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高校学报与社科院期刊之比较

高校文科学报的学科综合性与稿源内向性特征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高校主办学报的传统可以追溯至清末民初，当时高校所主办的学术期刊大多采用以学校名称作为刊物名称主体的命名模式，而且学科覆盖范围也都是综合性的。

我国最早的高校学报《东吴月报》（创刊号名《学桴》），刊名以东吴大学的校名简称为主体；发刊词明言“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智识”，这里的“学堂”显然是指东吴大学，因而学科覆盖范围必然是综合性的，稿源定位也明显具有“园地”属性。1915年创刊的《清华学报》更是一份文理综合的学术月刊；其发刊词中明述，“清华学子，以学报有益于学业者甚大，特于课余之暇，译述欧西有用之书报，传播学术，或以心之所得发为文词，或以平时所闻著为余录。”这表明了《清华学报》的“园地”的定位。1919年创办的《北京大学月刊》，蔡元培亲自撰写的发刊词中明示《月刊》要“释校外学者之疑”，校外校内之别也显然表明刊物有定位于“园地”的倾向。

即便是高校主办的不以校名命名的学术刊物，其学科覆盖范围也鲜有仅仅针对某个单一学科的。如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和《学衡》都是针对文史哲等若干相邻学科开办的，其学科定位也都是综合性的。即便是少数如东南大学的《史地学报》之类主题明确的刊物，其学科范围也是覆盖历史学、地理学的学术刊物，以当今的学术标准看仍然具有综合性的学科属性。作为民国四大学术刊物之一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虽然主办单位是专业性的研究机构，但是其学科范围覆盖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多个相关学科，也具有学科综合性的特征。

从民国著名学术刊物的案例可以推定，民国时期学术期刊的学科覆盖范围整体上呈现出学科综合性的特征，甚至不少期刊为文理综合。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学术期刊本来就起始于综合性期刊，之后产生的专业性期刊是学术研究和期刊事业不断发展的演变结果。期刊在学科属性上产生如此特征其实并不奇怪，我国自古就没有“分科治学”的传统，强调文史哲不分家的通才式学术。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源自对西方高等教育体制的模仿，但是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学术研究尚未发展到需要进行精细化分科的程度，因此期刊的学科覆盖范围具有综合性或者只进行粗线条的学科划分本是应然之意。

《期刊分层：期刊等级差异的社会学研究》

在明确了民国时期高校学报具有学科综合性特点之后，我们来进一步考察稿源内向性问题的具体表现。根据胡晓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民国四大学术期刊的研究可以发现，“《清华学报》的稿源都是清一色的本校教授作品……只刊登极少量外稿”；“《国学季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为主要作者群”；“《燕京学报》作者群的主体部分，是除开编辑委员会成员以外的燕大师生，包括接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研究教授、燕大文史哲三系的教师、外聘的教授与名家、学社培养的研究生和选派留学归来的博士”；“史语所第一代新学术的开拓者，便成为《史语所集刊》文章刊发的重要群体”。由此可见，各个刊物都忠实地履行着“园地”的职责，高度的稿源内向性使得刊物具有明显的“俱乐部”性质。在民国时期的其他学术刊物中，稿源内向性也是普遍存在的。在1930—1937年间《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所有刊发的文章中，来自武汉大学教授的文章占到了总量的72.9%。《史地学报》的作者“以本校师生为主，其中尤以史地研究会会员为多”。《学衡》的作者群中东南大学的师生是其三大作者主体之一。由此，可以推论出民国时期的学术刊物大多具有很高的稿源内向性特征；无论是高校学报还是其他机构主办的刊物，这一特点都普遍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高校的战后重建为高校学报迎来了复苏的春天。民国时期高校学报所形成的传统依然对新中国的学术期刊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各高校复刊或新创办的学报也都采用多学科综合、稿源大多来自校内学者的办刊模式。1955年，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学报》的发刊词中明确将学报的作者群体定义为“北京大学的科研工作者”。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科学院创办一系列以学科名称命名的专业期刊，为中国学术期刊体制开辟了另一条路径。1950年中国科学院创办学术期刊《科学通报》，时任院长郭沫若在发刊词中提出中国科学院的学术期刊不宜限定为本单位的“窗口”和“园地”，而应面向整个学术界开放。后来，这一办刊理念和模式被独立出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所继承，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创办了一系列以一级学科命名的专业期刊。由此形成了中国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基本格局。具体来看，即一方是以高校文科学报为主体以及各省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综合性期刊阵营，一方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以一级学科命名和各个高校或专业机构主办的以学科或专业命名的专业性期刊阵营。

