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的四卷本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自2004年面世以来，在海内外人文学界激起诸多的评论。但在社会科学里，该著作所提出的理论与方法论思考，尚未引发它应当引起的足够回应。2014年底，《兴起》的导论，以《从帝国到民族国家（China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为题，由南卡罗莱纳大学的韩嵩文教授（Michael Gibbs Hill）翻译并在哈佛大学出版社以单行本出版。本文由此契机，从历史社会学的理路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对该著作的内在理路做出简略的拆解和分析，并由此进行一些类比和延伸，以便利社会科学的读者与其展开更加丰富的对话。China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
《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英译本书影
该导论浓缩了作者对于“中国现代性”这一命题十多年的思考，与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对此问题拷问的大背景分不开。这也因此与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社会学构成了内在的许多关联。众所周知，现代性作为一个内在批判的问题，与社会学的诞生本身息息相关。从启蒙思想家对于“社会”的“发现”，到孔德、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对于现代工业秩序、资本主义、新的政治文化和生存状态的诊断，都旨在提炼现代性巨变的脉络，并由此延生出政治和伦理实践上的回应。同样的，群学/社会学在中国的介绍和发扬，既是传统经史之辩发生危机的端倪，也是其延伸和转化。早期社会学/群学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追问，在后来的社会学或者被结构功能论和现代化理论所教条化，或者被实证主义非历史化的主流所隐匿。1960年代兴起以历史社会学为名的知识运动，在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中，再次将现代性转型带入社会学的视域之中，并将其转化为历史社会学的主轴问题。也因此，汪晖该著所提出的思路，非常值得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历史社会学者考量。
在这一导论中，汪晖旨在清理两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以便为其对整个中国现代思想转型脉络的梳理清理出道路。第一，他旨在阐明，思想史研究的主题——“思想，观念和问题”，并不仅仅是它们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反应和产物，它们本身更是构成这些语境的内在部分。因而思想、观念和问题的变化也必然是社会变迁的构成性力量。由此，汪晖意图表明，《兴起》绝不仅是一部思想史，而应当也是一部历史社会学的著作。第二，为了阐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怎样构成现代中国的内在力量，他发现有必要质问帝国与民族国家这一对概念的对立，因为这一概念对立往往剥夺了“传统”帝国的历史主体性，而只将之赋予现代的民族国家。这样的历史主体性一旦被从帝国那里被剥夺，我们就无法去探寻和追踪现代中国思想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之前的帝国思想谱系和语汇中生发出来，并参与现代中国的构成之中。
汪晖先从第二个问题入手，并用了两个章节（第一和第二节）的篇幅加以阐述；之后，他才用余下的两个章节（第三和第四节）来处理第一个问题。第一节首先对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三大典范——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和京都学派——逐一提出了认识论的批判。汪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尽管立论的基础不同，但都把鸦片战争这个清帝国与欧洲国家的碰撞点作为中国历史的转捩点，因此现代性是外生的，是从民族国家植入的。而京都学派虽然在十世纪左右的唐宋转型中溯源出中国内生的“东亚近世”，但它用以刻画这一“东亚近世”的特征比如世俗儒教、科层制理性、“民族”认同和庶民文化等，却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蓝本的。因此，汪晖强调，这三种范式都把中国的现代性视为从帝国的出走和剥离、从而步入民族国家的世界的过程，这不仅忽视了中国帝制传统内在的政治认知格式塔（比如封建与郡县制的策论），更无法理解它们是如何驱动和影响中国士人与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形塑过程。现代中国与它的前身——多族群的清帝国——之间在人口构成、地理格局、政治结构和文化认同上有着诸多的延续性，任何忽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内在转化机制的研究范式，都难以捕捉历史延续和断裂性的双重面向。在这一点上，尽管最近十年来的“新清史”运动克服了这三种范式从民族国家倒推的线性史观，而试图去重现清帝国内部的多样性和活力，但汪晖认为这一史学思潮却往往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等概念不合时宜地应用到清帝国这样的大陆型帝国，而罔顾这些概念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具体组织性功能和其与这些体系中的新型帝国的关联。
