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松漠跋涉：辽金史学步》

自 序

转眼之间，刘浦江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快十年了。十年来，无论是学术研究的整体发展，还是我等学生的个人成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感慨良多。编著这部论文集既是我师从刘老师研治辽金史以来的阶段性小结，同时也是深切缅怀刘老师的一种纪念形式。

2007年，我跨专业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十分幸运地被刘老师收入门下。当时刘老师对我说过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大意是：“你本科不是学历史的，基础较差，但好在学历史，只要有中等资质就行，关键是后天的勤奋努力。你目前对历史专业学习来说可谓是一张白纸，却反而可以任意图画，可塑性强，不像本科就学历史的，许多人路数已经定型，不容易改了。你就跟着我做辽金史吧。”我就这样误打误撞地进入了辽金史研究领域，并谨遵刘老师的指导和教诲，亦步亦趋，描绘着属于我自己的学术图景，即便在刘老师去世之后，我仍默默践行着他为我所做的学术规划，“不逾矩”。刘老师曾有一部论文集题名为《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以“松漠”代指契丹、女真及辽、金政权。我这次编辑文集，选录了自北大求学以来从事辽金史研究的若干篇论文、札记、书评以及追忆恩师的纪念文章，以示紧随刘老师的脚步，回望自己走过的这段学术历程，故取书名为《松漠跋涉：辽金史学步》。

本书收录拙作，共分为四编。

第一编有五篇文章，聚焦于辽金时期的皇位继承问题。2007年我入学时，适逢刘老师主持的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之《辽史》修订项目全面启动，刘老师旨在以《辽史》修订作为训练学生的手段。我被分配修订的其中一卷是卷三《太宗纪上》，有一条记载谓天显五年（930）三月乙亥，“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自元代以来学者们都认为此处“皇太子”必系“皇太弟”之误，我起初亦沿袭前人之说，未予深究，但在《辽史》读书课上，刘老师仔细阅读上下文后表示，此处“皇太子”恐非讹误，这个问题没有前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命我对此做更深入的考察。后来果不出他所料，《太宗纪》的这处记载当无误，李胡“皇太子”封号的背后其实蕴藏着更深的历史问题，于是便就此写了我第一篇正式的辽史研究论文。在刘老师的鼓励下，我又借此对整个辽代的皇位继承情况做了系统梳理，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辽朝皇位继承制度研究》，后来拆分为《辽朝皇位继承史事考》《辽太宗朝的“皇太子”名号问题——兼论辽代政治文化的特征》《辽天祚朝“皇太叔”名号的政治文化解析》《再论辽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位继承——兼谈辽代皇储名号的特征》四篇文章发表。当时我还曾想顺手对金代的皇位继承加以考察，但由于学力不足，未能发现有价值的议题而作罢，直到毕业后在研读史料时，注意到苗耀《神麓记》对金太宗朝储嗣之争及“元谋叛辽十弟兄”的记载，才终于找到一个切入点，写成《“元谋叛辽十弟兄”与金初皇位继承——兼论勃极烈辅政群体之构成》一文。今将这五篇文章编为一个专题组，以反映我对辽金皇位继承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思考。

第二编收录八篇杂文，内容涉及辽金政治、制度与军事方面的议题。其中，除《辽道宗“寿隆”年号探源——金代避讳之新证》撰写于博士生四年级之外，其余七篇均是毕业工作后的研究成果，但有些问题的生发亦可追溯到北大求学期间。例如，关于女真“完颜”姓氏的含义与来源，我曾与刘老师有所讨论，当时我提出的想法比较幼稚，遭到了刘老师的批评，至今想来仍记忆犹新。上学时拜读过邓广铭先生《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一文，我曾想尝试做些相关研究，然力有不逮，直至近年方由“拐子马”联想到北方民族普遍采用的两翼战法及其行军组织方式，或可推进邓先生的研究，于是就写了《从两翼分兵到东西分治——论金初女真军的两翼战法及其对华北统治方式之影响》一文。又如有关辽朝北、南面官制的思考，也始于学生时期的读书积累。

在这一组文章中，亦可体现出刘老师对我等学生研究辽金史的两点基本要求。其一，辽金史研究应该兼治辽史和金史、契丹史和女真史。2007—2013年，我们的学习和研究任务主要围绕《辽史》修订工作展开，所以对辽史比较熟悉，已具备了独立研究能力，但却对金史十分生疏。因鉴于此，刘老师决定仿照《辽史》修订的工作体例，开始集体研读《金史》。当时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已基本完成，于是刘老师就命我做两卷《金史》校注样稿出来，拿到读书课上讨论，并叮嘱我毕业之后要先花几年时间做金史研究，且要把辽史与金史之间贯通起来。因此，我自博士生四年级以后就把研究重心转向金史，同时兼顾辽史。故此次选录的这组文章，便以金史研究论文居多，又如《辽金韩知古家族新证——元至元六年〈故宣武大将军韩公墓志〉考释》《“上畔”解——辽金之际的语义衍化与统治变迁》等篇还有意识地做了打通辽、金的考察，算是真正跨进了辽金史研究的门槛。

