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闻日本

 2019年11月25日的日本之行，我正是带着所谓的思考出发的，但结果又一次令人失望，每日匆忙行走的疲惫代替了想要寻找的答案，我只能再一次感慨自己成了岛上的过客。唯一令我和吴总满意的就是岛国初冬季节的五彩斑斓和清亮透彻的空气没有辜负我俩手中由日本制造的单反相机。

      其实在这次出发这前，我特意找出来几年前曾阅读过的美国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1964年出版的关于日本民族性格特征的研究著作《菊与刀》，希望在到达日本之前阅读完，好让自己审视一个多世纪以来与我们磨擦不断的这个近邻的相关，甚至在飞机上，我仍然在读这本影响十分广泛的著作。但这本书唯一令我担心的就是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日的日本和当初的日本相比，究竟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我们的第一站是大阪。当飞机跨过碧蓝的大海，就要下降的时候，领队小李告诉我说：“大阪关西国际机场是小日本填海造出来的”。一句“小日本”其实正是中国人面对日本的心态，这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情感每一位中国人都懂。尽管战争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中国人还是依然没有忘记那一段被侵略的历史，没有忘记曾经经受过的屈辱和苦难。但如若抛开历史、情感等因素，我们身旁的这个近邻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小小的日本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敢于四面出击、到处侵略？恐怕简单地说因为日本没有资源而只能靠侵略是不能解释清楚的，除了有专家解释所谓当初的日本迫切需要在世界上赢得“尊重”之外，我想，实力才是其敢于发动侵略的底气，做强盗真是需要一些基本的实力的。这不是为侵略背书，大家都懂得一个道理，弱国无外交，在国际社会中，弱肉强食是不争的事实。落后就要挨打是我们中国人最惨痛的记忆。

      而在二战失败后，日本又能迅速崛起则更值得我们深思。今天，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尽管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多平方公里，还不足中国云南省的面积，人口也只是中国的不到十分之一，可经济总量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超越，但依然是排名世界第三的经济强国。

      日本这两个字最直接的理解就是日出之国，在日本的神话中，太阳女神被奉为日本皇室的祖先，尊为神道教的主神，据说，太阳女神出生时光辉照耀天地，遂被命名为天照大神。公元前660年，作为天照女神的后裔，神武天皇建立日本国。到2019年5月德仁天皇即位，定年号为“令和”，日本皇室已经经历了126代，传承了2679年。按照这个推算，日本天皇家族成为仅次于中国孔子家族的世界第二长的传承完整的家族。

      2019年10月12日，德仁天皇在东京举行“即位礼正殿之仪”，多国政要出席了典礼。以此可以看出，即使是现在，天皇在日本仍有很大的影响力。

      保留了如此之久的皇室不变，而且在民众中影响如此深远，是日本政治的一大特色。我们熟知的天皇大概有两位，一位是明治天皇，这也许是自幼在历史教科书中知道的让日本崛起的“明治维新”，而另一位则是在二战结束时发表《终战昭书》的裕仁天皇，裕仁是明治的孙子，德仁又是裕仁的孙子。

      近代日本的崛起自“明治维新”始，而明治天皇之所以能够顺利推动这一场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成为日本历史的转折点，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德川庆喜。

      虽然日本的天皇名义上一直是国家的领袖，但到十二世纪后期，天皇大权旁落，进入幕府统治时代。尤其是从1603年由德川家康在江户（今日的东京）所建的幕府，统治日本历时264年，经历过十五代征夷大将军。幕府将军是国家的实际管理者，在自己的幕府里过着如中国的皇帝一般的生活，三宫六院，极尽奢华。而偏隅京都的天皇则如傀儡一般在幕府将军的监视下生活。

      尽管到第十五代征夷大将军庆喜的时代，幕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尊王攘夷”、“倒幕运动”风起云涌，幕府权力受到一些削弱，但彼时的日本仍有很多人支持幕府，世界各国也仍然视幕府为日本的唯一合法政府。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1867年10月14日，德川庆喜宣布“大政奉还”，辞去将军的职位和头衔，解散军队，将权力还给天皇，他自己则离开江户，住进上野宽永寺。

    我在想，如若不是庆喜将军能够将权力放手，恐怕日本以后发展的道路会曲折很多，至少，将会发生较大的流血冲突事件，给日本国的统一和后来的崛起带来极大的困难。庆喜将军的开明无疑为日本的改革带来了可以预见的前景。

