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中美社科学术专著体系的比较与展望

☞美国的专著体系

○美国学者通常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六到十年内出版第一本专著，这是晋升副教授的主要条件。

○美国博士生在培训阶段通常需要三到四年时间来撰写博士学位论文。

○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为学者提供带薪学术假和额外研究资助，以支持专著的撰写和研究。

○与中国相比，美国大学体系更注重专著的生产，而中国的学术体系对专著的重视程度较低。

○美国的学术体系中，即使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专著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而不仅仅是历史、人类学和文学。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历史学已经高度社会科学化，许多历史专著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入门必读。

○美国的智库研究也重视专著的出版，如布鲁金斯学会每年出版大量专著。

○尽管文章对于掌握领域前沿至关重要，但美国的学术体系仍然强调专著的重要性，而中国学术体系在这方面相对保守，较少有研究成果成为必读的入门专著。

☞中国学术体系中的专著

○中国博士培养体系起初与美国相似，强调博士学位论文的重要性，但并未形成类似的专著传统。

○中国博士生面临学制短和学术行政管理体系的压力，导致博士论文写作时间被压缩。

○中国学术体系中对期刊论文的过度重视，导致博士生和学者在撰写专著方面的动力不足。

○中国高校晋升体系中对期刊论文的偏重，使得专著的价值被低估。

○ 中国学术管理体系采取“赶超”策略，重视学术产出效率，导致专著出版环境商业化。

○ 量化产出指标与国家科研经费挂钩，影响学校评级和学科评估，促使高校和学者更关注论文发表。

○中国社科学术体系需要重视专著的作用，以促进自主知识体系和学术水平的提升。

○尽管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资助项目鼓励专著出版，但量化产出要求仍是形成专著传统的障碍。

☞研究中国实际的专著问题

○中国社科学术领域缺少基于中国独特社会经济特点的专业化基础性专著，导致学术主体性不足，依赖国外著作。

○中国的实际与西方存在根本性差异，需要创作符合中国特色的重量级专著，而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理论。

○西方社会科学有其普适见解，但中国需基于自身实际进行理论创新，而非将中国的实际硬塞进西方理论框架。

○中国学术体系存在制度性障碍，如专著评价不高、出版困难等，限制了高质量专著的产生。

○中国学术评价体系过度重视论文发表，忽视了专著的学术价值，导致学术质量难以提升。

○中国学术体系需要改革，鼓励有分量的专著生产，以促进学术高质量发展。

☞美国专著学术体系的反面

○美国学术体制偏重主观理论研究，缺乏与客观经验研究的良好结合，倾向于二元对立而非中国式的二元互动或合一思维。

○西方主流学术采用理想类型建构模式，如韦伯的“理想类型”，将复杂历史实际简化为单一面向的逻辑整合模式。

○西方学术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导致理论与中国实际背离，如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和法学中的形式理性化体系。

○中国学术需要超越西方理论，结合马克思主义、实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和西方的实际。

○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存在过度理想化和逻辑化的问题，不符合实际复杂性，导致理论与中国实际不符。

○中国学术需要扎根于中国的实际，进行长期深入的扎实经验研究，以构建独立、严谨、求真的重量级专著学术和新理论。

○中国学术体系需要改革，鼓励有分量的专著生产，以提升学术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来说，广泛分布在高校学术评价和晋升体系中的“唯论文”现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术功利化、浮躁化的问题，已引起社会普遍关注。2018年9月10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明确提出，中国教育事业要“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人民网，2018）。中宣部和教育部在2022年5月联合印发的《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中，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的重要力量作用，承担起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任（新华社，2022）。在中国社科学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彻底破除“唯论文”现象已经成为学界和学术行政管理部门的共识。但对于高校如何破除“唯论文”现象，改革学术评价体系，真正推动学术高质量发展，各方还莫衷一是，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就极具现实价值和长远意义。　　　

