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登上会计顶刊TAR:信用报告对贷款违约率和使用率的影响

学术   2024-11-05 11:29   北京  

在借贷关系中,信息不对称常常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阻碍了信贷的有效配置。当贷款人缺乏关于借款人还款能力的信息时,容易面临选择到高风险借款人的问题;而借款人由于认为违约的后果有限,可能缺乏足够的还款动机。为解决这些问题,信用报告(credit reporting)成为了一种关键工具。
信用报告记录了个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历史信贷交易信息,通常由征信机构提供,这类机构可以是私人信用局(Private Credit Bureau, PCB),即由私人所有并依赖贷款人之间自愿信息交换的机构,或是公共信用登记机构(Public Credit Registry, PCR),通常由中央银行管理,并依赖贷款人提供的强制性信用报告。信用报告系统通过减少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贷款人能够更好地筛查借款人(Pagano 和 Jappelli, 1993),同时,通过限制违约者未来的信贷机会和减少现有贷款人的租金收益,来提高借款人的还款动力(Padilla 和 Pagano, 1997, 2000)。
全球信用报告行业经历了显著的增长。2005年,仅有67%的经济体拥有一个能提供全面消费者信用信息的机构;然而,到2019年,这一比例增至88%,尤其是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信用报告的覆盖率从2005年的47%增长至2019年的72%。随着信用报告实践的快速扩展,其在减少信贷风险、提高信贷可得性等方面的潜在好处日益凸显。
2022年8月,清华大学的廖理教授和王正位教授、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Xiumin Marti教授、量化派的王倪先生以及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的杨珺教授在会计学顶级期刊《The Accounting Review》上发表了论文《What If Borrowers Were Informed about Credit Reporting? Two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s》。
该研究通过两项自然田野实验,探讨了当借款人知晓其贷款表现将被报告至信用登记机构时,借款人对贷款接受率和违约行为的反应。



Title: What If Borrowers Were Informed about Credit Reporting? Two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s
如果借款人被告知信用报告会怎样?两个自然田野实验



作者简介

廖理

清华大学

Xiumin Martin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

王倪

量化派

王正位

清华大学


杨珺


印第安纳大学(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


Using two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s, we examine how warning individual retail borrowers that their loan performance will be reported to a public credit registry before and after the loan take-up affects their borrowing behavior. We show that credit warnings reduce default rates by 3.7 to 7 percentage points and increase loan take-up rates by 4.1 percentage points, which suggests that credit warnings benefit both lenders and borrowers. The main drivers appear to be borrowers’ anticipation of a reduction in lenders’ informational rents and improved repayment incentives. Moreover, the reduction in default rates is comparable for borrowers who receive the credit warning before and after the loan take-up. As credit warnings received before but not after a loan take-up can affect the borrower pool, and thus the overall credit risk of the pool,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credit warnings have little net effect on the pool’s credit risk due to selection.


通过两个自然田野实验,我们检验了在贷款接受前后告知个人零售借款人他们的贷款表现将被报告给公共信用登记机构,这对他们的借款行为有何影响。我们发现信用警告可以降低违约率3.7至7个百分点,并增加贷款接受率4.1个百分点,这表明信用警告对借贷双方都有益。主要的驱动因素似乎是借款人预期贷款人的资讯租金减少和还款激励的改善。此外,在接受贷款前后收到信用警告的借款人中,违约率的降低是可比较的。由于在贷款接受前但不是之后收到信用警告可能会影响借款人池,从而影响整个池的信用风险,结果表明,由于选择效应,信用警告对池的信用风险几乎没有净影响。



制度背景:中国信贷消费市场




中国消费信贷市场具备三个关键制度特征,使其成为研究信用报告影响的理想实验场所:
1.快速增长的信贷需求:自2015年至2020年,中国商业银行发放的短期消费贷款总额增加了115%,反映了市场摩擦亟待解决。这种增长推动了借贷双方对信息透明度的需求。
2.有限的信用报告覆盖:尽管自2005年起,金融机构被要求将借贷信息上报至中国人民银行的信用信息中心(即PCR),但截至2017年,PCR仅覆盖了约40%的成年人口。中国尚无经央行批准的私人信用局(PCB),而消费信贷市场的竞争使放贷平台缺乏足够的信任共享客户信息,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不对称。
3.有限的法律追索手段:由于中国司法体系的限制,贷款人对违约借款人的法律追索途径较为有限。
随着金融科技的迅速扩张,中国非正式信贷市场蓬勃发展。自2013年以来,金融科技公司迅速崛起,贷款余额在2017年达到2. 8万亿元人民币。为应对有限的PCR覆盖,一些金融科技平台(如蚂蚁金服的芝麻信用)通过用户数据建立了自有信用评分系统,但是其信息未与银行共享。对于希望获得主流信贷的个人来说,拥有PCR的信用档案仍然至关重要。这一制度环境凸显了信用信息共享在减轻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方面发挥作用的可能性。

