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以中释中”之学术经验 ​

从内涵上讲，中国学术研究的传统表达方式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语言表述形式，通常指其书面语为文言文，字体为繁体字，排版形式为竖排；著述结构采取的是非现代西方的论文形式，非西方教科书式的章节形式。其二，著述体例主要采用的是对各种经典文本或典籍的注解、笔记、札记、评点等传统文本阐释和学术研究的形式，除了发轫于儒家经典注疏（如《十三经注疏》）中的传、注、笺、疏、正义、集解之外，还有音义、章句、补注、集传、集释、序、解故、说义、传记、解、集注、义疏、讲疏、索隐、直解、述、序跋、疏证、释例、通释、举要、正读、译注、新注、纂义、今诂、解诂、通笺等多种具体形式。其三，通过校雠学（有人称为目录学）的方式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学术史进行书写和总结。

按照上述界定，现将张舜徽先生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所采用的学术表达方式梳理如下。根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舜徽集》以及拟出张先生的《全集》（总目），张先生已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共二十五种，完全采用传统学术表达方式的学术著作有《广校雠略》《积石丛稿》《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说文解字约注》《史学三书平议》《文献学论著辑要》《爱晚庐随笔》《汉书艺文志通释》《壮议轩日记》等十种；主体部分采用传统学术表达方式而非主体部分如“前言”、“叙录”等采用现代语体文表达方式的著作有：《郑学丛著》《旧学辑存》（内中第一种《广文字蒙求》用现代语体文）《霜红轩杂著》等三种；传统学术表达方式与现代学术表达方式参半的著作有《周秦道论发微》一种；完全采用现代学术表达方式的著作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后修订、增补并更名为《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史论文集》《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中华人民通史》《清儒学记》《中国文献学》《讱庵学术讲论集》《说文解字导读》等十一种。另外，张先生生前曾完成若干著述，但因种种考虑，没有公开出版，其中有采用传统学术表达方式的学术著作，如《壮议轩漫录》；也有采用现代语体文表达方式的著作，如《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本文不纳入讨论范围。

《张舜徽集:清代扬州学记.顾亭林学记》

根据表达方式的不同来考察上述学术著作，我们发现张先生著述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1949年以前完成的著作，几乎全部采用传统学术表达方式；1949年以后完成的著作，传统或现代学术表达方式大致参半。其二，张先生很少写学术论文，一生只出版了一本《中国史论文集》(1956年），这一点与钱锺书先生有点类似。其三，针对单一经典所作的注释、评论著作，基本上采用传统学术表达方式；而针对教学、现代学科建设或带有一定普及性质的著作大都采用现代语体文表达方式。前者所涉及的专书主要有《说文解字》《史通》《通志总叙》《文史通义》《四库提要叙》等，后者所涉及的是群书、介绍性的、通史性的，如《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中华人民通史》等。在完成张先生学术著作表达形式的事实层面整理后，我们重点要探讨的是意义层面的若干问题，主要围绕张先生校雠学著述来讨论我们关心的问题。

“校雠”以及“校雠学”都是地道的中国传统学术的术语，它是中国古代学术经验的“学科”分类和概括。何谓校雠学？赵国璋、潘树广《文献学大辞典》云：“校雠及通过校雠事业的总结而建立的学科。以研究书籍本身为目的。有广、狭两个界义：狭义仅指比勘篇籍文字同异而求其正；广义为治书之学，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藏弆、流通诸内容。起源于春秋孔子，奠基于两汉刘向父子，鼎盛于清代。宋郑樵《通志·校雠略》、清章学诚《校雠通义》为论述此学之代表著作。”对照这个定义，张先生的校雠学偏重于广义，且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其校雠学思想与两汉刘向父子的《别录》《七略》、宋郑樵《通志·校雠略》、清章学诚《校雠通义》《文史通义》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校雠学是张先生博大学问的起点并贯穿其治学一生。

