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被“遗忘”的中欧带入全球国际关系 | 国政学人

全球国际关系鼓励包容性知识建设，将改进后的西方理论与起源于西方以外的研究方法、概念和诠释方式相结合。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后来扩展到跨大西洋视角。中欧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有很多共性。但是，当我们对比从中欧经验中产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围绕《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919年学科创立和“大论战”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传统谱系时，会发现许多明显的差异。

本研究采用历史主义方法解读全球国际关系。这种方法通常把目光转向过去，研究非西方的政治立场、它们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历史主义方法适用于研究中欧当地的国际关系理论，原因有二。首先，中欧不是一个地理术语，它创造出了一个“第二世界”，该区域与西欧有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同时又有一些“东方”印记。其次，由于地处欧洲中部以及其带来的所有政治后果，中欧成为了许多学科的盲区（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中盛行的国家中心主义放大了这种空白。一些本土民族发现它们被遗忘在多民族大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中。即使这些民族重新取得了独立地位，但它们依然隐藏在中小国家名录中。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小国家“无关紧要”，“在计算有效权力关系的配置时可以被忽略”。

为了重新认识被忽视的中欧国际关系学，解释其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关系，我们采用了对位分析法（Contrapuntal Analysis）。该方法借鉴了音乐学，它假定，在全球国际关系中，不同的声音时而相互对立，时而交织融合；时而达到高潮，时而消退；时而变大，时而变小，或者消失。中欧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完全独立、单独演变的。中欧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有着十分相似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但同时反映出了非常不同的经验。我们把两种声音的“不和谐”定义为：（1）主题差异造成的中欧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观念和观点分歧；（2）同一主题下的概念和理论分歧。

中欧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原型可追溯至中世纪。教育和中欧的多语种环境（尤其是拉丁语的使用）为精英之间各种形式的智识联系提供了支持。在现代化早期，理论的传播跨越了地区边界，中欧和西方国际关系学相互交融。例如，安德热·弗里兹·莫德爵夫斯基（Andrzej Frycz Modrzewski）对侵略性战争的谴责后来被让·博丹（Jean Bodin）和格劳修斯（Hugo Grotius）借鉴。约翰·阿摩司·夸美纽斯（John Amos Comenius）的思想启发了德国古典哲学。启蒙运动时期，德语基础使德法的启蒙思想在中欧地区深入人心。

但是，随着中欧智识精英的衰落，相对于西方而言，他们的声音变得被动。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和俄罗斯帝国压制了中欧，导致了最初的不和谐。不同于西方的第一批中欧国际关系概念出现了，它们与焦虑和恐惧有关。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欧洲思想的重心转向了西部。包括波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在内的东欧被当时的西方启蒙思想家重新界定为“欧洲的东方”。虽然这并没有完全地塑造中欧民族的“他者性”，但是这意味着中欧处于“西欧文明”和“野蛮东方”的中间位置。与此同时，中欧面临着来自西方和东方的持续性政治和军事压力。多次战争给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带来了不利影响。战争成为了影响中欧在欧洲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思想中的地位的重要观念和物质因素。中欧的声音来源于“政治危险区”或“欧洲和平的危险区”，在该区域，大国威胁着捍卫独立地位的小国。因此，中欧学者不得不面对该地区极大程度上暴露于大国野心的局面，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包括战争掠夺、强制移民、家庭分裂、被迫改变语言和大屠杀。除了紧张的外部局势之外，中欧还变成了相互冲突、权力斗争、内部分裂和宗教对立的舞台。这让中欧在主权国家和国家利益方面产生了不同于西方的思想。

面对压迫，中欧国际关系思想从战争与和平这类一般性问题转向更具体的国家主权恢复和存续问题。西欧的考量以权力为中心，但中欧普遍认为，民族国家的存在并非不证自明的。该流派被称为“辩护”（Apologia），《波希米亚的美好土地》（The good land that is Bohemia）和《对波兰的警告》（Warnings for Poland）等文本为当地语言辩护，后来关注整个国家的存续问题。此外，在与西方思想的持续接触和认识中，对“中间性”的反思强烈影响了后来的区域理论，即中欧国家所处位置及其在欧洲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该理论主要分为两个流派。第一个流派强调了联合东欧和西欧的必要性。例如，匈牙利把自己视为东欧和西欧之间的渡船。第二个流派认为，需要防止西欧与东方强国交战。匈牙利和波兰的“基督教堡垒”理念和救世主意识认为它们有责任保护西方免受“东方野蛮人”的侵扰。

在19世纪，西欧和中欧的思想传播涵盖了国际关系学科的所有进步性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这些思想中，民族主义和革命思想引起了最强烈的共鸣。中欧对这些思想的吸收促进了民族觉醒时期的到来，民族意识提升，对民族文化、语言与传统的兴趣日益浓厚，摆脱外部统治的要求越来越频繁。19世纪的中欧思想家探讨民族而非国家之间的关系，关注民族的行动力，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民族复兴、身份构建、支持发展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2）君主制国家的内部和解，保证了其与主体民族的权利和平等；（3）与“邻近”民族的关系，其中涉及跨界民族；（4）中欧国家在欧洲政治的作用反映了语言和宗教的断层线，以及地处欧洲心脏的特殊位置。这些话语揭示了民族主义的特殊类型，它起源于独特的区域背景，进一步巩固了脆弱性文化，加深了对外部敌人的持续性恐惧，而不是西欧典型的政治制度和古老的政治传统。