    能够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未来主动放下权力的人是令人敬佩的。

    英国外交官萨道义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德川家族的最后代幕府将军——庆喜是我见过的日本人里最具贵族气质的男子，好一位气度不凡的绅士。  

    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也给庆喜非常高的评价，他说，“庆喜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能顾全民众的将来与国家的发展，坦然地从权倾一国的至尊之位引退，使德川家族与平民并齐，归于平淡，却引导出一个更辉煌的日本”。在这个意义上说，庆喜是日本崛起的功臣，是响誉世界的伟人。

    当然，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在美国“黑船来航事件”后，西方的各种思想不断传入，仁人志士不断涌现，正是他们不惜以流血牺牲来推动日本的各项改革，才有了日本近代的真正崛起。正如曾写下过“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无须桑树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诗句的西乡隆盛，从一名低级武士成长为“倒幕”的大将，从维新政府的功臣，到叛军的首领，他的经历无不映射出近代日本改革的艰难，这也让我想起清末的康有为等人为寻求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困难和际遇。

     之所以用了这么大段的文字来陈述日本的过去，是因为我想厘清日本为什么就能够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里从封闭、落后到后来迅速崛起的原因，大概，这些正是最初始的答案。

      回到旅行的过程吧。在并不漫长的飞行后，我们一行到达日本填海造出来的大阪关西国际机场，与国内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关西国际机场的设施看上去还真是有些陈旧了。但若从细节上看，你一定能够感受到日本人的管理是非常到位的。比如我们下飞机后最初必须接触的机场传送行礼的皮带——当我们办完入关手续，到达提取行礼的皮带跟前时，发现传送行礼的皮带早就停转了，所有人的行礼箱已经被整齐地排在地上，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在一旁关照着，没有任何一件行李在皮带上空转。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个细节是，进入日本国，除了验证护照，还需要进行人脸识别和指纹采集，日本需要通过大数据管理来确定入境人员没有不良过往，以此确保社会安全。

     在地图上查看，我们第一晚居住的这个地方属大阪市大正区管辖，名为平尾。大概，平尾属于一个镇吧。

      从机场到酒店入住后，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来到酒店旁不远处那个名字叫小林公园的一个小公园，红叶正浓，空气清新，看上去并不繁华，而且游客数量很少的公园十分干净，很自然，丝毫没有刻意雕琢的感觉。在这小公园以及后来几天的许多地方，我都看到一个特殊的东西——被一根钢管高高竖起来的钟表，至今，我依然没能搞明白后来的几天里随处可见的钟表矗立在日本的街头巷尾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从公园回酒店的路上，我们看到一所小学，名为“大阪市立平尾小学校”。此时已经进入冬季，可我们所见到的小学生都只穿短裤、短裙，小腿上套着雪白的长筒袜。这与我曾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所看到的景象完全一致。据说，这是为了锻炼孩子的意志力，训练孩子的耐寒能力。这倒与国内孩子在冬天的穿戴有了巨大的区别。这区别，会不会是不同的民族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区别呢？

      我曾看过一篇介绍日本的小学教育制度的文章，文章说在日本，小学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很高，而且社会普遍对老师很尊重，老师和科学家一样被称为“先生”，超市会给老师打折、公交车上会给老师让座，而且规定正规的老师必须在区域内轮岗，完全打破了国内城乡师资水平严重不均衡的问题。而眼下在国内，很多场合下，我们会称呼一些身份并不明确与熟知的人都为“老师”，这是不是有些不严肃呢？

     回国后，我买来了《国家的启蒙》一书，从书中的介绍得知，日本早在1872年明治政府时代就颁布了《学制》制度，确立了普及国民初等教育的政策，这仅仅比英国晚了两年，而却比法国和美国要早。这样的制度出台源自当时日本人考察欧美的结果，他们认识到，“奠定牢不可破之国基者唯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这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在考察欧美时给日本国内的信中写到的内容。正是大力兴办教育，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在全国建有各类大中小学校近三万所，让很多中国人羡慕地说，“这和当时中国的鸦片烟馆数量密度相当”。教育，大概正是日本后来崛起的真正力量，也是让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

