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人文学科人才培养向度及学术评价

 （一） 新文科的四大特征

如前所述，笔者已对新文科作过一些初步研究，提出新文科的国际性、跨学科性、前沿性和理论性四个特征是其区别于传统文科最重要的特征，在此先对这四个特征简略地作一概括。新文科的第一个特征是国际性。从事中国传统文科研究的学者往往习惯于关起门来做学问，与本一级学科以外的国内大同行或国际同行进行交流较少。所谓“隔行如隔山”，这显然是针对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而言的，而新文科之所以“新”，就是要打破这种封闭狭隘的学科界限，此外还要打破语言的界限，将人文学术研究及成果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下来进行考察和评价。因而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这座所谓的“山”不仅不能阻隔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而且我们还可以在两座山的交接之处发现其交叉和交融之点，即发现新的学科增长点。

正是在这种国际性特征的启迪下，笔者提出了“全球人文”（global humanities）的概念，即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人文学科的研究需要打破学科畛域，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不仅对于中国人文学界是这样，对于国际人文学界也是如此。因此，中国的人文学者既要就学科问题在国内学界发出声音，也要在国际学界发出中国的声音，用铸就的人文学科中国范式就全人类共同面对和关心的具有普适意义的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这应该是中国的新文科不同于传统文科的重要一点，同时也是中国的新文科建设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新文科的第二个特征是跨学科性。跨学科性其实在传统文科中早已有之，中国的学术传统本就具有文史哲不分家的特征，一些大思想家既在文学界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在历史学界或哲学界也占有一席之地。例如，古代的孔子、司马迁以及近现代的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钱钟书、季羡林等人文学术大师就是如此。但是，这里所说的新文科的跨学科性还不只是在人文学科内部的跨越，也不止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和跨越，更是指向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跨越，即我们经常所说的科技人文。正如教育部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所强调，“进一步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  。因此，新文科的跨学科性还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与渗透上。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一些人文学者受到严峻的挑战，渐渐地感到自己跟不上快速发展的形势而被“边缘化”了，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原有的教学活动、学术活动和教学关系被改变，这对传统人文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人文学者，不仅要掌握多学科的知识，还要具有一定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这样才能保证其研究成果得以顺畅地被接受并得到广泛传播。新文科的第三个特征是前沿性。自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以来，中国现代哲学和史学便率先突破了传统的藩篱，现代艺术更是率先走向了世界。

《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诞生的这些现代学科从国外（尤其是从西方）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并且越来越重视基于全球视野开展国际交流，即便是古典学的研究也开始使用新的理论加以阐释并采用新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新文科应在跨学科和国际性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当代问题，即使对古典学的研究也要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 3 ，这样才能使其在当代被激活，并使我们的研究始终处于国内和国际学术前沿，发挥应有的引领作用。新文科的第四个特征是理论性。新文科的理论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前沿性相关联，因为没有新理论指导的学科是不可能步入学术前沿的，更不可能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此外，新文科之“新”，不仅在于对传统文科内容更新及研究范式转换慢的瓶颈的突破，而且与科学技术融合，力图用新的跨学科的理论方法来阐释研究对象，并在阐释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出本学科的新的理论课题。因此，人文学科也应该成为名副其实可以经得起评价的学术学科，同时也为学者阐释具有跨越学科界限和民族/国别界限的普适意义的理论课题铺平道路。

（二） 新文科引领下“全球人文”概念的演变

科学无国界，技术更是没有国界的，但是使用科学技术的人却是有国界的，对科学技术的正确使用完全可以造福于全人类；反之，滥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则会使其用于毁灭人类或限制人类的发展。今天，随着高科技的飞速发展，许多本来应该由人从事的工作逐渐改由机器或人工智能来承担，这样便使得一大批人被边缘化甚至失去工作，造成的后果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我们在消解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同时，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科技中心主义。那么，也许人们会问，究竟什么是“全球人文”呢？我们既然有了全球政治和全球经济，那么人文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该是没有国界的，优秀的文艺作品经过翻译完全可以走向全球，以其独特的艺术美而为各国人民所分享。此外，相较于其他交流形式，人文交流更具分享价值，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促进不同文化的融合。第一，“全球人文”概念的提出恰逢其时 。“全球人文”概念是由两个关键词组成的：“全球”指研究者考虑问题一定要着眼于全球，“人文”则指我们所从事的人文学术研究。即使是研究中国独有的现象和问题，也完全可以将其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视野下来考察，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能否产生广泛的世界性意义和影响。当今时代，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人文学科也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有些传统的学科呈日渐萎缩的状态，而一些新兴学科和跨界的交叉学科则得到了长足发展。

