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永利
总能听到在城市里呆得不耐烦的人说大概只有农村孩子的童年才能够真正配得上“童年”这个充满诗意的名称。我不知道我算不算真的很幸运，因为我曾经在中国最底层的农村如同野草一样疯长着经历了至今难以忘怀的童年，然后一步一步走向更大的地方，甚至后来到了当初做梦都没敢想的大都市北京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时光。
今年五一的时候，我原本打算回老家榆林去看看的，但因4月30日才从以色列回国，因此一直耽搁到了端午节才完成这个愿望。
对我来说，回家似乎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不需要问为什么。或许是想回去看看依然留在家里的亲人，或许只是为了看看那里连绵起伏的山峦。因为只有回到那个曾经属于童年的家里，我才能让城市里每日的拥堵和奔忙所淤积的压抑找到一块让自己的内心得到真正的安宁和踏实的土壤。从归途中的飞机上向下望去，黄土高原依旧是那么厚重，甚至有些荒芜，竟然一点也看不出和整天充斥于电视、网络和报纸等诸多媒体上的“工业化”、“城镇化”等高频词存在有某种联系。而就在这看似荒芜、木讷的高原底下，隐约让人感觉到一股沉稳的力量，一如耿直、倔强的陕北人。 这些年，无论走的多远，我总是不能从故乡遥远的清贫中走出来，我的耳边总有一片蛙声回响在清凉的夏夜，我甚至会迎着这蛙声一步一步把思绪回到我曾渡过五年快乐而灿烂时光的旗锋小学。
小学毕业时候的我
说实在话，我至今都不知道这个名字写的对不对，究竟是“旗锋”还是“旗丰”，我甚至在家里的门牌上看到写着“旗峰”。有资料显示，旗锋村1953年到1957年称为旗锋农业社。1958年人民公社后，称为旗锋大队。“旗锋”——是由当年横山县委命名称谓的，意为这里是全县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是各项工作的先锋。也有人说正是因为在合作化过程中表现突出，获得很多奖旗，因奖旗丰收而得名。我想无论怎样，这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爷爷他们那代人当年十分信奉党的路线，也说明我家乡的先民觉悟很高。
其实，在我上小学的上世纪80年代，我们学校不叫旗锋小学，而叫拓家墕小学，至少学校的大门口挂着这么一块牌子。因为旗锋村委会驻扎在拓家墕小队，对外也就叫拓家墕小学。但似乎我们学校一直被外面人称作旗锋小学。那就叫旗锋小学吧，不仅朗朗上口，而且旗帜鲜明，透露出一股正能量。
旗锋小学坐落在半山腰上，学校有一线九孔窑洞坐北朝南，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由西向东排列，门上钉着的小木牌用红油漆写着年级代码，我曾每年都要换教室，逐渐靠近老师的办公室。因为五年级的后面跟着三孔窑洞就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最南头是幼儿班的教室。院子的左手边还有三孔窑洞，这三孔窑洞后来有一孔成了老师的厨房，一孔是图书馆，还有一孔做了库房。这三孔窑洞的背后那个院子是大队部，后来改名叫村委会，是全村的权力中心。
在学校东边三四百米的距离外有一条通往县城和乡镇的乡村石子公路，那时候路况不好，偶尔会有开的不是很快的汽车经过的时候总会扬起一路的黄尘，而此刻如果正好我们在路边，那么这群半大小子们一定会追着汽车跑上几里地才肯停下来，使劲吸着汽车燃油尾气的味道，那么的陶醉，那么的兴奋。甚至有人总结经验说，如果拿上一片炸油糕就着汽油味道吃那才是最香的。
校园的北侧则是树了一副篮球架和划出一块排球场的操场。我想，这篮球场和排球场一定很不标准，因为当年我们总是一不小心就会让篮球、排球飞出操场，眼看着落到山沟底下，半天都找不回来。操场对面的小山头上近几年刚刚修了一座庙，与当年的学校遥相呼应。
今年过年时我开车到已被荒废的学校绕了一圈，我发现我要想在这块篮球场上调个头还不得不倒了两把。而学校的院子里则堆满了酒糟，我一下子懵在那里，因为，当年的读书声怎么也找不回来了，倒是飘来的一阵阵的酒香熏得我的眼睛似乎微微有点潮润，让我不得不赶紧离开，我怕闻得久了上路开车都成了“酒驾”。我想，其实我也是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小酒坊蒸馏出的一杯土酒，至今还不懂得用绵柔去迎合上司和权贵，浑身冒着傻气。
当年的旗锋小学虽然院子是泥土的，教室的地面也是泥土地的，但总是干干净净，你恐怕都找不到一根扫帚掉下来的柴禾。朗朗的书声曾伴随着校园南头的那一排杨树沙沙作响的叶子让贫瘠的山村充满了无限的希望，以至于全乡会考时令许多学校佩服。那时的旗锋小学真配得上这个响亮的名字，而我作为其中的一员也曾十分骄傲。