本文认为，高校改革学术评价体系、推动社科学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在于对学术专著的重视。通过对比中美社科学术体系可以发现，其间至为关键的不同就在于学术专著。在美国，几乎每个学术专业领域最重要的文献都是以专著为主，几乎每个专业领域都可以数得出几十本入门者必须掌握的专著。研究生们的阅读书单几乎都是以专著而不是以文章为主。部分原因是，即便是如今已经偏重文章过于专著的学科，如经济学和社会学，其领军学者也罕见完全没有专著而仅有多篇文章，其最主要的作品大多仍然是专著而不是相对简短的学术论文。　　

中国的情况则基本相反，社科领域的基础文献较为少见是主要由中国学者自身有分量的专著组成的。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在教材领域使用，罕见具有深度和长远学术价值的专著。使用成熟的专著，则几乎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专著的中文译本，鲜有中国学者的专著。这方面，两大学术体系形成非常鲜明的对照。

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学者们的第一本专著一般源自其博士论文。首先，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博士生在其平均六七年的培训阶段中，会在通过候选试之后，花约三四年的时间来撰写其博士学位论文（Postgrad.com，“Studying a Ph.D.in the USA” ）。博士毕业到大学就职之后，大多会被要求于六七年中出版其第一本专著，这是评审晋升副教授（在一般公立大学拥有终身权）的最主要条件。也就是说，总体来看，一位青年学者共有约十年时间来完成其第一本专著(“Tenure in North America”)。另外，在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中，学者每七年都能享受一年的带薪“学术假”，不少人还能够另外争取到离职一年（或更多）的研究资助。　　　

将这样的制度与中国目前实际运作中的学术体系相比，其客观条件显然非常悬殊。美国大学体系中的注重专著生产和中国大学体系对专著的不太重视，形成鲜明的对照。　　　

固然，这不排除美国体系中也会产生学术水平较低的专著。本文作者之一黄宗智由于对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选题缺乏深层、稳定的长期动力，仅是为了获得加州大学的终身教职，勉强完成了关于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第一本专著，质量上绝对没有达到理想水平。到35岁前后方才找到自己真正关心的研究方向和重点，之后方才一贯集中研究和写作至今。可以说，黄宗智自身的经验为美国的专著写作体系既提供了其可能产生的不良效应的实例，也提供了其正面效果的实例。前者是被一个对其来说不太理想的专著议题困扰了将近十年时间的实例，后者则是受惠于其动力而完成了十三本关乎中国三大主题（农村社会经济、法律和司法实践、学术理论与方法）的专著。　　

有的人也许会对以上的论述有如下怀疑：今天的学术界已经和几十年前不太一样，在众多领域中，专著已经不再占据主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更普遍的学术论文，在多个领域都比专著重要；专著可能仅仅在历史、人类学以及文学等学科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已经几乎完全被学术论文所取代。譬如，美国大学的社会学系多允许用六篇学术论文来替代一本专著。那样的观点固然有一定的根据，但是，它忽视的是，在美国的学术环境中，在奠基性的基本文献中，成书的专著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仍然占到入门基础著作的最大部分，不仅人类学、文学和历史学明显如此，社会学乃至于经济学，也大多如此。例如，（历史）社会学中的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以及当代的迈克尔·曼的主要著作(Weber，1978；Mann，1986）。又如，经济学中经典的亚当·斯密的著作，加上现今的诺斯、科斯等的专著（Smith，1976；North，1981；Coase，1990）。实际是，相对简短的文章鲜有能够充分说明一个重要议题的分量。　　　

虽然如此，有的人也许还是会认为，比较保守的历史学其实和新颖的社会科学很不一样，更加恪守传统。这样的见解虽然相对符合当今中国的许多史学研究，但它忽视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历史学今非昔比，不再是以叙事性为主的学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高度社会科学化的学科，一般会被简单划归“社会科学”。其中，传统的叙事史早已占较低比例，而社会科学化的历史专著已占较大比例，而且相当数量已经成为各种社会科学领域入门必读的专著。同时，在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经典著作中，也多有关注历史演变的著作，上引的韦伯和曼、斯密和诺斯等的著作都是实例。对专著的重视甚至可见于美国的智库研究。美国布鲁金斯（Brookings）智库的研究人员常会根据自己的研究而出版专著，布鲁金斯甚至每年由其本身的出版社出版二三十本专著（周琪，2013）。这是在中国的智库中难见的作为，其部分原因是美国对专著的重视。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这一切不是说文章并不重要。掌握一个领域的基本文献之后，想要达到某些课题的最前沿，当然必须从专著转入最新的文章，在美国便是如此。但是，中国学术的不同在于，由于缺少社科化和现代专业化的专著，如其史学至今仍然比较保守地以叙事性史学为主，因此，较少有研究成果成为各社会科学领域中必读的入门专著。