      从公园回到酒店，一点不觉得疲惫。此时已经到了东京时间4点多，日出之国的太阳渐渐要落下去了，天气慢慢暗了下来。简单安顿一下，我们便商量着去大阪市中心逛一把。可早先已听说过日本的出租车费用很高，于是我们便在后来被我们誉为“活地图”的李总的带领下坐上了开往大阪市中心的公交车。怕南辕北辙、怕坐错车、怕找错站、怕上当受骗——所有的担心都在公交车站遇到的那位日本老妇人耐心的介绍中打消了顾虑。但不得不说，日本的公交车乘坐费用也不低，也就10多公里的车程，每人乘车费用为210日元，约合人民币14元左右。与国内不同的是，日本的公交车是下车才结帐，而驾车的公交车司机穿戴得和写字楼里的白领毫无二致，还戴着大盖帽，体现着职业素养和精神。

     到了大阪市中心，大家的意见是好好吃一顿日本的海鲜。在著名的心斋桥闹市区，我们左挑右选，终于走进了一家看上去人很多的二层楼的海鲜店。上到楼上才知道，这饭店真是太小巧了，座位都那么紧张。坐下来的我们一头雾水，看不懂微笑着的服务员递过来的菜单，幸好有邻桌的台湾一家人热情地向我们介绍应该选择什么特色的日本海鲜才算过瘾。

      其实在很多时候，我都感觉台湾人比大陆人自信。这些年才富裕了起来刚刚走出国门的大陆人到了异国他乡首先是张不开口，不敢与人沟通，是语言障碍还是心理障碍？恐怕兼而有之。也许这来自我们这一代以及更年长的一代人自幼所接受的教育的不完整所致。其次，我似乎常常能感觉到国人到了异国他乡总是怕上当的心理，这大概与我们目前普遍所处的环境有关。

      新鲜的海鲜大餐后，在街边专门抽烟点吞云吐雾了一番才决定回平尾的酒店。公交车已经找不到了，那就只好打出租车了。果然是不便宜，起步价640日元，我看着计价器上不断上涨的数字，心里好象顿时没了底，到达终点站后，1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总共向司机支付了2050日元的车费。贵是贵了些，但必须要强调的是日本出租车的干净， 皇冠为主的出租车一尘不染，司机都是西服领带，标准职业化形象，车内绝无异味，车门都是自动关闭，下车后你完全可以扬长而去。

     日元与人民币比价大约为16：1左右 ，日元钞票上所印的大多是为日本作出贡献的科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的头像，比如万元版的日元票面上就印刷着创办日本第一所大学庆应大学的福泽谕吉的头像。而初到日本的时候，我们看不懂票面上那个代表“元”的日文“円”（读元），我们就错误地读这个字为“门”，而且还“一门”、“两门”地数着钱。

     这一趟的日本之行，最大的感慨就是日本的干净，无论城里还是乡下，所到之处总是干干净净，似乎连跑在路上的大巴车的轮毂都锃明瓦亮的。这当然与日本作为岛国的气候条件有关，但我想更多的是精细化管理的结果。在日本，你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土地，据说日本的植被覆盖率是世界最高的。

     真正的旅程是从12月26日开始的。一早驱车赶到奈良神鹿公园的时候，游人已经很多了。原生态的公园里小鹿毫不惧人，还会追着游人要饼干吃。真是一派和谐景象。公园里古老的树木高耸云天，红叶则怒放着今年最后的色彩，吸引来无数游客摆弄着各种姿势拍照纪念。

     其实，在这里，更吸引游客的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东大寺，这座被称为日本“华严寺”的古老寺庙是日本全国68所国分寺的总寺院，为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唐代高僧鉴真和尚曾在这里设坛授戒。在写作本文的这几日，正是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武汉的时候，来自日本的捐助品的外包裹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句子，这句让中国人大受感动的话正是当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说过的一句偈语。

    东大寺内的卢舍那大佛为寺内的国宝，同行的李总因为亲眼见到了这尊高达15米的大佛而嘲笑拿着相机到处乱拍的我抓不住旅行的重点，这也真是一种遗憾啊。

      离开东大寺，我们要去往京都。奈良和京都都是历史上天皇的所在地，这两座城市有很多国宝级的古建筑。据说，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人类共同的瑰宝——古建筑而挽救了京都和奈良。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我翻阅着关于梁思成先生与这两座城市的相关报道。

     给我们开大巴的司机是一位76岁的老人，他穿着整洁，清瘦而不苛言笑。这个年龄依然出来工作，你就可以由此想象日本社会的老龄化程度有多高。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全世界最高的，达到八十三岁。就是这位七十六岁的老人，每天早晚都要亲自将所有人的行李箱从车厢底部拿上拿下，不让我们帮忙。

