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博弈与加入美国领导的联盟战争的政治：小国的视角
作者：Rasmus Pedersen，丹麦奥胡斯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Yf Reykers，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助理教授。
来源：Rasmus Pedersen, Yf Reykers, “Invitation games and the politics of joining US-led coalition warfare: a small stat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3, DOI:10.1177/00471178231166562.
导读
近几十年来，一些小国收到了美国希望其加入联盟战争的邀请，丹麦、荷兰、挪威等小国对此积极响应，并在科索沃、伊拉克、利比亚等军事行动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现象衍生出一个问题，即除了美国“要求支持”的外交信号外，这些邀请对于小国决定加入美国序列，使其军队处于危险的战争环境之中，究竟有什么影响？
既有文献对于“小国政府如何动员议会，以使后者支持参与联盟战争的行动？”等问题的研究存在严重空白——这些问题十分关键，议会对参与军事行动提出异议并不罕见，特别是在政府弱势、议会分裂的情况下，议会则更会偏向于反对战争与追求地位的政策。为弥合在以上问题中存在的研究空白，本文引入并改良了“邀请博弈模型”，并以丹麦为具体案例进行检验，进而认为，对于小国而言，美国加入联盟战争的邀请能够成为一种战略工具，小国政府可以通过对这种邀请的利用，来获得国内对强有力的军事承诺的支持，从而提高其国际声誉及国际地位。
既有文献对联盟战争的研究贡献与不足
许多学者针对美国倾向于通过联盟发动战争或进行军事干预给出了“分担成本”和“增强国际合法性”等解释。同时，此类研究也就美国联盟伙伴派遣或撤军的动机给予了分析，如共同威胁认知、联盟忠诚度等。
近期的趋向，是“小国的追随行为由工具性考量驱动”的观点受到普遍认可，直接反映出学界开始认识到小国不仅仅是追随者的角色。关于追随的文献可以具体化为两个分支，分支之一遵循“威胁引发”观点，小国加入联盟被视为支付领土保护费用和避免增加军费开支的一种手段——这强调了加入联盟背后的负面驱动因素。分支之二则表明，虽然保护动机在小国的行为选择中起核心作用，但更多的积极驱动因素也在发挥效能——对联盟战争的昂贵承诺被视为小国提高其在联盟等级中威望、声誉和地位的一种方式。
尚存在研究空白的是，这些加入联盟战争的国际邀请是如何被接受的，以及这些邀请对于小国是否具有国内价值。对小国国内决策实践如何塑造其国际贡献的研究有限，因为关于小国追随的多数研究都采用了单一行为体视角。实际上，关于联盟参与、交战规则和撤军的决定不仅取决于国际联盟和安全考虑，还取决于国内考量——关于议会战争权力的文献证明了这种逻辑的价值，强大的议会和较弱的议会都可以影响军队部署决策；联盟领导人让合作伙伴参与的策略研究也反映了这种复杂性。
两级邀请博弈
该模型始于普特南（Putnam）的两级博弈逻辑，围绕联盟领导人的正式邀请展开。其中，模型假定与外国谈判的行政机构需进行两个必须平衡的互动博弈：一是国际博弈，旨在确保为该国争取到最好协议；二是国内博弈，旨在确保协议获得批准。
模型包括三个参与者：联盟领导人（代指作为第一级的美国）、小国议会（第二级）和位于两个级别之间的小国政府——此处明确关注那些寻求国际地位的小国政府。小国政府寻求地位的动机，要明显强于小国议会——出于各种意识形态、政治或选举原因，议会可能不太关心地位动机——因此，可以推断，议会中的一些行为者要么采取更温和、不干预或孤立主义的立场，要么优先考虑国内选举。行为者的偏好如表1所示：
表1.军事联盟困境成本和偏好的优先排序
图1说明了邀请博弈的假设动态，其中，A1代表小国政府的理想结果，A2代表小国议会的理想结果，B代表联盟领导人的理想结果。
图1.联盟贡献的偏好坐标