20世纪的最后十年是高校文科学报数量急速扩张的十年，从1989年底1990年初的388种增加到2001年的1 130种，占全国所有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2／3以上。然而，伴随着体量的暴增，是大量非名校文科学报面临着因优质稿源稀缺而产生的质量困境。高校文科学报在整体上得不到学术界的认可，在量化学术评价体制下这一点更是得到了直观的展现。比如，1998年CSSCI来源期刊一共遴选了496种刊物，其中综合性高校文科学报仅有47种。高校文科学报的体量及其在量化评价体系中的占比失衡，引起了学术界、期刊界和主管部门的广泛关注。

面对专业期刊阵营所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期刊界与主管部门普遍认为高校文科学报呈现出“全、散、弱、小”的特点，学科综合性和稿源内向性被归结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如张耀铭认为，拼盘式的综合性期刊趋同化现象非常严重，众刊一面使读者失去了新鲜感和阅读兴趣。至于稿源内向性的危害，朱剑对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即“一方面，平庸的内稿发不胜发，真正优秀的内稿却止不住地外流；另一方面，外稿不能享受与内稿相同的待遇，导致外面的作者对刊物缺乏信任和信心，既不会关注这些刊物，更不愿意将自己优秀之作相交付”。在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高校文科学报的整体影响力在不断下滑。

为了重建高校文科学报的声誉，充分发挥其学术交流平台的功能，行政管理部门及学报从业者针对高校文科学报的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深入的探讨。在2002年北京召开的全国高校文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教育部就重新界定了学报的定位，将学报的服务对象开放至国内外的科研人员；同时鼓励学报要有特色化的理念，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这一改革策略显然是直接针对稿源内向性和学科综合性问题展开的。2003年教育部正式推出“名刊工程”计划，期望通过国家的支持和学报的改革，在五年时间内滚动推出20家左右能反映我国高校学术水平和学科特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文科学报及其特色栏目，形成国际知名的“中国品牌”，从而逐步实现高校文科学报“专、特、大、强”的目标。然而，入选“名刊工程”的期刊以知名大学的学报为主，而这些知名大学学报恰恰是不能代表中国高校文科学报集体困境的优秀学报，它们基本上不大存在缺乏优质稿源和学术认可的问题。也就是说，“名刊工程”建设实质上是一种奖励措施而非改革举措，并未触及高校文科学报的基本体制，自然也无法促使高校学报实现“从综合性向专业化的转型”。入选“名刊工程”的高校文科学报相当于得到了政府的钦定和认可，这必然有助于吸引更多优质稿源、提升刊物影响力，在综合性期刊阵营内部进一步拉开名校学报与普通综合性期刊之间的差距。于是，我们就见到了王文军所发现的结果，在2006—2010年间“名刊学报的分学科影响因子均值都超过了综合性社科期刊前10名的均值”。

真正具有改革意义的大胆尝试是，2011年由入选“名刊工程”的17家高校文科学报自发地联合创办“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试图通过网络化联合突破期刊固有体制中的学科综合性问题，共覆盖哲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十个学科。然而，诚如此运动发起人朱剑在后来的反思中所述，联合网刊的改革举措由于无法获得体制的承认、赋予正式身份，最终仍然“妾身未明”，无法推动高校文科学报的“专业化转型”。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改革尝试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专业化转型的巨大阻力。这种阻力一方面来自于自民国即已形成的学科综合性的高校学报办刊传统，以及由于路径依赖机制形成的锚定效应；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期刊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了高校文科学报的转型。“在审批制的管理模式下，原有的刊号已经饱和，退出机制并未很好地建立，刊号已成非常宝贵的稀缺资源，大批量地放号几无可能。”这种计划经济模式的管理体制使得期刊无法成为面向学术市场的能够自我演化的行动主体。在这样的现实困境下，“特色化”就成为代替“专业化”的既理性又无奈的选择。在内容层面，实现“特色化”的直接路径就是“坚持以问题意识统领的专题研究，打造以特色栏目为平台的学术共同体”。不同的高校文科学报通过长期聚焦符合自身特点的研究主题，以主题和栏目突破“学科拼盘”的桎梏，累积学术影响力。作为“名刊工程”的配套政策，教育部“名栏工程”于2004年评选出16个名栏、2012年评选出24个名栏、2014年评选出25个名栏，并于2017年启动“名栏工程”培育栏目的评选工作。教育部对高校文科学报栏目的重视，既体现了官方对“特色化”改革路径的认可，也是教育部在不触动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利益情况下的现实选择。

