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学术期刊 、学术评价与学术共同体的良性互生

从1906年6月创办的中国第一份学报《东吴月报》(创刊号名为《学桴》)开始,高校学报就颇为重视自身的定位问题,因为这是决定其办刊立场、价值观念、精神姿势的主体要素,深度参与着学术共同体的建设。该学报将“西士谋刊行月报,以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知识”作为办刊宗旨,意在强调学校教育和学术交流的重要性,使其在现代学术建立初期发挥了理念认知与学术引导的关键作用。与《东吴学报》相比,创刊于1915年12月的《清华学报》更加明确了学术期刊的高校主办属性,发刊词提出“阐发学理,传播学术;集思广益,以资考镜;互相交换,互相观摩;博通古今,融贯中西”的办刊宗旨,不仅体现了鲜明的学术传播定位,强调“交换”与“观摩”的交际理念,而且还有着“古今”与“中西”的宏阔视野,表现出世界性的目光与占位,有力地提升了现代学术的社会参与度,促进学报对现代中国的发展产生社会性的认知。同时期值得关注的还有1919年1月创刊的《北京大学月刊》,有学者认为该刊物是“中国自己创办的最具典型意义和最富大学学报形态及特征的学术刊物”,足以见得它在现代学术期刊中的历史地位。《北京大学月刊》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是学术研究与思想交流的平台,而且也作为提升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载体,为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提出许多富于建设性的理念。同时,该刊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推广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重要阵地,积极地推动了现代学术及现代思想的转型。

从上述关于三份中国早期学报定位的分析可得知,传播学术理念、探讨学术问题、促进学术交流是高校学报发展的核心要素。但在随后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受到行政权力、经济利益、文化体制等因素的影响,高校学报并未坚守住最初的定位,在某些时期出现思想减弱、交流不畅、探索停滞等问题。直至当下,诸如单纯重视量化的“以刊评文”、学术评价体系的片面僵化等现象,都在不断冲击着高校学报的健康发展,引发学者的指责与批评,如朱剑发出“高校综合性学报向何处去”的质问,呼吁学报在高校专业化期刊建设体系中发挥主体作用。究其根本,这些不良发展趋向的产生与高校学报定位的不明确或是对定位的忽视相关联。我们可以把高校学报的自我定位理解为饱含着崇高理想与激昂热情的“初心”,如果在发展建设中忽视自我定位,就会不断偏离初心,逐步沦为利益交换的工具。

从栏目设置上看,多学科的栏目构成是阐释综合学术期刊之综合性的主要维度,这也是区别于专业期刊的重要标志。但这种“多学科”的属性往往是导致趋同化、杂糅化、拼盘化的因素,使得综合学术期刊在内容编排与栏目设置上似乎呈现同样的面孔。张耀铭指出:“大家一味走‘泛综合化的路子’,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面面俱到,众刊一面,使读者失去了新鲜感和阅读兴趣。”既然名为“综合学术期刊”,其本身就不能为了单纯追求社会影响、保持“核心期刊”行列,通过漠视冷门学科研究、摒弃小众栏目等形式,去模糊自身与专业期刊之间的界限。多学科仍旧应该作为综合学术期刊持续坚守的定位,只不过在发展过程中要重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互动,使其形成交叉性、融合性的研究视野,将学科之“多种”变为研究思想之多元、研究方法之多样。具体而言,综合学术期刊可以通过调整栏目结构、做好重点栏目、重视交叉学科等方式,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性,建构个性化的办刊特色。在此意义上,刘京希提出的“以主打栏目为核心的‘归核化经营’”为解决综合学术期刊的栏目设置困境提供了有力的借鉴,他对此解释道:“本人主张进行以主打栏目为核心的‘归核化’经营,即构建以主打栏目为轴心的同心多元体系,形成围绕‘同心圆’之圆点的集束簇及其向心力,从而完成期刊自身的特色化与个性化定位。而在概念范畴上,则可以将‘同心多元体系’、‘归核化经营’、‘专题设计集束簇’视为衡量综合性学术期刊有机化办刊程度的概念性工具。”可以看到,“归核化经营”的实质就是通过做好刊物的主打栏目,处理好专业眼光与综合视野之间的内在关系,以主打栏目作为办刊核心,不断产生辐射力与传播力。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近几年的栏目建设逐步形成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视野,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信用研究”栏目。信用及其相关的理论命题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占据愈加显著的位置,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领域均表现出对信用问题的重视。基于此,该栏目成为敝刊强调学科融合的主打栏目,尽管其主体内核更多地指向经济社会中的信用问题,但现代社会发展的综合性与多样性使得“信用”的概念内涵在不断扩展。目前来看,包括政治学、法学、文化学等学科,均纳入本栏目的选题视野之内。比如李亭慧与李红勃的《周代诚信审判及其当代启示》(2021年第2期)和武林杰的《传统诚信文化的传承创新研究》(2023年第5期)两篇文章,把传统中国的诚信精神与诚信文化建设作为可供借鉴的文化资源,重点发掘出其对当下社会诚信建设提供的重要启示。刘菁和杨柳的《诚信文化建设略论》(2022年第3期)则探讨了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信用问题。该文着眼于当前中国诚信文化建设中的现实困境,重点阐述与分析了诚信文化的概念和功能,总结出诚信文化建设的内核,并提出诚信文化建设的路径。此外,“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栏目栏目积极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号召,自2022年设立以来,已刊发研究论文18篇(截至2024年第3期)。栏目主要将目光聚焦于国际中文教育这一研究领域,重点关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国际中文教育的理论依据与发展路径探究、技术在语言教育中的运用以及教材视野中的中华文化塑造等问题,呈现出学科交叉的理论视野和知识融合的思维方式。