中国的博士培养一开始采纳了与美国基本相同的学位论文制度。1981年正式施行、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规定，“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博士学位：

（一）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二）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三）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2023年8月提交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草案）》基本延续了同样的逻辑，除完成相关课程外，博士论文是衡量研究者的独立研究能力和取得创新性成果的关键因素，是获得博士学位的绝对必要条件 (《人民日报》，2023)。

在如此重视博士学位论文的初衷下，本应该顺理成章地形成与美国同样注重专著的传统。但实际并非如此，在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社科领域仍然没有形成以中国学者学术专著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研究生培养和学者研究仍然较多依赖西方专著和理论。　　

是什么限制了中国社科领域专著传统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是在实际运作中被严重压缩的博士论文写作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博士的学制普遍是3~4年（本科生直博为5年）。以四年制博士培养为例，需要在第1~1.5学年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语言课、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等课程。顺利的话，于第二学年末完成论文开题，第三学年一整年和第四学年的上半年集中撰写博士论文，最后半年内需要完成预答辩、匿名外审和正式答辩等程序。因此，对于四年制博士来说，最多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专注投入其博士论文的写作，而三年制博士撰写博士论文的时间会更短。一旦博士生超过学制还未能毕业，将无法获得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和住宿等生活保障，这也迫使博士生们尽可能地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学习任务。这与美国社会科学博士生平均三到四年的学位论文写作时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时间投入不足无疑是限制中国社科领域专著传统形成的重要因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社科领域的本科生如果选择从事研究事业，一般会直接从本科升入博士阶段，相当于中国的直博生。中国社科领域的直博生比例较低，绝大多数学生在攻读博士前要经历两到三年的硕士阶段。如果硕博阶段能够一以贯之地从事某一议题研究且硕博成果贯通，那么两个阶段加起来六七年的投入对于形成有分量的专著肯定有帮助。但就笔者的观察和体验，中国社科领域青年学者在硕、博两阶段的研究，普遍会因学校的变化、专业的兼跨、导师的影响以及对硕博士学位论文不同的要求等因素而缺乏贯通性。　

中国的学制本就限定了普遍短暂的博士培养时间，而实际运作中的一些制度又进一步压缩了这些时间。虽然《学位条例》规定获得博士学位的条件是通过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并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平，但学术行政管理部门在施行过程中采取了一种更为“科学主义”化的量化产出体系，将在SSCI和CSSCI期刊（或自定的与之水平相当的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设置为申请博士学位的必备前置条件，并且将其作为博士生评奖评优的重要考核指标。因此，博士生的论文任务并不仅止于撰写学位论文，还需要投入相当精力写作和发表期刊论文，这进一步压缩了博士论文写作的时间和精力。　　　

近年来，部分高校对强制博士生发表高水平期刊论文的规定有所反思，取消或者放宽了博士生必须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的要求。比如，上海交通大学在2021年修订了《关于申请授予博士学位的规定》，明确取消了发表学术论文的强制要求，将学位论文作为学位评定的主要依据（上海交通大学，2021）。但更多的高校则选择用模棱两可的方式来修改原本僵化的指标。比如，贵州大学2021年发布《贵州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办法》，以“创新性成果”取代原本必须发表期刊论文的硬性规定（贵州大学，2021）；中国政法大学2021年发布的《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高水平学术成果评审认定办法》，区分了符合学术规范的高水平学术成果和在正式出版的学术刊物发表的学术成果，借此放宽了必须发表论文的旧规定（中国政法大学，2021）。　　　