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早上6点多在睡梦里爬起来后胡乱吃点东西就赶紧出发，这一天就全部交给了学校，午饭则要在下午三点以后回到家，自己从锅里拿出大人给留的饭来解决。早上去学校的的路上总是那么紧张，匆匆忙忙地打着露水走五、六里山路，即使是冬天也会走的热汗淋漓，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迟到。
当年的教材
到达学校后，校长和各班的班主任早就迎接在校门口，逐一查点着到校情况。我们赶紧收敛起刚刚还在路上的打打闹闹，走进教室，放下书包，取出语文书，到校园的各个角落开始晨读，不同年级的读书声一下子就淹没了树上的鸟叫声，学校顿时沸腾了起来。
也许那时教我们课的老师的水平不一定很高，但认真程度却令人敬佩。那时的旗锋小学一共有五个年级五个班，几十名孩子。教师队伍也不庞大，加上校长就六名老师，而且只有两名正式的公派老师，其他人都是民办老师。但他们即使离家很近，也要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必须住在学校备课、批改作业，而且还定期要到住在各个村子的学生家里做家访。因为农村孩子的父母白天要在山里劳动，即使天黑了“下班”回到家还有猪、羊、牛、驴等牲口等着喂，因此家访的老师常常要深夜才能结束家访后打着手电筒沿着山路一个人回到学校。至今想起这一幕，常常令我无比动容。我想，寒冬深夜里的那一束清亮的手电筒的亮光并不是老师安全的保障，而是照亮像我这样寒门学子前程的光茫。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当时同样是民办教师的柳怀湖先生。
柳校长的额头有一条很深的竖着的皱纹，一脸的严肃和威严，他冬天里穿着那双厚重的军用翻毛皮靴“咚、咚、咚”地走在校园里，似乎令整个校园都充满了紧张，也让我们老老实实地收回贪玩的心。正是由于柳校长的努力和认真，让我们曾像一个城里孩子一样，享受过许多幸福的时光 。今天，当我偶尔夜里在北京城开着车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那熟悉的旋律时，马上就回想起当年在旗锋小学的那排杨树下，全校师生每天都坐着听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嗒滴嗒、嗒滴嗒、嗒嘀嗒——嗒——滴——；小朋友，小喇叭节目开始广播啦！”。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我记住了主持人讲述的许多科学道理，也让我在小学三年级时获得了全校百科知识竞赛第一名的好成绩。我不仅得到了柳校长亲手奖给我的一只搪瓷洗脸盆，而且还额外获得母亲奖给我的一碗鸡蛋拌疙瘩面。
对我来说，人生最大的财富也许就是启蒙时遇到的一位好老师。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刚刚从榆林师范学校毕业的刘开枝老师分配来当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看上去很消瘦的刘老师穿一件藏蓝色的中山装，走起路来脚底下像安了弹簧一样有力，显得很精神。他似乎给了我很多额外的关照，常常在冬天午自习时把我叫到他温暖的办公室，把在火炉子的底部烤的焦黄的白面馒头递给我，然后又辅导我背诵唐诗。那一股温暖让常常空着肚膛只穿着一件对襟棉袄的我此时此刻想起都无比感动。然而，刘老师教我的那首诗“一语成谶”，注定了我要远走他乡。我始终记得他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里的“衰”字念“cui”。刘老师常在我的作文本上写下鼓励的话，是他，给了一个山村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无比的自信。
1986年夏天，在我上完三年级的时候，刘老师没有告诉我们他要调走消息，我只记得他在我的暑假作业上写下了哈雷彗星在暑假经过地球的具体时间，让我去看看76年才到访地球一次、唯一能用裸眼直接从地球看见的这颗周期彗星。
还是那年暑假，当我去邻村看戏的时候，正和一帮人在大树下面喝啤酒的刘老师老远就喊我过去，他似乎很高兴，向他的朋友们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夸我如何如何，然后让我吃这个吃那个，远远超出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关切之情。刘老师的夸奖让我惊恐而又“骄傲”，可惜天性胆小的我似乎扭扭捏捏的没能给老师长脸。这一次，他依然没有告诉我他要调走的消息，让我在开学后失望了很久。
在柳怀湖先生当校长的那几年，旗锋小学曾迎接过多许多外校到访的师生。这其中不仅有本乡的，还有外乡的学校组织师生前来观摩，我们经常要举着小红旗排成两排高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而外校前来访问的同学则在老师的带领下“鱼贯而入”，高喊着“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要知道，这些走了几十里路的师生曾给了我极大的荣誉感，让我觉得作为榜样是如此的幸福。