实验设计





实验平台:Quant Group及借贷流程概述

本研究的实验平台Quant Group是一家于2014年成立的独立金融科技公司,专注于为大量个人借款人匹配机构贷款方,并发放小额无担保消费贷款。截至2017年8月,Quant Group已发放超770万笔贷款,总额达165.5亿元人民币。
平台上的贷款人既包括需要向公共信用登记机构(PCR)报告贷款表现的“报告型贷款人”(如受中国人民银行监管的金融机构),也包括不需要报告的“非报告型贷款人”(如未受监管的金融科技公司)。在实验期间,Quant Group的贷款人中约有一半是报告型贷款人,另一半为非报告型贷款人。
平台上的借款人以20多岁的男性为主,他们多数已就业、拥有稳定收入(平均每月4000元人民币),并且信用评分适中(芝麻信用分平均为602)。大部分借款人拥有较高教育水平(多数拥有专科学历),贷款多用于偿还其他债务或日常消费开支。借款人的基数在快速增长,其中85%为首次申请者。
平台基于借款人的特征、从蚂蚁金融购买的芝麻分以及(Quant评分)进行严格筛选。贷款批准后,借款人会收到贷款合同。贷款合同详细说明了借贷人的身份、贷款金额、利息及Quant Group的服务费用,同时列明了违约条款及报告政策。
若借款人逾期付款,Quant Group会通过短信、电话进行催款。本研究将超过两个月未还的贷款视为违约,这也是行业通行的做法。


实验1:贷后信用警示



实验2:贷前信用警示


实验结果分析





信用警示与违约率



第一次实验中,本文推测信用警示会降低违约率。其中具有两个机制:
  • 信息租金效应:收到信用警示的借款人可能认为按时还款会帮助其在PCR中建立良好的信用记录,进而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其在未来获得信贷的机会,同时削弱现有贷款人对信息租金的优势。
  • 纪律效应:信用警示令借款人意识到违约可能带来的信用风险,因而提升了他们的还款努力,以避免影响未来的信贷准入。
两种效应的都预测处理组的违约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实验结果如上表。前两列的分析表明,接收到信用警示的借款人违约率比未接收到的借款人低7-7.5个百分点。考虑到对照组的违约率为11.4%,这一效果意味着违约率下降了61.4%,在经济上具有显著意义。
第二次实验中,借款人在借款前就接收了信用警示,因此信用警示对违约率的影响可以通过激励效应(包括纪律效应和信息租金效应)以及选择效应这两条路径实现。激励效应能够降低违约率,而选择效应则可能通过改变借款人池的组成影响借款人的整体信用风险。净效应的方向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度。
上表第3和4列报告了第二次实验的回归结果。与第一次实验的结果一致,信用警示在第二次实验中显著降低了违约率。违约率的无条件概率也从11.6%下降了32.8%。此外,控制变量显示Quant评分、芝麻分以及大专及以上学历与违约概率呈负相关,表明信用质量较高的借款人违约的可能性更低。


信用警示与使用率



第二次实验探讨了信用警示对借款人贷款接受率的影响。理论上,信用警示对贷款选择的影响可以通过信息租金效应和纪律效应来解释。具体而言,信息租金效应预期提高接受率,因为借款人认为,通过按时还款能够建立良好的信用记录,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未来信贷准入的机会。而纪律效应则预期降低接受率,因为借款人会意识到违约带来的潜在成本,从而减少贷款意愿。最终,信用警示对贷款接受的净效应是一个实证问题。
上表的Panel A报告了借款人选择贷款和未选择贷款之间的特征差异,结果显示选择贷款的借款人总体信用质量较低。然而,在控制了贷款和借款人特征后,并未发现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显著差异,可能是由于信息租金效应与纪律效应的相互抵消、信用风险测量的噪声以及Quant Group基于可观察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能力的限制。
Panel B的logit回归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接收到信用警示的借款人贷款接受率高出4.1个百分点,这一结果在5%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总体而言,信息租金效应在提高借款人贷款接受率上的主导地位,表明信用警示能够在激励还款的同时显著提升借款人的贷款接受率。
为探究导致这一现象的机制,本文使用一种新方法对借款人进行高、中和低信息租金预期的分类。理论上,信息租金的产生依赖于两个重要条件:(1) 借款人的可观察信用质量不高,导致他们在外部信贷市场上选择有限;(2) 可观察的信用质量信息对违约风险的预测力不足,因而使得贷款机构的私人信息具有更高的价值。识别信息租金的存在在实践中具有挑战性,因为研究人员无法直接观察贷款机构的私人信息。幸运的是,Quant Group分配给借款人的信用分(Quant评分)或许反映了公共和私人信息的结合。如果Quant Group确实掌握有利的私人信息,Quant评分将相对高于可观察信用质量,从而可以向借款人收取更高的贷款利率,超过实际的违约风险成本。作者将Quant评分回归在芝麻信用分(公共信息)和其他的借款人特征上得到残差,残差越高说明信息租金越高。
结果表明,当贷款人可能获得较高的信息租金时,收到信用警示的借款人更有可能提取贷款。这一机制支持了信用警示通过减少信息租金、提高借款人信贷可获得性从而提升贷款接受率的解释。


总结




本研究系统地分析了当借款人意识到其贷款表现会被报告至公共信用登记中心(PCR)时对其贷款接受率和违约决策的影响。通过设计两项自然田野实验,结果显示信用警示不仅显著降低了违约率,还提升了部分借款人对贷款的接受意愿,尤其是在急于获取正式信贷的借款人群体中。
尽管实验平台设在中国,但由于消费者信贷市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普遍存在信用报告覆盖不足和信贷获取受限的制度特征,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这些经济体的银行监管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帮助其在不增加风险的情况下改善消费者的信贷可获得性和消费水平。此外,这一研究为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即信用报告不仅能够提升借款人的还款意愿,还能有效降低道德风险。


撰稿:西元
编排:经管小黄
排版:高也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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