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10年，发布时略有删改）
近几年来，由于建设部的大力推进，国内城市掀起一股上马“数字城管”的热潮。
日前（2010年），在佛山市数字城管建设工作现场会上，副市长邓伟根现场“发飙”，严厉批评有些区对数字城管工作推进的认识态度。据报道，佛山早在2008年便开始推进数字城管工作。但是一直未有特别实质性的进展。邓伟根要求佛山各区在今年（2010年）9月或亚运会前全部完成数字城管工作：“有了这么先进的技术，为什么不好好用呢？”（注：邓伟根因受贿等问题，2017年被双开，2018年被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
佛山市数字城管工作推进缓慢的原因，主要是庞大的投入资金难以落实。国内各城市对数字城管的巨额资金投入，早已引发人们质疑。原“全国城管局长联席会议”执行会长罗亚蒙对此有过一段描述：“某城市前几年投资几千万搞所谓的‘数字城管’，还成立了一个正处级独立事业编制的‘数字城管’管理部门，这个‘数字城管’管理部门还凌驾于城市政府部门城管局之上。结果运行费用极其昂贵，浪费了大量财政资金；‘数字城管’工作也矛盾重重，无法顺利进行，最后还是回到城管局内。”
罗亚蒙说的情况大体符合事实，几乎所有上马“数字城管”的城市都为此投入了巨资，例如：杭州萧山区投入487万元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成都市数字化城管系统建设共投入资金约6800万元，昆明市数字城管系统建设共投入约8300万元建设经费，深圳市数字化城管一期工程总投入更是高达9416万元。
数字城管究竟是什么呢？
2003年9月，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陈平首先提出了“网格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的概念，提出万米单元网格、城市部件、信息采集器、信息实时传递系统、两个轴心等具体设想，并迅速付诸实践。2005年，建设部发文，决定在全国推广“网格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现在通常所说的“数字城管”，就是按照该模式的要求，成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监督中心、指挥中心、监督员），配置相应的软硬件设施（计算机信息平台、移动通信设备），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城市管理体制。
简单讲，数字城管是将城市管理工作“数字化”，目的是为了规范城市管理，提高效率，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也迎合了当前各地开展的“大城管”体制需要。
这么一套系统，由于要在原有系统外成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配置软硬件设施，必然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并且建成后每年还要支付大笔运转维护资金。对此，罗亚蒙明确表示：城市政府投资搞“数字城管”，纯属浪费，没有必要，完全可以“零投资”。数字技术仅仅是城管工作的诸多工具之一，应当回归工具属性。
数字城管的首创者提供的结论与此完全相反。北京市东城区政府委托北京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进行了一番经济效益评估，评估结果十分惊人：这种模式如果向全国660个城市推广，每年可带来约1464亿元的总成本节约和约575亿元的社会福利增量，并创造约46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参见陈平所著《网格化城市管理新模式》一书）
果真如此吗？
我认为，这样的评估实际上是一种“唯工具论”，完全没有考虑到实际操作中的各种阻力和负面因素，因此并不可信。兹举两例：
其一，数字城管成功运行，关键在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两个阶段。发现问题由招聘的监督员完成。由于城市管理工作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监督员的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实际很难达到预想的效果；在找出大量问题后，相关的职能部门（主要是城管执法部门）应接不暇，也无力一一解决。于是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城管队员有时来不及处理零散垃圾，竟然不惜草草将垃圾挪一个位置，然后向上级回复垃圾已经清理干净！这样，数字城管的各项考核指标（如立案数、结案率）虽然都十分好看，但是在光彩的指标下，城市管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掩盖的是惊人的浪费。
其二，由监督员发现问题，到上传给监督中心，监督中心通知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再分配任务，经历了太多环节，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像演练中那般高效率。招聘监督员固然可以增加就业岗位，但是为了建设数字城管而增设机构、扩编人员，给财政造成了新的压力。有了这些钱，倒不如改善一下环卫工人的待遇，或是改善城管部门的办公条件了。
数字城管要解决的是“管的人看不见，看见的人管不了”的问题，其实最简单最经济的办法还是发动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监督员的眼睛再亮也亮不过群众，加上群众对自身生活环境有着本能的关心，只要职能部门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也能把城市管理好。还可以利用一些“物质奖励”的办法，比如实行“有奖举报”之类，有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长远来看，城市管理数字化、信息化是一个趋势。但是推进数字城管要考虑城市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我国的数字城管建设，已经让比尔·盖茨惊叹，认为“了不起”，但是我国的城市管理水平是不是领先世界了呢？
在推进数字城管的过程中，还要避免一窝蜂上马的状况，有的领导将数字城管建设当成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各地均齐声叫好、积极跟进，这也说明在城市管理领域，跟风者多，认真思考问题者少。
一个城市的数字城管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投入，难免让人浮想联翩。罗亚蒙毫不隐讳地说：“明明不花钱少花钱就能办好，为何有人热衷花几千万去搞？请各地关注‘数字城管’背后的大浪费和可否存在大腐败！”
罗亚蒙的话，意味深长，令人深思。2007年年底，南京市秦淮区数字城管项目完成，验收时大屏幕演示不能启动。一名自称是安装大屏幕的技术人员将举报信寄到了市纪委，反映大屏幕是翻新二手货。秦淮区纪委和检察院介入后查明，在数字城管项目运行期间，中标公司以感谢帮助中标、在大屏幕出现问题时协助解决问题等理由，分别在投标前、中标后、验收前、出现问题后、问题解决后五个重要节点贿赂秦淮区市容局局长崔纪存等四人，崔纪存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这还仅是项目建设过程的腐败。由于数字城管手握考核监督基层城管的权力，谁来监督数字城管中心的“大浪费”与“大腐败”呢？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