在文学界，世界文学这个话题再度被比较文学学者提出，并且焕发出新的活力，现已成为新世纪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一个前沿理论话题，在这方面中国学者起到了重要的开拓和引领作用。在语言学界，一方面，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英语变得愈益强势，并逐步演变成为一种复数的“全球英语”（global Englishes）；另一方面，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汉语也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因此笔者也提出了一个复数的“全球汉语”（global Chineses）的概念 5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文化日益繁荣，未来全球汉语将为重建全球语言体系作出中国贡献。在哲学界，一些致力于探讨普世问题的哲学家们也尝试建立一种新的“世界哲学”（world philosophy），这同样是一个复数的概念，他们认为中国哲学应在建立这一学科的过程中发挥奠基性的先导作用。在史学界，一些学者也致力于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史的编撰，并已经初步作出独特的贡献。由此可见，全球性的视野完全可以用于全球人文学科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提出“全球人文”这个概念恰逢其时。

基于此，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学者们在全球视野下确实可以就某一特定的话题进行跨民族、跨学科和跨语言沟通与讨论，并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形成有效的交流、对话并完成新的知识生产。第二，“全球人文”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人们也许会问，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全球人文”所要探讨的主要是全人类都关注的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话题，诸如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超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全球生态文明（global eco-civilization）、世界图像（world picture）、世界语言体系（world language system）、世界哲学（world philosophy）、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世界艺术（world art）等。

这些问题都超越了既定的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全球人文”不仅跨越了学科的界限，同时也跨越了语言、民族和国别的界限。对于上述这些新的理论课题和新的方法主导的新文科，传统的人文学者确实难以接受，因为它已经明显地超越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学科训练，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令人不安的是，我国当下的不少青年学生也没有跟上快速发展的形势，他们依然纠结于学习文科究竟“有用”还是“无用”等问题，并期望家庭、学校、社会能给出确切的答案。

《多元共生的时代：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

笔者曾任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文学院院长，几乎每学年开学之初都要为入学的新生讲授“院长第一课”，并亲自为招生工作作宣讲，其中必然要强调学习人文学科的用处以及人文学者的责任和担当。笔者始终认为，应该辩证科学地看待人文学科的“有用”与“无用”，所谓“无用”是指人文学科既不能给人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也不能短期内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深刻变革；而“有用”则指的是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于对人们的综合素质的培育和精神世界的重塑，并指导人们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一种理念，反过来指导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人们的认知和观念发生变化后，才能更为科学合理和符合人性地去利用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并使之最终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类发展的有效结合。唯有这样，才能使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实现“道”与“器”层面的相得益彰。因此，人文学科所产生的作用是一种“大用” 6 ，其价值无法在短期内用经济效益来衡量，但从长远来看，却能转化为巨大的社会效益与人类福祉。总而言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人文学科是不可缺少的，看不到这一点，一味追求短期的经济效应，势必会造成人文学科的失势、人文教育的遮蔽和人文精神的失落。同样，当前我国在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新一代的人文学者应该是大有作为的，而且新文科的四大特性也使人文学科本身越来越关注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新文科的理念付诸实施必然要落实到人才的培养上，这应该是新文科建设的第一要务，即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以满足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有鉴于此，笔者在这一部分就新文科视野下的人文学科人才培养和评价谈几点看法，以便回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所谓“钱学森之问”，指的是2005年7月2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先生时，在病榻上的钱学森先生坦诚建言：“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先生逝世后不久，《新安晚报》刊登了沈正斌等11位安徽高校教授给教育部部长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的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信中将钱学森先生提出的疑问归纳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由此成为舆论的焦点，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这一发问体现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老科学家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高度关注，确实给中国教育事业在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一个令人难以解答的命题，促使我们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都需要进行深刻反思才能破解它。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本人就是一位研究领域跨越多个学科的学术大师，他不仅在自己所从事的自然科学领域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在人文领域亦造诣深厚，人文情怀贯穿其科研生涯始终，因此他能在近二十年前提出这个问题确实具有高度的前瞻性。我们应该辩证地理解“钱学森之问”，即在自然科学界，像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和霍金那样的科学大师确实在当今中国难以觅见，甚至像杨振宁和李政道这样的华裔科学大师在当今中国也寥寥无几，即使有那么几个，也是早年留学欧美后学成归国的。真正出自中国的大学且完全由我们培养出来的科学和人文学术大师确实少之又少，更谈不上问鼎诺贝尔奖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着眼，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单靠某一个人的苦心钻研而创造出新成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代重大科技成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研发经费充足、团队实力雄厚、拥有精良设备的研究群体，而钱学森所说的缺乏杰出人才，正是指缺乏像他本人那样的杰出科学大师和领军人才。若是将他的命题指向人文学科，也许就更为一语中的。确实，在当今这个“信息大爆炸”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碎片化信息使得人心浮躁，难以潜下心来阅读和思考。科技的飞速发展使我们的青年学生面临多种选择，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增多，使他们无须终日沉溺在图书馆里阅读纸质的书刊，更多的时候是依靠电脑甚至智能手机来获取各种信息和数据。这样看来，像王国维、陈寅恪和钱钟书这样博学多才并在多学科和跨学科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和广泛影响的人文学术大师，确实难以在当今时代觅见。

