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就好比庞杂深植的根系之于叶茂枝繁的树冠的意义；于写作者而言，故乡往往更为复杂和难以言说，它既是经验的库存，又是生命的底色，既是羞于启齿的冲动少年，又是展翅欲飞的一树凭枝。尤其是，对于那种长期飘零在外的文人墨客，恐怕不仅仅是一句乡愁或思念可以释然的，单单是走进乡道触摸老宅，就教人感慨千万黯自神伤了。古诗中早已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和“梦里不知身是客，直把他乡作故乡”……就连现代著名文化学者陈寅恪先生也曾留下这样的诗句：“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一个“且”字，道出了不尽愁思，回不去的故土，丢失的旧梦。人生于天地间，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追思徜徉，感慨系之，唯有于字里行间起承转合之际，或可真正地让一个漂泊的灵魂回归故里。在这个意义上，解读王永利的散文随笔集《他乡即故乡》，也许更容易让读者找到一把打开故宅锈锁的精神钥匙。

最初看到作家王永利的文字，是他发表在2020年第1期《朔方》上的一篇饱含乡情的回忆母校的散文。那个当年启蒙过作者的旗锋小学，那几位让人终生难忘的老师和校长，无疑是作者人生起步阶段最最重要的精神财富，然而时过境迁，山村凋敝，母校荒芜，曾经飘溢阵阵书香的小学校如今已变成“熏得我流出眼泪的土酒坊”。贫瘠的童年，清凉的夏夜，朗朗书声中总夹杂着蛙声片片，读这样感性的文字马上叫人禁不住诵出“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了。但现实总是无情，摧毁故乡美好记忆的却是一间土酒作坊，它长年盘踞于早已空无一位师生的校园里，整日散发出酒鬼一般腐糜浑浊的气息，让归乡者猝不及防，却又无计奈何。

再读王永利的作品便是《家在王石窑》（刊于《朔方》2020年第9期）了。说心里话，仅此篇目就叫人颇感沉重，陕北的窑洞，那是黄土地上最奇特也是最贫困的地标，唯一可以生发的意象是革命圣地延安和主席当年起居过的那孔窑洞。王石窑又小又穷，每年地里只是种些豌豆黑豆之类，好在有条不知名的蜿蜒小河穿村而过，有水日子便有了盼头，水足以令家家户户在春节前可以磨出香喷喷的豆腐来。除此之外，王石窑实在乏善可陈，留在作者记忆中的不外乎是关于电视机的初来乍到，以及信号极差的黑白画面。另有一次，类似于UFO神秘地盘旋于小村上空，人们跃跃欲试浮想联翩，误以为是国家正在秘密勘探（石油）资源，于是大家彻夜难眠，甚至开始规划一场可观的发财梦，可好梦不长，很快便得知那不过是村里某人打工从外地带回来的一台无人机。贫瘠的土地就是如此，似乎注定是长不出什么绿色的希望了，正如作者真诚地记录“再后来，王石窑真的再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倒是当组长的大哥，他提出能否在村里安装一台手机信号增强设备，这样老人生病总能给外面的亲人打个电话。这让人想起了多年前电影《手机》的片段，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跟外面世界唯一的联系，或者说亲人们之间的情感维系，最后只物化为一台小小的手机，如果信号不畅，像作者这样去闯世界的人，便要跟家乡完全割裂开来。

王永利试图通过对王石窑山川地貌春夏秋冬乡党故人的一一细数，再次确立人生的坐标，确立自己和故乡的关系，甚至于重新审视个人的信仰危机：“没有庙的王石窑，导致我的童年岁月中缺失了一次又一次关于信仰的最直接的培育机会。”赶庙会、看大戏是古老乡村不可或缺的文娱活动，也是“仁义礼智信”最好的传承方式，然而，小到连一座小神龛都没有的王石窑，让孩童的世界变得比脚下的土地更加贫乏，为了一饱眼福，他们不得不一次次游走于被沟沟峁峁所阻隔的别人的村庄，鲁迅先生《社戏》里的一群小伙伴夜间乘船去看戏便是最好的例证。

