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心理学学科十年发展综述及评价（2009 — 2018年）

由于心理学学科在国家社会、经济、文化乃至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其所肩负的期望值越来越高。1999年，科技部组织制定“全国基础研究‘十五’计划和2015年远景规划”，将心理学确定为十八个优先发展的基础学科之一。2000年，国务院又将心理学列为国家一级学科，使之正式进入我国主要学科建设行列，从顶层设计上大力推动心理学学科建设的蓬勃发展。相应地，国家对心理学学科的经费投入较上一个十年有了跨越式的增长。从承担科研课题的情况看，在2009—2018年期间，30家头部心理学科研机构获得科研经费123964万元，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更是分别获得了超过亿元的经费支持。但其中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项目经费（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总和是8565万元，仅占经费总额的6.91%。在课题立项的数量方面，心理学人文社科取向的课题数量也显著低于自然科学取向的数量。数据显示，十年间这30家头部机构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1项，其中重大项目18项，重点项目7项，一般项目126项；获批教育部项目371项，其中重大项目23项，一般项目348项。两类项目总和522项，而上述机构在同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总数则高达2013项，前者仅为后者的26%。而且这十年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教育部项目的逐年立项数量基本持平，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量则呈阶梯式增长，由2009年的126项增长到2011年的174项，再到2014年的209项，直至2018年激增到231项。经费与课题数量两项指标的对比与变化反映出中国心理学学科整体向自然科学偏移的大趋势。

随着互联网产业和数智技术的繁荣孕育了多种多样的研究工具，以及要求将学理研究与现实场景应用结合的呼声日益高涨，心理学愈加强调跨领域、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新范式，并逐渐走出实验室，在工商业、社会服务、身心健康与大众文化等领域均有一席之地。在学科整体实力方面，综合教育部四次学科评估和“双一流”建设学科情况，各机构的心理学学科处于上升态势，排名次序总体稳定，较靠前的多为师范大学，在头部心理学科研机构的前11名中，占比63.6%。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在科研生产力和学术影响力方面居于优势地位，但其他机构也拥有自身的亮点和优势。

这一时期，国内心理学学科的总体学术人口数量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根据教育部社科司编著的《全国高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数据，2009—2018年间，心理学的学术总人口数量从4533人增长到8673人，人数接近翻倍，年度平均涨幅414人。心理学学术人口的代际更新也呈现出老中青三代交替的态势。但是学术人口初始基数小、增长速度慢制约了心理学学科和相关行业的整体充分发展。虽然在十年中心理学学科的学术人口几乎翻倍，但其在社会科学总体学术人口中的占比恒定地保持在1%左右，每年的增幅也只占总体人口增幅的1%左右。从总体来看，心理学研究者在主要社会科学学科群中依然属于小众群体。尽管社会上有对心理学知识与服务的巨大需求，然而心理学学科自身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规律，以及心理学相关就业市场培育发展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各机构心理学本科生、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在短时间内很难大幅度提升。从各个学科学术人口的年度流变态势中可以看出，所有学科总人口的年度流变特征基本相同。这似乎表明，学术人口的流变并不受学科自身发展特点制约，而是在国家相关政策和行政规划的调节下整齐变化，心理学学术人口数量的流变也符合这一特征。总之，相较于其他学科在学术影响力、学科经费与总体学术人口数量等方面的表现，中国心理学学科的整体建设水平还有待加强。

2009年以来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另一特征是积极同国际接轨，深度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继2004年第二十八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之后，第十三届国际理论心理学大会（2009年）等世界级会议陆续在国内举行。中国学者发表的英文心理学论文大幅增多。以年为单位，对SCI/SSCI数据库中1921—2021年发表的心理学论文数量进行统计，可以发现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总发文量在3.5万篇左右。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心理学者发表在国外期刊上的论文数量甚少，但从1991年开始，中国的英文心理学论文数量开始成倍增长，特别是近十年的发文量占到中国心理学总发文量的82%左右，是之前九十年发文量总和的4倍多。来自中国的心理学论文总量年度排名已经从2009年的世界排名第10位，上升到2018年的世界排名第6位。具体而言，2009—2018年期间，国内共有2153家机构（含国外合作机构）的15950篇英文论文发表在1579个被SSCI和A&HCI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上。其中，有6种期刊发表的中国学者论文数量超过了300篇。在发文机构方面，SSCI和A&HCI来源期刊数据显示，香港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分列全国和内地机构论文发表量榜首。这表明中国心理学正逐步融入乃至重塑国际心理学知识生产体系与研究势力格局，成为全球心理学版图中愈加重要的一极，中国心理学者的工作日益被世界同行看见和认可。

