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者：
彭长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
赖德霖，（美）路易维尔大学美术与设计系摩根讲席教授。
本文节选自《中国近代建筑史》五卷本（赖德霖、伍江、徐苏斌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3卷，174-185页。
广州中山纪念堂
广州中山纪念堂是20世纪中国建筑“民族风格”的一个重要实例（图1）。作为一个宣讲空间，中山纪念堂是孙中山“唤醒民众”——即用一种政党的意识形态改造国民这一思想的物质体现。作为一个纪念物，它结合了西方学院派建筑传统与中国风格， 反映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于现代中国的期盼，这就是将东西方文化中的优点相结合。其大跨度建筑的成功落成，也是中国建筑现代化所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就。
筹建中山纪念堂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的去世掀开了追随者们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以南京中山陵为代表，一系列新的、承载着政治理念和法统继承的纪念建筑被构想并建设，以纪念被尊称为“国民之父”的孙中山先生。在南京中山陵的设计竞图中，为寻找一种具有特定象征性和纪念性的陵墓建筑形式，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将“中国古式”与反映孙中山具有特殊纪念性质的革命生平和革命思想结合起来，并试图将其发展为可以表里纪念性的公共建筑形式。吕彦直提交的方案以暗合传统陵制精神的总图设计营造了大尺度的陵区纪念性空间，以简洁有力的建筑形象结合成熟的西式构图开拓了中国古典建筑形式美学的新领域，为民族主义的中国建筑从技术和美学两方面打开了想象空间。
在中山陵紧急筹建的同时，广东也正进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建置孙中山纪念堂及图书馆的设想。1925年4月13日，“哀典筹备会”负责人，时任大本营代帅、广东省省长胡汉民发表《致海外同志书》，提出了建设中山纪念堂的计划。在经历多个选址方案的讨论后，粤秀山下总统府旧址被确定作为广州中山纪念堂所在地。该地址即1921年5月中华民国成立、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时设立的总统官署，并由于陈炯明所部那次臭名昭著的炮轰大总统府事件而夷为平地。在国民党志史中，这段历史通常冠以“广州蒙难”的标题，粤秀山大总统府旧址也因此成为孙中山先生献身民族统一事业、历尽艰险磨难的空间符号。
纪念堂一词来自英文的memorial。1905年，清政府派戴鸿慈等五名大臣前往欧美九国考察君主立宪及共和制度。他在记述和翻译哈佛大学为纪念该校牺牲于美国南北战争学生而建的The Memorial（Ware and Van Brunt, 1878 年）用的就是这个词。 但中山纪念堂的定名者或许还参考了1922年刚刚落成的美国华盛顿的Lincoln Memorial（Henry Bacon, 1911-1922年），它在中国的译名是林肯纪念堂。但是不同于后者的单纯纪念功能，中山纪念堂是一座会堂类型的建筑，这一类型的建筑用于集会、演讲并与其他民众教育、宗教性礼仪和布道。以一座会堂建筑纪念孙中山颇不寻常，它体现了一种将对孙中山个人的纪念与对他的思想的宣传相结合的努力。
中国历史上也有服务于宣传教育的宣讲空间，如佛教寺院和书院中的讲堂。但它们在中国社会中并不普及。作为一种公共集会和教育的设施，会堂建筑直到近代才又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之中。伴随着列强在中国的军事及经济扩张，会堂建筑首先以教堂的形式在中国普及。与之相似的是现代学校的教室，尽管它的规模稍小。与传统中国传统诵读式的教育方法不同，教会的传道和学校的教育主要通过讲授和听讲。二者都由外来者引入用于与中国的国家争夺信众。