从长远目的来看，这些转变可能有利于博士生专注于学位论文写作，但在短时间内，这些规定并没有改变当前在实际运作中不重视专著的困境。一方面是因为，将学位论文作为衡量博士生学术水平的主要标准并没有引起全部高校的深层共鸣，许多高校仍然坚持原有的博士生毕业前必须发表两篇SSCI或CSSCI期刊论文的要求。换言之，作为培养单位的高校，仍然没有充分重视博士学位论文在博士生学术水平评价中应有的核心地位。　　　

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的学术行政管理体系中，仍然存在着其他忽视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因素。具体而言，博士生在毕业后谋求教职时，作为用人单位的高校，普遍将发表高水平期刊论文的数量而非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为衡量学者学术能力水平的关键标准。有些高校甚至直接将发表高水平期刊论文作为入职的必需条件，有些则会根据博士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的情况评定其入职后的待遇或给予其相应的补贴。迫于这一普遍的制度压力，博士生们为了在毕业后谋求一份待遇相对优厚的教职，就读期间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是比撰写一本有分量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更紧迫的事情。　　　

因此，中国相对短暂的社科博士培养和博士学位论文写作，并没有给予博士生充裕时间和足够动力去撰写一本有分量的博士论文。　　　

而就职后的博士，仍然无法跳出不重视专著的制度体系，也普遍缺乏制度动力来写作专著。高校对于教师的学术管理比对博士生更加“科学主义”化和形式主义化，其考核体系普遍在重视论文而非专著的体系下运作。作为用人单位的高校，不仅使用行政手段制定量化标准来评价教师的学术成果，而且使用合同方式将其量化要求转化为教师的自愿义务。高校一般通过内部文件明确规定职称晋升或取得长聘教席所必需的条件，并与教师签订协议，教师需要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单位所要求级别的成果，完不成可能被辞退或被降低薪酬等级。这看起来似乎与美国的终身权考核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具体条件大不相同。　　　

在中国，发表SSCI或CSSCI期刊论文是学术评价和晋升体制中的重头戏。一些高校晋升副教授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论文和著作（包括专著和译著）。达成该条件，需要发表4篇SSCI或CSSCI期刊论文，或者发表2篇SSCI或CSSCI期刊论文并出版一本专著或译著，但不能用两本专著替代4篇论文。换言之，在晋升评价体系中，可以只有论文，但不能只有专著；两篇论文即可等同于一本专著；而且，专著竟然仅与译著等值。而在专门针对于专著的评价体系中，获得国家或省部级项目资助出版的专著，其部分内容曾发表为SSCI或CSSCI期刊论文的专著，都会被赋予比普通专著更高的分值。当然，各高校的学术评价和晋升体系在细节上各有不同，但基本都赋予了高水平期刊论文以较重的分量。　　　

在这一系列的量化考核规则中，专著的价值被降低，完全不能与高水平期刊论文相提并论。但所有社科学者都应知道，撰写一本有分量的优秀专著所花费的时间和心血，要远高于发表两篇论文，当然也更高于翻译专著。如此高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却得不到评价体系的公平对待，这就促使青年学者为了留任和晋升，不得不在就职后继续追逐论文发表或将博士学位论文草率出版，难以像美国学者一样在就职后再投入六七年时间将博士学位论文打磨成一部有分量的专著；或者，宁愿出版译著，也没有足够动力投入自己的专著写作。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为什么中美同是基于学位论文的博士培养制度，却发展出不同的学术价值体系？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学术管理体系在过往的较长时间内有意无意中采取了一种“赶超”的发展进路，特别看重学术的“投入-产出”比率。一方面，学术专著的出版环境高度商业化，只需缴纳出版费，不需要经过实质性的学术评审。而核心期刊论文发表要经过较为严格的同行匿名评审，且阅读和引用数量完全可视化（吴薇，2023）。因此，对于学术行政管理部门来说，使用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发表档次来衡量学者的学术水平，是更可靠和更有效率的方式。另一方面，量化产出的指标不仅被视作衡量学者学术水平的标准，更与国家划拨科研经费直接挂钩，几乎影响到所有与学校评级和学科评估相关的事项。以教育部组织的五轮学科评估为例，“高水平论文数”与“高被引论文数目”都是衡量学校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而学科评估的结果又关系到教育经费、招生名额等一系列问题。由此，高校为得到更多的资源，不得不通过细化考核指标、严格考核要求来敦促教师和博士生们投入到最具价值和效率的论文写作和发表中去，甚至通过给予发表高水平期刊论文以畸重的物质奖励来刺激青年学者。青年学者们面对着重重的制度压力，不免缺乏撰写专著的动力，也越发倾向于发表论文这一更经济的做法，学界甚至形成了“不发表（论文），就出局”的学术氛围。　　　