基于这样的判断，汪晖认为有必要清理欧洲思想史上“帝国”与“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对立形成的知识谱系。因此在第二节中，他回溯在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政经构架在欧洲的兴起与巩固阶段，孟德斯鸠、亚当斯密、黑格尔和马克思等欧洲思想家们如何构建了这个二元对立，并将奥斯曼、莫卧儿和清王朝等亚洲大陆帝国刻画为专制、农耕和停滞的帝国，也因此剥夺了它们的历史主体性。这个二元对立对于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即便是列宁这样的批判思想家，也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只有摆脱亚细亚帝国的历史烙印，与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体系相融合，才能步入现代性的门槛，奠定革命的政经基础。汪晖认为，这样二元对立的框架，不足以把握这些亚洲语境中生生不息的思想与历史脉动，更无法捕捉它们是如何参与构建亚洲的现代性，并在这一过程中推陈出新。《庄子·天下篇》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子部 庄子卷十》影印
经由这两节，汪晖方法论上论证了现有框架的阙如和探索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内在转化的必要性。因此，在第三节中，汪晖提出了《兴起》的核心论点：中国的现代性是从十二世纪所确立的理学的“天理世界观”转化而来的；而这一转化的产物，则是二十世纪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革命目的论为表征的“公理世界观”。这一内在的转化的动力，来自于天理世界观虽然有其整体性，却内含着各种不同思想流脉之间的张力。而这些张力，则体现在它们对于“理”、“物”和“势”这几个主题之间关系的不同诊断。这些主题既指涉本体论的存在，又有认识论的辩证，更具有伦理和政治上的延伸。“物”既可指实物，又可指典章制度；“势”则是天理世界观中以三代圣王政治怀念为旨归的历史维度，可比于奥古斯丁神学中的saeculum（今世），但更强调时间的动态性和延续性，它既外在于“理”，又受“理”的关照；而“理”，既是超验的自然和伦理法则，又是格物致知的目标指向。换句话说，对汪晖而言，这些主题绝非抽象悬空的概念，而是一套行动和实践的语汇，有着切实的社会学矢量。也因此，由它们所生发出的各种流脉之间的文化张力，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巨变中中国思想家们如何调动他们既有的观念资源来认知和框定来自西方和外部的挑战，并形塑他们新的“公理世界观”的制度论（革物、导势、致理）和历史科学主义，甚至他们对这一世界观的内在批判。
由这一认知格式塔内在转化的探究，汪晖在题为“中国的现代认同与帝国的转化”的第四节回到政治层面。在这里，他进一步展开对于各种主流民族主义理论的批判，而强调帝国自身的儒学普遍主义是如何协调帝国内部语言和族群的多元性，以及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下，现代中国思想家们如何将儒学普遍主义为转化为新的多元性的革命与现代认同。
以上对《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解析，目的在于把握其中的社会学要义，当然难免割舍该著作中诸多的阐幽发微之处，也不尽能呈现其对历史的敏锐笔触。但这一解析，有助于我们做一些理论的勾连。汪晖关于现代性来自既有文化秩序内在转化的思路，与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的《现代的合法性（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世俗的时代（A Secular Age）》有许多呼应。和这两部著作一样，汪晖强调，现代性并非一个减法的故事：它的形成不是去除前现代的文化属性，进入一个世俗自明的世界，而是一个由既有内在矛盾和张力驱动的更新过程。由这一思路出发，汪晖得以切入亚洲历史、文化研究和历史社会学中的一系列学术争论。
社会变迁的动力来自哪里？这既是古典社会学家如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等不可或缺的议题，也是1960年代再兴之后历史社会学一直讨论的核心焦点。从早期巴灵顿·摩尔、斯考克波和（部分来说的）悌利以结构变量为主轴的路径开始，历史社会学家们开始转向拷问变迁与社会结构的辩证、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变迁过程。自1980年初，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实践理论为此问题打开了新的路径。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廉·休厄尔自1980年来的一系列著作，呈现出与汪晖《兴起》里的理论和方法论路径相当深刻的呼应。他在1992年题为“关于结构的一个理论（A Theory of Structure）”的论文中，强调要从结构来思考社会变迁，也即变迁来自结构内部，而非其外部。另一方面，他在1985年批评斯考克波《国家与社会革命》的论文“意识形态与社会革命（Ideologi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一中，提出意识形态（包括思想）是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因此，意识形态的变迁，也是构成社会变迁的内在力量。那么文化或意识形态内部是如何产生自我转化的动力的呢？休厄尔的回答与汪晖非常相似：他把法国大革命的动力溯源到旧制度下的意识形态矛盾和张力，特别是以绝对主义国家合法性基础的多样性特权意识和与绝对主义国家治理技术相合的自然与平等意识之间的冲突。