在20世纪的最初二十年，中国还出现了另一种聚会空间，这就是议会会场。清末新政以日本为榜样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和教育改革。1906年9月1日，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北京和一些省会随之筹建议院和咨议局。议会空间要求参与者能够在其中进行议政，其最基本的特点是在承认讲演者在空间中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允许空间中的参与者在视觉上甚至听觉上有交流的可能，以保证议员与空间中的最高的行政官员抚台、督统等有着足够近的视觉与听觉交流。其典例如北京资政院议场（建筑师不详，约1910年）（图2）和南京江苏省咨议局（孙支厦，约1908年）（图3）等。然而，1913年袁世凯谋杀了民国初期议会政治的积极倡导者宋教仁，次年又解散了国会，宣告了议会政治在中国的失败，也中断了议会建筑在现代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伴随着从专制王朝到共和国家的转型，中国公民社会的扩大推动了公共集会和演讲空间的普及。尤其重要的是，当政治宣传需要依赖公共领域而进行时，公共集会的空间如会堂、影院、传统戏园、会馆就或被创造、或被利用以服务于宣传功能。但现代会堂空间与戏园和会馆截然不同，教室和会堂可以被称作为一种宣讲空间，它使得一个大的群体可以被教育，而在这个过程中讲演者与听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被明确界定。会堂建筑体现了一种新认识，这就是利用空间来促进大众教育。
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很自觉地利用了各种集会宣传他的革命主张。在长期的实践中，国民党人也因此发展形成了一系列有关会场布置和空间营造的经验，它们促进了孙中山所希望的“团结人心，纠合群力。” 这些集会的空间布置依集会的性质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但在大多数情形下，孙都以其讲演者的身份扮演了空间中的主角。通常在他身后还有悬挂着的国民党党旗。这种象征物凸显了他作为国民党总理的权威地位。临终前，他在自己的遗嘱里再次强调了宣传革命主张对于国民革命的重要性。他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不同于传统的祭祀这种向死者奉献祭品的纪念仪式，修建一座纪念堂将对孙中山的纪念与意识形态的宣传相结合，使得参与者不仅是来表达他们对孙中山的敬意，也是来接受他的思想的洗礼，并由此激发起实现其遗愿的意志。
设计竞图
为建造一座可以兼备宣讲功能的纪念物，1926年2月23日，“建筑中山纪念堂委员会”公布了《选赏征求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及纪念碑图案》，计十五条，其中传递的重要信息包括：
其一，早期募建中山纪念堂的设想和国民党“二大”形成的“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的计划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纪念碑在山顶，纪念堂在山脚”的堂、碑结合的总体设想。它们在“精神上之联络”使空间的纪念性显著增强，并在空间及政治话语上形成纪念碑（遗嘱）——纪念堂（继承）的对应关系；
其二，延续南京中山陵图案征求中“可立五万人之空地”的需要，拟建的中山纪念堂必须满足“座位以能容纳五千人为最低限度，计划时须注意堂内浪声之传达及视线之适合以臻美善”的实际使用功能。这个室内空间在中国史无前例，其容量几乎是当时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数的15倍。对于这个规模的选择，筹建方并无任何解释，但是毫无疑问，由于该时期国民党阵营有关总理纪念仪式的设计已经基本定型，而纪念活动的开展趋于制度化，一个宏大的、足以满足“宣讲”需要、并使空前规模的民众参与对孙的纪念并接受其思想教育的内部空间成为中山纪念堂的功能核心。
其三，如何将其与纪念性结合在一起，委员会作出了“不拘采用何种形式，总以庄严固丽而暗合孙总理生平伟大建设之意味者为佳”的决定，说明“中国古式”并没有成为中山纪念堂的既定图式，或者说岭南各界对以何种形式表里陵墓之外的孙中山纪念建筑尚无共识。
图案评审最终于1926年8月下旬开始。在截止期延长了两个月之后，共计26份中外应征图案由纪念堂筹备委员会陈列于国民政府大客厅内。8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中山先生纪念堂图案评判规则”，确定了评判委员的甄选、奖项设置和评审程序等内容，并确定以《征求图案条例》为评判要点。为寻求全社会的支持，评判委员含括了该时期广州城内政治与文化精英，其中包括中国旧派画家温其球、姚礼修，新派画家高剑父、高奇峰，西洋画家冯钢伯、陈丘山，建筑家林逸民（时任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笔者注）和陈耀祖等。和南京中山陵一样，竞赛的组织与评审程序严谨而公开，以体现期待世界认可的开放性和世界性。
