教师和领导干部需要接受教育，但他们不能脱产，而我们学院也没有条件容纳更多的学生。于是就采取自考与函授相结合的办学方式，将办学点下移，与地区教育学院合作办学，他们负责招生和管理，我们负责教学。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考生有较高的合格率，所以，你派个新毕业的教师去，他们就不满意。地区教院的领导说：“不是我们挑剔，是学员有意见，对我们施加压力。有的学生说‘教育学我都听过了，来这儿就是想听林老师的课，她不来我就回家了’，你也不能不听他们的意见。”所以我的课就多得排不过来。有时三个班连在一起，还不是在一个地方上，而且连续上 18天。下了课拎包就上火车，第二天早饭后就上课。有一次扩音器坏了，一时也修不好，我坚持把当天的课讲完，然后对学员们说：“今天是我连续第 17 天上课，扩音器要是修不好，明天我就不能讲了。这一天课等考前辅导时给你们补上。”四五百个学生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我鞠了躬，我含着激动的眼泪走下讲台，向他们回了一个礼！谢谢理解！他们说：“今晚即使不睡觉我们也把它修好，请老师放心！”

1990 年，我们干部学院与教育学院合并，全院有五个系和多个教学研究部门，教师和教学研究员共六百多人，我任教育管理系副主任和教育学教师。

这一年，教育部师范教育司要出一本《中国师范教育一百年》，曾宪梓捐了一笔款，奖励优秀的师范教育教师。我被选上了，并获得曾宪梓教育基金三等奖。

1980 年，开始职称评定，我都当了二十年助教了，填个表报上去就批为讲师，不用评。

1986 年，申报副教授，要向全院员工述职，向全院展示科研成果原件。由院学术委员会按积分排队上报，我排第一，顺利通过评定。

1992年，申报教授，全院 160多个副教授，教授名额只有 2个。18个申报，初评就去掉一多半，只有 8 人进入投票环节。

据说我第一轮投票就失败了，都没有过半数。主持评审的院长说，改天外请教授来评。言外之意就是：你们看不懂。其实，也不是看不懂，而是人情网冲不出去。

按照国家评审标准，我每条都够了：教材供全省教育学院共用；专著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还被评为学院科研成果二等奖（没有一等奖）；论文两篇，一是《布鲁纳与奥苏伯尔教学模式比较》，发表在华东师大刊物上，二是《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原发在本院学报上，后被《新华文摘》选登了主要观点。

院长一说要外请人来评，评委既尴尬又紧张，一是自己的水平太差、看不懂丢人；二是外请谁来评是保密的，想送礼都找不着门。于是纷纷向院长求饶：外请教授万万使不得，我们自己评。这才进行第二轮投票，高票选出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