1949年以前，张先生自费刊印了《广校雠略》与《积石丛稿》两部学术著作。《广校雠略》是张舜徽先生生前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有1945年12月长沙自刊排印本、1963年中华书局增订本。这本书因为中华书局的出版且收入2004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舜徽集》第一辑合订本，因此传播范围比较广，被学人研读较多。而《积石丛稿》是1946年底成书自费排印，后来没有重印，因此传播不广，学者知之甚少，研究基本阙如。检周国林主编《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董恩林主编《纪念张舜徽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32届年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及该书所载许刚、代昌雄编《张舜徽学术思想论著索引(1957—2011)》、戴建业主编《张舜徽学术论著阐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版）等集中研究张先生著述的专书，没有一篇论文专门讨论《积石丛稿》。《积石丛稿》后来没有再版重印的原因之一是，该书有些内容被张先生放到其他著作里了。

《积石丛稿》分量不大，一共有五个部分：《汉书艺文志释例》《毛诗故训传释例》《扬州阮氏学记》《乾嘉三通儒传》《敦煌本说苑残卷校勘记》。其中《汉书艺文志释例》和《毛诗故训传释例》两篇后来与《世说新语注释例》一起，收入《广校雠略》的附录；《敦煌本说苑残卷校勘记》后收入《旧学辑存》（下）（齐鲁书社1988年版）；而《扬州阮氏学记》后来被扩充为《清代扬州学记》单行本（中华书局版）。《积石丛稿》中唯一没有被张先生整篇收入或改写到其他书里的著述是《乾嘉三通儒传》，张先生以为清代乾嘉时期有三大通儒：姚鼐、翁方纲、章学诚，并为这三大通儒作传。据《壮议轩日记》，张先生在阅读李崇元《清代古文述传》后，就有志撰写一部考镜清代三百年学术迁革得失的《清代学术述传》，体例拟好后，迟迟未敢属笔，“恐涉览有所未周也”。直至1942年才先写成章学诚、翁方纲两传,继完成此二人述传后，又完成姚鼐述传。这三大通儒述传中，章学诚述传后来被收入《清儒学记》中之“浙东学记”，不过把文言文改为语体文，内容也有增补，与原作有所不同。唯有姚鼐、翁方纲两人的述传没有收入后来其他著述。我们说，校雠学是以书为中心，而述传或张先生后来称之为“学记”的体例，则是以人为中心。照此区分，《积石丛稿》中三篇属于“校雠学”，两篇属于“学术评传”。由于《积石丛稿》中三篇属于“校雠学”的“释例”，已经作为附录收入《广校雠略》，因此，我们这里暂时就可以不讨论《积石丛稿》这部著作了。《广校雠略》一书可以作为张先生早期学术思想的代表作。

《广校雠略》是张先生学术思想的发源地，其学术思想的直接来源是“二郑之学”。所谓“二郑之学”是指东汉末年的郑玄之学和南宋时期的郑樵之学。当年张先生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仪二郑斋”，表达了对“二郑”学术的仰慕。对于郑玄学术的总结，体现在后来成书的《郑学丛著》；而对于郑樵学术的追随，则首先体现在《广校雠略》一书。

《广校雠略》共五卷十九论一百篇，另有附录三种。它是继承郑樵《通志·校雠略》而做的进一步发挥，也就是“广”的意思。这部著作所说的“校雠学”，就是治书之学，它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三大主干学问，张先生认为，这三大学问“皆校雠家事。但举校雠，自足该之。语其大用，固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学最大的功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就是说在于学术史的研究、梳理和总结。校雠学是典型的中国特有的学问，它所要解释的也是中国固有的典籍文献或学术经验。张先生在《广校雠略自序》里说校雠学包含两大内容：

“校雠之学，首必究心于簿录之体，而后辨章学术有从入之途；次必推明传注之例，而后勘正文字无逞臆之失。”显然，他是将“究心于簿录之体”视为通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学术史研究目的的主要途径。张先生治校雠学的历史功绩是重新定义校雠学并弘扬校雠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功能。

《广校雠略》的十九论分别论述了校雠学的名义及封域（范围）、著述体例等大问题，又讨论著述的标题、作者署名、称引书名、序书体例等具体的小问题，还研究了著述的注释、流传、散亡、著录以及校勘、辨伪、辑佚等接受与传播问题，最后总结了汉唐宋清各朝学术的传承、演变等学术史的大问题。整本书的架构是从“学”到“书”再到“史”，从“宏观”到“微观”再到“宏观”。《广校雠略》的十九论的表达方式完全是学习、借鉴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通志·校雠略》共有二十一论，每一论的题目都是“……论”句式，如“编次必谨类例论”、“编次有叙论”，《广校雠略》则是“著述体例论”、“序书体例论”等。这里的“论”，不是现代学术论文之“论”，而是笔记条目之“论”。