因为学校办得有声有色，经常在全县全乡统考中能够拿到名次，旗锋小学曾引来过很多领导的关注。偶尔，下课的时候，突然发校园里停着一辆小轿车，要么是“扁蛤蟆”，要么就是“帆布篷”，但来的人一定来头不小。那些来视察的领导曾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实惠就是给我们学校带来很多的图书，以至于学校不得不把一孔本来是库房的窑洞改造成图书室，里面的图书那么多，让我觉得都数不清了。而来的这些领导带个我个人最大的实惠就是我连续两次被评为县三好学生和地区红花少年，那鲜红的奖状被贴在我家窑洞那成排的奖状的最上面，这在很长时间都成我父母的骄傲，让家里来的客人赞叹不已，也成为我不干农活的“特赦资格”。
柳校长不仅重视文化课和知识方面的教育，而且十分重视体育和劳动课。学校每天都会安排体育课的内容，经常组织乒乓球、拔河、排球等比赛。而劳动课的内容则五花八门，老师会把课堂放在学校的自留地，一边劳动一边讲解各类知识。我记得高大、帅气的史保国老师曾带着我们一边摘绿豆荚，一边背诵唐诗。“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样的诗句和情景似乎信手拈来，随处可见，将诗词和当时的场景联系到一起，定格成无法忘记的画面。
我们那时还学会一个词叫“勤工俭学”，我们所有学生在每个冬天都按照一年级到五年级不等数量的要求，向学校缴粪。如果下午放学前用杆秤来验粪的老师发现你缴的粪掺了土或者水分大就要相应的祛除斤数，而如果发现你不是用闲暇时间在路上拾的粪，而是从自家驴圈、猪圈里直接装来的，不仅不给算数量，而且还要受罚。那时的我们只好放学后提着个筐去和拾粪的大爷争抢“资源”。有时没带筐，而幸好看见赶集路过的驴拉出一大坨粪，赶紧划个圈，飞奔回家找工具装走。缴粪那天因为怕拾在筐里的粪放的时间长了跑了水分而斤称不够，我们会临到学校时对着筐子足足地撒上一泡尿，然后用沙土盖一下，怕老师看出水分大而称重时候去水分。为学校打理自留地和缴粪的好处就是元旦那天我们可以换来一顿管饱的白面条。
我刚进校的时候，学校还没有围墙。在校长的带领下，全体师生一起上阵，今天你家拉来一头驴，明天他家推来一辆架子车，无条件为学校建设做贡献。我们每天都唱着歌去几里地以外的砖窑用书包背回来一块一块的砖修整学校的围墙。没多久，学校就焕然一新，被刷的雪白的围墙上请来专门的美术师写上“尊师重教、奋发图强”等字样，成为约束和鼓励我们的口号，漂亮的校园令我们心情愉快而更加努力。
“六一”儿童节是最值得高兴的日子，各个班都早早就开始了各种准备，因为我们不仅仅要以班级为单位表演节目，而且还要报一项两项自己特长的体育项目参加竞赛。尽管家长对体育奖牌不怎么认同，但对于大多同学来说，获得名次就一定会令人十分骄傲。
曾作为少先队大队长的我戴着三道杠和其他同学一样，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排在检阅队伍的第一位，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向校长以及坐在主席台上的村干部、老师们敬着礼，一股意气风发的样子，仿佛真的明天就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的小学毕业照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还很年轻的老师们也都已经上了年纪，我平时很少有机会能够见到当年的老师，因为他们也大多离开自己的家园，调到各地去工作，或者进城居住，当年的许多往事都渐渐淡忘。但直到今天，我一直有个困惑如筷头上的搅团一样在心头缠扰：那就是柳校长常常在大会上讲话要求我们“不得唱黄色歌曲、不得阅读黄色书籍”。按我年少时的粗浅理解，“黄色书籍”就是那些被翻得破破烂烂、纸张都发黄的“闲书”。不过待成年之后，很快就通过纠正了这一错误概念。而什么是“黄色歌曲”，我至今都无法给出精确定义。试想想，陕北民歌里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歌词算不算是“黄色歌曲”呢？
时光已经走远，我的乡村渐渐被许多人抛弃，渐渐荒芜，学校也因为大多数农村孩子进城读书而慢慢废弃，但我总觉得我当年骗了大家，因为至今我仍然没能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内心充满了惭愧和无奈，觉得不应该让我当年无限骄傲的旗锋小学变成熏得我流出眼泪的土酒坊。
（ 本文写于二0一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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