在中文学术论著发表数量的整体变化方面，2009—2018年期间，心理学学科的总体科研生产力较前一阶段表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不仅成果质量与数量均显著增加，而且在内容构成方面也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根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资源库”提供的数据，仅该时期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以下简称“CSSCI”)收录的7家心理学刊物就发表了9245篇心理学论文。但也要注意的是，这一数值占此期间心理学CSSCI来源期刊(以下简称“C刊”)论文发表总量的77.34%。它表明中文心理学论文在国内的发表途径仍比较狭窄，除了心理学专业期刊外，综合类C刊发表心理学论文的数量相对较少。就发文总量前三名而言，《心理科学》共发表2652篇论文，《心理科学进展》共发表1959篇，《心理学报》共发表1299篇。

但值得关注的是，国内30家头部机构的C刊发文量在2009—2018年期间呈下降趋势，而且总体发文量越大的机构，其下降幅度越大。这一整体趋势与C刊论文总体发文量自2010年以来持续减少的趋势高度拟合。具体而言，2009—2018年期间，头部机构以第一作者在C刊发文总量为7513篇，这些机构代表了中国心理学的主要学术生产力来源。如果把2009—2018年均分成两段，那么后半段比前半段的头部机构发文总量下挫22%。但上述机构的SSCI和A&HCI来源期刊发文量总体上升比例却达到了175%。这个数量的一减一增，显示出中国心理学近年来一直努力与国际接轨的趋向，也反映了宏观政策和机构管理制度在促进外文论文发表方面的激励和导向作用。中英文论文数量变化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但其中的因果关系可能比较复杂：有可能是因为在政策引导下，更多优质研究成果被投稿到了外文期刊，所以C刊发表的心理学论文总量相应减少了；也有可能是因为C刊逐渐压缩了心理学论文的刊发量或者调增了单篇论文篇幅，导致期刊容量减少，所以更多的研究者不得不将自己的成果投稿到外文期刊。与C刊发文量明显减少形成对比的是，30家头部机构在属于中国大陆长时段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期刊群(以下简称“C100”)的刊物上发表的高质量论文数量几乎保持年度持平。将这一数据与上述分析结合，我们有理由认为，国内心理学研究者依然倾向于将优质论文投稿给C刊，尤其是C100刊物。与此同时，这十年间，心理学研究者对创作专著的热情呈下降态势，在6本入选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Chinese Book Citation Index，简称“CBKCI”）的专著(以下简称“C书”)中，2014年后出版的仅有1本。专著的写作和出版周期都比较长，如果在成果认定和科研奖励方面没有高于论文的力度，势必挫伤研究者的热情与投入。

综合分析头部机构在科研生产能力、学术影响力、学科队伍与活跃度、学术象征资本与影响力，以及教学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数据，结果显示不同机构在不同指标方面均具有各自的优势特色。在科研生产能力方面，C刊发文量前三名为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C100发文量前三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SSCI和A&HCI来源期刊发文量前三名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均在500篇以上；但在入选C书的专著数量上，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数量均为1，其余高校为0。成果被引数是评价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如果将被引权重分别设为C100占40%，CSSCI占30%，SSCI和A&HCI占20%，C书占10%，那么学术影响力位居前五的机构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西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在学科队伍方面，人数最多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高达133人，其次是中国科学院，有124人；其余机构的人数基本在19—80人之间摆动，也存在人数仅为个位数的机构。综合分析师资力量、人均成果数量以及高产作者成果数量等参数，可以反映学科队伍的活跃情况，亦即某机构全部人员参与学术创造的积极性与效率。我们可以将活跃度操作性地界定为发表论文的在职教师人数占机构总人数的比例。据此，一些综合实力较强的机构却显示出相对较低的活跃度水平，如北京师范大学（0.38）、北京大学（0.22）、中山大学（0.16）等；而部分综合实力排名相对并不很靠前的机构则表现出较高的活跃度，如广州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在职教师C刊发文总量排名前三名的机构是中国科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但人均发文量最高的却是广州大学，23人发文98篇，人均4.26篇；上海师范大学紧随其后，36人发文153篇，人均4.25篇；南京大学位居第三，10人发文40篇，人均4篇。这一反差表明尽管优势机构拥有庞大的学科队伍规模，但对其整体成果作出实际贡献的在职人员却可能相对集中。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数据仅统计了在职教师C刊发文量，有些机构可能更重视国际英文发表，导致其活跃度未能得到全面展现。比如，北京大学SSCI和A&HCI来源期刊人均发文量（11.22篇）就名列前茅，与浙江大学（13.57篇）和南京大学（11.5篇）鼎足而三。