当然，以上的讨论并不是说中国的社科学术体系不需要论文或者论文不重要，但专著是深耕某一领域或重要议题的成果，重量级专著在深挖经验证据、建立更符合实际的系统性理论概括方面的建树以及对本领域的奠基性作用，是单篇论文所不能比拟的。而现在中国社科领域专著传统的缺乏，已经使本意在“赶超”的学术体系处于世界上相对落后的地位，这是必须引起学术行政管理部门和青年学者们充分关注的客观事实。　　　

不能忽略的是，中国目前的社科学术体系中也有鼓励优秀专著的契机。比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都是专门扶持专著成果出版的项目，而且其中明确规定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成果必须在博士毕业三年后才能申请。这个硬性规定的意图是鼓励新毕业的博士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认真打磨成优秀的专著。再如，一些高校和社科院设有专著出版资助机制，或者在考核和晋升体系中将出版专著作为硬性要求。这些举措都有助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但也必须重视前述那些量化产出要求对于形成这一体系所造成的阻力。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革以量化产出为基础的学术评价体系，真正扶持有创新性的重量级研究，所谓的“赶超”意图将反而使中国社科学术陷于落后的境地。

由于中国仍然缺少自主创造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化基础性专著，几乎所有的社科学术领域的学科基础仍依赖国外的专著，缺少基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特点的基础性专著文献。这就意味中国的学术仍然处于一种主体性不足的状态，大多要以引进的著作为出发点。　　　

中国的实际与西方有诸多根本性的不同，非常有必要认真创作基于中国“特色”的重量级专著。学术研究如果脱离中国特色的实际，便谈不上真正认识中国，只可能将西方许多不同于中国实际的预设前提和理论强加于中国，将中国的实际硬塞进西方的理论框架来认识和理解。

西方的社会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可以认作“普适”的见解——中国固然需要掌握那样的文献，但我们绝对不可将中国的实际完全塞入西方的认识框架和前提来理解。黄宗智长期以来一直倡议，中国学术写作需要与西方的理论对话，要借助与其的对话来修改、重塑并创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但如果仅是引进和借用西方理论，大多只能产生脱离中国实际的著作。　　　

这不仅是一个知识上的问题，更是思维方式上的问题。譬如，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基本思维迄今仍然将人类社会等同于牛顿物理学世界的宇宙观来认识和理解，强调的是一推一拉的关系，而不是更符合人类社会（和生物世界）实际的双向互动的二元或多元关系。它坚决将人类与自然世界硬塞进机械世界的一推一拉模式，将双向互动设定为单向推拉。那样的研究，即便对西方来说，都只可能是片面化的。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黄宗智、高原，2015）。可以说，那样的西方式研究基本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中国的实际，就连西方自身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这是西方主流社科学术总体的一个关键弱点。我们绝对不可仅仅依赖那样的西方学术，来替代中国自身应该做的有分量的专著研究。　　　

但如今的中国学术体系不仅忽视了专著的奠基性，还在有意无意中已经形成了一个限制有分量的专著写作的制度化学术体系。如上所述，目前，在普遍被适用的学术评价体系中，一本专著仅仅相当于两篇文章，或与翻译一本西方专著等值。　　　

