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西夏灾害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西夏灾害史

史金波 著

2024年11月出版/98.00元

978-7-5228-2788-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西夏因元代未修西夏史，有关自然灾害的记载缺乏。本书利用历史文献和近代出土的西夏文文献和文物，就西夏灾害史做了系统的探讨。全书分四章，一是西夏历史沿革与自然人文状况；二是西夏的灾情和特点，包括灾情综述、主要灾害及其时空分布和灾害特点；三是灾害的危害与影响，包括生命财产损失，对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并波及一些城市消亡；四是救灾防灾措施与应灾的经验教训。在结语中提出综合国力是防灾减灾的基础，西夏综合国力偏弱，遇自然灾害力不从心，因此维护全国的统一对防灾减灾非常必要，并应加强实质性防灾抗灾措施力度。自然灾害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各国应加强合作。书中收入130多幅图版，以便于读者图文对照阅读。

人类历史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各种灾害的发生。近年来，全球频发的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自然灾害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的资源、环境和生态压力加剧，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形势更加严峻复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减灾行动》，2009年5月）

灾害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自然灾害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之一，是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轨迹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灾害史还可以从一个特别的侧面以哲学的高度总结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从中得出有价值的理论和指导人类实践的有益经验。

面对严峻的自然灾害形势，认真梳理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情状，深刻认识灾害对国计民生的严重影响，梳理历史上处理灾情的有效措施，总结防灾减灾的成功经验，完善和充实现代灾害学理论，以指导中国当今和未来的防灾减灾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灾害史的研究对象是不同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各类自然灾害和其他灾害现象，分析灾害的发生规模、规律、特点，论证防灾减灾制度的发展与演进、抗灾救荒思想的传承创新等，从中吸取、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为防灾、减灾制定对策提供参考，做出贡献。

近代关于中国灾害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近年来，学术界加大了灾害史的研究力度，有关中国灾害史的著述不断推出，如赫治清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李华瑞教授的《宋代救荒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等。

西夏（1038~1227年）是中国中古时期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封建王朝，自称大夏国，或白高大夏国，因其位于宋朝的西部，故史称西夏。西夏共历十个皇帝，享国190年，前期与北宋、辽朝对峙，后期与南宋、金朝鼎足，这在中国中古时期形成复杂而微妙的新“三国”局面。邻近还有回鹘、吐蕃政权，南方有大理政权，这使各王朝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西夏首都兴庆府（后改名中兴府，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主体民族是党项羌，境内还有汉族、藏族、回鹘等民族。

西夏王朝偏踞西陲，既有被誉为“塞北江南”的河套平原，又有众多山地丘陵；既有宜于畜牧的草原，也有环境恶劣的沙漠、高原。西夏武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在其整个历史时期，有风调雨顺的年景，也不断有各种自然灾害和其他灾害发生。这些灾害对西夏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有时对西夏的政局也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西夏是与宋、辽、金并立的重要王朝，但元朝作为宋、辽、夏、金的后朝，却仅修了《宋史》《辽史》《金史》，而未修夏国史，这就使很多西夏历史资料未能通过正史保留下来。特别是多数正史都含有的《五行志》，集中记录了水灾、雹灾、旱灾、火灾、虫灾、地震等灾害。未修西夏正史，当然也就没有西夏《五行志》，自然就缺少了有关其自然灾害的记录。蒙古军队灭亡西夏时，西夏文物典籍遭到大规模破坏，硕果仅存的西夏资料也逐渐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使西夏的历史文化变得朦胧而神秘。尽管人们可以通过宋代的史书以及元代编修的《宋史》《辽史》《金史》中关于西夏简单、粗疏的记载了解西夏的梗概，但其中多为政局之演变、军事之纷争、各国之往来，对西夏灾害的记载疏略不详，有关西夏灾害的资料零星散落，显得十分稀缺。过去对西夏王朝灾害史的研究更显单薄。21世纪初有杨蕤、李蔚教授等有关西夏灾害的论文，开创了西夏灾害史的研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杨蕤：《西夏灾荒史略论》，《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李蔚：《西夏灾害简论》，《国家图书馆学刊》增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8月。我在撰写《西夏社会》一书时，也曾专设一节论述西夏农业的自然灾害。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60~64页。

随着近代西夏文献资料的发现，特别是20世纪初西夏黑水城遗址大量西夏文文献的出土，有关西夏社会情状的资料逐渐被发现，有关西夏灾害的资料也得到不少补充。2010年我曾受邀参加赫治清教授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历代自然灾害与对策研究”项目，受命分工承担《中国自然灾害通史》中西夏灾害史部分的撰写。