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少在各行各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专家，而是缺少能够引领学术潮流、载入学术史册的科学和人文学术大师。在这方面，新文科理念的提出，无疑为我们今后的人才培养模式注入了全新的思维和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需要出类拔萃的专家，更需要引领学术潮流、确立学术范式的大师级人才。这应该是新文科的理念赋予我们的独特人才培养模式和评价标准。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笔者先后在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从事纯粹的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具体专业为外国语言文学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亲身体验并践行了新文科的跨学科教学和科研的理念，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任职清华大学时，笔者所在的人文学院设立了人文科学实验班，这是我国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尝试，其更强调文科专业的融通性，虽然笔者主要在外国语言文学系授课，但旁听生不乏人文科学实验班的学生，有些后来甚至成为了笔者指导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成为之后笔者在上海交通大学领衔践行新文科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先声。

十分凑巧的是，钱学森就是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杰出校友，作为对老学长“钱学森之问”的回应，笔者提出，上海交通大学的人文学科应该在人文思想孕育、学术大师培养、情怀氛围构建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在引领中国人文学术国际化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迫切需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人文学术话语体系。笔者主持制定了人文学院的总体发展目标，即努力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通过人才引进、协同创新和内涵发展，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不断追求卓越，努力成为人文学术和文化的传承创新者、一流人文素质教育和国际学生教育的先行者以及学科基础厚实、学术人才聚集、人文氛围浓郁的学术重镇，建设“特色鲜明、品质高端、贡献显著、国际知名”的人文学院。2021年，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开始建设以人文学院为主导的人文社科平台，参加的学院有凯原法学院、媒体与传播学院以及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通过招生宣传会平台和专业宣讲会本科年均招生140人左右，其中人文学院可录取近30人。一年后，这些受过人文精神熏陶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学生分别进入不同的学院，开始进行较为系统的专业化的培养，少数综合表现突出的学生则通过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或直接在本校或其他一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未来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对象。当然，由于时间的短暂，这些潜在的人才能否成为国家需要的拔尖人创新才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但至少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已经初见成效。通过工作中的接触发现，人文学科的师生普遍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热情不高，不太关心最新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有些甚至存在偏见，认为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是天然对立的。因此，他们反对将人文学科进行科学和量化的评价。与之相反，笔者在教学中，常会遇到一些“特殊”的学生，是一些来自理科或者工科院系的旁听生，其中有些学生甚至还主动要求发言并作课堂演讲。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出人意料，而他们对学期论文和对演讲课件的重视程度更令人感受到那份不带有任何功利、对人文学科发自内心的热爱。

看得出来，这些学生应从小就受过良好的人文熏陶或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并有着较好的英汉语写作功底，个别学生的艺术造诣较深。在撰写学期论文时，他们提出的观点时常别出心裁，有时甚至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文学作品作出独特的解读和阐释。同时，他们也会提出一些对于学术评价及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的不同看法，例如，为什么文科的评价那么主观？为什么文科的博士生要发表一篇CSSCI论文似乎比理工科的博士生发表一篇SCI论文更费力？相较而言，理工科的研究生更重视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对于国际顶级期刊的熟悉程度，也大于文科研究生，而文科的研究生更注重在国内的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但基于主客观的原因，要想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困难重重。因此，一些高校规定博士生在提交论文答辩前必须发表两至三篇CSSCI来源期刊论文，这样的规定让许多博士生倍感压力；而理工科的研究生，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实验成果上，英文写作功底辅之创新实验的结果，科研成果见诸外文期刊便有可能。既然文科与理工科有着如此大的差别，那么对之的学术评价就不能依赖同一标准。理工科的学生最好具备一些文学知识和艺术修养，而文科的学生则应具备一些科学素养。这样，当他们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才会保持与时代同步伐，这应该是在新文科视野下培养全面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