由于A1比A2更接近B，故而可以推断出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A1具有让B参与国内博弈的动机，以利用潜在抛弃成本的可信度说服A2接受更接近于A1的立场。对议会的劝说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通常有利于行政权力。遵循反向束缚策略（Tying hands strategy），A1可以试图说服A2通过B的邀请来调整其立场，该邀请表明，不调整将给A国整体带来巨大成本。反向束缚策略的结果是协议从*点转移到**点，使交易更接近于A1的首选结果。在此推导下，成功的束缚策略增加了A1和B的交易效用（点**比*更接近B的首选结果）。这表明，A1和B在邀请中制定现实的要求方面存在共同利益，这些要求允许A1在两个相互关联的博弈中平衡结果，并确保最佳结果在国内合法化。换言之，在联盟领导人发出正式邀请之前，小国政府积极主动的协调对于改变其国内偏好至关重要。共同利益以及在第一级谈判中的优先访问权，意味着政府相对联盟领导人拥有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意味着A1可以影响邀请的内容，使其更接近于自己的理想点，但它也有机会在后期向关键的议会参与者提出（极具雄心但也切合实际的）邀请，强调潜在的抛弃和边缘化成本可能超过潜在的牵连成本。
需要说明三点：首先，一个不太好战的议会可以通过缩减甚至拒绝拟议的军事贡献来阻碍小国政府，然而，按照本文的邀请博弈模型，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提出的抛弃成本的可信度和程度。其次，不切实际的鹰派邀请可能会导致国内否决，因为加入联盟的牵连成本与潜在的边缘化成本相比实在太高了。最后，为确保理论的清晰程度，本文主动抽离出一系列可能导致议会对使用武力的不同程度支持的因素，如政党意识形态、即将举行的选举或政府参与的前景；本文的模型也不包括其他国内政治因素考量，如公众支持、国内财政限制等。
邀请博弈涉及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对应相应的预期经验表现。具体如表2所示：
表2.阶段与预期经验表现
邀请博弈模型检验——以丹麦为案例
确定获胜集合阶段
丹麦战争委员会（The War Commission）公布的解密材料，证明了丹麦政府与美国外交、军事官员间存在广泛且详细的沟通过程。如在邀请丹麦参与阿富汗联盟的B37号动议通过之前，驻扎于美国中央司令部的丹麦军事人员在大使馆的协助下，向美国提供了有关丹麦能力的信息。关于加入伊拉克联盟的邀请，政府也与美国进行了早期讨论，这促使B118号动议得以通过。这些早期协议的达成是受需求驱动的，即政府的投入旨在满足联盟领导人的要求，或将其转化为丹麦能够提供的贡献类型。同时，委员会的资料表明，这些早期接触是在没有通过正式咨询议会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的。
执政党仅在一个由一定鹰派倾向政党所组成的非正式党派联盟团体中开展合作并交换机密信息；同时，该团体也由社会民主党、社会自由党等最常组成政府的政党构成——从这一角度出发，该团体成员之间的协商是基于信任和保密的，这有助于确定议会多数派的保留点（Reservation Point）。政府有效地利用这种设置来塑造联盟领导人在邀请中提出的要求，并通过提及抛弃成本来确保国内议会的支持，这一点在丹麦参与2014年打击ISIS的联盟背景下最为明显，该联盟由B122和B123号动议通过。丹麦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Helle Thorning-Schmidt）甚至在美国开始对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之前，就公开保证议会支持丹麦对联盟的贡献。
总体而言，丹麦战争委员会的公开资料证实了本文对政府特权信息地位的理论预期：一方面，政府与联盟领导人的直接联系使其有机会影响邀请的内容，并确定国际和国内参与者的获胜集合。另一方面，最低限度的信息流通为政府提供了行动空间来塑造邀请，并提供了一个闭门机会来确定议会多数派的获胜集合和保留点，而不必冒着使用外交事务委员会（the Foreign Policy Committee）这一正式渠道所带来的政治化风险。
接受邀请阶段
