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对于我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恍然已经结婚五周年了。一年又一年，我们之间好像没有特别去纪念，然而我对她的依恋，以及因为长期在国外对她感到的亏欠，都在与日俱增。早上7点的巴士上写给她的小作文里，我说，“在英国工作时间的充裕都离不开你在家的付出，我的自由可以说造成了你的不自由”。写到这，总是会想起这一段话：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以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爱因斯坦文集》像我这样的工程师，名义上是工程，实则却少有与物质世界的短兵相接。日常的工作内容大多是属于脑力劳动，看似毫不费力，实则兵荒马乱。我时不时地就会有精神上的危机，扪心自问，作为知识工作者，是否卓有成效？我的存在方式，是自我陶醉，还是对这个世界有一些益处？德鲁克曾在书中写道，知识工作者并不生产“实物”，例如挖一条水沟、制造一双鞋或一个机械零件，他生产的是构想、信息和观念。他所生产的东西本身并无用途，只有通过另一位知识工作者，把他的产品当做投入，并转化成另一种产出，它们才具有实际的意义。意义是需要将智慧应用在行动上，否则将只是毫无意义的资料。说到毫无意义，便会牵涉到工作的动力问题。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动力与热情取决于他们的工作是否具有有效性以及能否在工作中有所成就。如果工作缺乏有效性，他们对工作的热情就会迅速消退，“他将成为朝九晚五在办公室消磨时间的人”。为了避免我们成为这样的人，管理者发明了PDR (Performance Development Review)，试图通过量化的指标和制度，来督促和衡量我们的有效性。但德鲁克无奈地指出，我们无法对知识工作者进行严密和细致的督导。大多数时候，你并不知道一位知识工作者在想些什么。卓有成效的知识工作者，必须自己管理自己，自觉地做出贡献。做出贡献的意思，就是要使自己的“产品”——即他的知识能为别人所用，否则，他的知识学问就变成了卖弄玄虚的手段（可叹的是，我感觉到自己也有这样的态度倾向）。要做到这一点，知识工作者有责任让别人了解自己。无需惧怕个人能力的缺陷，在当今的时代，每个人都各有其专精的领域，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专才。但是一个专才的产出必须与其他人的产出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成果。今天吃晚饭时看了竹内亮拍摄的华为100人采访纪录片，里面记录了很多技术或营销或管理专才如何与各种应用环境短兵相接，从矿井到机场，从山谷到高原，很好地诠释了知识工作者如何锚定于某个专业方向，又如何能与其他人的产出结合在一起。一言以蔽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