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以下正文根据患者L女士的女儿采访时的表述整理而成。
母亲走了，了无遗憾地走了，走得很安详。
陪伴母亲将近四年的抗癌之路上，我们相互交心，彼此支持。失去母亲，我很痛心，但是我更要感恩母亲，她是我生命的导师。
母亲的病是在一次常规体检中查出的，但她当时没有一点临床症状，血液检查结果是癌胚抗原较高，但是从影像学上发现只有十一个单发病灶，我们乐观地认为是早期，当下便决定进行手术。但在进入胸腔探查时，医生告诉我们一个不好的事实：母亲的肺部布满了像小米一样的病灶，乃至血液和淋巴上、胸膜上都有了浸润，已经明显是晚期症状了。得知这个情况，全家人都很难受，尤其是想到曾经有亲戚癌症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更是担心母亲未来的生存质量。我四处打听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手段，甚至托国外的同学帮忙去权威机构问诊，最终结合多方的治疗方案，决定在北京某三甲医院进行治疗。
从一开始，母亲就知道自己的病情，她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性格坚强。面对严重的病情，她没有抱怨，一直积极配合治疗，靶向药——化疗——免疫化疗——再化疗——再靶向药……这样一期期做下来，自始至终，母亲都很乐观，她坚信自己可以战胜疾病。甚至我俩还会去报健身班、舞蹈班，在治疗间隙，我们依然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
母亲得病时，我正在读博士，她需要照护，我决定休学回家陪伴她。我跟她说：咱们要客观对待疾病，跟治疗有关的事情你不用考虑，延长生命的事交给我们去做就好，你只负责过好每一天，快乐的生活可以提升生命质量。我也告诉她，如果自己觉得很痛苦，不需要为了任何人或任何事而去勉强自己做不开心的事，既便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我也理解和支持她。现在回想，整个过程中，无论是母亲自己的决定，还是我们一起做的决定，都没有让我们后悔。
在高中阶段，我曾经读过《最好的告别》这本书，里面提到过临终关怀。可能是翻译的缘故吧，我感觉很多观点不是很清晰，便去搜索相关信息，才了解到国内在缓和医疗方面起步比较晚，好在近几年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广泛，我也一直在关注。记得之前曾经在一档叫《生命缘》的电视栏目里，看到一对夫妇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选择了缓和医疗，当时就觉得很有意义，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陪伴母亲的那段时间，我们并没有直接讨论临终关怀或者缓和医疗，但我会有意识地把缓和医疗的理念渗透到日常沟通中。母亲治疗的过程中，实际上也逐渐接受了缓和医疗的理念。
母亲病重期间，我曾带她去协和问诊，认识了宁晓红大夫，对于缓和医疗不再只停留于概念上的理解，而是深度认识到，缓和医疗不仅是对患者，其实患者身边的家人和亲属也都需要理解和接受，当时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如何让更多家庭了解缓和医疗，特别是亲人病重晚期可以选择这样的治疗方法呢？
母亲去世前的一两个月，我们聊到过死亡的话题，她很平静。最后一个月里，母亲留了遗嘱，对于身后事做了妥当安排。她把银行卡号及密码等信息告诉了我，有些资产也过户到我名下，并反复跟我交代要如何赡养姥姥姥爷，我也告诉她我都记下来，并承诺我会一件件照办。在生命的终末期，母亲仍用她最后的力气和爱呵护着我们全家人，她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更是我的生命导师，在我学习成长的道路上，每一步都离不开母亲的支持。
母亲离开后，我主动找到宁大夫提出我的想法，希望能够为缓和医疗的推广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情。作为患者家属，我深知很多人还不知道缓和医疗的理念、不知道怎么办、更不清楚其实缓和医疗能够从始至终帮助到患者家庭；理念再好，也需要广泛传播，才能让更多人了解并选择。
母亲走了，但她的爱永远留在了我心里。我也希望以母亲的病例、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更多人，无论患者还是家属，我们选择缓和医疗，并不是放弃治疗，而是在生命最后的时期有更好的选择、对自己的人生有更积极的把握，可以从容面对疾病乃至死亡的现实，亲人善终，家人善别，我们可以带着亲人的爱更好地生活。
采访/撰稿：潘璐
编辑：王继玲
审核：孙晨晨
排版：袁子晶 王晓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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