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不可避免:美伊对抗的双层博弈模型 | 国政学人

学术   2024-11-13 20:31   天津  


冲突不可避免:美伊对抗的双层博弈模型

作者:王耀辉,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Richard Xuetao Wang,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博士;张佳佳,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来源:Wang, Yaohui, Richard Xuetao Wang, and Jiajia Zhang., “Is High-intensity Conflict Escalation Inevitable in the Future? A Two-level Game Analysis on the Causes of US-Iran Risky Rivalry,” European Journal of Futures Research, Vol. 12, Issue 17, 2024, pp. 1-12.


导读


美国和伊朗的持续对抗对地区和全球安全造成重大风险,并与俄乌冲突、欧洲核扩散等多起国际危机直接相关。美伊关系为什么在过去几年内急剧恶化?未来还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怎样的风险?本文创新性地将美伊关系建模为双层博弈,利用无限重复的博弈论方法,提出一套理论框架,解释国际和国内层面相互关联的复杂政治变量如何影响两国的战略互动。本文认为,以对抗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不相容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政治价值观、美国国会两极分化、以色列和“抵抗阵线”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所产生的国内聚旗效应,使双方的政策制定者相信,可以通过对抗获得最大化效益。根据本文搭建的模型,在可预见的未来,华盛顿和德黑兰几乎没有可能缓解矛盾,因误判而引起的冲突升级难以避免。



引言

自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至今,伊朗和美国的关系充满了敌意和风险。尽管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伊两国曾达成伊核协议、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暂时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关系。但随后特朗普政府采取强硬外交政策,包括退出伊核协议,谋杀伊朗少将苏莱曼尼等;而伊朗选择恢复核开发项目以回应美国打压。尽管拜登政府尝试与伊朗重新接触,但以色列同伊朗的盟友哈马斯之间的战争使得美伊重回谈判桌的希望愈发渺茫。学界已有研究从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探究美伊相互对抗的动因,但尚未将两个层面的复杂政治因素整合为一个模型,对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相互作用研究不足。为此本文提出一个无限重复的双层博弈(two level game)模型来分析美伊关系的动态,并预测美伊冲突很可能持续升级。


双层博弈和美伊战略竞争的动态

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联系紧密,因此国内政治层面的讨价还价会影响外交决策。本文采用双层博弈模型进行分析,通过数学方法对国家层面的中间变量和系统性的激励和威胁进行权衡与定量操作,构建具有连贯性的理论。本文搭建的模型表明,有四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伊朗和美国的决策者制定相互对抗的外交策略


(一)聚旗效应


采取激进的外交政策会产生聚旗效应(rally’round the flag effect),在国家刚刚卷入重大国际事件时,现任领导人的支持率会大幅上升。美伊两国领导人追求聚旗效应产生的收益,利用国际危机,向本国民众展现强大领导力。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多起侵蚀政权合法性的政治动荡事件使得伊朗领导人决定采取激进的外交政策以增强政权合法性;面临日益增加的国内治理难题,美国政府亦需要激进的外交政策以获取公众支持。


(二)不相容的思想意识形态


美国和伊朗的意识形态存在鸿沟。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相比之下,伊朗的外交政策则根植于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一直在积极向其他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出于意识形态分歧,伊朗眼中的“自由战士”往往是美国眼中的“恐怖分子”。此外,美国的一些自由主义文化(如LGBTQ)对伊朗宗教色彩浓厚的本土文化形成冲击,在伊朗社会引发广泛的反感,这种情绪也进一步激发伊朗政府对美国的敌意。 


(三)美国国会的两极分化


解释美国国会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有利于理解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偏好。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两极分化加剧,并在近年达到了顶峰。两极分化使得议员们跨党派合作形成两党联盟变得更加困难,而且还迫使总统面对一个更加团结的反对党派。无法促成跨党派的合作削弱了总统的领导能力。面对反对党派的压力,总统迫切需要通过提高支持率来强化权力,这意味着美国总统重视外交政策在短期内提升支持率的效果。因此在对伊政策上,美国选择使用侵略性措施遏制伊朗以制造聚旗效应,而不是建立长期和平关系。


(四)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与美国盟友的冲突


近年来,伊朗主导的抵抗轴心与美国的中东盟友(尤其是以色列)之间的敌意持续加剧,这一态势显著降低了双方介入地区冲突的成本。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与以色列便长期视对方为战略对手,双方的对抗在目前的第六次中东战争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尽管美国不太可能直接介入冲突,但伊朗支持巴勒斯坦、黎巴嫩、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盟友报复以色列,而以色列对伊朗在该地区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日益加深的对抗态势使得美国和伊朗的决策者失去缓和空间。


模型


(一)国际层面的博弈


美国和伊朗国际层面的博弈被设计成一个无限重复的同时移动的矩阵博弈。本文假设美国和伊朗各自独立制定策略,而非被动地观察对手的战术并做出相应的反应。博弈方包括美国和伊朗,动作空间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外交战略,双方的收益包括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这些利益并不局限于冲突或者协议带来的的直接结果。如果双方都选择积极的外交政策,那么双方关系将相对和平;如果双方都选择消极的外交政策,那么双方关系将更加敌对;如果一方选择积极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选择消极的外交政策,那么双方会形成一种“可利用”的关系,其中选择消极外交政策的一方的收益相当于另一方(选择积极的外交政策)的损失。


