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悦读| 那个传奇的公元736年

时事   2024-11-03 07:09   陕西  

       公元736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这是一个平凡而又特殊的年份。此时,唐朝已进入全面的繁荣时期,所谓“天下大治,河清海晏”;全国人口正迈向五千万大关,仓库里的财物堆积如山,似乎永远花用不完。

  有个成语“长安米贵”,但在当时并不成立,那时米价便宜的青、齐等地不过一斗四、五文;哪怕是长安、洛阳这两个昂贵的一线城市,米价也不过斗二十文,就算除去史料夸饰的成分,也是惊人的便宜。相比之下,几十年后的肃宗、代宗时期米价都曾飙升到斗千钱以上。此外,两京面价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二文,所谓“天下无贵物”。

  这一年,在文学和诗歌的领域,更是一个奇迹频发的年头。这年,山东泰山迎来了一个青年游客,他叫杜甫。彼时出门旅行十分便利,从洛阳一路行来,沿途都有旅店,甚至还可以租驴子代步。因为社会比较安定,歹徒少,“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诗人们带着剑主要是为了拗造型。

  杜甫这年24岁,身轻力壮,健步如飞。这是他人生中一段快乐的时光,尽管去年受了点挫折,在洛阳应试不第,但年轻嘛,输得起,大不了再考。眺望着巍峨的东岳,但见苍翠的山峦绵延无尽、一片葱郁。朝阳升起来了,映着东岳泰山,也映着杜甫年轻的脸庞。他心情激荡地写下了一首诗,叫作《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青年杜甫的代表作,也是唐诗里辉映后世的名篇。杜甫用这首力量磅礴的诗告诉世界:我将会登上顶峰,让群山都在我的脚下。

  就在青年杜甫眺望泰山的这年,另一个诗人带着他的酒和宝剑,醉醺醺地来到了五岳中的另一座名山——嵩山。他叫李白。李白有两位朋友在嵩山聚会,一个叫元丹丘,一个叫岑勋,二人约李白来喝酒。李白刚游太原返回,一听见酒字,风驰电掣地便来了。一场将辉映后世千年的“嵩山酒局”,就此开场。他们喝酒的地方是元丹丘的隐居处,极具形胜,举目远望,可以见到浩荡的汝水,还有藏身在林中的古老的鹿台寺。李白喝得大醉,挥毫落纸,写出了一首叫《将进酒》的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此前李白曾去过一次长安谋取功名,没得到重视。但李白认定挫折是暂时的,自己的才华一定不会被辜负。这一年,他仍然保持着活力,相信着明天:“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们痛饮狂歌的声音回响在月下、山间,连那一刻的月色仿佛都染上了醉意。

  提及嵩山,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王维。公元736年,恰恰是王维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就在此前一年,在赋闲了近十载后,王维得到了宰相张九龄的推荐,被起复任用,并在本年得以随侍玄宗去长安。这一年也就成了王维十载困顿之后最积极、乐观的一年。王维专门写诗向嵩山的朋友们辞别。他说:“解薜登天朝,去师偶时哲。岂惟山中人,兼负松上月。”意思是:我脱掉了隐士的衣服,到朝廷去任职了;像这样跳进名利网,不但辜负了山中的高士们,也辜负了那松上的明月啊!面对人生翻开的新一页,王维既有满满的期待,也有一份自嘲。这就是736年的王维。

  同样是这年,另一个诗人也在嵩山隐居读书,那便是岑参。这年他21岁,跟着母亲在嵩山南麓居住。岑家本来是很显赫的,此前曾三代为相,可惜都在政治斗争中倾覆了;岑家最后一位宰相岑羲正是被李隆基杀掉的。虽然家世浮沉,但少年岑参毫不气馁。他正在刻苦攻读,自信可以“云霄坐致,青紫俯拾”。“青紫”是指官员的衣服,这里的意思就是要平步青云。岑参居住的草屋,靠近后世大名鼎鼎的少室山。他写诗说:“草堂近少室,夜静闻风松。月出潘陵尖,照见十六峰。”少林寺的钟声,曾无数次陪伴过他的晨读夜诵。几年之后,岑参会走出嵩山,献书阙下,并成为一代顶尖的边塞诗人。

