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International Friends and Enemies
国际朋友与敌人
Benny Kleinman
斯坦福大学
Ernest Liu
普林斯顿大学
Stephen J. Redding
普林斯顿大学
本文研究随着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依赖贸易伙伴，它们是否会在政治上向该贸易伙伴重新靠拢。本文使用源自具有恒定贸易弹性的贸易模型类别中对外国生产率增长的经济风险敞口的网络测度。本文将一个国家定义为贸易伙伴的经济朋友，如果其生产率增长提高了伙伴的实际收入，反之则为敌人。本文将这些经济风险敞口测度与各种替代性的政治结盟测度相结合，包括联合国投票、战略竞争关系和正式联盟。本文使用两种不同的准实验性变化来源来确定因果关系。
首先，本文将中国在1978年改革后融入全球经济作为其他国家实际收入风险敞口变化的外生来源。
其次，本文利用航空旅行成本随时间的降低，这改变了相对于航空距离具有不同海上距离的国家对的相对实际收入风险敞口。
在这两种情况下，本文发现经济友谊的增加会导致政治友谊的增加，并且本文基于理论的网络测度优于国家间贸易关系的简单测度。
本文的实证分析以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为指导，在该模型中，各国可以采取促进其贸易伙伴经济增长的政治行动，但这些行动的实施是有成本的。在纳什非合作均衡中，一个国家的实际收入对贸易伙伴经济增长的弹性越大，该国采取提高其生产率增长的政治行动的动机就越强。为这一政治结盟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提供实证证据带来了许多挑战。一些研究使用双边贸易来衡量对贸易伙伴的经济依赖程度。然而，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实际收入风险敞口不仅取决于双边贸易摩擦，还取决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即使考虑到这种多边阻力，也只能得到一个不完整的画面，因为贸易伙伴的生产率增长通常会通过贸易条件产生其他一般均衡效应。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本文使用源自具有恒定贸易弹性的贸易模型类别的实际收入风险敞口测度，这些测度捕捉了这些模型中的所有一般均衡效应。本文的风险敞口测度可以直接从观测到的贸易数据中计算得出，既可以使用非线性模型解的精确帽子代数技术，也可以使用这些模型中一般均衡条件的线性化。前者对应于实际收入相对于假设的生产率冲击的弧弹性。后者对应于相对于小的生产率冲击的点弹性。在实践中，本文发现无论使用弧弹性还是点弹性，并且无论弧弹性中假设的生产率冲击大小如何（至少对于本文超过 40 年的样本期内生产率的累积变化而言），本文都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本文将这些关于生产率增长的双边实际收入弹性以矩阵形式堆叠，其中行是面临风险敞口的贸易伙伴，列是经历生产率增长的国家。如果矩阵中的相应元素为正，则一个国家是贸易伙伴的经济朋友，反之则为敌人。这种矩阵表示的一个优点是，本文能够使用网络文献中的技术来刻画国家在网络中的位置在影响生产率增长效应方面的作用。本文评估每个国家的生产率增长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程度（其来自图论的 “权威分数”）以及每个国家受其他国家生产率增长影响的程度（其来自图论的 “中心分数”）。
因此，本文提供了关于各国在全球经济中角色的新数据，包括本文的风险敞口测度以及从中得出的网络统计数据。本文使用 “朋友” 和 “敌人” 这两个术语呼应了它们在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用于要素与商品价格之间或商品产出与要素禀赋之间的一般均衡关系的用法。
本文将本文的经济风险敞口测度与一系列不同的国家政治结盟测度相结合。首先，本文使用联合国大会中各国投票模式双边相似性的三种不同测度。其次，本文使用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各国相对于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的 “理想点” 或偏好测度。第三，本文使用基于当代决策者的看法的战略竞争关系测度，即各国是否将彼此视为实际或潜在威胁。本文进一步将这些战略竞争关系细分为位置性、空间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最后，本文使用国家间正式联盟的测度，包括共同防御条约、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及协定。
作为生产率增长经济风险敞口外生变化的第一个来源，本文利用中国在 1978 年国内改革后融入全球经济的自然实验。
本文首先将对中国政治结盟的变化对 1980 年至 2010 年期间对中国生产率增长的实际收入风险敞口的变化进行回归。本文发现了一种强烈的正相关且统计显著的关系，这在东南亚附近的经济体以及非洲和大洋洲的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中尤为明显。
接下来，本文使用这类恒定弹性贸易模型的结构来构建对中国生产率增长的实际收入风险敞口变化的一个工具变量。本文从 1980 年数据中的观测均衡开始，并计算由中国生产率的外生增加所隐含的对中国生产率增长的实际收入风险敞口的反事实变化，同时保持其他一切不变。这个工具变量捕捉了中国提高生产率的改革对其他国家实际收入风险敞口的纯粹供给侧影响，并且可以针对外生生产率增加的一系列不同大小进行计算。即使关注这一外生变化来源，本文发现随着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的生产率增长，它们会在政治上向中国重新靠拢。
其次，本文利用在本文的样本期内发生的航空旅行成本的大规模降低，这遵循了费雷尔（Feyrer，2019）的研究。关键思想是全球陆地的位置导致海上和空中双边距离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一些双边国家对从航空旅行成本的降低中受益更多。通过利用双边国家对之间随时间变化的贸易成本差异，本文控制了一系列特定于个别国家对的时不变因素（例如地理位置、制度、法律起源、共同语言等）。本文还纳入了出口国 - 年份和进口国 - 年份固定效应，这控制了生产率增长的符号和绝对大小，以及所有贸易伙伴共有的政策变化和宏观冲击。利用双边国家对之间因航空旅行成本降低而产生的相对贸易成本的这些差异变化，本文发现双边实际收入风险敞口的增加会提高双边政治结盟程度。本文表明这些结果在一系列双边政治结盟测度（包括联合国投票、战略竞争关系和正式联盟）中都是稳健的。因此，这些发现为以下观点提供了进一步支持：随着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更加依赖其贸易伙伴，它会在政治上向该贸易伙伴重新靠拢。
本文首先为具有影响力的具有恒定贸易弹性的单部门模型类别引入本文的朋友 - 敌人风险敞口测度。接下来本文表明，同样的表示在广泛的设定范围内都成立，包括具有多个部门和投入 - 产出联系的最先进的定量贸易模型。本文将这个定量设定用于本文的主要实证结果，并报告了一系列进一步的设定检验。首先，本文表明本文的风险敞口测度不能很好地由国家间贸易关系的简单测度（如双边贸易流量）来代理。其次，本文通过表明它们对未用于其估计的单独数据具有预测能力来验证本文的实际收入风险敞口测度。特别是，本文表明它们成功地检测到了优惠贸易协定（PTA）形成后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增加。
来源：《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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