在学术象征资本与影响力方面，除了教指委成员的分布相对比较平均之外，其他人才荣誉，比如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教学名师、国家高层次人才等，都比较集中地分布在传统意义上心理学学科实力较强的机构。人文社科取向的心理学获得国家级奖项的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2009—2018年间，入选国家哲社成果文库的心理学成果总数是0；其他类型奖项的获奖结果显示，除了华南师范大学以外，其余高校在人文社科领域奖项申报方面的投入和产出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这再一次印证了中国心理学研究在人文社科取向上的萎缩态势。

学科的设置可以反映对特定研究领域和研究层次的重视情况。根据万方数据库的学科分类，结合Web of Science的心理学学科分类，心理学二级学科包含六个方向：心理学综合、生理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学。

在心理学综合领域，C刊发文量位列前十名的机构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其中，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的C刊发文量在200篇以上，优势显著。心理学综合领域在C刊发文的关键词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生、青少年、效度、信度、心理健康、心理学、自尊、抑郁、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情绪、具身认知、事件相关电位等关键词的出现频率位居前列，而且这些热词频率与机构的研究方向高度相关。比如，与西南大学相关的热词有：“事件相关电位”（11次）、“神经机制”（9次）、“心理健康”（8次），因其拥有国家重点学科二级学科——基础心理学，故在心理学的脑神经机制方面研究实力雄厚。

在生理心理学领域，C刊发文量位列前十名的机构分别是西南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其中，西南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发文量在40篇以上，位列第一方阵。对该领域C刊发文的关键词出现频率的统计显示：神经机制、抑郁、抑郁症、应激、性别差异、脑机制等关键词位居前列。

在实验心理学领域，C刊发文量位列前十名的机构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前三所高校发文量均在200篇以上，优势显著。该领域出现频率位居前列的关键词是：眼动、情绪、工作记忆、事件相关电位、大学生、神经机制、ERP、信度、注意、注意偏向、认知诊断等。

在发展与教育心理学领域，C刊发文量位列前十名的机构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并列第10名）、天津师范大学（并列第10名）。其中前三名的发文量在100篇以上，优势明显。该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包括：青少年、大学生、儿童、自尊、幼儿、抑郁、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心理理论、流动儿童、中学生等。

在临床心理学领域，C刊发文量位列前十名的机构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广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发文量在20篇以上，位列第一方阵，但各机构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自闭症、自闭症儿童、心理学、心理健康素质、青少年等是该领域的高频关键词。

在应用与社会心理学领域，C刊发文量位列前十名的机构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苏州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的发文量在100篇以上，位列第一方阵。心理健康、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情绪、组织公民行为、幸福感、社会支持、决策、自尊、刻板印象、工作满意度、元分析、调节效应等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居于前列。

综观二级学科的发展状况，心理学综合和实验心理学领域的总体发文量最高，分别达到2622篇和2119篇，应用与社会心理学（1229篇）、发展与教育心理学（1208篇）领域的总体发文量居于第二方阵；而生理心理学（308篇）、临床心理学（109篇）的总体发文量则断崖式下跌，处于末位。各二级学科领域发表文章数量的多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领域的总体发展状况，及其研究者数量和研究资源投入的多寡。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推断，心理学综合、实验心理学表现出最强势头，应用与社会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位居次席，生理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的发展状况相对较弱。这表明心理学各二级学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部分原因在于主流心理学总体上倾向于自然科学，强调实证研究。实验心理学以及包含了实验心理学的心理学综合都受到广泛重视。应用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则因为得到国家有关部门与政策的扶持，发展势头良好。而生理心理学侧重神经和脑的形态与功能研究，可能会受以社会科学为主的C刊发表限制，临床心理学强调实务应用而非论文发表，这些原因或许导致了两者在发文量上的相对落后。