     其实在日本，还有一种“耻感文化”，这让日本人在很多时候不容许自己失败。有时候，“耻感文化”会让日本人发奋图强，但更多的时候，却成了危险的沮丧。我们在影视剧中常常看到战败的日本人刨腹的场景正是来自于这可怕的“耻感文化”。近日，有新闻报道说，负责撤侨的日本官员因为侨民中有人染上疫病而自杀谢罪，我不知道这个新闻的真实性，也不知道真的是否因为有人染疫而自杀，但我却知道日本人在失败的时候常常会痛哭不已，这一点如果让中国男足学会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在日本的文化观念中，还有一种不愿欠别人的价值观，他们称之为“社会情义”。比如在日本的马路上有人摔倒了，你最好不要轻易去扶，因为别人的帮助会让日本人觉得他欠了你的，而欠了你的则要去还，这样就无意中给别人带来了麻烦，甚至有人还会理解为你并非警察或者专门从事此类问题的管理者，去扶别人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企图。而且，日本人在相互赠出礼物时，作为回赠者一定不要让回赠的物品价值超过赠品，否则先赠出礼品的人会很不爽，觉得自己是为了赚取更多才赠出礼品的，如中国人说的“草鞋换皮鞋”一样。这就引起了我对同行的马总在忍野八海主动帮一位正在干活的日本人装了一小推车的土后得到这位日本人回家拿了一小盒糖果回赠的思考。这段经历令马总很是兴奋，他似乎觉得就像融入了日本社会一样，觉得日本人很善意，于是，得到糖果获赠的马总逢人便讲、逢人便发糖，我没有扫他的兴，也就不告诉他在日本主动帮人干活究竟是种美德而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还是变成了一种由热心而给日本人带来了负担。看来，文化背景的差异常常会带来一些误会。

      在东京的银座大街，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形。那天在银座购物时，一向不喜欢购物、钱包又不丰满的我站在一家超市门口等待着大把挥霍的土豪们时，突然发现隔壁的一家商店门口，两位日本姑娘在使着劲往店里推一个装满货物的小推车，可由于门槛太高，努力了几次都没能成功，这时我快步走了过去，帮着她俩把小推车抬进商店。令我不好意思的是两位日本姑娘连着鞠了几次躬，对我说着大概是感谢一类的话。举手之劳却让别人不停地致谢，这倒真让我有点尴尬了。

      银座真是个繁华的去处，成群的中国人在这里操着各地方言大把大把地花着票子，买回去各式各样的东西，有的有经验的中国人甚至在出国时都不带行李箱，到日本后买个空箱子，再把箱子装满，这才是真正的所谓“不虚此行”。

      在东京这个号称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交通状况似乎还没那么糟糕，有报道说这完全得益于日本政府建设的合理的公共交通系统和高昂的停车费用。当然还有科学的规划和高度智能的城市管理手段，也许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市民的素质。

      大概与前几年不同的是，如今的国人不再买智能马桶盖回国了，倒是喜欢买各种家用电器和药品，尽管价格不菲，但质量的确不错。于是，来日本旅游时购物成了规定动作和传统保留项目。正是为了满足中国人的购物需求，银座的许多火爆的购物点里的售货员大多都是年轻的中国人，尤其是东北的女孩居多。

      如果说我们要从日本人身上学习什么的话，首先就要学习日本人的精细，不要说满大街跑的日本汽车，你就看稻盛和夫领导下的京瓷集团这些年走过的路，以及他的著作《活着》就能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其实，这次日本的旅行过程中真正让我惊叹的是在参观丰田汽车展示馆的时候看到即将要上市的水素车——以燃烧氢气为动力的汽车，这给国内大力发展的新能源汽车会不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呢？

    《日本的生活与思想》作者冈仓由三郎说：“日本人过着洁净无尘的生活，犹如盛开的樱花，美丽而宁静。”的确，在日本的大小场合，很少能见到那种喧闹的场景，日本人安静的让人感到孤独。这和我楼上的那家人总喜欢在午夜时刻玩推桌子游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其实，正是在这种宁静的背后，形成了专注的力量，让日本在许多方面都走在了世界的先列。

     日本被称为“课题先进国”，似乎，他们总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研究的课题，过后或早或晚都会成为别的国家面临的必须研究的课题。比如我们国内已经逐渐普及开来的智能马桶盖就是一个例子。其实智能马桶盖起源于欧洲，但在日本却做到了登峰造极，他们根据男女不同的生理结构，将小小的马桶盖做的无比的人性化。像我这样“少年得痔”的人就觉得智能马桶盖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在日本旅游的这些天，我们所住的酒店基本上有两个必备条件——智能马桶盖和温泉。