(二)伊朗的国内博弈


伊朗的国内博弈由两个玩家组成,精英和公众,其中精英主导外交政策的制定,公众对国际博弈的影响只能通过精英的行动来体现,因此伊朗在国际博弈中获得的收益与精英在国内博弈中获得的收益相同。精英需要考虑公众的偏好,由于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差异,伊朗民众对美国怀有强烈的敌意,伊朗精英迎合这种反美情绪所采取消极的外交政策可能会产生聚旗效应,产生额外的收益。


(三)美国的国内博弈


美国的国内博弈的玩家包括总统和国会,两者依次采取行动。在国际层面,伊朗选择积极/消极的外交政策,美国总统据此采取相应的外交政策作为回应,而国会则选择赞成/反对总统的政策。因此,总统在国际博弈中选择的策略需要与在国会中提出的策略相同。总统和国会议员的收益都被定义为公众支持率的波动,总统的支持率受到国际博弈和国内的聚旗效应的影响。在国际层面,与伊朗缓和关系有助于改善美国的安全环境(军事利益)、某种程度上也能影响经济状况(经济利益),相反全面的制裁会让自身也付出代价;在国内层面,采取消极的外交政策,对伊朗展现强硬的姿态有助于总统在国内制造聚旗效应以获取收益。


总统的收益也取决于国会的态度。如果国会支持总统在国际博弈中选择的策略,那么总统的收益由上述两个因素决定,而国会的收益只取决于美国在国际博弈中的收益。只有国会同意总统的策略,总统的策略才能转化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如果国会反对总统的策略,那么美国的外交政策保持不变,此时总统和国会的收益都为零。但是,只要总统采取消极的外交政策,短期能仍然能通过聚旗效应获益。


(四)囚徒困境


根据经典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模型,如果美国和伊朗都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两国都可以从合作中获益,相反,如果两国都采取消极的外交政策,则两国会失去合作带来的收益。本文将收益定义为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双方都选择积极的外交政策,将促进双方的经济利益;双方都选择消极的外交政策,将促进双方的军事利益。如果一国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另一国采取消极的外交政策,那么采取消极的外交政策的国家所获得的收益将大于两国都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时所获得的收益。


博弈的结果

根据经典的囚徒困境模型,双方都采取消极的外交政策是单次博弈(single shot game)内唯一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然而,只要拓展到无限重复的博弈,美伊双方仍有可能同时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


短期内美国总统会采取消极的外交政策以获得聚旗效应带来的收益,但是在国内博弈中,国会会观察总统的行动,然后才采取行动,这使得博弈的顺序影响了总统的策略。总统考虑到国会将在其之后采取行动,会相应地考虑国会的策略,因此国内博弈改变了美国总统在与伊朗的国际谈判中获得的收益。有理由认为,美国总统采取消极的外交政策带来的额外收益不会持久,伊朗意识到美国的消极的外交政策后,将在下一个回合立即采取消极的外交政策作为回应,因此美国总统的额外收益不会持久。然而,本文指出,美国仍然有理由在较长时期内对伊朗采取消极的外交政策。


首先,美国总统重视程度不够。鉴于美国总统有任期限制,因此更倾向于单次博弈的纳什均衡策略,即采取消极的外交政策。


第二,与伊朗合作给美国带来的收益和损失都有限,美国缺乏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的激励。


第三,聚旗效应影响着美国总统的外交决策。如果总统预期采取消极的外交政策后可以从国内的聚旗效应中获益,将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外交政策;如果国会认为消极的外交政策更加有助于提升自身的支持率,就会同意总统的决定。这意味着美国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的条件更加严格。


结论

本文的分析表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上的复杂博弈相互作用,促使决策者采取非合作策略。未来,尽管可能有一些推动美伊关系走向缓和的因素,但引发冲突的因素更加显著,这种负面趋势根植于双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土壤之中。具体而言,美国和伊朗的政策制定者会审慎评估不同情况下的收益,发现双边关系恶化时,实现收益最大化。因此,可以预见,美伊两国将不遗余力地采取对抗政策,由于误判而导致冲突升级的概率将会激增。


译者评述

文章创新性地用双层博弈理论发展出分析美伊关系动态的模型。译者认为该模型在评估和预测美伊关系有很强的说服力,但仍有几点可以改进的方面。


模型高度简化了美国和伊朗的国内政治局面(特别是伊朗),考虑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任期不同,可以假定议员同样可能追求聚旗效应带来的短期收益,而不那么关注长期收益,这一点并未体现在模型中;考虑到伊朗最高领袖和总统的职权划分不同,在一些总统负责的领域里,政策决策者(伊朗总统)可能受到在野政治力量更大的影响和约束;仅仅以宗教和意识形态不同假定伊朗民众普遍存在反美情绪,并且影响了精英的决策,这一点译者认为也有待商榷。


词汇积累

two level game

双层博弈

rally’round the flag effect

聚旗效应

prisoner’s dilemma

囚徒困境

single shot game

单次博弈

Nash equilibrium

纳什均衡



译者:范昊晖,国政学人编译员,成均馆大学政治外交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兴趣为中国周边外交问题。



校对 | 赵怡雯 石瑜茜

审核 | 李源

排版 | 崔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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