上述栏目作为敝刊的主打栏目,一方面意在运用综合性、交叉性的研究视野,拓展学术研究(特别是研究方法)的边界,重新启动趋于固化与封闭的研究方式;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学科间的对话与互动,增强学术研究之间的交流,唤起学者内心的朴素情感。如王泽龙所言:“学报利用学科优势吸纳优质稿件,学科藉助学报平台扩展学术影响,形成良性互动互补,优势学科栏目要成为刊物亮点和特色。刊物的学术平台不能搞小而全,要搞高大上、少而精,形成品牌、名牌。”这同时回应了以高校学报为代表的综合学术期刊的定位问题,意在通过实现学报与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学术期刊平台与学科建设发展的融合贯通。

当前,学术评价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些年人们谈论较多的话题之一即“探索中国特色学术评价”。那么,何为“中国特色学术评价”?期刊界、学术界的许多专家学者和各大学术评价机构纷纷对此进行探索和讨论。显然,不同的学术评价在方式、标准和指标体系等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也即在对学术期刊的导向上发挥着不同的功能。这里以国内学界公认的“三大核心期刊”为例,谈一谈学术评价对学术期刊的引导作用及其不足。

中国最早的关于期刊的学术评价是199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也即当前学术评价中的“北大核心期刊”。该评价体系涵盖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几乎囊括现存所有学科门类,在学术评价中得到广泛使用。在具体遴选方法上,“北大核心期刊”是“根据文献计量学的定理和方法,以提供学术期刊的优化利用为目的而展开核心期刊研制的,所用的指标比较多,使用的统计源数据库也较多(2008版为81种),研制过程比较复杂,定性评价中专家评审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重视综合性核心期刊的遴选。”其对学术期刊的引导主要体现在论文的使用率、学术影响等数据上,更多地是对文献计量学方法的实际运用,但并未涉及论文自身的学术水平,所以不能保证刊登在“北大核心期刊”上的论文都是高水平的论文,这也内在地诠释出当前“以刊评文”的认知缺陷。而叶继元与袁曦临在阐释核心期刊的“三大功能”时,“为图书情报部门选购期刊提供参考依据”和“为图书馆员指导读者阅读提供参考依据”即占据前两个主要功能,最后一个功能才是“为科研管理部门的学术成果评价提供参考”。我们从功能比重上也可以看出“北大核心期刊”更多地是为图书情报部门和图书馆员服务,在科研管理部门评价学术成果的过程中只是提供参考,所以完全以“北大核心期刊”来评价学术成果的质量就显出局限性。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推出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也即“CSSCI来源期刊”或“南大核心”),是当前得到广泛使用的另一大评价体系。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相比,该评价体系的范围主要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将传统的索引系统转变为基于引文角度编制的人文社科文献检索系统,通过引文分析的方式关注最新的研究动态和理论前沿,尤其注意到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的发展状况。从遴选方法上看,“南大核心”重视“他引影响因子”与“总被引频次”等指标,参考专家意见最终认定,所以在学术评价层面也属于以数据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并没有直接建立刊发论文的质量评价标准。尤其就“他引率”来说,由于人文学科的研究及社会学科研究之间存在较大差别,所以在发文数量、“他引”数据等方面的差异十分鲜明,社会类、政治类、经济类的学科要明显高于文学类、历史类、艺术类学科,那么在具体遴选上就必然存在差异。而且学术成果的引文数量与被引成果的质量之间并不能直接划等号,对学术成果的评价不能单纯依靠引文数量就予以定性。