      如果说智能马桶盖因为在国内也已经相对普及我们也不会格外兴奋的话，那么温泉则是每晚令大家无比享受的体验。夜晚的室外温度已经很低了，同样在室外的温泉中我们每天都泡得通体发红，无比惬意。资料介绍说，日本人每晚把泡热水澡当成一种享受，大概温泉的大量开发除了日本自身的地理条件所赐予的福利之外，和日本人偏好泡澡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所遇到的酒店的温泉全都十分干净，令人放心。这大概和日本的精细化管理也有极大的关系。

      远在唐朝时，日本像个虔诚的学生，从大唐引进了许多先进的东西，除了科举制度之外，日本人什么都学，后来，日本人就有了茶道、书道、剑道、花道、柔道和棋道。他们在善于学习的同时还又善于创新和提升。

      长期以来，日本人的性格极其矛盾，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这样描述日本人——生性好斗而又非常温和、习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

    正是基于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准确理解，本尼迪克特在一九四四年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认为日本会在二战中投降，而且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

      二战后的日本迅速崛起一定与这位人类学家对美国政府的建议有关。如今，日本依然每年都要向美国大哥缴纳“保护费”，但其国家的整体发展速度则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日本在农业、工业、医疗等各方面都成果颇丰，但在我看来，日本农村的发展才是我们当下乡村振兴应该大力借鉴的地方。

       在日本，富士山是神一般的存在。据说，能看到富士山的真容是要讲究缘分的。11月27日，一早就出发往富士山走的路似乎特别漫长，一路上的大雾让人很是揪心。幸运的是，到了下午两点多，拨得云开见日出，但等到我们上到海拔2300米的地方的时候，只剩下最后一抹余晖洒在富士山顶。

      据有关资料介绍，在十七世纪初，富士山曾归属于德川家康将军，后来，德川家族把富士山海拔3250米以上的领地捐给了浅间神社。浅间神社是为了镇住富士山不再喷发而修建的神社，里面供奉着各种守护神，地位一直很高。明治维新后，德川家族随着幕府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这时候，明治政府要求日本国内所有私有土地一律上交政府，在此后的七十多年里，富士山一度归国有。二战后，日本实行政教分离，日本对神社无偿给予土地。在此背景下，浅间神社又重新夺回了山顶的所有权，得到了海拔2700米以上的部分。今天，大力发展富士山旅游业的日本政府每年要向浅间神社缴纳不菲的租金。

      要离开日本的前一天，为了更深入了解日本，我们几个人再一次来到大阪市中心的心斋桥，经过几天的旅游，我们已经不像刚到日本第一天逛心斋桥时候那样的拘谨，一直逛到晚上11点前才来到火车站乘坐火车赶往位于关西机场附近的酒店。这时候难题出现了，尽管谷歌地图告诉了我们大概的方向，买票的时候我们也像国内买地铁票那样在自助机上买到了窄窄的硬纸条一样的车票，可要想乘车却不知道如何操作，因为日本的铁路实在太发达、太密集，一时还真是看不懂怎么乘坐。感谢那位腼腆的日本小伙子，在我们手语、英语、汉语混杂的一大通比划中，他才终于明白我们要去的地方，于是，在隧道间，他一会儿跑上，一会儿跑下，带着我们上了火车。

       匆匆之行，看到的毕竟有限，这里所说的大多是日本美好的方面，目的在于如著名的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提出的那样，“师夷长技以制夷”，崛起的中国需要有海纳百川的心态，学习一切可学习的东西，而千万不要让诸多同我一样的爱国人士指责我为亲日的汉奸。无论怎样，很多人在回来的路上这样说道，“日本是个还要再去的地方”。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次匆匆的日本之行，究竟有什么样的收获？这让我想起了著名作家柏杨先生1981年8月22日在美国的旧金山斯坦福大学演讲的时候曾提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美国有家公司派员去欧洲考察，几个月后，这位被派出去的职员写了长达上百页的考察报告，尽述欧洲之与美国相比较落后的地方，董事会成员在阅读报告后第一时间做出一个决议——开除这名职员，原因就是他看不到别人的长处。

      我想，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精神，我们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发现别人的长处并加以学习，才能让自己真正进步，才能真正实现“厉害了，我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