多年后，懵懂少年终于只身离开故乡，远赴千里之外的京城等地打拼，王石窑依旧如故，“不变的还是那些散布在村庄周围的山和依然贫瘠的土地”，但作者看重的恰恰是“……群山沉静、万籁俱寂，一切都还是少年时候的样子”。这或许是另一种信仰，一种对于生命本身的仰望，对于天地造物的顶礼崇拜，亦是对于故乡的宽容和怀纳。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既道出了客观上生于斯长于斯的局限与无奈，同时，也更为主观地抒发出赤诚坦荡的游子之情——这便是王石窑再小再苦再穷，它起初注入幼小心灵的那股暖流却是弥足珍贵的，不论走到哪里总会魂牵梦绕。

假如说王石窑只是一个生命的出发点，那么，它的偏僻、狭小、贫瘠甚至荒芜已无足轻重，正如作者在文章分类中冠以“谁的故乡不沧桑”的标题一样，王石窑之外还有一个广阔天地，北京、西宁、西安、银川、台湾乃至德国、日本等等，作为离乡游子或观察者，王永利去过很多地方，走马观花也罢，沿途揽胜也好，几乎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一个孤独者思索的履痕。譬如，他在北京奋斗了二十余载，虽已安家却很难落户，未来儿子还将在这里面对高考一系列问题，所以对这座城市，作者也只能发出“北京，让我如何更爱你”的喟叹。譬如，写到祖国宝岛时，高雄的爱河和台北的出租司机，作者都尽可能写出自己的种种好感，但“内心里也一直存在着一种担心，我怕我对台湾短暂的停留中因为产生了好感而赞美多于指责，会变得有失公允和准确”。再譬如，日本之行的匆忙和疲惫取代了一切思考，最终（自己）不过是一个匆匆登岛的过客，“……满意的就是，岛国初冬季节的五彩斑斓和清亮透彻的空气，没有辜负我俩手中由日本制造的单反相机”。其实，这样的旅行对于国内游客再熟悉不过，所谓上车睡觉、到站拍照云云。但作者显然不属于这一种，徜徉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东京街头，感慨此地交通并不很拥堵的同时，也不经意间流露出“在日本的大小场合，很少能见到那种喧闹的场景，日本人安静的让人感到孤独”。

窃以为，作为一名思考者，孤独永远是难以抗拒的，这恐怕是离乡游子的普遍症候，这孤独甚至就来自于遥远的故乡，来自生我养我的那片古老土地，所以，即便是站在人潮汹涌的闹市，内心依旧无法摆脱那份不期而至的孤独感。王永利也概莫能外，哪怕是身在东京或是汉堡。事实上，远离故土的王永利，思索更多的还是王石窑和陕北那片土地。在他的笔下，不论是九十高龄的奶奶，还是从老山前线归来的三舅，不论是年关卖猪，还是上山拦（放）羊，或者是极具陕北地方特色的打平伙（聚餐），均被作者信手拈来饶有兴趣地讲述开来，那些早已远去的人事和物什，最终都变成浓烈的思乡之情，犹如陕北老酒坊里酿出的坛坛老酒，历久而弥香，作者亦借此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返乡。

读者不难发现，王永利在其多篇回顾过往的小文中提到的一组关键词：感恩、致敬、奖赏自己、要做减法……这于中年男人而言，已然是活透彻了，我们要感谢生命中遇到的良师益友，致敬那些默默付出的亲人，尽量让自己活得简单从容些。王永利是从陕北的王石窑出发，一路走过不惑之年的，他曾在北京当过记者，负责过报刊版面工作，也与他人合伙创业，打拼的艰辛可想而知。难能可贵的是，许多年来，他从未停止过读书和思考，生意场上的觥筹交错从未磨损他对文学的挚爱；银川工作室的书案上长年备有笔墨纸砚，即便是节假日或工作小憩，他也不忘伏案临习一两篇硬笔书法，偶见他在朋友圈里晒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感觉那些洒脱劲道的横竖撇捺流淌着黄土地特有的硬朗与质朴之气，这或许正是故乡烙在一个人生命中的底色。

苏轼《定风波》中有“万里归来年愈少”“此心安处是吾乡”，且以这两句诗词与永利共勉，不论身处他乡异域，抑或人生跌入低谷，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年少时的模样，并终其一生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以笔为舟，渡我彼岸。

是为序。

作者简介：

     张学东，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在《当代》《十月》《人民文学》等发表长、中、短篇小说逾500万字，出版长篇小说7部、小说集12部。作品获《中国作家》《上海文学》《小说选刊》等刊优秀小说奖，入围第三、四届鲁迅文学奖终评，四度荣登中国年度小说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