另外，目前已出版的专著普遍与专著应有的学术水平有差距。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出版社基本没有系统的学术评价体系，没有制定专业化评审制度。在中国，出专著与否主要的考虑是费用问题。青年学者大多依赖项目资金来支付出版费用，等于是凭借自己争得的学术奖励来“购买”专著的出版。不然，便需要自己支付。如此，进一步阻碍了专著的写作，形成了一个难以产生高学术质量专著的实际运作体系。在那样的条件下，青中年学者们等于被迫采纳以单篇文章为主的学术发表道路，不会也不太可能认真投入真正有分量的专著的写作。　　　

正因为如此，才会陷入如今要么无视专著，要么以西方（主要是英语的）经典和专著为主的实际运作状态。这在有意无意中，限定了中国学术处于次级水平的实际。总共投入才一两年时间的专著，大多仅仅相当于两篇文章或一本译作的“专著”，怎么可能达到美国学术界一般耗费十年左右时间由博士论文进一步深入、打磨成专著的水平？　　　

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中国学术研究，即便是关于中国自身的研究，亦即在中国研究者具有独特的感性认识和语言资料方面等优势的领域，也处于需要借助西方的“先进”和重量级专著的尴尬处境。在研究生们的培养中，要么欠缺基础专著阅读的训练，要么只能阅读几乎是“引进”的专著。　　　

如上所述，此中的关键不完全在于有意识的抉择，而是在于一些有意无意的行政管理体系化行为。从后者的角度考虑，美国那样平均花费十年时间完成一本专著的体制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体系。从那些学术行政管理部门所关心的“赶超”目的来考虑，乃是个不实际、花费远高于成果的划不来的投入。其隐含的部分逻辑是，凭借如此低效的产出，怎可能实现“赶超”目的？　　　

正因为如此，即便施行的是与美国相似的博士培养学术制度，但在实际运作中有意无意地制造了如今压抑有分量的专著写作的学术体系。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名青年学者，无论多么优秀多么勤奋，怎么可能写出美国学者那样的“十年磨一剑”的高质量专著？即便想做，也要面临生存问题。即便做到了，怎么可能在现有制度化的体系中找到出版的门路？怎么可能获得或保持自己在高等院校的职位？ 　　　

学者们普遍以发表论文为主的体系，怎么能与鼓励十年磨一本专著的学术体系相比拟？上文已经说明，即便是关于中国自身问题的学术研究如今也陷入这种制度性的、难以实质提高学术质量的困境。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学术必须改革目前不重视专著的学术体系，创建一个能够鼓励有分量的专著生产的学术体系，真正推动学术高质量发展。不然，其整体学术水平难以超越以重量级专著为主的学术体系。

以上论析了美国专著学术体制高投入、高水平的优点，但从生产中国自身的高质量专著来考虑，我们也需要同时看到美国体制的弱点。一言以蔽之的话，美国的“主流”学术研究广泛偏重主观理论研究大于客观经验研究，罕见两者的良好结合。它的思维偏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远大于中国式的二元互动，乃至于二元合一的思维。前者的优点是偏重单一面的实际以便建构理想化的、逻辑上前后一贯的理论模式。那是美国主流的研究进路。　

“主流”的形式主义经济学、法学、社会学，都是那样的认识进路的实例。这模仿的是西方社科领域影响最大的韦伯型的“理想类型”建构模式，将形式主义理性的理想类型设定为有史以来最佳的模式。譬如，首先是将法律模式（对经济体系的论析也采纳类似的做法）划归四大理想类型——形式非理性、实质非理性、实质理性、形式理性。其中，将形式理性设定为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优类型。借此，将复杂、多元多面的历史实际塞进被简单化和单一面化，但逻辑上整合的 “理想类型”。而且，在将西方与其他文明对比之后，韦伯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将该四大类型进一步简化，构建为二元对立的西方形式化理性相对非西方的实质非理性两大类型（Weber，1978，v.2：641-1005）。　　