1926年8月的广东正处于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浪潮中，广州国民政府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罢工工人的支持。8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与“中山先生纪念堂图案评判规则”刊出的同一版面中，孙科发表了“党及政府对中英谈判的意见”，指出：“五卅惨案是中国人民反帝的先声，沙基惨案是中国人民反帝的序幕，省港罢工自然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者最有力的武器。……现在所谈判的就是中国排英的问题。”对孙中山政治法统的继承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结合在一起，营造了中山纪念堂应征图案评判前特有的政治及历史氛围。
全部图案在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社会精英的参与下、以一种西方民主化的选举程序进入了评判程序。9月1日，张静江、谭延闿、孙科、邓泽如、彭泽民、陈树人等及美术家高剑父、高奇峰、姚礼修、工程家林逸民等共十余人，另军政要人赴会者有李济深、徐季龙、丁惟芬、马文车及省政府各厅长、各行政委员会委员二十余人经过二小时互相评判。最终选出了一、二、三等奖及荣誉奖三名。其中，第一名为十二号之吕彦直。 吕彦直图案（图4）与其中山陵设计一样，再次采用了中国风格。评委会称赞它“纯中国建筑式，能保存中国的美术最为特色。” 显然，建筑师、政治家及各界精英在选择建筑形式以表里孙中山伟大功绩及政治思想继承等方面取得了共识，“中国古式”或“纯中国建筑式”取得了代言民族主义国家的建筑艺术形式的重大胜利。该共识因以民主的方式取得，而具有向世界宣示的意味。
吕彦直的设计
与功能单一、体量较小的中山陵祭堂相比较，广州中山纪念堂无疑是体形庞大、功能复杂的综合体。对于这座具有会堂功能的纪念性公共建筑，如何设计至少容纳五千人的大空间及其外部形式，是每一个应征建筑师都无法回避的前提条件。吕彦直通过现代建筑技术、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成功地将西方古典主义的构图原则和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结合在一起。撇开政治和文化的意义，中山纪念堂是继中国古典复兴以来东西方艺术最完美的结合，是现代中国建筑的重要范本。
研读吕彦直早期求学及工作经历可以发现中山纪念堂在形式上与这种经历有关的“同源”背景。这种“同源”关系一方面是结构性的，吕彦直早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建筑系所接受的建筑教育提供了赖以执业的专业背景。需要指出的是：近代美国建筑学教育几乎照搬了法国巴黎美术学院Beaux-Arts体系，这个体系为应对设计问题、分析场地、处理材料和形式，以及组织空间等，提供了一套普适性方法，构图和要素的运用成为这一体系设计方法的基本工具,而在设计中强调古典主义的纪念性和文艺复兴精神成为“Beaux-Arts”建筑的重要特征。为协调空间组织和功能使用，吕彦直在纪念堂设计中采用了西方建筑学所谓希腊十字平面。与拉丁十字相对应，“希腊十字”形平面（Greek cross）通常用于需要集中式空间的教堂建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1508-1580）以此为基础，发展了该平面型制在空间及形体组织方面的对应性设计，他所设计的圆厅别墅自1567年建成以来，由于构图完美和四面均衡的造型特征对世界各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圆厅别墅作为建筑构成中的一个理论原型能够非常明确地构筑需要秩序的领域，即作为边界的外部是一个单纯的几何形体，门廊的削减和附加并没有破坏其轮廓，其中心则通过中央三段式的高耸大厅得到明确的提示，并使建筑在其领域内成为象征性中心、体量中心和空间中心。事实上，在文化背景各异的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家，圆厅别墅被反复模仿，并被美术学院派体系用作经典的教学个案。
另一方面是方法论的，即吕彦直早期学习和工作中所经历的将两种异质形式相结合的方法。吕彦直的求学生涯中，被认为可能接触过一些类似相关的真实个案。例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娄氏图书馆（Low Memorial Library, New York City, McKim, Mead and White, 1897）（图5），这座美国建筑史上著名的新古典风格的作品与吕彦直在纽约茂飞事务所工作时期间的寓所相距只有五个街区。作为吕彦直曾经的雇主，美国建筑师茂飞（Henry Killam Murphy）在重要建筑中经常采用“希腊十字”形平面，并以该平面和立面构图为基础进行了“西译中”的探讨。1914-1921年间，茂飞以希腊十字形平面设计了清华学堂小礼堂（图6）。1918年，他设计的福建协和大学小教堂（图7）同样采用希腊十字平面，但将西方原形普遍采用的穹隆顶改变为中式的攒尖顶。而稍后茂飞尝试中国传统建筑语汇与现代功能相结合的建筑作品如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等，为吕彦直现代中国建筑的设计打开了另一个想象之门。