此外,“南大核心”的评选原则一般是新创刊的期刊不参与评选,三到五年后再评,这为新刊进入“南大核心”行列提供了操作空间,即通过建立在人情、互惠层面的引用,逐渐达到遴选的标准。可以说,“南大核心”主要重视已刊论文的引用率,基本上属于“定量/量化”评价的方式。除了定量评价之外,定性评价在学术评价体系中亦占有重要地位。而定性评价虽然综合考虑到相关专家的意见,但其对学术成果质量的关注与分析仍不能说十分完善。那么,科研管理部门用“南大核心”直接评价学术成果的简单方法就显出局限性,同时也是“不作为”的表现,其中忽略的是学术成果对于问题的发现与解决能力,以及对于知识拓展和学术进步的实际贡献。

在“三大核心期刊”之中,还有一项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又称“A刊”)。该评价体系坚持内容评价与分类评价、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强调同行专家在期刊评价中的重要作用。ll,强调期刊的特色化发展方向、自身管理建设以及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所发挥的作用,所以在当前的期刊界和学术界也有着较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2022年版的指标在吸引力、管理力和影响力3个一级指标之下,又细分为13个二级指标、31个三级指标,同时设置一票否决指标、计分指标、加分指标、扣分指标和观察指标(方向性指标)五种类型的指标,各个指标的统计时间和数据来源存在差异,主要侧重人文学科期刊、综合期刊与社会科学期刊。但从认可度来看,国内高校和学术界对该评价体系的接受度似乎比不上“北大核心”和“南大核心”。

“三大核心期刊”是当前通行的三种学术评价,但从深层次上说,学术评价如何能够真正贴近和反映学术研究的实际状况?如何将学术评价从单一维度评价转变为有专家所倡导的“复合型”评价?能否在学术评价机制上以一些学者提出的内在“行规”取代某些简单的“指标”?究竟是量化评价还是定性评价更合理、重要?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理论辨析和大量的实践印证。正如仲伟民和温方方所指出的:“在目前的条件下,学术评价以定量为主,辅以定性,可能是最合理的评价方式。”这就是说,除了上述“三大核心期刊”的定量评价之外,学术评价还需要藉助定性评价的方式,以探索更加科学与有效的学术评价。

当前,在定性评价的过程中,“三大文摘”(《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简称“人大复印资料”)等载体提供了基础性的评价依据。其中《新华文摘》将转载重点放在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尤其倾向于对前沿性、创新性的理论知识及实践方式的摘录。因其包含着综合性与广泛性的特征,所以被作为最权威的文摘类期刊,也深度参与了当前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学术评价,通常作为职称评定、科研奖励的重要依据。《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关注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研究成果,注重成果的思想性、前瞻性、批判性及创新性。《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则主要从学科发展角度关注高校文科领域的学术成果。“人大复印资料”的转载量(率)亦得到学术界和期刊界的认可,被认为是定性评价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将学科分为九大类,通过结合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大量学术期刊中进行整理加工、分类编辑,保证学术信息产品质量。“学术评价”板块每年会对外公布重要转载来源期刊、机构、作者,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提供评价研究和管理服务。