从高频关键词的出现频次来看，心理学各二级学科展现出比较明显的学科交叉融合趋向，如“大学生”是心理学综合、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以及应用与社会心理学共同的“被试”，“青少年”则是心理学综合以及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重点研究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理学的想象力是如何被其研究对象限定的，身处大学的研究者更倾向于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将身边的大学生作为“被试”，乃至进而把对他们的研究结论推广到更为广泛的人群。由此对儿童心理发展以及老年人认知衰退等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乃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身份构成更为广泛的人群之心理诉求的探索，还有待心理学者给予更多的关注。此外，解析抑郁/抑郁症、自闭/自闭症的神经机制等则是生理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研究的热点。

通过分析二级学科下细分领域的主要与次要主题词可以发现，心理学C刊论文展现了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不断增多的趋向。在“实证研究”“心理健康”等领域的拓展中，研究者表现出更多的理论兴趣，但这种探讨常侧重于局部理论的引介或验证，原创性的以及整体考察心理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及其伦理—政治关切的理论研究尚待加强。“心理学视野”“具身认知”“胡塞尔”“现象学”“文化心理学”等高度理论化的次要主题词在这十年间的出现频次呈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一些学者对基础理论问题及其应用的重视，然而因其仅属于次要主题词，这种重视往往只能依附于心理学的主流方向而存在。

2009—2018年间，一批被频繁引用的重要论著成为中国心理学学科发展的支援性背景和推动力。它们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包括心理学的基础理论、方法论与实践应用等领域。在C刊收录的心理学论文对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引用方面，儒家先秦经典《论语》和《孟子》分别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被引频次分别是18次和13次，其次是儒家宋明理学经典。尽管如此，与现代经典文献相比，古代经典被引频次相对较低。这意味着中国心理学仍需要深思如何加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实现两者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引用中国现代经典文献方面，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引用频次最高，达到了38次。此外，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释太虚的《太虚大师全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和林语堂的《中国人》等著作被引频次相对靠前，但最高也仅有10次。这反映了中国心理学者对中华文化、中国人、中国哲学等本土议题的兴趣，但同时也明显表现心理学内部缺乏自身独创的经典理论和响应新时代要求的新经典。

《乡土中国》

CSSCI收录的心理学论文所引用的中国当代经典文献涉猎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我们按照工具书、方法类文献、教材和研究性著作这四种类别进行分析。在心理学工具书中，《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初版/增订版）》《心理学大辞典》和《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等是中国当代心理学研究重要的参考工具书；在心理学方法类文献中，《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分析》《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等是十年间心理学量化研究被引用最广泛的文献。这展现了中国心理学学科对量化研究的重视，以及对统计技术使用规范性的强调。当代中国学者编著的心理学教材被引频次也较高，说明本土教材获得了学科共同体较广泛的认同和接纳，但是这些教材的更新频率与国际影响力还有待提升。另外，《积极心理学》《华人本土心理学》等研究性著作被引频次居前，体现了中国心理学在积极心理学、文化心理学与心理学本土化等方面的努力趋向。

在CSSCI收录的心理学论文对西方古代与现代经典文献引用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被引频次之和达到82次，这固然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心理学的特殊意义，但考虑到该数据是十年引用量的总和，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心理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仍须实质性地提升。中国心理学者对西方当代经典文献的引用主要集中于统计技术、情绪管理、具身隐喻、积极心理、青少年自我、学习与教育心理、自我效能、社会认知等主题，具体著作不一而足。

就心理学文献被C书引用情况而言，由于C书的定位是收录中文人文社科原创学术专著，所以较难显示以自然科学为主要取向的中国当代心理学的支援背景，其引用更多地集中在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等心理学二级学科。在前述领域，中国学者的论著最高被引频次只有8次，而国外学者论著的被引频次则相对较高，比如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被引53次。从C刊论文和C书的引用差异来看，中国心理学二级学科的支援背景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裂。自然科学取向的支援背景主要集中在数理统计方法领域，诸如心理工具、结构方程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等；而人文社科取向的支援背景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象学。