《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

以上进路代表的是今天西方社科理论的“主流”，以高度形式化的法学和经济学为代表，以及所有凭借逻辑上整合的“理想类型”理论模式的研究。长期以来，那样的研究一直占据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主流地位，还被西方国家政权有意识地采纳为其主导意识形态。　　　

这样的意识形态是美国专著学术的偏见和弱点的主要来源。譬如，经济学上设定人都是“理性经济人”，或设定市场经济必定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无视其他可能，如中国农村长期以来以生存为主要目的之一的实际，以及城乡间的不平等交换，内卷型的农业商业化（如棉花经济）（黄宗智，2023c、d）。又譬如，法学上设定法律必须逻辑上前后一贯，必须是一个高度形式理性化的体系，而完全无视生活实际中的非逻辑性，也无视历史上长期作为东亚国家典范的中华法系广泛地同时依赖正式、非正式和半正式正义体系的司法传统（黄宗智，2014）。　　　

实际上，现代西方那样的逻辑化抽象明显不符合经验实际，不能代表其自身的复杂性，只能代表实际的单一面。它不容纳二元互动、二元合一等明显普遍存在的实际。在这方面，中国长期以来的阴阳乾坤宇宙观，偏重二元互动合一而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包括主客观的互动合一的基本思维，其实是一个更符合实际的建构。　　　

单一元建构的问题首先是对西方自身经验的过分理想化、逻辑化虚构，深深塑造和支配着西方主流学术。将那样简单化了的、单一面的理论套用于中国实际，加剧了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的背离，导致了广泛地将西方单一面化的理论硬套中国众多的（相比西方而言）的“悖论”实际，硬将不可能在逻辑上整合的实际进行逻辑化，将西方对其自身的实际也单一面化的模式来硬套与其更加格格不入的中国实际。这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不符合西方的实际。正因为如此，我们学习西方的理论传统，必须兼及马克思主义、实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才有可能超越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单一面化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我们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丑恶面，实质主义理论协助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后现代主义帮助我们认识主流形式主义对真实的片面化话语虚构（黄宗智，2023e)。　　

而且，正是在那样的强烈形式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下，导致了一系列几乎不可思议地强加于他人的错误抉择。譬如，将西方的民主模式，包括被“理论化”的“公众领域”和 “市民社会”理论，从其复杂多维的历史背景抽离出来简单硬套于后共产主义的苏联和东欧。其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如此强大，乃至于促使后者中的大部分国家在其指引下，自愿采纳那样的模式来试图建构与西方同样的（后社会主义）“民主”政经体系，结果是整个区域的长期衰败和落后。　　　

在关于中国的研究方面，也存在类似的倾向，也可以看到西方理论对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促使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广泛响应“公众领域”和 “市民社会”呼声的研究，特别清晰地体现于关乎中国商会的研究领域，也包括对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的研究，更包括对中国总体走向的设想（赵珊，2023）。　　　

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对中国自身问题的论析，那样的进路也展示了同样的巨大影响。实际上，在至为关键的经济学领域，西方的主流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力甚至比在其来源地美国的影响还要大。具体表现是在中国某顶尖高校经济学院的学术评估体系中，发表在英语七大自由主义期刊（其中六份是美国的，一份是英国的）文章一篇有20分的分值，而中国的顶级学刊《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研究》的文章则才一篇4分，要五篇才能相当于其一篇（黄宗智，2023a）。这样，在中国的学术体制中，实际上已经意外和吊诡地将在美国占据“主流”的形式主义理论置于支配地位，甚至在经济学界形成远比其在美国更高度一统化的局面（黄宗智，2023a）。　　　

更有甚者，如此的单维化和二元对立化一旦与中国本土感情和自尊结合，还会导致一些特别古怪别扭的结果。这方面一个突出的实例是：依据西方的（自大）标准来争论中国与其的同等性或更加优越性。譬如，在史学和社会科学界一度影响巨大的“大分流”的论述观点下，争论18世纪中国在市场和经济发展程度上，包括农业和一般人民生活水平上都相等或超越于西方。那是一种怪异的、试图借助西方的理论模式来争论中国与其相等，甚或比其更优越、更先进的复杂别扭建构，与历史实际相去很远。但是，由于那样的“理论”模式的中西等同论（或中国优越论）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一些人的深层自尊愿望，吸引了不少中国学者，一度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在美国则形成一种貌似新颖和激进的对之前的西方自大主流思想的挑战，借此也争取到不少人的共鸣。　　　

