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教中国化”的概念及其内涵
考察近年道教界与学界对道教中国化的理解与实践探索，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对“道教中国化”的认知是逐步深入的，呈现多元化理解的态势，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解与界定：一是强调“当代化”，即道教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相结合，使道教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贡献的“道教当代化”理论——宗教政治纬度；二是立足“现代化”，致力于运用现代知识体系推进道教组织管理规范化与形象重塑，引导道教适应现代社会的“道教现代化”理论——宗教现代化维度；三是凸显教义思想的“先进化”，侧重挖掘道教独特价值，在实践中凸显道教思想蕴涵的与时偕行特征，挖掘道教文化先进性价值的“道教先进化”理论——宗教教义维度；四是运用现代话语，对道教炼养进行实践化诠释，围绕道教徒内修外养的实践现实，在现代科学背景下阐释并建构道教修行活动的“道教实践化”理论——宗教修行维度。
上述几种理论观点视角与重点不同，皆有所侧重，呈现多元化、多角度诠释特点与路径，使“道教中国化”的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然而诸种理论何以皆应被看作“道教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指导，又应如何有序地涵括于“道教中国化”的大方向之下呢？
要理清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分析“中国化”这个概念本身入手，辨清何谓“道教中国化”。
事实上我们所讲的“中国”概念，其内涵与所指经历了长期历史演变。它不只是由空间与时间所规定的一个界限，更关乎于整个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问题。在此理论意义上，“道教中国化”当然应有更加多样的表达方式，因为它是以华夏文明为主轴、以当代道教处境为立足点，时时变动生长着的。
因此，道教中国化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是道教当代化、现代化，是道教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我国当前国情的相适应。其次是道教规范化、实践化，规范化带来的可重复性是各项制度和活动常态化的前提，而推进实践化能够为道教健康传承、创新发展打下良好基础，这二者要在对道教教职人员的管理以及道教教义思想体系的建设中体现。最后，是道教先进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道教“走出去”的过程中，道教智慧能够将中华民族的独特价值彰显出来，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道教中国化的实践探索过程，体现出了它根植本土历史与文化的先进性。
二、构建与时代相适应的“道教—道学”话语体系
当前国内学术界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三大体系构建”，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实际上，还有另外二个“体系”：指标体系（量化指标，数据时代特征），评价体系（同行横向、学术史纵向）。
道学（本文从历史语境和传统学术意义角度，指黄老一系的道家道教之学）学科体系是基础，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道学学术体系是支撑，是历史积淀的产物；道学话语体系是核心，是学术传播的主导，也是建构道学评价指标与评价体系的关键与核心（学术竞争力的核心）。
建立道教研究“中国学派”何以可能？其可能途径、方法、范式与意义何在？笔者以为，首先要做到立足本土立场与问题意识，着力提炼核心概念，最终形成研究范式。同时，要坚持中国传统方法与借鉴外来方法并举的原则，克服当前道教研究偏离本土立场，以“西方汉学传统（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为标杆，丧失道学研究的话语权（一味“以西释中”“以西诠中”）的倾向，彰显文化自信与学术自信。
具体而言，可以尝试如下二条诠释途径：其一，以中释道（以儒诠道、以释诠道、以医诠道）；其二，以道释道（自主知识）。
构建与时代相适应的“道教—道学”话语体系，立足当代来把握道教核心价值观念，也必将作为道教当代化、现代化、先进化和实践化的理论支撑，对我国道教发展前景乃至和谐社会、大同世界的实现产生深远影响。问题即在于，要如何从庞大浩渺的道教思想文库中凝练出这么一个核心观念，使其既能以自身联通起传统道教理论与实践的各个层面，又能兼容日新月异的新人类、新时代。下面结合道教生命哲学观念略加展开阐述。
过去千百年来，作为中华文化的特质和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乃是关注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或者说是“气化流行”的“化生哲学”生命观念。