该时期产生了一些新的国际关系思想。首先，捷克和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提出了“小民族”或“小国家”的考量。斯洛伐克无法借鉴此前的独立王国传统，主要关注帝国中匈牙利人的民族建设以及对民族和语言的认可。其次，捷克的国际关系考量起源于对“小国”的批判。在德国哲学的影响下，小国被视为国家的理想状态。然而，捷克人认为小国是智识限制的根源，是全人类和世界公民身份的阻碍。再者，与其他民族共存的模式体现在合作和互惠原则中。例如，波兰经常呼吁回归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传统。但是，在19世纪末，德国种族主义的威胁、空前强大的俄罗斯化进程和乌克兰的挑战引起了波兰的恐惧。共存模式被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所取代。与此同时，联邦内多民族共存的浪漫想象被狭隘的波兰单一民族观念取代。

传统观点认为国际关系学科是在一战和二战之间建立的。矛盾的是，由于西方各国没有能力为中欧地区寻找稳定的解决方案，中欧与西方的理论联系日渐密切。中欧积极参与创建新的战后架构，并尝试解决它们的问题，为当时的国际关系论战做出了一些创新性贡献。首先是区域合作新思想的诞生，包括经济联盟、安全联盟和多瑙联邦的构想。其次，一些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学者成为了国际联盟及其共同安全保障系统的支持者。再者，在这一特殊时期，早期现实主义思想在中欧蓬勃发展。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欧的早期现实主义者能够吸纳很多自由主义观点。直到后来国际联盟失败以及欧洲凡尔赛体系的危机才导致学者们对国际机构的力量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从而转向现实主义。最后，一战战后方案中领土的重要性加深了学者们对地缘政治的兴趣。

然而，短短20年的时间不足以让中欧国际关系学与西方重新建立联系，也不足以形成一个成熟且能被认可的替代性理论体系。贝利（Bailey）的著作《国际研究与现代教育》（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Modern Education）把各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分为四类：只有美国和英国在第一类，它们有大量研究机会；波兰和一些西方国家在第二类，这类国家有一个十分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或者有一些小规模研究机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属于第三类国家，能得到一些研究支持，但是没有实施系统性的措施鼓励国际关系研究。

冷战后，中欧国际关系专家必须遵守马列主义官方范式。中欧和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的不和更加严重，他们的声音开始分裂。几十年来，他们试图在巨大的困难下保持联系。中欧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著名西方学者的作品，比如摩根索（Morgenthau）、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和霍夫曼（Hoffman）的著作。他们的研究主题和西方学者相似，例如和平、安全、裁军和发展。

即使是加入了西方学术共同体的中欧流亡学者也无法弥合西欧与“官方”中欧国际关系理论之间日渐增大的不和谐。这些学者通常把当代西方国际关系方法和对中欧现实的深入理解相结合，他们关注中欧的关键议题，特别是权力制衡、权力转移对非强势国家的影响。他们为国际关系论战提供了创新性观点，进一步发展了一些有中欧特色的议题。然而，这些观点数量太少，还不足以完全替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更不用说建立一个国际关系新学派。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欧开始引入了大量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些文本被翻译成了当地语言，帮助中欧建立以西方模式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学。在该时期，中欧重建或新建了一些开展独立国际政治研究的学术机构和研究机构，如捷克国际关系研究所、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和匈牙利国际事务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中期，除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外，中欧学者还聚焦于欧洲一体化和全球问题，这些议题对该地区有重要的实践意义。21世纪头十年末期，研究者关注发展政策、能源安全与国家利益、威胁和挑战民主的因素、移民、性别平等、女性主义和国家身份认同等议题。他们主要在后共产主义、民主化、政治挑战、经济转型、安全问题、一体化进程等领域提供了数据和相关案例研究。学者们还关注中欧政治的关键问题，例如在地缘政治中所处的位置（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与邻国的双边关系、世界大国在该地区的参与。

中欧国际关系学的声音仍然处在十字路口，尚不明确在未来它将如何与西方国际关系学协调发展。一种选择是加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联系，它可能希望融入西方学派，成为一首“单一的、齐声共振的乐曲”。另一种可能性是放大持续性的“不和谐”时刻，并把它们转化为对国际关系学科的特殊中欧贡献。

全球国际关系这一新兴项目可以为中欧国际关系学者提供指导。它重点研究“区域世界的多样性和相互联系”，体现了国际关系学的各种声音如何有效地、建设性地共存。它可以把不和谐转化为“复调和声”（这通常是作品的高潮部分）。此外，全球国际关系强调全球出现的新型替代性观点和原创性贡献。这与中欧专家对“跨越地区边界”、“忘记模仿，开始创造”的呼吁不谋而合。中欧在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中反映出的历史、政治和地缘政治现实可以为新的替代性观点和概念提供大量素材。这些不同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观点反映了“权力的反面”——权力游戏中的客体而非主体承受着权力变化带来的负担。因此，令人惊讶的是，全球国际关系目前在中欧地区尚未受到任何重点关注。

本文对中欧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对位分析表明，两种声音中的不和谐部分构建出的新方向十分具有潜力。中欧一直处在强国的压力下，这给中欧学者带来了许多创新性见解。此前，很多议题只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引起共鸣，却没有反映出中欧的经验。多民族帝国对中欧国家的各种形式的压迫，以及中欧在西欧的想象中的“他者性”，促使中欧国际关系理论从一般性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转向更具体和新颖的议题，具体指国家存在的中间性和非自明性，或者“危险区”概念。目前对这些问题的阐述主要集中在原始理论层面，还有待在国际关系学中做出更广泛的诠释。与融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相比，在新兴的全球国际关系研究项目中发展中欧国际关系学的声音为概念的拓展和可见性提供了更多机会。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全球国际关系

Geopolitics of knowledge

地缘政治知识

Contrapuntal analysis

对位分析

Intellectual ties

智识联系

校对 | 李源

审核 | 李源

排版 | 颜鲁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