笔者曾于本世纪初率先将国际知名科技信息机构汤森路透开发的数据库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A&H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引入中国学界，并在其后的多个场合建议将其作为衡量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或学术机构的国际化水平的标准之一 8 ，但需要指出的是，不加分析地滥用科学计量法来评价人文学科的成果显然失之偏颇、有违公道。上述两大引文索引数据库是西方的评价机构研发出来的计量产品，其目的并非为了评价，只是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用来量化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这种方法虽然看似比较客观，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即便是用于评价文科的成果，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一篇高水平的社会科学论文（尤其是经济管理类的），发表的当年就会有较多的被引次数。相比之下，一篇具有很强理论性或学术价值的人文学科论文（尤其是古典学方面），有时却要等到几年之后才会被学界发现其价值进而拥有较多的被引次数；而有些学术观点十分超前且尖锐的人文学者也许生前并不为同时代人所认可，而是在去世多年后才被新一代学者“重新发现”，这在中外人文学术史上不乏案例。此外，上述两大数据库所收录的刊物绝大多数是英文刊物，几乎没有中文期刊，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学者作为主编并由西方出版机构出版的英文学术期刊得以跻身其中。尽管这两大数据库有着种种缺点，但是目前运用其来衡量人文学者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能得出相对客观公允的结论，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再邀请同行专家对其成果进行定性评价，这样得出的评价结果应该说是较为合理的。

长远来看，从新文科对国际性的强调和繁荣中国人文学科的历史使命的角度出发，人文学术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依然是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基本途径之一。通过在上述两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教学实践，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即以理工科见长的大学发展文科有着某种后发优势，尤其是在国际化方面要高于同一级别的以文科见长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其原因何在？这主要体现为理工科的师生普遍重视外语学习，尤其注重用英语撰写论文并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在任何地方都不失其原创性，它可以不分国界和语言的界限，而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有时则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无法在国际英文刊物上发表，有时即使发表了，在传播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这自然不无一定的道理。尽管如此，人文学科除了意识形态因素，更多的则是探讨一些全人类普遍关注的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超越了特定的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受到不同国家的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因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也应该是没有国界的。例如，由新冠疫情引发的人文思考以及对医学伦理的探讨等就有着广泛的普适意义。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文化建设必定占据重要的位置。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必定是中国所特有的，但它又是符合世界现代文明发展规律的：它既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同时又是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然 9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它应该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发展参考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意味着封闭式的自我发展，它不仅意味着物质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度，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有与之相协调的精神文明，这样的现代化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如果说大学的理工科将对实现物质文明作出实质性的贡献，那么对于实现精神文明的贡献，则非新文科莫属。这样看来，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首先需要一批世界一流的人才，因为无论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都离不开人的掌控和管理。即使有人认为未来的许多工作将由人工智能取代，但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更新也同样取决于人，只有具有基本的伦理道德和人文情怀的科学家和管理者，才能担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任。

回顾历史、立足现实，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需要充分关注传统文科与新文科的差异。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将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本土学术与国际视野、传统理论资源与国际学术前沿理论等充分结合，在多领域多学科展开深度协作与学术创新，才能在今天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进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因此，新文科的四个特征（国际性、跨学科性、前沿性和理论性）理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所重点关注的人文学科的新特性。“全球人文”亦在此背景下呼之而出，中国人文学者应在其指引下，既要立足自身具体学科与中国本土，又要放眼全球与国际接轨，找到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融合创新点，实现古今转换与中外融通。在学术创新与人才培养上以新文科理念为指导，勇于创新，大胆求实，现代科技与人文融会贯通，加强文科实验室、融媒体、“科技+”等多学科交叉，实现人文学科的创新发展。同时，鉴于新文科的国际性特色，它要求从事新文科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具有宏阔的世界视野和广博的多学科知识，此外还要具备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因此，在人才培养上要更加偏重能够熟练掌握外语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以便使其担此重任，进而推进中国人文学术国际化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后现代主义之后》

可喜的是，经过多年的努力践行，中国的人文学术在国际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已经开始得到国际权威机构的认可。显然，富有卓见的人文学者已经意识到，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中国的人文学者与人文学术应该在世界人文学术之林拥有一席之地。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学习西方导致中国人文学术的不自信甚至“失语”，这些情况在今天理应得到改变。立足历史，放眼全球，中国的人文学者需要在国际学界争得学术话语权，充分解决中国人文学术“卡嗓子”的问题，可谓任重而道远。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应该不负众望，为中国新文科的建设、全球人文学科的建设作出贡献。由此想来，在新文科背景下开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促进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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