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包括发现新事实、提出新理论、设计新方法技术等。评估中国心理学研究的原创性，可以将科研成果被C刊论文和C书引用的情况作为一项相关指标。但2009—2018年期间，国内心理学学科C书出版数量仅为个位数，难以真实反映其原创性水平。因此，对这十年间研究原创性的分析主要依靠C刊论文引用数据，其中方法类和工具类文献占绝对优势。比如，作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工具，“结构方程模型”“中介、调节效应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等统计技术在这十年被广泛关注。2010年中介模型相关的发文量是66篇，2011年即达到了176篇，到2018年时，则接近1000篇，同类文献的被引频次也遥遥居于榜首位置。可以说，2009—2018年是中国心理测量学与心理统计技术飞速发展的十年。但发文量与被引频次并不能完全与原创性画等号，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还需要对发文量与被引频次相对不那么高（年度能产出上千篇同类论文）的主题进行系统的专家质性评估，从而全面和科学认识其原创性。值得反思的是，在出版方面，心理学论文发表数量较论著出版数量相去甚远，尤其是心理学C书短缺；在引用方面，对新近发表论文的重视与对较久远论著的轻视间反差巨大，尤其是对古今中西经典论著引用较少，这两大困局都表明当前中国心理学研究亟须提升对阅读经典论著与创作经典论著的重视程度，从而实现返本开新，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原创性。

在心理学学科聚焦的重大问题方面，我们以关键词作为特征标识，比较C刊、SSCI和A&HCI来源期刊论文的高频词分布特征。C刊数据库的关键词显示（图1），青少年、大学生与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是国内心理学最为关注的议题，这与我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反映了当前对心理健康服务的巨大需求；同时，眼动、事件相关电位、工作记忆神经机制等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表明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是另一个较为集中的研究领域，这与心理学自然科学化的发展态势紧密相关；另外，效度、中介作用也是这十年间出现频率较高的词，展现出国内学界对于心理测量与统计技术的兴趣。

聚类分析显示，C刊论文关注的方向主要有：青少年、心理健康、自尊、情绪、眼动、抑郁、效度、社会支持等，大致可以概括为基础与认知、社会与人格、心理测量三个领域。结合聚类分析、关键词共现图谱与突现图谱来看：一方面，脑生理机制、管理心理、文化心理仍是学者们重视的主要领域；另一方面，他们也较为关心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对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可能产生的危害。相应地，SSCI和A&HCI来源期刊论文的高频关键词在研究对象上聚焦儿童和青少年，在研究问题上聚焦行为、知觉、抑郁、人格、自我、注意、工作记忆和决策等，在研究目标上聚焦探究并证实某种心理与行为的表现、（脑）机制、功能、影响与个体差异等。此外，ERP、元分析等研究方法也得到广泛应用。综合C刊数据、SSCI和A&HCI来源期刊数据可以发现，2009—2018年期间中国心理学学科的主题词主要集中在行为、模型和表现方面，它们与测量学和统计学有着紧密的关联。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共同倾向，也反映了学科共同体以及全社会对下一代心理健康问题的担忧。

主要学术议题也可以通过引用情况来反映，因为高被引的文章往往是围绕热点问题展开讨论。C刊论文被引频次排名前15位的作者深耕自己的研究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风格，可以粗略地概括为认知与神经科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以及理论心理学三种类型。这也与主要的心理学C刊各自的风格基本对应。而在SSCI和A&HCI来源期刊发表的心理学论文中，前3%高被引论文中出现频次较多的关键词有“behavior”“model”“leadership”“organizational”“satisfaction”等。在年度流变特征上，“behavior”“model”“performance”等热度位列头部，持续走高，说明越来越多的论文聚焦行为、模型以及表现主题。“perception”“depression”“children”的词频保持着中等程度的增速。“depression”的词频在2016年之后出现短暂下降，在2018年迅速反弹；而“validation”“personality”“information”“adolescent”四个关键词的词频增速逐渐趋于平缓，说明这些主题的热度有所回归，但其中关键词“adolescent”的词频在四者中呈加速上升趋势，并且在2018年超过了前三者。另外，引用较高的四篇文献均与统计学方法有关，这表明统计学在此阶段受到相当的重视。对共被引文献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十个聚类标签，并进一步概括为三大类：管理心理学、基础与认知心理学、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个聚类结果与前文对关键词的分类结果是一致的。