无论是“三大核心期刊”的定量评价,还是文摘类期刊的定性评价,其中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意味着学术评价不能简单地依靠某种某项指标或某种评价体系来完成,而应在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基础上,将重心放在学术成果的研究本体上,放在其对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的精确发现与实际解决上,不断促使评价维度由“单一”走向“复合”。此外,学术期刊的评价除了期刊内容评价之外,诸如编校质量、印刷质量、编辑团队建设、作者队伍建设等因素也应纳入到评价范围之中,不断增强评价标准的多元性与有效性。蒋重跃批评了当前学术评价中的“学术缺位”问题,认为不能用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本质来遮蔽学术的本质,“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学术发表,或者是学术评价,目前更应该关心的是它们的学术本质,而为了实现这个本质,就一定要超越学科畛域,追求知识创新。这是时代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沈固朝也指出了期刊评价与学术评价的错位问题:“期刊评价主要是针对载体的形式评价,学术评价主要是针对内容的价值评价,目的和性质不一,也就很难论及引领作用。对内容的评价至少要求评价者能读懂论文,对研究难度、论证水平等进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科学性、价值性、前沿性、学术贡献、学术特色等作出评判,最终得出对刊物整体水平的估测。”

因此,学术评价尽管对学术期刊有着深刻的导向作用,但因部分评价指标的缺失、标准的混杂以及思维意识的固化,在评价过程中也会使学术期刊走向歧途,无法以科学的、严谨的、负责的态度对待学术研究成果,产生人情化、圈子化、互惠化的弊病,久而久之必然会造成不良的学术之风。学术评价中唯有坚守学术本体,才能促进良好学术生态的建设和发展。

置于上述情境中,学术期刊应当主动出击,掌握在包括学术评价在内的各项学术活动中的主动权。在笔者看来,学术期刊作为重要的学术平台和学术纽带,通过组织、推动学术研究,发布、传播学术成果,事实上在策划选题、遴选稿件过程中也参与了学术评价。“三大文摘”以及“人大复印资料”同样如此。那么,面对日渐多样的学术评价体系,以高校学报为代表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如何在坚守办刊立场的基础上,有效地参与到学术评价之中,成为其当下期刊界与学术界所应思考的核心问题。在由单一评价向复合型评价转变时,学术期刊应不断激起渐趋沉睡的主体性。而主体性建构的关键即在评价体系中保持主动性,重视多维度、多视野评价的养成。

学术期刊在策划选题、遴选稿件以及确立自身特色的过程中,期刊的编者(编辑)无疑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张耀铭指出,一份优秀社科学术期刊的建设,“最重要的是期刊的编者肩负使命、铭记职责,透过内容的价值营造和学术语言的表达,体现出的一种特色、一种传统、一种境界、一种情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学术创新力、学术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这一方面强调了编者对于期刊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其实也向编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其本身不仅要做好稿件的评审、遴选工作,而且要在更高层面上保持对期刊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郭庆华把期刊编辑视为一种特殊的“工种”,认为“其行为与作用有着基本清晰的职业边界,编辑主体是依赖于合乎职业规定和需求的力量的投入及其效用而存在的。这种职业化的编辑主体力量,就是编辑力。”她在此提出的“编辑力”概念主要由“学术”与“技术”两个层面构成,学术期刊正是在学术与技术协同共进的编辑力中最终形成。所以,编辑在学术期刊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不仅要有自觉的审阅、编校稿件意识,而且还应具备专业理论知识的敏感性,能够深入洞察一篇文章的核心思想、论述思维以及论题价值等内容,充分发掘出一些有价值(特别是能产生社会价值)的论文,在提升学术期刊发文质量的同时,增进学术期刊对于学术评价的参与度,不断改变“以刊评文”的发展现状。从期刊来稿的角度说,许多综合学术期刊不再仅仅依靠自然来稿,而是通过与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的主动沟通与交流,积极把握学术热点和动态,在此基础上进行策划选题,充分发挥其对学术的规范与引导功能。正如刘曙光所指出的,学术期刊的责任在于“通过引入并推进学术规范和学术批评来建立学术诚信,培养良好学风;通过预见和洞察、通过策划和组织来引导学术潮流,优化学术生态”。