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及其近著
这种对于内在文化转化的历史批判，可以有助于我们明晰历史的延续性与断裂性，由此也可以使我们注意到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盲点。比如，汪晖将中国现代性描述为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可以引导我们去质问在天理世界观中“理”、“物”、“势”这几个主题之间在现代中国的革命政治里面如何重新协调主义、组织与制度、以及历史与时间的关系。这一点上，在见证文革的同时，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魏斐德（Frederick Wakeman）和罗德明（Lowell Dittmer）等人将革命史与思想史结合的作品，已经做了很好的铺垫。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追问，由此在革命的“公理”世界观中产生的意识形态内在矛盾与张力，是否也埋下了这个革命天理观的崩解，并生发出革命潮落或常规化之后新的意识形态结构，以及这一结构下的各种意识形态支流如果勾连新的“理”、“物”、“势”。敏锐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正是汪晖对于当代思想讨论的基本切入点。
汪晖和休厄尔这一从内在结构矛盾中寻找社会变迁的动力的视角和方法，有其深刻的合理性。然而，它实际上又隐藏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怎样界定结构的边界？哪里是内？哪里是外？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提出，是因为这一解释路径，往往会外部化一些因素，将它们作为刺激或启动内在转化过程但本身并不交织于这一过程的因素。这一点，无论从汪晖还是休厄尔的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譬如，在《兴起》中，汪晖将“中国”——无论其作为帝国、民族国家还是文化——作为他的分析单位，同时也是他所锁定的内在转化的边界，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民族国家体系，则是激发这一转化过程的外部诱因和客观条件。这一分析现代性的方式，如果放在别的比较语境，也将是寻找那里的内在文化转化的在地“腔调（accents）”。这一路径的逻辑后果，便是现代性——包括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形式——作为一个全球性（亦有区域性）并且相互勾连的行动空间和构型，本身被外部化而无法得到有效的分析和解释。这一问题的提出，还有另一层意义：清末的中国士人与知识分子们，不仅仅身处中国的文化结构之中，也具有其自身的全球视野与关怀。
C.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左）
Barry Buzan,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右）
如何书写一个全球的现代性历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世界体系理论固然在政治经济学上做了铺垫。而就在汪晖此书出版的同一年，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的英国历史学家贝里（C.A. Bayly，现已故）出版了《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年：全球的关联与比较（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一书，旨在跳出国别或区域史，分析现代性的形成。近来，也有国际关系学者Barry Buzan和George Lawson合著的《全球的转变（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试图书写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形成史。这样的尝试，又往往缺失了汪晖那里呈现的从国别内在转化入手所具有的文化敏锐感，而未能将结构内在转化与全球互动的视角综合所长。也许我们首先还没有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理论语言，足以能描述这个超越国家为单位的内在文化转化。这，或许是我们将来研究现代性形成所需要努力的方向。
* 本文系徐晓宏为《从帝国到民族国家》（China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一书撰写的书评，该文英文版2015年首发于《亚洲社会科学杂志》（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中文版同年收录于《区域》（第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