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认为，天地间有阴阳之气，至阳者上升为神仙，至阴者下降入地府，于是便有了神与鬼的分别。
在很多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都会把人死之后的魂魄描述成厉鬼，其实，这都是对神鬼信仰的误解。
道教中认为的鬼神，不过是阴阳二气所化。人生天地之间，本身便禀赋着阴阳二气，小孩初生时，新生儿的身体是暖的，哭闹的声音是嘹亮的，其一切自然反应都呈现出外放的姿态，这是阳气充沛的表现。
随着生命过程的耗损，人身体内的阳气也在一点点消散，老年人普遍怕冷，整个身体也都呈现出佝偻内缩的状态，这是阳不胜阴的表现。
天地万物的生长枯荣，其实都是阴阳二气相互轮转的结果。
因此，道教中的鬼，不但本身并没有那么多的可怕之处，正相反，神、人、鬼分别代表着阴、阳与和气，此三者虽然身份殊途，但他们却是彼此互生且缺一不可的存在。
道教立教的根本在于阴阳二字，世界万物的阴阳展现方式不同，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差别，所以在道教的观点中，并不会对人之魂魄所化作的鬼类有任何歧视的心态。
著名的志怪故事《宋定伯捉鬼》中，描述了一段宋定伯与鬼同行的过程。纵然人鬼异类，但文中的鬼并不是可怕而邪恶的形象，它如同人类一样也有疑惑、有畏惧。其鬼者，无非是另一种活着的状态罢了。
古人信仰的根本在于鬼神，这里的鬼与神并不是今日所谓之迷信，而是对万物之灵，包括人类自我先祖的崇拜。
面对超越了自我能力与认知的现象，古人认为这是某种灵性的反映，为了表达对自然力量的尊崇，于是产生祭祀与祈祷。
这一行为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是发自于对未可知之事的敬畏，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仪式化的方式对万民进行教化。
宗教之来源，便在于用可见、可学的方式教化众生，使其敬畏天地、敬奉先祖、恭敬他人，并将此人天之理代代相传。
因此而言，立足于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信仰，并非在强调借助鬼神的力量来完成人间的意愿，而是更加侧重于去完成教化的责任。
任何一种文明在发源初期，都离不开一个职业——巫。巫祝的职责便是与鬼神进行沟通，以鬼神所给予的信号来昭示人事的吉凶。
商朝时期的巫祝在进行祭祀仪式的时候，会请求先公、先王作为人与自然力量相沟通的媒介，这即是一种对祖先与神鬼力量的崇拜。
许倬云在《中西文明的对照》中说：“有了祖先崇拜，显然，也会有对于传统的尊重，凭借宗族和婚姻关系延伸出的网络，也成为链接、合作的系统。于是，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这两个观念，数千年来建构为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尺度。”
由敬鬼神衍化为尊宗族，这是国人骨子里的传统。
即便如闭口不谈鬼神的孔夫子，也曾说过：“吾不与祭，如不祭”，如果我不亲自参与祭祀（而找人替代），就相当于没有祭祀。
古人向来是信鬼信神的，所以并不能强行以无神论或迷信等词汇来掩盖，甚至于弯曲传统信仰所具有的教化属性。
《道法会元》中提出：“凡境化为仙境，人心可格天心”，指的便是以人心之清静去感应天地自然之本初，若诚心一念，自然鬼神相助。在这里，人、鬼、神三者仍然是三位一体的，而不是某些外来文化中水火不容的状态。
祖天师张道陵立教之时，在汉晋的历史文献中，多称道教为“鬼道”，称其道徒名为“鬼卒”。
如《三国志·张鲁传》曰：“（张）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
不明就里者，往往认为这是正统王朝对草民出身的政治阶层的蔑视，是一种污蔑的称呼。
但其实是因为天师道善于驱神御鬼之术，据李膺《蜀记》记载：张道陵祖师在鹤鸣山学道，“避病疟于丘社之中，得咒鬼之术书，为之，遂解使鬼法”。
有关学者考究认为，“丘社”当即鹤鸣山中的一巫教团体，“咒鬼之术书”即是氐羌民族的驱逐鬼神的巫经。此处之“鬼道”，有抓鬼、杀鬼、镇鬼、用鬼等多层含义。
《云笈七签》卷二十八曰：张道陵祖师于临邛县渠亭山赤石城潜修静思，“有千乘万骑来下至赤石城前，金车羽盖步从、龙虎鬼兵，不可胜数。”
时至今日，道教中传承的诸多讳字皆有“鬼”字头，体现的仍是对鬼之力量的借用。
至此，足以说明道教对鬼始终保持的乃是不骄不躁的态度。
不论神鬼，行天地之正气者，皆可得万民香火信奉；如果阴贼害人，必然会受到相关的惩戒。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不同，则与鬼的归途有关系。
《说文》中提到：“众生必死，死必归士，此之谓鬼”。“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意指凡是危害人间的鬼众，均是形魂无处依附的原因。人身所化至阴之气不断汇聚，达到某个界点时必然要阴尽阳升，在宗教理论中以轮回转世的方式体现出来。
若阴气无法转阳，即鬼众无法脱胎，难免就会生出诸多戾气，从而危害人间。
若如此则该如何？这就不得不提及道教水火济炼的功德，可使无处可依的魂魄能够在道教法师的加持下受炼更生，从此解除前世冤孽，超生云路、举步南宫。
阴尽阳升，阳灭阴起，即便是神、人、鬼三途，也仍包含在这亘古不变的道理之中。
不论是否信奉宗教与鬼神，在日常生活中都要做到“敬神如神在”。能得其中妙旨者，才能体悟到宗教所倡导的信仰、敬畏、虔诚、内守等行持方法的深远教化意义，毕竟，正身为人，方不惧百鬼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