学术期刊正是通过开设专栏、策划选题等形式,积极参与学科布局,制定学科研究规范。比如《中国社会科学》开设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专栏即具有研究视野的开阔性与研究意识的前瞻性,同时也与政治建设、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社会问题紧密连结起来。无论是古典文化传统之当代意义的挖掘,还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的建构,抑或是对网络文学等新兴文化形态的探讨,其中融构的是富于启示性的话语表达与考辨性的思维阐发,不仅能够引领当前学术研究的动态方向,而且也呈现出对学术评价的自觉引导。

《北京社会科学》在2024年将主要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学、历史、哲学、法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组织策划选题,在其公布的29个选题方向中,第5条“地方(北京)经验与文学书写”、第7条“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第8条“与京津冀地区有关的历史、文化研究”和第13条“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研究”、第14条“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研究”,均能够深刻地传递出立足于北京地区文化建设、文学发展以及经济建设的研究特色,同时也反映出选题意识与时代发展建设需求之间的有机关联,能够促进当下学术评价体系的建构。

而《清华大学学报》、《澳门理工学报》等期刊参与学术评价的方式更为特别,它们长期推出关于学术评价、学术期刊发展等问题的研讨文章,论及学术评价的功能与性质、学术期刊的理念与责任,以及学术期刊与社会、文化、科技、传播的关系等诸多方面,为期刊界、学术界贡献了很多难能可贵的理论智慧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学术期刊应注重对学术成果的内容评价,这是学术评价的主体内核。沈固朝就将“内容”作为学术评价的主体,指出该评价“要求评价者(专业编辑和同行评审者)能够读懂论文的内容,能够从研究问题难易程度、专业知识掌握程度、论证水平、观点、方法和资料驾驭水平等等尺度进行论文的综合质量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性、价值性、前沿性、学术贡献、学术特色、风格、专长的比较,最终得出刊物整体的创新性、研究的多样性、争鸣性、价值性的判断。”此种评价显然不是引文数据、转载量(率)等定量评价能够胜任,其中需要的是期刊编辑和同行评议专家对论文内容的深刻理解,据此形成专业性与前瞻性的认识,而非简单依靠学术平台推送的数据。当然,定性评价本身也有其局限性,它“以专家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缺乏相关制度建设,缺乏程序的公开公正,评价结果容易受评议专家自身学识的局限,存在着主观偏见、利益驱使等诸多不确定性,缺乏客观性与可比性。”这就要求同行评议专家在定性评价过程中要坚守学术性与科学性,不能加入人情、利益等因素,始终追求客观公正的评价。学术期刊在对待学术成果时,应该从成果内容这一核心出发,重点挖掘其中所包含的学术创新性,呈现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学术期刊在参与学术评价过程中,还应注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类评价。众所周知,人文科学学科(文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等)以基础研究作为主体,其中的一些冷门学科与社会现实有所疏离,自然在被引率上相对较低;社会科学学科(政治性、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等)更加注重应用性与实际效应,与社会现实问题关系密切,比较容易制造学术热点,在引用率、转载率上相对较高,影响因子也随之增长。倘若完全按照同一个标准来对相差较大的两个学科进行评价,势必会造成认知的机械性与固定性,也会损害人文科学学科的发展积极性。诸如引用率、转载率、影响因子等要素所提供的更多的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价值,不能完全以此作为评价期刊质量高低的标准,更不能以此来评价学术期刊及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陈颖就看到了以影响因子为主要指标的期刊评价对学科发展带来的危害,指出“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类学术期刊,为了追求刊物影响因子,保持或挤进核心期刊行列,在论文取舍上,采取扬社会科学学科,抑人文学科的编辑方针,偏重刊用影响因子较高的社会科学论文,少刊甚至不刊人文学科论文,变相制造学术不公。”据此来说,我们今天不断倡导对基础学科以及冷门绝学的保护,其中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就是要改变以往不加分类地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进行评价,甚至完全依照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要求人文科学的评价方式,因为这种评价违背了科学规律,不仅无法促进学术期刊的良性健康发展,而且也深刻地阻碍了行之有效的学术评价标准的建立,对于学术研究同样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在信息技术不断更迭的今天,学术期刊参与学术评价的方式非常多样,总体上应该由“被动迎合”转向“主动参与”,不断确立自我的主体性。当然,学术评价及评价机构本身也有主体性,而若真正建立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之间的“互生”关系,就不能将两者的主体性视为独立的、平行的概念,而应在选题方向、内容评价、分类评价等层面实现资源互享与信息互通,特别是通过深度对话的方式与“三大核心”、“三大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评价体系在学术理解上保持同步,这样才既能够葆有学术评价的指导地位,又能充分发挥学术期刊对于学术研究的推动力,逐步形成聚合融通的“双重主体性”。还需强调的是,学术期刊在参与学术评价的过程中也不能将自我的价值扩大化,应当警惕由评价话语形成的“权威机制”,即不能从主体意识层面把自我视为学术话语的中心,完全凌驾于学术评价之上,而应作为一种学术交流的平台,回归到学术期刊的初心,既为学术研究者提供学术争鸣与对话的载体,又为学术评价创造一种良性空间,构建良好的、健康的学术共同体。

