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军用直升机从北京起飞,飞行员被手枪胁迫:改飞乌兰巴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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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2024-02-22 10:47
加拿大
1971年9月13日凌晨3点30分,张家口地区某高炮部队突然接到命令:“雷达开机,部队进入一等战备。”高炮师副师长以为是演习,心里有点疑惑,命令怎么没有交代演习背景?他让参谋打电话再请示一次。还没等接通,上级的第二个电话却先追了过来:“我是空军一分队,你那里发现什么情况没有?”
4点55分该师某团报告:“雷达发现一架空中慢速目标,请示炮弹是否装填?”“装填!严密跟踪敌机!”副师长下了命令。他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打仗,不是演习!你们作战空域无我机,空军首长命令打掉它!”这架“敌机”,是一个多小时前从北京沙河机场起飞的一架直-5型直升机,除了地面高炮部队正严阵以待,漆黑的夜空中还有几架歼击机也在搜索这架直-5。与此同时,空军指挥所也不停的对直升机喊话:“3685!3685!淮海呼叫,请回答!周总理命令你们飞回来。”但直升机却始终没有应答。期间只有张家口一个机场的调度室抄收到了一句直-5飞行员的回答:“油量不够,要下去加油!”。这句话,是后来给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定烈士和功臣的主要依据。2023年6月我来到昌平的航空博物馆,找到了这架编号为3685的直升机。它涂着白色涂装,静静地停在地面,没有铭牌也没有介绍,好像几十年前的那场生死搏斗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3685号直升机所在的航空博物馆,距沙河机场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我在附近住过三年,经常有从沙河机场起飞的直升机和运输机在头顶盘旋,周围居民早已司空见惯。1971年9月13日深夜,隶属空军专机师直升机团的3685号直升机,从沙河机场起飞后径直向西北内蒙方向飞去,引发了一场空地大围捕。当时3685号上一共有5个人,驾驶舱3人客舱2人。驾驶舱里是飞行员陈修文、副驾驶陈士印和空军党办副主任周宇驰;客舱里是空军干部于新野和李伟信,还有他们携带的4个沉甸甸的大皮箱。实际上,3685号是被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这三人挟持的,他们都是林立果的亲信。几小时前,副统帅的那架256号三叉戟刚刚飞出国境,空军指挥所的标图板上不停跟踪着三叉戟的航迹,气氛非常紧张。没想到凌晨3:22又收到沙河机场的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瞬间让情况更加复杂。沙河机场回答:“是党办副主任周宇驰和秘书处副处长于新野等3人。”正在空军指挥所坐镇的李德生将军问:“为什么接到禁空令还让飞机上天?”机场回答:“周主任出示了林副主席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机起飞了。”其实3685号起飞后不久,沙河机场就已经发现异常,因为无线电联系不上,机场就打了一枚信号弹,要求直升机返回机场。但为时太晚,直-5已经消失在了漆黑的夜色之中。直-5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仿制的苏联米-4通用直升机,1958年首飞。由于质量一直不稳定,一直拖到1963年才定型,一共生产了500多架,1979年直-5停产。上世纪8、90年代很多城市的公园都有退役的直-5供游客参观。直-5在米-4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主要是把旋翼的木质部分换成了全金属、尾桨改成了玻璃钢。改进后直-5的最大速度是每小时200公里,最大升限6000米,续航时间为3小时40分。1971年9月13日半夜,周宇驰接到林立果的电话,让他“北上”。这是事先约好的暗语,意思是外逃苏联,接到指令的周宇驰决定用利用自己比较熟悉的直升机外逃。