“突现词”反映了某一段时间的研究热点。对C刊的突现词分析显示，对认知神经科学，尤其是对早期阶段工作记忆的关注，以及围绕杏仁核相关心理学问题的研究，在靠近2018年的时间段突增；汶川地震引发的灾后心理问题及其干预是2009年及此后一段时间的研究热点；元分析和纵向研究也逐渐成为中国心理学频繁使用的方法。这一情况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心理学者对于热点议题和新研究方法的浓厚兴趣。对SSCI和A&HCI来源期刊的突现词分析则显示，“individualism”“culture”“collectivism”等词的时程覆盖范围开始较早并终止也较早。这表明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文化差异等有关的话题热度降低，而“human brain”“work engagement”等关键词突现反映了脑科学、管理心理学成为国内心理学研究的热点。

描述数据库和数据来源相关信息的主题词的上升趋向非常显著，这显示了心理学研究对数据来源和数据库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公共数据库的资源展开探索。同时它也揭示了数据处理的新方法正在改变心理学的研究趋向，并对传统的实验法、问卷调查法等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关于各种专业机构、期刊和协会组织名称的主题词有中等程度的文献频次，并且大体呈上升态势。这表明中国心理学领域的各类专业机构、学会组织等也得到了同步的发展。

要而言之，这一时期心理学学科关注的重大学术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心理与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研究，近十几年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探索这个老问题提供了新工具和方法。比如，脑成像技术不仅可以研究未受损伤的、正在活动的脑，而且能够更精确地定位脑的功能部位和活动过程。借助这一技术，心理学在感知觉、注意、记忆、思维、情绪、心理健康和社会关系等问题上获得了众多新发现，被行为科学视为“黑箱”的人脑及其内部信息加工机制不断被解码。这期间，认知神经科学快速发展，并与心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相结合，孕育出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发展认知神经科学、教育认知神经科学等新的分支学科。此外，遗传学技术的应用催生了行为遗传学，以解释人类复杂心理与行为的遗传机制，探讨心理与行为的起源、基因对人类行为发展的影响以及遗传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其次是心理学与人工智能（AI）的交叉融合日益紧密。人工智能致力于研究和开发人类智能模拟与拓展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应用，在问题求解、不确定推理、拓扑学、模式识别、图像处理、机器学习、智能计算和智能控制等基础研究方面建树甚丰，其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卫星遥感、无人驾驶、金融、安保与军事诸多领域。AI对心理学的分支学科也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近十年，AI带来了“提出问题—研究过程—成果应用”的整个认知链条的范式革新。AI可充分抓取研究所需的数据和文献资料，并对之进行高效分析，促进产生新的假设和理论。这深刻改变了基于人工搜集、加工、分析文献及数据的传统路径，使其更加省时省力，也提升了数据驱动的自然科学取向研究的信效度。在实践应用方面，AI增强了对人类心理与行为的精准描绘、抓取与预测能力，特别是在临床心理学等领域，可以通过AI识别自杀风险等级并及时干预。