其二，辽金史研究应该充分利用契丹、女真语言文字资料。辽金史研究历来以史料匮乏著称，而契丹大小字及女真文字资料对于研治辽金史十分重要，掌握运用这些资料的能力被刘老师称为“预流”。不过，刘老师并不要求每个学生都能直接解读契丹、女真文字，但至少要能够充分利用已释读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研究。在我选录的这组文章中，《辽金韩知古家族新证——元至元六年〈故宣武大将军韩公墓志〉考释》《说“完颜”——关于女真族的历史记忆与姓氏辨说》两文可以算是我学习利用契丹、女真语言文字资料研究辽金史的习作。

第三编是缅怀刘浦江老师的专栏，共有六篇纪念文章。《刘浦江先生的学术历程与治学思想》一文旨在总结刘老师一生的学术成就和思想结晶。《一部倾注生命的〈辽史〉——记刘浦江教授的〈辽史〉修订工作》《〈辽史〉修订本有哪些学术推进》《略谈“二十四史”修订的工作方法和校勘尺度——以〈辽史〉修订为例》三篇文章则是介绍刘老师主持《辽史》修订项目的工作方法和心路历程。《北大中古史中心的计算机室与刘老师的读书课》《燕归巢，学以思——北大文研院驻访随感》是我毕业后重回北大的一些感念和随想。

第四编收录两篇札记和三篇书评。《〈辽史·耶律鲁不古传〉辨误》《释〈金史·太祖纪〉所见之“品达鲁古”》这两篇札记虽不起眼，但却是我分别开始从事辽史研究和金史研究时所写的第一篇考证文章，有特殊意义。刘老师指导学生，十分注重基础的文献学、考据学训练，要求先从解决具体的小问题、写考证札记开始，讲究文从字顺、逻辑清晰、明白晓畅，过关后才能尝试长篇论文的写作。这一史学训练传统永不过时，我是严格按照刘老师的教导来做的，这两篇札记就是我学术历程的起点。三篇书评分别评论陈述先生的经典之作《辽史补注》以及我的两位同门新著——苗润博《〈辽史〉探源》、陈晓伟《〈金史〉丛考》。这三部书对于清理辽金史研究的基础文献史料、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具有重要价值，我因全程参与了《辽史》修订工作，且又做过《金史》纂修研究，所以对这三部书所涉及的内容和议题都比较熟悉，可以对它们的学术贡献及其存在的问题作一相对客观的评价。

总之，以上四编收录了我自研究生阶段至近年来撰写的各类文章共计二十四篇，都与辽金史研究或纪念刘老师相关。这些文章由于创作时间跨度较大，文风或有差异，特别是学生时代所写的文字不免有些稚嫩，这也是我个人学术成长的一种记录。这些文章此前均已发表，其中不少文章的发表稿因字数限制，多有删节，此次结集皆收录原稿，且有不同程度的修订，主要是修改文字表述、补充注释说明、更换文献版本，但文章的观点和结论皆未改动。

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一些文章在最初发表后有学者提出商榷意见，但我认为这些说法并不能完全驳倒我的论述，我的分析论证或许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少还可以再继续探讨，故本书仍收录原文，对后来人的质疑暂不回应。例如，关于辽太宗朝封皇弟李胡为“皇太子”、天祚帝封皇叔祖和鲁斡为“皇太叔”的问题，就有学者撰文反驳，坚信辽朝封号不会弄错辈分。其实，历史的真相充满了各种复杂性，我们应该摆脱某些固定思维的束缚，尝试从多个维度去“理解历史”，这也正是历史研究的乐趣所在。

最后我想说的是，十年间尽管我们这些学生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成长和收获，但毕竟师门寥落难聚，恐非刘老师所愿。我常常在想，如果刘老师在天有灵，他看着我们毕业后的表现是感到欣慰还是失望呢？或许两者都有吧，我觉得可能后者会更多一些，一阵愧疚不禁袭上心头。

无论如何，谨以此书献给敬爱的刘浦江老师！

衷心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郑庆寰社长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以及责编赵晨老师的辛劳付出！

2024年11月21日

改定于回龙观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