  这一年,当帝国的东部孕育着传奇的同时,在西部一些故事也正悄然上演。在长安,年过七旬的贺知章每天上班打卡完毕,就会写写书法、痛饮美酒。他还会跑到素不相识的人家去喝酒,把荷包拍得山响,表示自己有钱。不但资深年长的诗人活得潇洒,年轻人也活力无穷。仍然是在这年的长安,一位青年诗人和一个青年书法家订交,彼此成为好友。这位诗人叫作高适,正在浪游长安。那位书法家叫作颜真卿。彼时高适32岁,颜真卿27岁,都是昂扬奋发的年纪。

  这一年正是颜真卿初出茅庐之年。他参加了吏部铨选,这是士人从政的重要一步。在铨选中,颜真卿出手不凡,被评为高等,授朝散郎、秘书省校书郎。事实上,就凭他那一手艺压当世的书法,怕都要直接拉到满分。高适则相对没那么幸运,那时尚未释褐,仍要再熬好些日子才能出仕。虽然两人际遇不同,但高适和颜真卿都真心欣赏对方,互相写下了不少诗歌唱和。他俩不会知道,许多年后,当那场惊天动地的“安史之乱”发生时,两人会一文一武,各自成为朝堂的栋梁,共同支撑起大唐的一片天空。

  那一年,高适还和另一位草书名家张旭成了朋友。两人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高适曾写诗给张旭说:“世上谩相识,此翁殊不然。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这首诗充满了亲切的调侃,把张旭酒后的憨态写得活灵活现,也可见两人的关系十分融洽。

  这一年,还有许多的诗人正迎来人生的壮盛时节。王昌龄之前刚选了博学宏词科,授了汜水县尉;王之涣在四方遨游,远至塞外,写下一首又一首诗篇,声名愈加昭彰。

  这一段时光,不但是唐朝最兴旺的时光,也是盛唐诗人们最好的时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正精力旺盛、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着期待,觉得一切皆有可能。李白还没品尝到后来被世人误解、仇视的滋味;杜甫还不知道未来的颠沛与艰辛;王维还怀揣着一份进取之心,人生态度也不曾完全佛系;王昌龄还没被谗毁,仍然在风风火火地打拼;高适还在韬光养晦;岑参正跃跃欲试;贺知章正品着酒优哉游哉;孟浩然则已经收获了内心的平静,不像早年那样纠结不忿了,而是尽情享受着田园的逸乐。

  那一年,他们不断奔走、徜徉在中国的大地上,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歌,名作一篇又一篇往外蹿,你一篇《望岳》,我一篇《将进酒》,可说争奇斗艳、耀眼生辉。张九龄的《感遇》已经在酝酿之中,呼之欲出;它将会传承《离骚》的余韵,成为人间最美、最有态度的组诗之一。王维快要出塞了,他的《使至塞上》次年就会诞生,给我们留下无法忘怀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份。世间最令人欣悦的便是希望二字,那是比黄金还珍贵的东西。公元736年,便是诗人们希望最饱满的年代,是孕育着最大可能性的年代。这一年,光压着暗,青春压着苟且,信心是最响亮的调子,明天是最让人期待的物事。恰如李白那句“阳春召我以烟景”,这一年就是唐诗的烟花三月。

  让我们记住这一年,记住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以及一张张或昂扬、或振奋、或倔犟、或闲适的面孔。这不禁让人想起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的几句诗:“多幸福啊,此日,此月,此年。此季,此刻,此时,此一瞬间。”

  《唐诗光明顶(六神磊磊唐诗三部曲2)》,王晓磊(六神磊磊)/著,文汇出版社20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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