周宇驰曾凭借和林立果的关系,在沙河机场学过三个月直升机驾驶。虽然他只学会了云雀这一个机型,但也算是个内行。他知道云雀太小,飞不远,外逃必须想办法弄到一架航程稍远一些的直-5,先飞出国境再做打算。1971年9月13日0点刚过,周宇驰派车从西郊机场,把专机团直升机三大队副大队长陈士印接到空军学院的一栋小楼里,向他出示了一张副统帅手令。这是一张16开的白纸,用红色铅笔歪歪斜斜的写着一行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当时副统帅的题词很常见,他的笔迹人们并不陌生。周宇驰欺骗陈士印说有紧急任务要去北戴河,还特意交代:“小陈,这次我们带的东西多,云雀装不下,你得找一架直-5。任务紧急,要特别保密。你只找一个机长,你来当副驾驶,其他人不要惊动。”陈士印是周宇驰学云雀时的陪练,和他比较熟。陈知道周是个有来头的人,因此对手令没有任何怀疑,就跟随周宇驰等人驾驶吉普车于半夜2:30赶到昌平的沙河机场。陈士印先到飞行员宿舍叫醒了八中队中队长陈修文,对他说:“大陈,有紧急任务!”陈修文听说有任务,穿好衣服抓起图囊就往外走,临出门对同宿舍的陈国栋说:“小陈,起床后帮我把被子叠好。”这是他留给同宿舍战友的最后一句话。在吉普车里,周宇驰打开车厢灯让陈修文看手令。陈修文问:“紧急任务到哪儿?”陈士印替周宇驰回答:“北戴河。首长要去向林副主席汇报工作。”陈修文也没有任何怀疑,作为专机飞行员,他们经常执行保密任务,不该问的从不多问。骗取了两位飞行员的信任之后,周宇驰又用这张手令连续混过了机械师、汽车连和调度室三个环节,半小时内完成了从加油到调度室放飞等一系列起飞前的准备工作。起飞时,心怀鬼胎的周宇驰和于新野两人都想进驾驶舱,但直-5的驾驶舱只有3个座位,除了正、副驾驶,就剩一个领航员的座位。最后周宇驰坐在了领航员的位置,于新野和李伟信两人只好去客舱。这里要强调一下,直-5的客舱和驾驶舱是隔开的,舱内互相无法通行。周宇驰坐的领航员座位,是为了保证专机的飞行安全加装的,在副驾驶的后边,紧贴着副驾驶座椅,位置还高出来一大截。坐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飞行员的操作。周宇驰登机后,立刻和飞行员一样也戴上了耳机。陈修文是专机团飞直-5技术最好的飞行员,起飞准备完成后,他启动发动机,然后习惯性的又打开了电台开关。周宇驰马上从后边伸手关掉电台,说任务十分机密,不能和地面联络。凌晨3时15分,3685号直升机轰鸣着离开地面,逐渐隐入茫茫夜色。地面发射的那颗信号弹,由于视野遮挡,两名飞行员都没看见。上升到巡航高度后,3685号按北京飞山海关的航向进入航线。周宇驰却纠正说:“航向320度,高度2600米。”副驾驶陈士印有点疑惑,他问:“不是去北戴河吗?320是去张家口、包头方向。”周宇驰说:“任务机密,不能直飞。你们不要多问,按我给的航向飞。”在此之前,飞行员们没有对周宇驰起过疑心,但此时这个向西北飞的航向却引起了他们的怀疑。飞行一段时间后,陈修文趁周宇驰不注意,悄悄打开了无线电,耳机中立刻传来地面的呼叫:“3685,3685!往回飞,周总理命令你们往回飞。”陈修文马上按下通话按钮说:“油量不够,要下去加油!”后座周宇驰急忙关掉电台,但陈修文的这句回复已经被地面接收。这时飞机已经快到张家口,周宇驰也凶相毕露,他拿出一支五四式手枪顶住陈修文的后腰,厉声喊道:“不能落!落下去谁也别想活。现在有人要谋害林副主席,他已经坐你们师的三叉戟飞到乌兰巴托了,我们要去会合,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然后他掏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航行图,对两个飞行员大声说:“去乌兰巴托!”听到“乌兰巴托”四个字,陈修文和陈士印都大吃一惊!那个年代的飞行员对靠近国境的航线都有很强的警惕性,从不轻易接近边境线,更不要说飞出国境。当他们亲眼看到地图上那条,用红色标出的从北京途经乌兰巴托,最后指向苏联伊尔库兹克的航线时,终于明白:这是一次叛逃!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两名飞行员互相掩护,开始反制周宇驰一伙的劫持。从起飞到现在,3685已经飞了快两个小时,天色逐渐变亮。突然有一架歼击机从他们高处飞过,陈修文大喊:“歼击机!”周宇驰连忙向外张望,趁此机会陈修文迅速把磁罗盘拨了180度。