学术评价通过多种形式影响与引导学术期刊的发展,学术期刊参与学术评价的方式亦十分多样,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互动性与对话性,也只有在互动与对话中才能够形成良性的发展态势。按照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Polanyi)的理解,学术(科学)共同体包含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共同规范三个层面,其本身并没有外部力量与利益的驱使,主要在于个人兴趣和科学精神的激励。同样,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与学术创新也不是依靠所谓的权威期刊、核心期刊而形成,它必然建立在拥有共同精神意志与学术理念的学术共同体之上。正是依靠学术期刊、学术评价与学术研究之间的积极互动,良好的学术共同体才得以构建出来。

当前高校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科所实行的评价机制无疑存在着数量化、形式化、行政化的弊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充分激发研究者的思考与探索的积极性,使其由重数量、重数据、重引用的不良竞争,转变为追求学术质量、探求学术本质的本体意识,真正挖掘自我潜能、实现学术价值,成为高校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我们在建立学术评价机制的过程中,要重视学术共同体的关键作用及其所蕴藏的价值尺度,不断促进良好学术风气与学术生态的持续发展。许纪霖指出:“比较起同质化的外在评估体系,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评价体系按照不同学科的性质特点,可以是多元的,其价值评判尺度也因专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尽管较之行政化的外在评估来说,形成基于学科差异的多元评价机制困难重重,需要学术共同体的长期互动及知识累积,但如果一旦形成,便会成为行之有效的“行规”,为学术研究提供长足动力。原祖杰曾以现代期刊史上的《学衡》杂志作为研究核心,分析了办刊人的学术倾向对于学术期刊特色的决定作用,表明学术期刊要想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需要依靠的是其所依附的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只有根植于一个全球化的,独立、活跃、共享的学术共同体,才能使作为作者与读者的广大学者产生归依感,也只有在这样健康的学术生态之下,学术期刊才能担当起引领学术的使命。”学术期刊倘若由于过多地受制于外在因素而脱离学术共同体,不仅会影响学术生态的总体建设,而且也会极大地削弱学术期刊对于学术研究的引领作用。