显然，吕彦直有关现代中国建筑的技术方案是基于跨地区、乃至跨国界的一般性原则。为营造一个永恒的纪念性建筑，吕彦直尝试将西方古典建筑中的经典原型与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相结合。他采用了一种“翻译”的手法，即在大型会堂建筑这一中国史无先例的建筑类型的设计上，通过对西方建筑原型造型要素作相应中国风格的变形以实现中国化和现代化的双重目标。吕彦直的设计的中山纪念堂采用希腊十字形平面和中国式八角攒尖顶，通过将西方风格的柱廊改变成中式重檐顶的门廊，并将西方风格的穹顶改变为中式的八角攒尖顶，吕彦直创造了一座巨大的中式风格的公共建筑（图8）。由于希腊十字平面、圆厅别墅等对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及学院派教育的深刻影响，以及西方人对近代世界建筑话语的主导，吕彦直对该原型的应用在建筑学的专业领域具有世界范围内的可阅读性和识别性，并最终达成有关纪念性的共识。
在中国传统建筑符号的选用上则延续了中山陵对中国官式建筑的摹写，吕彦直的设计摒弃了喜闻乐见的地方传统。封建时代对于广东这样一个远离皇权中央的省份而言，国家法典的最高象征不外万寿宫及学宫等建筑。但是，即便是万寿宫，1918年该建筑被铲除后，所谓官式建筑的正统在岭南几乎不复存在。在一个缺乏传统官式建筑基础的背景下，吕彦直将“中国古式”定位在以明清紫禁城为代表的宫廷建筑之上。为保证语汇的纯正，建筑委员会甚至从北京聘请彩画技工进行内部装修。茂飞在其教会大学的设计中也有着类似的经验，该做法被视为一种规范化的努力，以排除对“中国风格”的多元解释。就广州国民党人而言，该做法对于树立孙中山作为党内正统及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是十分必要的。早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孙氏党人就已经提出口号，尊其为“中国民族革命唯一的领袖”，稍后则更有“国父”之名。作为全体国民之父的继承者，对一切象征性符号或载体进行规范化建设是建立全民共识的重要基础。
在构建宏大体量的同时，吕彦直还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室内宣讲空间。中山纪念堂南北长约80米，东西宽约70米，地平至宝顶的高度为51米，八角攒尖式屋顶的钢屋架跨度为30米。其规模之大，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它的室内空间呈八角形。舞台在南北轴线的北端，近4608座的观众席分为上下两层（图9），其中首层的堂座有2181席，面向舞台；837席廊座和1590席楼座呈U形在东、南和西三面与舞台环合。堂座30排，廊座7排，楼座12排，连带走道宽度，空间的长宽均超过了50米。尽管与巴西利卡平面中讲演者与听众相向而处的空间安排相比较，U形布置的座位使得观众与对面堂座、廊座和楼座的观众可以相互面对，但在中山纪念堂这个巨大的空间中，他们之间过大的距离使得表情的判别和视觉的交流已无可能。
纪念堂空间的焦点是舞台后墙上由云纹衬托的太阳图案中的孙中山半身浮雕像和像下方的孙中山遗嘱（图10）。如果说在生前孙本人通常扮演了国民党宣讲空间中的主角，他的遗像和遗嘱则在他死后成为了这一空间中永恒的焦点。如同基督教堂中的圣坛，孙中山的偶像和其被纪念碑化的遗嘱，使得已故总理不仅是空间中的最高监督者也是最高训导者。纪念堂中集会的参与者必须仰视孙的遗容，恭诵他的遗嘱，同时想象自己正在已故总理的俯察之下。于是，在纪念堂中的集会成为一种以孙中山这位精神领袖为中心的礼仪。人们向他汇报，同时接受他的教导。同时，纪念堂空间又使集会的组织者获得了一种如同传教士在教堂中所有的双重身份：当他/她面向孙中山的遗像时，他/她以听众为依托并扮演他们的领导者；当他/她面向观众时他/她以孙中山的像和遗嘱为背景而充当孙中山遗愿的代表。
中山纪念堂设计过程中对中国式纪念物的探寻，进一步推动了对于建筑的中国风格的探讨，这种风格不仅将代表现代的中国建筑，而且也将代表孙中山曾经期待着的现代中国。从技术方案及实施的角度来看，吕彦直打消了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疑虑。一方面，在西方建筑语境的框架下，中山纪念堂通过西方经典建筑理论和现代建筑技术实现了现代功能的需要，满足了南方政权长期以来对现代中国及其承载物的渴望和追求；另一方面，正如一位无名氏所言：“观于中山陵及中山纪念堂之建筑，足见以近代建筑学原理及方法，适用于中国式之建筑确属可能。”建筑师向国人展示了西方古典建筑理论及现代建筑技术与中国风格结合的可能，同时由于中国风格的演绎是通过正统官式建筑语汇而实现，而使这种结合具备推广性和普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