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让直升机在周宇驰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慢慢掉头向北京飞回去。为什么同样会驾驶直升机的周宇驰没有发觉飞机已经转向?事后直升机专家分析认为:周宇驰只会飞云雀,云雀的罗盘和直-5不太一样。如果没有看到飞行员的动作,很难发觉罗盘已经被调了180度,因为它会始终显示为航向320;而且,陈修文转弯时采用侧滑和倾斜相结合的动作,让飞机转了一个非常大的弯,但坡度却很小,加上副驾驶陈士印暗中配合,不停分散周宇驰的注意力,所以这个空中转向的动作才没被察觉。一直到在空中看见北京市密集的灯光,周宇驰才气急败坏的吼叫:“你怎么飞回来了?你骗我!”但这时的周宇驰心存侥幸还不想死,所以没有采取激烈的行为。他知道直-5剩下的燃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飞出国境,只能找地方降落。但他看到飞行员想飞回沙河机场时,却开始疯狂阻止,因为他很清楚,在机场降落就等于自投罗网。在燃料马上就要耗尽的情况下,3685号却被迫放弃在机场降落,由陈士印和陈修文轮流驾驶,飞向北京怀柔县寻找迫降场地。怀柔在沙河机场北边,辖区内有大量山地,直升机团曾在这里搞过野外迫降训练,两名飞行员对地形比较熟,迫降时技术上有把握;周宇驰看到飞机进入山区,认为在这里迫降还有逃跑的机会,所以也没有阻止。为了在降落后能及时得到支援,两名飞行员把迫降场地选在了一处靠近村庄的河滩地,但降落时却差点侧翻,因为驾驶舱内发生了搏斗。在直升机下降到距地面还有1000米的时候,左侧驾驶位的陈修文突然转身,试图夺下手枪,但周宇驰开枪了,陈修文当场牺牲。1978年陈修文被定为烈士,中央军委授予他“忠诚战士”的荣誉称号。正在操纵直升机迫降的陈士印听到枪声后大喊:“为什么要动枪?!”同时本能地回身阻止,这个动作导致直升机瞬间失控,姿态改变。陈士印急忙采取紧急措施才勉强控制住直升机,于清晨6:47分歪歪斜斜地落在地面,头部翘起,尾轮擦地。发动机还没熄火,在客舱听到枪响的于新野和李伟信就持枪冲出机舱,绕到驾驶舱外边。于新野拿着手枪,顺登机把手爬到了驾驶舱的玻璃旁,举枪向舱内射击。当时副驾驶陈士印的双肩正被周宇驰紧紧按住,他感觉到左侧舱外有人影晃动,就迅速向右前方附身躲避,几乎同时,于新野的枪响了。因为陈士印这一躲,子弹没打到他的要害,却先打穿了周宇驰的手腕再打进他的飞行夹克,停在这里。虽然陈士印身上和脸上都是周宇驰的鲜血,但他自己却没有受伤。“为什么乱开枪?打着我了!”周宇驰握着受伤的手腕,一边埋怨于新野一边跳下飞机,慌乱中三人都没有对陈士印补枪,而是一起逃进了一片玉米地。玉米地里,穷途末路的三人相约一起自杀,但只有周宇驰和于新野饮弹身亡,李伟信却放了空枪,后来自首。从3685号深夜3点15分起飞开始,到早晨6点47分它迫降在怀柔沙峪公社为止,一共飞行大约3个半小时,绕了一个大圈又飞回了北京。在航程最远处的张家口附近,歼击机和高炮部队都接到了将其击落的命令,为什么它却能全身而退?其中的确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先来看歼击机。张家口附近的机场于凌晨三时左右,先后起飞了两批数架有雷达的歼-5甲型战斗机,这是当时为数不多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歼击机。歼-5甲在地面雷达引导下,航线几次和直升机重合,但由于直升机当时的飞行高度和速度都远低于歼击机,歼-5甲的雷达又不具备向下观测能力,而且直升机也没有开夜航灯,所以不管是雷达和飞行员目视,都没能发现目标。再来看高炮部队。文章开始时我们就提到,张家口高炮部队的雷达很早就发现了3685号,但在那个天天喊口号的年代,这支部队战备废弛,导致战机被贻误。凌晨4点59分,3685号径直飞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范围。该部副师长果断下令:“可以射击!”但关键时刻高炮阵地的射击指挥仪却出了故障,无法引导射击。在整整4分钟的火力窗口期内,该部没有一门高炮发射出哪怕一发炮弹,眼睁睁看着目标于5点03分脱离。几十年风雨过去,当年的惊心动魄如今已成过往。如果有机会去昌平小汤山的航博参观,你可以室外展区东侧找到3685号。据说幸存的飞行员陈士印曾专程来寻找过3685,并和这架见证过历史的直升机留下了一张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