博弈第一阶段的实践旨在提高联盟领导人的期望，进而增加小国决定叛逃时的潜在抛弃成本。通常，政府在向议会提出邀请之前，就已经将自身束缚在了联盟领导人身上——1998年10月通过的B4号动议体现了这一点，当时美国向议会提交了为北约在西巴尔干地区行动提供支援的邀请，但在正式发出邀请之前，以及在外交事务委员会正式授权之前，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便已经承诺将支持北约的行动。因此，正式委员会只发挥了次要通知作用。战争委员会的解密资料表明，政府“始终在掌控局面，已经转向议会可以试图踩刹车的道路”。议会在确定贡献规模和形式方面的权力相当有限。因此，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确保反对派眼中的“紧迫感”，并确保他们意识到拒绝或调整邀请将意味着被抛弃、未来被边缘化的风险以及地位和声望的潜在损失，这些成本超过了被牵连这种相对温和的成本。
丹麦多次表现出对被边缘化的恐惧和对获得声誉和地位的渴望。如在2015年打击ISIS联盟时关于B118动议的辩论（该辩论的重点是用雷达替换七架丹麦F16战斗机）中，议会辩论表明，人们担心撤军会损害丹麦在联盟领导人眼中的声誉，并造成边缘化成本。保守党国防发言人和自由联盟认为，丹麦必须继续参与该行动，而且必须找到方法。关于用雷达系统取代F16的议会辩论表明，边缘化问题在丹麦决策者的看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2016年，当自由党政府向美国提出重新部署F16的新邀请时，B108号动议中增加了扩大雷达系统和部署特种部队等措施，这些措施超出了B122、B123、B8中的原始决定（2014年至2015年议会通过的决定）。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延森 (Kristian Jensen) 在提议的动机中强调了丹麦额外贡献的必要性，并补充说政府已经接受了联盟领导人的邀请，这再次表明拒绝邀请将给丹麦带来抛弃成本。反对派在这方面的反应值得注意，因为对边缘化的恐惧和地位问题再次成为公开辩论的突出问题。在提出邀请之前，外交委员会主席索伦·埃斯珀森 (Søren Espersen) 辩称，拒绝的决定是“可以辩护的”，并表示美国和北约已经对丹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会理解丹麦无法继续留在北约，且不会损害丹麦的声誉。然而，他指出，丹麦必须为北约做出“贡献”，并展示北约的团结。
可信承诺阶段
若政府能够正确评估保留点，并说服反对派抛弃或边缘化成本比牵连成本更高，那么实际解决贡献问题就相对简单。在打击ISIS联盟的案例中，考虑到对手的性质，政府在很多方面都很容易说服议会支持丹麦的军事参与，但显然存在一个担忧，即丹麦的贡献是否符合联盟的要求，因为重要的是不要被视为联盟中的“失败者”。这在决定参加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时尤其明显，美国驻丹麦大使鲁弗斯·吉福德 (Rufus Gifford) 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丹麦和美国是如此一致，当我出现在丹麦外交部或国防部要求某事时（带着邀请），他们已经在着手处理了。丹麦确实做了美国想要的事情”。
丹麦因参与而获得的赞誉不仅因其渴望获得认可而受到普遍重视，而且还带来了不对称的分配后果，从而提高了政府在联盟等级中的地位。政府发现其获得的善意十分有用，这种善意使其更能接触到决策者圈层，进而易于日常外交活动的开展。丹麦通过参与获得的善意还对政府影响北约和欧盟发展的能力产生了声誉溢出效应。前国防部长尼克·海克鲁普(Nick Hækkerup) 表示，这些贡献很重要，因为丹麦在北约辩论中占有更大的分量，因为其他成员国知道丹麦的立场在华盛顿受到尊重。调查丹麦退出欧盟共同防务和安全区影响的独立委员会还强调，军事化参与美国领导的联盟对丹麦在欧盟的声誉产生了溢出效应，丹麦的军事化行动减轻了退出带来的成本。
词汇积累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国际声誉
Win-set
获胜集合
Reservation point
保留点
译者：孙溶锴，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校对 | 王星澳 于依言
审核 | 施榕
排版 | 郭洪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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