时至今日，“名刊工程”“名栏工程”已建设二十年之久，名栏和名刊工程建设效果究竟如何？刘瑞明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名刊工程”使学报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分别提高了45.63%和108.15%；王文军的研究显示，按照分学科进行评价，在2006—2010年间，入选“名刊工程”的20家综合性学报的影响因子平均值高于入选CSSCI（2010—2011）“综合性社会科学”前十名期刊（不含《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因子平均值。然而，“名栏工程”的建设效果并不乐观，臧莉娟以18个非核心期刊的“教育部名栏”为研究对象，发现加入“名栏工程”并没有显著提升大部分栏目的被引频次。

《直面人文学术危机》

通过历史的回顾与现状的总结，不难发现高校文科学报体制的改革仍举步维艰。如前所述，本文认为入选“名刊工程”的高校文科学报具有较强的奖励精英性质，无法代表中国高校文科学报的普遍困境。刘瑞明的研究对比了是否入选“名刊工程”对高校文科学报的影响，王文军的研究对比了“名刊工程”学报和各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综合性期刊之间的差异。然而，目前高校文科学报所面临的主要压力来自于专业性期刊的竞争，这一点是刘文和王文都没有直面的问题。因此，我们选择“双一流”高校主办的文科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所主办的专业期刊为比较对象，用实证数据检验“办刊理念（园地、学科综合）—办刊实践（内部稿源占比）—办刊效果（被下载、被引用）”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源，收集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在“双一流”高校文科学报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各研究所主办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高校文科学报清单以“学校名称+学报”在“期刊导航”页面的“刊名”字段进行检索，得到42所“双一流”高校主办的文科学报共43种，不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和《国防科技大学学报》。其中，云南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三所大学各有两种文科学报，分别为：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和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期刊清单通过“期刊导航”页面的“主办单位”字段检索“中国社会科学院”，删除没有ISSN号和CN号的出版物、删除非中文出版物，并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研究所的官网对主办期刊的介绍进行核查，排除在时间范围内（2011—2020）未刊载论文的刊物，最终确定了77种期刊为研究样本。

在确定样本期刊后，通过自编爬虫软件进行网页数据抓取，获取包括题名、作者、作者单位、下载量、被引次数等数据。由于所有论文的样本数量共计114  473条，数据爬取及审核工作量巨大，本研究的数据收集耗时9天（2022.10.16—2022.10.24），因此每天收集到研究样本的下载量和被引频次可能在之后有少量增加，但这种细微的变化一般不会影响数据的整体特征。我们根据所收集的数据，对每篇论文的作者与期刊主办单位的关系进行了人工编码：将“无作者为本单位”编码为0，“非第一作者中有本单位学者”编码为1，“第一作者为本单位学者”编码为2，“全部作者均为本单位学者”编码为3，以此度量刊物稿源内向性程度的高低。对于原文没有注明作者单位的数据，将其作为缺失值处理。此外，我们根据2017年南京大学颁布的《文科一流期刊目录》以及历年的CSSCI来源期刊目录，对每篇论文发表的期刊的权威性逐一人工编码。国内很多高校都有自订的“一流期刊目录”或“权威期刊目录”，之所以选择南京大学的目录为标准，是因为南京大学是国内第一所引进“SCI期刊”作为教师工作绩效考核的高校，在编制期刊目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具体编码规则见表1。

表1  研究变量及其编码规则

图1显示不同办刊系统的办刊模式差异巨大。“双一流”高校文科学报以综合性刊物为主，43种刊物中仅有2种刊物为专业性期刊，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且后者于2017年停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刊物以专业期刊为主，77种刊物中仅有3种刊物为综合性期刊，即《中国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可见，两大办刊系统的办刊理念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专业期刊，“双一流”高校文科学报主要是综合性期刊。