学术评价同样也需要在良好学术共同体的维系之下才能发挥价值。在当前,追求量化的、行政化的学术评价机制存在很大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丢失了学术研究的责任感与主体性,甚至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获取资源、谋取利益的工具,这是利益驱使下形成的“共同体”,其中存在着诸多局限性。有学者把此种“共同体”视为“学术单位体”,认为它对于学术评价与学术生态产生阻碍甚至造成摧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必然要抛置“学术单位体”,在学术交流中自然形成,不仅能够承担起学术研究的责任,而且在学术评价上也秉持着独立的、饱含主体性的精神姿态,亦不会因个体或集体的利益而产生学术垄断或学术倦怠,能够确保学术评价效力的自觉发挥。无论是学术期刊的良性发展,还是学术评价的持续改善,都能够有力地促进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反过来说,良好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也能够通过确立一种长效机制,促进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的长足发展,二者之间是一种良性互生的关系,绝非人为制造的对立。正如冯琳所指出的:“学术共同体由志同道合、具有推动学术事业发展良好意愿的学者群体构成。他们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和研究兴趣,遵守共同的学术及行为规范,在相互交流和影响中推动学术共同体的良性发展。”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说,良好学术共同体应在坚持多学科发展的基础上,致力于保护基础学研究。多学科发展仍旧是综合学术期刊的本位和初心,对基础学科的扶持则是其发挥学术载体与交流功能的重要表现。在基础学科建设方面,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能够通过研究成果的遴选,保证基础学科成果的持续产出,而非淹没于热门学科的研究潮流之内。对于冷门的、偏僻的学科领域来说,其自身的发展更加不能离开学术期刊和学术评价的支持,这从深层次上指向的是学术共同体的关键作用。比如国家社科基金自2018年起设立的“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将研究领域放在对国家战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研究投入不足的基础学科、对文化传承具有重要价值而亟需抢救的濒危学科、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具有重要作用而有待加强的特色学科等,这是通过学术评价的方式保护绝学、冷门学科的表现,能够促进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的发展。“南大核心”2021—2022版专门推出“冷门绝学”期刊,包括《出土文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办)、《敦煌研究》(敦煌研究院主办)、《历史地理研究》(复旦大学、中国地理学会主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主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陕西师范大学主办)五种来源期刊,以及《敦煌学辑刊》(兰州大学主办)、《海交史研究》(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主办)两种扩展期刊,积极回应了国家关于保护冷门绝学的号召。

学术期刊应有意识地加强基础学科(尤其是冷门、偏僻学科)的保护,构建出良好的学术共同体。在这方面,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澳门理工学报》在“中西文化”栏目中持续推出宗教研究,对较为冷僻的宗教文献整理、史实爬梳和问题剖析用力颇深,逐渐累积了可观的成果,实乃功莫大焉。还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坚持开设相对冷门的“古典文明研究”、“古史新视野”等栏目,默默地推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良好学术共同体绝非是追逐短期效益、利益的组织或团体,必然要承担起学术责任,不能忽视濒危且有价值的学科。

学术共同体在跨学科研究的导向上亦能够产生积极作用,这之中离不开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的参与。“学术共同体是学术界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学术期刊必须符合学术共同体的基本属性,学术发表是属于专业领域的专业性活动,只有坚持专业人士做专业事情,才能把学术期刊办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所开设的“美学美育研究”、“信用研究”等栏目,尽管聚焦点在于美学美育研究、信用研究等学科问题,但所刊发的学术成果融合的是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化学等学科视野;“再解读”栏目意在通过重读文学经典作家作品,与已有研究形成历史性的对话,立足当下语境去重新解读经典作品的特质,特别是呈现经典特质对于当下时代发展的指导作用,表现出综合性的研究视野。

可以说,以学术期刊和学术评价为核心建立起的学术共同体在此扮演着“指挥员”的角色,不断引导学术研究的视野与方向,使其保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是建设学术共同体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个主体,以积极的、富于启发性的载体意识与评价行为促使良好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而良好的学术共同体则通过引导建立合理的、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反过来促进学术期刊的良性发展,使其不至于在利益面前迷失自我,不断维系学术生态系统的运行结构和生命机理。

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之间存在着一种饱含主体性的对话空间,尽管当前纷繁多样的学术评价对学术期刊产生引导作用,但这种引导不能在实践层面扭曲为一种强制性的“权力话语”,影响乃至束缚学术期刊的整体发展。学术评价应当抛置外在的、行政化、数量化的因素,在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以学术成果内容质量为本体的评价机制,合理引导学术期刊的发展方向。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其本身也不应被动接受学术评价(尤其是一些带有明显缺陷的、利益引导式的学术评价),而是要通过主动参与的方式以及融合性的视野不断完善自身的评价体系,同时也对学术评价产生作用力,将二者的关系由被动依附转为相互敞开。

在当前,学术期刊由于过多地迎合学术评价,它作为学术成果交流平台的功能被极度缩减,甚至完全丢失,这显然不利于学术期刊的长足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恢复与重构。学术期刊还应摆脱单一量化评价的束缚,在保持办刊特色的基础上,通过与各种学术体系、评价机制之间的互动,促进良好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唯有学术期刊、学术评价与学术共同体之间形成良性互生的发展态势,以高校学报为代表的综合学术期刊才能在多元的时代语境中找准定位,不断引领学术研究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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