最后是心理健康问题引起全社会和政策层面的关注，并推动心理服务融入社会治理。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同年，我国第一个有关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宏观政策指导文件——《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作为其延续，2019年启动实施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十五个专项行动中，心理健康促进行动位列第五。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理念被正式确立为国家意志，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成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环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从“精神卫生”到“心理健康”，再到“社会心理服务”，心理学的角色定位在新时代不断上升和扩展，被赋予了重大的使命任务。然而西方传统心理学的健康干预模式（生物学化、医学化、病理学化、个体化、短期化）远不能满足当前巨大的现实需求。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心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新系统地审视西方已经程式化了的关于“健康”与“异常”的基本假设和标准，同时开发一系列契合中国国民需要及其文化负载的对心理问题的本土化解释框架与干预模式，并充分利用这些成果提升国民心理健康水平和心理素质，培育良善的社会主义心态秩序，回应国家关于促进心理健康、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中国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2009—2018年期间，中国心理学学科总体上呈现两大显著特征。第一是其不断转向自然科学的趋势。在人文社科类课题数量和论文数量方面，许多极具影响力的心理学科研机构都呈大幅下降态势；与之相对，大多数机构的自然科学类课题数量和论文数量则大幅增长。从这些主要机构的科研激励政策到研究者个人兴趣指向，都体现了心理学学科从人文社科向自然科学的转向。第二是前文论及的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在这大趋势之下，同一时期中国心理学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首先是心理学学科发展呈现明显的中心化态势，学科建设与布局的“马太效应”十分明显。头部机构的优势非常突出，处于后继梯队的机构的突破与发展的机会受到“顶端优势”制约，短期内很难得到在分支领域提升的机会。更为严峻的是，中心化趋向呈逐年加剧的演变轨迹，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状况有可能对中国心理学下一个十年的整体进步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是心理学研究面临单一化和同质化问题。主题词分析结果显示，每个二级学科领域往往只有一两个最显著的主题词。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研究必然会激活更多的主题词，使其分布区域呈扁平化和多极化特征，而当前主题词的相对集中与单一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应领域研究者趋同的倾向。研究领域同质性过高，往往会限制学科总体的创新性和创造力的发展。当一个领域的研究者都长时间专注于某个单一主题时，他们就可能开始陷入框架固着的思维模式，难以从不同的视角思考问题。另外，过度同质化也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及其泛化能力，即由于它无法精准捕捉真实环境中的多样性特征，从而使得其结果在更广泛的背景下不具备推广价值。导致研究同质化的原因可能有：（1）研究者大多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绝大多数研究选择将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较少涉及婴幼儿、老年人以及职业人群(比如工人、农民等)等。一方面，大学生作为“被试”相对容易获取，便于研究者开展实验和调查。另一方面，过度依赖一类人群可能导致样本的偏颇，无法全面反映不同年龄、职业和文化背景下的心理现象与规律。（2）期刊发文偏好的导向性。一些期刊可能更愿意发表特定类型或具有广泛关注度的研究。这可能促使一些作者更倾向于追求与此偏好相关的主题，从而忽视其他虽然重要但不够热门的主题。（3）心理学研究者培养体系的总体格局以及路径依赖。一方面，少数处于中心位置的学术机构培养了绝大多数的心理学人才。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传承，每个培养机构都有各自的侧重点，偏向探索某些特定方向或使用特定的方法与技术，其培养的后继者更倾向于在这些领域开展内卷式研究，较少涉足其他可选择的领域或主题。

第三是技术中心主义倾向明显。心理学方法类文献对学者展开具体工作具有支撑意义，因为方法事关科学研究的严谨性、成熟度和新颖性。这十年间，介绍量化统计方法和技术的专业文献在国内心理学研究工作中的热度居高不下。这固然体现中国心理学的科学规范性逐渐增强，同时也折射出另外一些问题：部分研究存在唯方法、唯工具的取向，忽略了问题本身的价值与意义。此外，心理学数理思想与工具虽有发展，但在注重方法多元融合汇聚的时代，相关方法还比较单一，仍有待新的突破。在方法论的审思上，应综合考虑不同方法的优劣，以确保研究的全面性和可靠性。

第四是当前心理学的基础理论与基本原理研究被边缘化。虽然在学科交叉领域中出现了较多的理论带入，论文次要主题词的分布也表达了一定的理论化诉求，但是在专业学科队伍、成果数量以及课题数量等方面，专题性的理论研究都表现出疲弱态势。实际上，理论和原理研究能够为整个学科筑牢深刻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解释和处理复杂的心理现象，孵化心理学的范式革命。而对理论研究的轻视既限制了对心理学基本框架的理解，也影响了心理学人才培养的方向，使得新一代学者缺乏对心理学历史演化和重大问题的深入全面认识，从而削弱了其对学科发展的宏观把握能力。