如前所述，高校文科学报的稿源内向性一直为学界诟病。赵仁杰和刘瑞明指出，中国大陆高校学报有着高度的自我保护和本校偏袒倾向，这是学报学术水平提升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单位制、人情社会为基本底色的社会组织形态下，两大办刊系统之间在发表内稿这一问题上是否真的存在巨大差异？为了检验这一问题，我们对比了两大系统刊物的作者来源。图2显示了“双一流”高校文科学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的稿源内向性对比。首先，两个系统的相似之处在于：“无作者为本单位”的占比最高，“所有作者均为本单位”的占比次之，“第一作者为本单位”和“非第一作者为本单位”两种占比均较少。这一特征表明，无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期刊，还是“双一流”高校系统的学报，其稿源主要都来自外单位。其次，两个系统的差异也十分明显：在“双一流”高校文科学报中“无作者为本单位”的占比低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所有作者均为本单位”和“第一作者本单位”的占比均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期刊。这说明“双一流”高校文科学报的确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期刊更倾向于刊载本单位作者的论文，稿源内向性问题更为明显。

图1  “双一流”系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专业性特征对比

图2  “双一流”系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封闭性特征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图2的数据特征表明稿源内向性是学术期刊的一种通病，并不为高校文科学报所独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期刊也很严重。西方学术界将稿源内向性问题称之为“编辑部偏爱”（Editorial Bias）。尽管双盲评审制度避免了审稿人与作者之间因人情因素产生的不正当利益交换或歧视，但是在这一机制下，编辑人员的立场对论文是否能够发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从审稿流程来看，编辑在稿件去留、审稿人选择以及审稿人报告解读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双盲机制作用下，编辑人员作为审稿过程中的唯一知情人对内部人士的偏爱非常正常。当然理论上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编辑为了避免学术同行的质疑，可能对本单位的稿件采用更加严格的审稿标准，这个时候“偏爱”会转变成“歧视”。Bethmann等以美国最顶级的三大经济学期刊为案例，即哈佛大学经济系主办的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简称QJE）、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办的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简称JPE）、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办的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简称AER）；研究发现相对于AER，QJE不成比例的发表了更多来自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的作者的论文，而JPE发表了更多的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作者的论文。

从办刊实践角度出发，本研究继续探索高校文科学报稿源内向性的发展趋势。图3显示2011—2020年这十年来“双一流”高校文科学报稿源内向性呈现出明显的逐年改善趋势，特别是2016年“无作者为本单位”的比例提升了2.47%。这表明“双一流”高校文科学报逐步改变自己的“园地”定位。

由于“第一作者为本单位”和“非第一作者为本单位”两种情况的论文占比较少，本文将其和“所有作者均为本单位”合并为“有内部作者”类，而“无作者为本单位”设为“无内部作者”类。从学科特征和期刊权威性两个角度分析其对高校文科学报稿源内向性的影响（如图4所示）。不难发现，相对于综合性学报，专业性的高校文科学报中“有内部作者”的比例更低；相对于非CSSCI期刊，CSSCI期刊中“有内部作者”的占比更高；相对于“双一流”B类高校，“双一流”A类高校主办的文科学报中“有内部作者”的占比更高。这一特征与赵仁杰等的研究发现相一致，即具有优势资源的高校文科学报其稿源内向性更加明显。

产生这一现象的机制可能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1）高水平机构年轻作者的投稿偏好。优秀刊物的审稿时间长，在国内近十年来盛行的“非升即走”的考核压力下，在权威性较高的高校工作的年轻学者将自己稿件投向本校文科学报是一个性价比更高的选择。这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论文能够发表在一定档次的期刊上，同时可以节省审稿时间以及与期刊编辑部沟通的成本。

（2）高校文科学报编辑部的约稿偏好。高校文科学报面临着专业期刊的竞争压力，为了争取优质稿源保障学报的影响力，学报编辑会通过自己的学术关系网络获取声望较高的学者的稿件。因此，同校的知名教授就会成为一个便宜的选择，对于作者来说这也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图3  2011—2020年“双一流”文科学报稿源内向性的变化趋势

图4  不同类型高校文科学报的稿源内向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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