原来由于西夏资料稀少，研究基础薄弱，在中国的各专门史领域，西夏往往被忽略或完全处于失语状态。近年来，随着出土的西夏文献、文物的刊布和研究的加强，对西夏社会历史的认识渐趋深入，一些系统的中国专门史著述为使中国史链条更加完善，开始重视并纳入西夏王朝部分,以补充缺环。如中国民族史、中国法制史、中国印刷史、中国妇女史、中国服饰史、中国丧葬史等，都将西夏作为中国史中的一个王朝、一个时段来阐述。赫治清先生主持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与对策研究”项目设有“宋辽西夏金”一卷，其中包括西夏部分。尽管有关西夏灾害史的研究比较单薄，资料比较分散，我仍然抱持推动西夏灾害史研究的态度，欣然接受这项任务，希望为充实西夏灾害史研究略尽绵薄，做出自己的贡献。

撰写《西夏灾害史》自然要查阅很多历史文献中有关西夏灾害的资料,但是由于传统汉文史书中有关西夏的资料稀少而零散，很难写成一部内容翔实的著作。1997年、2000年我在俄国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整理西夏文献时，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计有1000余号，包括户籍、军抄册、账册、契约、告牒、书信等。我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翻译和研究。这些西夏社会文书多是难以识别的西夏文草书，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进行整理、翻译。但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对研究、认识西夏社会有极高的价值，其中不少资料与西夏灾害史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中拣选、吸纳有关西夏灾害史的资料成为我工作的重点之一。整理、翻译大量西夏社会文书，为我研究西夏灾害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也提升了我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信心。

在接受西夏灾害史编写任务后，经过一年多的写作，我按要求交出了一份有六七万字的初稿，大体上完成了《中国自然灾害通史》所承担的任务。此后我仍然想继续深入研究并完善这一项目，出版一部专著。2017年，我将“西夏灾害史”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人员科研项目，并得到批准。三年多来，我一方面继续挖掘传统历史文献中有关西夏灾害史的资料；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收集、整理和翻译西夏文社会文书中与西夏灾害相关的内容。在西夏故地各省区普查西夏文物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一些与西夏灾害史相关的文物资料。这些都使我不断丰富着西夏灾害史的资料，同时也在关注灾害史的有关问题。

特别是2020年初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对各国的社会、经济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冲击。同年，夏秋之季中国南方、北方相继遭受水灾。这些都促使我们更加重视灾害，希望深入了解国内外历史上灾害发生的情况、影响，总结预防和抗击灾害的有效措施，寻求有价值的规律性认识，为人类预防和抗击灾害提供智力支持。这使这部《西夏灾害史》的写作增加了一份社会责任，我也有了更为强劲的动力。

灾害史涉及当地的自然条件，包括地形、地貌、河流、气候等。这些既需要查找文献，更需要实地考察。尽管西夏时期与现在相隔八九百年的时间，当地自然环境有了一些改变，但总体来看，其山川地理、水文气候等自然特征仍然承袭着原来的主要特点。因此实地调查了解西夏故地的自然环境是研究西夏灾害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好在我从事西夏研究的初期就不断到西夏故地考察。1964年，我与导师王静如先生一起到敦煌考察西夏洞窟时，就熟悉了西夏时期的沙州（今属甘肃省敦煌市）、瓜州（今甘肃省酒泉市）一带的自然环境。特别是1976年我与同事白滨一起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到西夏故地调查，考察了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青海以及新疆东部等地，几乎囊括了原西夏地区，其中有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原，得益于灌溉的河套平原，祁连山麓的河西走廊，人烟稀少的巴丹吉林沙漠，逶迤的黄河及其重要支流无定河，雪山融水形成的内陆河黑水。就连党项族原来所在的四川西部、青海东南部和甘南地区我也相继做过考察。错综复杂的自然条件成为西夏依托的生态环境。此后，我又随着各类工作任务和课题项目先后到相关地区考察，不断扩充着自己对西夏故地自然环境的认识，对同一地区不同季节的状况也有不同的感受。我在对上述地区进行考察期间，勘察地貌，查找资料，拍摄照片，积累了相关的基本资料。本书中的很多关于西夏故地的图片，是我在不同时期考察拍摄的。西夏故地的实地考察增加了我对西夏自然环境的了解，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可以说，没有多次对西夏故地的考察，写作本书的任务是难以完成的。

这部《西夏灾害史》仅是中国历代漫长灾害史的一个地区的一个特定阶段。我想如果将中国历代灾害史都串联起来，将会形成更加宏观的认识，得出更为系统、成熟的总体认识，并提炼出更为重要的规律性总结。这部书如果能为中国灾害史提供一份可供参考的资料和初步阶段性研究成果，就算达到了我的初衷。

鉴于此前还没有一部系统的西夏灾害史的专著，本书权作引玉之砖，不成熟甚至错谬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方家斧正。

史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土生导师，兼任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西夏文史、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古文字。出版著作39部，主编著作25部，发表文章4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