最后是本土化研究不足。这与理论研究的边缘化不无关系，也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本土社会历史的重视不够有关。面向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心理学思想等本土议题的教学科研队伍尚待壮大。中国心理学只有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基于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考察心理与心理学得以成立的前提和界限及其与现代社会再生产的内在关联，理解心理学的理论模型、概念范畴、研究方法与价值承诺何以都是一定历史生产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有充分的意义，才能让（本土）心理学真正再出发。在此基础上加强古今中西文化会通，以问题为中心，超越方法中心论，萃取多元的实验方法与统计方法，批判性融合当代心理学多元化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思想，同时重视与中国社会文化契合度比较高的主题，如乡土中国、华人本土心理学、中国心理学理论体系、中国人心理健康、汉语阅读等，这些领域或将是心理学学科原创性的主要资源。如此中国心理学才能走向更高的研究水平，产生更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面对上述现实问题的严峻挑战，中国心理学的未来发展至少已显露出如下三种趋势。首先是人类深度科技化语境下大数据与数智技术在心理学领域的普遍深入应用。一方面，大数据与社交媒体的融合，可穿戴设备数据生成的大型数据集，以及当下正风靡的ChatGPT等基于大语言模型（LLMs）生成的人工智能系统等，都为研究者探索现实世界中的人类心理与行为开辟了更多途径。例言之，虽然招募数十亿人来完成所有测试、问卷与实验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人工智能预训练语言模型能够在自然语言处理（NLP）任务中更为快速、精准、有效地探究和捕捉大规模宏观社会文化心理及其历史演变特征，显示出与李克特量表、内隐测量、行为测量与心理学的其他范式相当的前景。另一方面，当今文化越来越多地将心理健康视为人类整体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大数据技术手段搜集、处理和分析健康监测数据，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用户心理健康维护。随着虚拟现实和元宇宙技术将线上虚拟世界的主观体验提升到了新高度，先前根据传统的主观知觉与客观对象区分的线上世界和线下世界之间的界线正在逐渐模糊，人们的线上活动日趋频繁，甚至越来越主导性地影响线下活动。由自然演化塑造的人类心智如何适应数智化人工环境的快速发展，当现实中的个体与虚拟现实中的对象相遇，现实的生活与工作场景都被复制甚至升级到另外一个虚拟世界之中时，人们如何在这种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中自我调适，这些问题都已成为心理学家亟需面对并给予回应的议题。

其次是心理学日益走向开放科学。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危机是近十年来学界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而心理学在这方面遭遇了更大的挑战。为了顺利出版成果，某些研究倾向于追求阳性结果，数据被精心控制后具备了论文发表所需的“显著性”特征，但是这种操控对学术诚信以及后续研究开展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在心理学走向开放科学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统计方法革新、开放数据等一系列措施应对可重复性危机。2023年8月12日，中国心理学会出版工作委员会会同全国心理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期刊共同商讨，倡导开放科学的“可得”“共享”“透明”“再利用”“与社会互动”等理念，以提高中国心理学研究的质量、结论的可再现性和成果的影响力，促进心理学更好地服务国计民生，并增进民众对心理学的认识和信任。但在推动开放科学的同时，需要关注和警惕不尊重原创的现象。提供数据和代码的可用性是科研领域的一项积极进展，但有时仅通过对别人的数据和代码稍加修改，便可轻松生产新的论文。这既是对原创工作的不尊重，也会打击认真从事科研的学者的积极性。因此，心理学家共同体需要平衡推动数据开放与尊重原创性的关系，以确保科研的可持续性和创新性并重。

最后是推进建构中国自主心理学知识体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心理学家放弃了对欧美心理学的模仿，致力于通过学习苏联心理学话语以自我改造；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国内心理学往往又被西方传统心理学话语俘获，结果迷失在各种异质性概念的马赛克拼贴之中，有成为缺乏思想史坐标的无根基话语蒙太奇的危险。对心理学主流方向无批判的追逐，在我们急迫的现代化情势中甚至被上升为普遍的文化无意识。西方心理学演化逻辑在根本上从属于西方现代化模式，必须上升到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分析高度，才能真正展开中国自主心理学之建构。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和拓展，建构中国自主心理学知识体系成为一项迫切的时代任务。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引，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心理学思想的系统探索，省思西方传统心理学得以成立的前提与界限，同时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心理学研究成果，并将之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守正创新”，“胸怀天下”，不断推动中国自主心理学知识体系建设，承担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

如果说包括西方传统心理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塑造了一种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原子式“心理人”幻象，并在科学的斗篷下将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包装为某种普遍性，那么我们需要创造能够超越由资本逻辑生产的心理学“断裂”，并将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的人民心理学，凝聚民智、民情与民意，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提高人民文明素养与文化自我效能感，为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现实要求。这种心理学将有助于人民群众正确认知其所处的全部社会现实和整体历史命运，从而成为“有意识的历史主体”，并通过现实的物质实践使自身成为实现了的真正的、完整的、个性化的主体，由此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从那种人被其自身产物束缚其中的必然王国走向真正自我实现的自由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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