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作为方法”的兴起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分析单位向来被视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焦点。选择何种层次的分析单位，则是展开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各种针对分析单位开展的反思，本身就具有方法论意义。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开篇即指出：“我们时代的许多有关重大理论的争论，在某种意义上可归结为选择研究单位的争论。”现代世界体系学派的诞生，起初就源于沃氏等人对西方学者使用“西方—民族国家、东方—文明帝国、非洲拉美等—部落联盟”三重分析框架的极为不满，认为这种具有先验倾向的分析单位划分法，只不过投射了老生常谈的西方中心主义。他们建议将世界体系“作为方法”，去对“中心区、边缘区以及半边缘区”等次级空间单位开展社会科学分析。

在20世纪的东亚，围绕“世界”“亚洲”“中国”“族团”“区域”以及“微型社区”等分析旨趣，不同层次的分析单位已经被赋予了方法论反思的意涵，甚至具有知识领域的反抗意味。并且，“作为方法”的叙事模式，似乎愈来愈有蔓延的趋势。例如，人类学家史禄国在研究东北亚时，既没有接受“民族”“族群”这样的现代分析单位，也没有接受诸如“文明”“世界”这样的巨型分析单位，而是自己发明了一个极具历史动态性与共时互动性的“ethnos”，来作为分析区域社会的基本单位。贡德·弗兰克秉承沃勒斯坦“作为方法的世界体系”观点，重新聚焦了全球化视野下的东方，试图逆转世界体系在西方的历史神话。几乎所有依附论学者所持“作为方法”的宣言，我们都可视作是对以往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在整个20世纪，在东亚的人文社会科学语境中，“作为方法的亚洲”“作为方法的中国”“作为方法的日本”不断涌现，这是一波对世界殖民体系与其他霸权中心主义的批判。例如，早在1932年，日本学者竹内好就发表了“作为方法的亚洲”的演讲，认为东方或亚洲可以不借助“西洋近世”的启发，而应以内省的方式，来思考亚洲的内部关系与历史。陈光兴在《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一书中也认为，应在“去西方”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抛弃内部帝国的眼光，来实现亚洲的自我认识。沟口雄三和孙歌等人则收敛了“世界”与“亚洲”这样宏大的分析单位，聚焦“中国”“日本”，以寻求东亚的自主性。如前者就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中，以“中国”为单位来审视东亚与世界。这些学者在强调主体性与异质性的基础上，呈现了一种批判性的“东亚话语”。在中国社会科学界，这种“作为方法”的表述，在近20年中呈井喷之势。

进入21世纪，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始频繁出现以“区域”“地域”“流域”等分析单位“作为方法”的表述，这些文本尝试进一步突破旧有的分析框架，去重整地方、国家与全球等诸层分析单位之间的关系，展开一种更具综合意义的本土学术视角。这些方法表述不仅受西方影响，也受李济、冀朝鼎、费孝通、施坚雅、苏秉琦、童恩正、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滨下武志等本土或东亚学者的启发，将作为承载地方史、经济史、社会史的“区域”“走廊”“路带”等概念，推成观察中国的核心分析单位。所涉的分析单位、研究对象或分析维度并非只有以上地理单元，小镇、城市、山川、市场乃至日常生活等，都已经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出现在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中。2020年以来，自我、人物、事件、艺术、家庭、底层、故事、传统、典著、虚拟网络以及各类空间层次的分析单位，更是开始在“作为方法”的叙事语境中频繁登场，并再次完成了对上述“作为方法的世界体系”“作为方法的东亚”“作为方法的区域”的超越，即分析单位的选择不再局限于地理范畴。短短几年内，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所有研究对象或分析单位，似乎都在尝试展开表达，并不断呈现出所属研究领域的自身特质以及与他者对话的趋势。这是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关分析单位的方法论竞技热潮，在新的、具有真正统摄力的方法论出现之前，这股“作为方法”的热潮不会轻易退却。

“作为方法”的表述意义中，含有更强的主体性追求和潜在的表述性危机。从世界体系学派开始，“作为方法”的叙事主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世界单位的宏大，而是因为其研究理路中所含的批判气质、自我概括意识以及对多样性社会文化的经验敏感性。当下“作为方法”的各类文本的汇流，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分析单位或研究对象的竞争性呈现，也蕴含着当下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表述性危机。即由于国内社会科学没有一种具有绝对统摄意义的方法来引领质性研究的方向，反而使不同的质性研究者都可以秉持各自的分析单位而参与其中。每个研究者根据自身的分析单位或研究对象，各自在扩展个案的道路上不断延伸，以多样的质性研究逻辑进行争鸣，而无须担心被某一学科的方法论所宰制。不过，这样一来，“作为方法”就不只是一种个案叙事或个案扩展的方法，同时也是研究者的一种主体性表达。形形色色的分析单位一旦能够在宏大叙事或意识形态空间中呈现出来，其中的质性经验及其表达者的主体性（无论其态度是批判、依附抑或创新）就能展露出来。如果这种分析单位不仅能够实现自我呈现，还能敏感地关联其他分析单位，就可谓兼具了方法论的意义和经验的敏感性。

由于经验世界的变动是其常态，无数的分析单位，并不是都可以天然地、均质地、永不过时地“作为方法”。如果分析单位本身的质性特征没有扩展意义，且当其无法呈现现实社会的变迁特点或多维关联性，即分析单位缺乏经验敏感性，那么其“作为方法”的意义自然也就有限。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将分析单位“作为方法”的井喷现象，具备了话语竞技的意义：只有那些能够敏感地联结经验与理论、微观个案与世界整体、局部经验与总体事实的分析单位，才能在当下的方法争鸣中脱颖而出。尤其是那些在理论上既不过于抽象，也不过于细琐，既不急于寻求人类意义的普遍性，也不囿于自身特殊性的分析单位，才是更具敏感反应特殊意义的分析单位，才更能在社会科学领域敏感地因应现实，呈现自身“作为方法”的特质。

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就需要不断挖掘本土社会中具有敏感性意义的分析单位，并在中华文明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中，依此逐步积累自身的方法论。当前，类似区域、事件、空间、走廊这种抽象程度一般的中层分析单位，不是挖掘得太多，而是太少。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存在太多具有本土时间或空间特性的分析单位或研究对象。微观上的本土社区单位数不胜数，中观的县域、流域及民族边疆地区诸如勐、帕、绒等单位，以及各种显著性的分析对象如长城、黄河、长江、运河、古道以及一切中华文明载体，均可以作为中国自主知识研究的对象与分析方法。除了对具体的空间单位的自觉外，还应该激起更多对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中任何行动主体、文明要素的自觉。我们需要捕捉中国内部本土的分析单位，来建立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经验的敏感性意识。 研究地点不等于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也未必局限于该对象所处的分析层次。如果每个经验研究者都不将其具体的研究地点、研究对象展开扩展分析，或者只是用具象的经验分析单位来驱动经验研究，恐怕难以达到真正的对于中国知识体系的自主性追求，更遑论获得对有关人类世界之特殊性和普遍性议题的真知。不过，反而观之，从前述意义而言，中国社会科学叙事出现了分析单位“作为方法”的潮流，本身是中国内部研究的一个知识自觉过程。对当代中国内部的分析自觉，是实现中国自主认识的方法论前提。应鼓励将本土的分析单位“作为方法”，以建构认识中国、研究中国、建设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从而在方法论的角度全面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