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CUF100 Youth Session 2024
2024年8月20日，由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财贸经济》编辑部主办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4青年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以“城市未来与中国发展”为主题，邀请了12名城市研究领域的杰出青年学者，围绕主题进行学术论文或相关研究成果宣讲，并邀请6位顶级期刊编辑进行精彩点评和研讨交流。
会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康作了题为“收缩城市的TFP是否下降了？——基于与非收缩城市的对比”的演讲，以下是他的发言整理：
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然而，这种快速增长是以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率的发展模式为支撑的。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效率、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就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其中高效率就是要改变过去粗放型、以更少的要素投入取得更大的产业效益，也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
与此同时，中国也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这主要是建立在“增长模式”下的城市发展战略和顶层设计，这种模式注重经济指标的快速增加，以工业化迅速推进为引擎，以出口导向为主要方式，以城市土地快速扩张为空间支撑。近10年来，我国城市发展正面临着内外部条件的系统性重构与结构性变化，在迈进“以人为本”并注重高质量发展的城镇化后半程，传统增长模式主导的城镇化逻辑可能已不再适用，城市发展迎来了后增长时代：在人口持续向主要城市群和特大城市集聚的同时，局部收缩作为城市化的另一面也在我国国土空间中同步浮现，其中典型的如以东北城乡为代表的整体性收缩、以东部外向型工贸城市为代表的局部性收缩及以大都市外围的中小城镇为代表的依附性收缩等。
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城镇化前半程中积累的一系列城市发展问题，需要在后半程的新型城镇化中修补，这包括：城镇化速度虚高，城市发展追求规模扩张，空间上的无序与低效蔓延；空城、鬼城与乡村空心化等等；另一方面，大部分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成效并不显著，城市经济缺乏新的增长动能，因此需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快培育城市经济的新动能。
关于“收缩城市”这几年的研究比较多了，它的概念具有一定争议性，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现象与人类文明的经验认知——尤其是城市化200多年以来的经济理论亦或是城市政策都显得格格不入；另一方面，收缩城市的治理效果不是很理想，同时它还在蔓延和扩散。因此，对于收缩城市，政府治理态度也经历了一个从忽视、对抗再到接受的复杂变化过程。学界中，部分学者开始探讨城市“变小”的好处，并探索在慢增长或逆增长的情境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也就是我们说的“精明收缩”。
但是目前，还有一个议题我们不太清楚：收缩城市的TFP是不是下降的？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的TFP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影响城市TFP的因素在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是否存在差异？厘清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在TFP方面的差异，找出影响TFP因素在两组城市中的差异，对中国可持续城镇化以及收缩城市的转型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吴康
我们选择了284个地级及以上的建制城市作为样本单元（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与西藏等省区），用了官方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对比，共识别了136个收缩城市。并使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对城市TFP进行测度，为了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原因进行更彻底的分析，引入全局Malmquist指数进行分析，进一步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技术进步变化指数。
测度TFP的投入产出指标上，都是比较常规的指标，投入是土地、资本、劳动力，产出是GDP。对于影响TFP关键变量的识别，我们使用了Boruta算法，其特征是使用统计测试和多次随机森林 (RF) 运行将实际预测变量与影子变量的重要性进行比较，避免人为设定阈值的随意性。
这是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核密度分布（见图1），收缩城市的峰值分布在较低的TFP值上，其TFP普遍较低。对比核密度图分布的宽度，增长城市的TFP分布比收缩城市的TFP分布更集中，说明增长城市的TFP变异较小，而收缩城市的TFP变异较大。
图1：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TFP核密度图
从时间上看，城市TFP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逐年增长期（2010—2012年），第二阶段为波动增长期（2013—2020年）。比较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的差距，收缩城市与增长城市的TFP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在2012年之后（见图2）。
图2：样本组城市TFP的时间变化
从空间上看，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的TFP都呈上升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蓝色和绿色斑块增多。收缩城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TFP普遍较低。中部地区在收缩城市中TFP增幅最为显著，东北地区先是增加，随后下降，西部的成渝地区TFP提升显著；非收缩城市的TFP较高，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见图3）。
图3：城市TFP的时空演变
无论城市是否收缩，城市TFP的提高主要依靠城市的技术进步。城市TFP增长的源泉也经历了由技术效率变化向技术进步变化的转变，无论城市是否处于收缩状态，这种转变在2015年以后更加明显。为探究全要素生产率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城市TFP影响因素分为产业结构、政府支出、经济开放度、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城市集聚水平、金融6个主要方面，选取了16个指标，分别做了Wilcoxon 检验，发现信息化水平、产业结构多样化和科技支出对城市TFP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与财政支出占比对城市TFP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图4）。从交互项来看，信息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TFP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收缩城市还是非收缩城市，除了信息化水平以外，其他的指标影响都是不显著的，包括基础设施、人口密度、经济密度、融资便利性和消费水平等等。财政支出占比和科技支出占比，对于不管是增长城市还是收缩城市影响都是一致的，说明财政政策和科技投入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是具有共性的。
图4：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TFP的影响差异
同时，为了进一步探讨人口结构变化对城市TFP的影响，我们在基线模型中扩展了人口年龄结构、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变化的交互项，老龄化程度提高加剧了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TFP的差距，高学历人才、制造业就业人数比重的提高可以进一步缩小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之间TFP的差距。
我们对比了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的TFP，并详细分析了两者的增长趋势。主要发现包括：在2013年前后，即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时期，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的TFP差异更加明显；非收缩城市往往拥有更为稳健的经济基础，能够更好地适应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转换，继续提升城市TFP；收缩城市往往缺乏足够的创新机制和产业结构多样性，与非收缩城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人口数量引起的TFP的变化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我们认为，收缩并不必然意味着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收缩城市虽然TFP相对增长城市较低，但技术进步对其TFP的提升仍然至关重要。对于收缩城市来说，必须不断加大城市创新投入，加强技术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中的应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显著提升了收缩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应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引导资源向优势、战略性产业倾斜，促进产业间跨领域融合，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手段，深化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实现收缩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