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教义思想从现代社会文明的视角来看，主要有三个基本价值理念值得特别推崇，即“贵人重生，生为第一”的乐观主义人生态度和精神风骨；“性命由己，操之在我”的命运自主和生命超越思想；“延生有术”的生命实践操作思想。这三个基本理念是道教在继承中国传统寿老思想、“天人合一”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思想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修行实践需要而加以发扬光大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长壮老死是人类个体生命演化的自然规律。健康与长寿，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普遍的愿望。《尚书·洪范》就将长寿列为人生追求的“五福”之首，即所谓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五福寿为最”，这是中华民族挚爱人生的现实主义人生价值观的生动写照。道教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以长生不死、羽化登仙作为其宗教信仰的核心，这种神仙信仰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寿老的民族心理意识。道教承袭了古代先民的长生理念和神仙思想，在生死问题上形成了重生恶死、珍视现实人生生命价值的积极乐观主义人生观。道教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贵人重生的宗教。早期五斗米道经典《老子想尔注》就将老子《道德经》“道大，天大，地大，王大”解释为“道大，天大，地大，生大”，以“生”来取代九鼎之尊的“王”，指出“域中有四大，而生处一”。明确提出“生，道之别体”的鲜明主张，将“生”上升到“道”的本体高度，表现出五斗米道强烈的生命意识。
而早期道教的另一个主要经典《太平经》则响亮地喊出“生为第一”口号，所谓“是曹之事要当重生，生为第一”。贵人重生思想在道书中比比皆是。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卷十四《勤求》中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于生长之方也。”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序》中也云：“夫禀气含灵唯人为贵，人所贵者，盖贵为生。”在道门看来，生命是极其可贵的，对现世美满幸福生活的追求要以生命存在为前提，而死亡则意味着生命的结束、美好生活的终结，这是一件极为可悲可叹之事。所以，道教是贵生、惜生、以生为乐的乐观主义人生观，引导历代无数道门中人以出世的态度积极“入世”，济世佐国佑民，努力铸造人间的“仙境”。
道教高举“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大旗，对战胜死亡、延长生命充满了信心。道教在天人关系上，一方面承袭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强调为天人一体、天人同构，故认为从修出治国到修炼成仙，都必须顺应自然，法效天地；然而，道门在强调顺应自然的同时，并不只是一味消极顺应、服从自然，《阴符经》主张“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即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探寻自然天地之玄机，为我所用。《西升经》云：“我命在我，不属天地。”张伯端在《悟真篇》也云：“一粒金丹吞入口，始知我命不由天。”人通过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探求自然之道，通达天地万物造化之理，盗取天地之机，采取炼养元气等各种内修手段，不仅能防止自身机体衰老，竟其天年，甚至还可以扭转生命流动的时间之矢，“重铸阴阳，再造乾坤”，逆修成仙，达到“深根柢，生长久视”。
道教认为性命由己、生命操之在我的一个主要理念就是人可以通过自身主观努力，能不断提高个体生命的质量，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命自主观，在客观上有助于加深人类对包括人体生命现象在内的自然界物质结构、运动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从而推动包括医学养生学在内的科学发展。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道教所讲的“生命”并非仅指站在个体立场上要去珍视的“个人生命”，更是通过“道”的视野所看到的，既包容“异骨成亲”之全人类，亦包容鸟兽虫鱼、山川自然，即涵括“道”所生之一切的“宇宙大生命”。因此，相较以个人为出发点的西方式的主客二分，“生命道教”能够为以平等尊重对待自然、以宽和包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世界前进方向提供中国式智慧。
把这种道教智慧结合并落实到实践中的具体领域，使“生命道教”真正为道教实践化进程指明方向，要从“生命道教”观念出发，结合新时代的需求，着力于如下三个维度与高度探索完善：站在维护个体生命的生命道教层面，我们应以道教医学和道教养生为着力点为健康中国战略作出道教贡献，以增长现代化技能、纯正道风为辅助塑造道人生命形象；站在强调自然生命的生态道教层面，我们应以道教宫观为示范点、以慈善活动为手段辐射四周，落实尊重、顺应自然的道教天人观；站在拥有“大生命观”的生命道教层面，我们应将道教文化打造为文明互鉴、和平交流的重要平台，在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推动道教文化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