如今，倡议大分流的几位主要学者，特别是彭慕兰和李伯重，面对新近关于荷兰和英格兰的扎实经验研究（包括李伯重自己的研究），已经承认自己之前的论点是错误的，改称西中方的“大分流”需要提前到1700年。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二位仍然试图坚持，在农业领域，18世纪中国的劳均收入依然高于西方（黄宗智，2023b）。在当时英国和中国人地比例差距不止百倍的实际下，这简直是个完全无稽的空想。原来，其立论依据是将长三角从事纺织的农村家庭妇女从棉花—纱—布结合的家庭农业抽离出来，不可思议地将其按照今日的国民经济计算法划归非农业的“第三产业”服务业。据此，仅将农村男子纳入其农业劳均报酬的计算，因而得出1700年前后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劳均报酬要高于英国和荷兰的无稽“结论”（黄宗智，2023b）。　　　

时至今日，中国学术非常需要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研究和理论概括，既超越西方的自大学术，也超越中国的自大学术。我们需要的是独立、严谨、扎实、求真的重量级中国专著学术和新理论建构，借此来构建不仅是能够理解中国自身的真实的学术，也是能够理解西方的真实的学术。　　

这样的学术，绝对不是仅凭短时间内完成的粗浅博士学位论文和轻浮专著所可能产生的。它需要长期深入的扎实经验研究并具有中国主体性和独特认识的专著（和专著体系）来实现。

由于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国今天既是有意也是无意地将中国自身的学术水平限定于次级的地位。如今，博士生和青年学者培训制度，已经被违背初衷地改组为实际上有所限制重量级专著而偏重相对简短学刊文章的写作的制度。这样下去，中国的学术将长期缺乏能够形成学术体系的重量级专著。如此的作为等于掏空了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学术的核心，难以突破目前的学术困境。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国家应该明确设定建立结合中国实际的重量级专著研究与新型社科理论创建的目标。由于过去一贯将理论和经验研究一分为二，将理论设定为孤立的专业而与经验研究分割开来，将其划归专门处理理论的研究部门来进行孤立的、单一维的“理论”“专业”研究，以至目前严重缺乏能够结合、打通两者的学术研究人员。今天，在初始阶段，可以有意识地结合两种人员来联合研究，但同时要关注并系统培训能够兼顾两者的新一代研究人员。　　

同时，应设立众多以此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机构，包括高等院校的研究院或所、室，以及政府和党的研究机构等。其重点应该包括掌握西方的现有主流和非主流理论，不是为了仿效或照抄，而是要通过中国的实际和实践来检验那些理论，既要洞察到其理论贡献，更要掌握其不足，借此来建立中国自身符合其实际的理论。在这方面，西方的非主流或反主流理论是十分有用的资源，尤其可以借助。

还要建立多元化、综合性的学术评价体系，包括完善专著出版的学术评价和出版资助体系、设立更多专著奖励体系等。其重点是不以量化数量的多少，而以实质学术水准为判断标准。　　　

这样才有可能逐步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和特色的、新型的、结合理论探索与扎实经验研究的专著，借此来推进、提高中国学术研究的分量和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权。那样的新理论和新专著应该不仅符合、适用于中国的实际和实践，更能推进中国对西方认识和了解的深度，突破西方主流形式化理论脱离实际和偏重主观单一维的弱点。这才是未来中国应该具有的“国际一流”社科学术。　　

国家应该为这样的新型学术和重量级专著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激励，系统培养有能力的学者来从事如此的研究。这样才可能创建真正符合中国长期发展需要的结合理论与经验、理论与实践的学术研究，克服目前低水平社科学术研究的问题，建构中国自主的社科知识体系，推动中国社科学术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谨与中国的和跨越中西分歧的学术界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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