《广校雠略》

如果说《广校雠略》是关于校雠学的通论，其中卷五“汉唐宋清学术论十八篇”，是张先生寓学术史总结于校雠学之中的“初试牛刀”，那么，《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通释》）与《清人文集别录》（中华书局1963年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必要时简称《别录》）这两部书则是运用校雠学来进行学术史总结的代表作，前者是对在刘向父子《别录》《七略》基础上形成的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进行的文本阐释，后者是采用的传统学术表达形式即别录体对有清一代学者别集的评述进而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

张先生的校雠学是偏重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书之学”，因此其经由校雠学而达到对学术史的总结是以“书”为中心的。在以书为中心进行学术史写作方面，传统学术的表达形式就是对书目的阐释即叙录或别录，或者称为书目解题、提要等。张先生又常沿用古人的术语，称之为“簿录”、“簿录之学”。大家知道，别录之体创自刘向。刘向去世后，刘歆继承父业，在《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著为《七略》一书。《别录》与《七略》后来均散佚，但它们的分类思想和基本内容都保存在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艺文志》里。（从《别录》存世的几篇如《战国策书录》《晏子叙录》等，还可以看到别录体的原貌。）《别录》《七略》与《汉志》是中国校雠学的奠基之作，也是张舜徽先生治“簿录之学”或“簿录之体”的主要研究对象。《通释》与《清人文集别录》就是他治“簿录之学”的结晶，从两书可见张先生如何寓学术史于校雠学之中，或者说如何通过校雠学来总结学术史的。

《汉志》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国家图书目录，它远远早于西方的古典目录。这部目录书从宋代开始就有学者进行专门研究，如宋末王应麟有《汉书艺文志考证》一书，清代则有多位学者的研究或补注，如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汉书艺文志条例》八卷，刘光蒉《前汉书艺文志注》一卷等。《汉志》的学术史地位在清代得到极大的提升。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引述金榜的名言可见其重要性：“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卷二指出：“刘《略》、班《志》，乃千古著录之渊源。”又在卷三指出：“《艺文》一志，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

张先生对《汉志》的重视和研读是终身的。早在1946年10月，他在阅读刘光蒉《烟霞草堂文集》时，就提到以前曾研读过刘氏《前汉书艺文志注》（开明书局出版《二十五史补编》本），推测其当为讲求实学有所自立之人。从《通释》引用书目可见，张先生对从王应麟到刘光蒉的《汉志》研究史了然于胸。张先生为何如此重视《汉志》？

《汉志》的重要性是学术史意义赋予的：“凡考镜东汉以前学术流别、著述盛衰者，胥必取证于斯，此《汉志》所以为贵也。”因此，研读《汉志》也是在学术史的意义上：“必以《汉书·艺文志》溯学术之流派，明簿录之体例。”“明簿录之体例”是传统的校雠学方法，“溯学术之流派”则是实现学术史研究目的。这种认识是对章学诚“《汉志》最重学术源流”观点的发扬。张先生在《汉书艺文志通释自序》里有云：

《汉书·艺文志》为书简短，尤治学之纲领，群书之要删。如能反复温寻而有所得，以之为学，则必有如荀卿所云：“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余自少好读是书，常置案头，时加笺记。顾随记随失，迄无一存。一九四六年秋，讲学兰州大学，尝以是书授诸生，因撰《汉书艺文志释例》相与讨论，而未遑疏证全书也。晚年重温是书，复有笺记，爰理董而别写成编。

从这段话中，可见张先生把《汉书·艺文志》视为“治学之纲领”，对其进行研究的历程从早年贯穿到晚年。所谓“通释”的具体阐释方法或表达方式就是“凡前人之说有可取者，悉甄采之，句读之有误者正之，史证之偶疏者补之，亦间附论说以评断之”。这是传统的文本阐释方式，张先生运用得驾轻就熟。举一个实例。《汉志·六艺略》书类第一条记载：“《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如果单单看这样一条只有九个字的简单的记载（“为五十七篇”，是班固的小字注），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学术史信息。但是，当我们看了《通释》的阐释，就可以了解其中丰富的学术史信息。《通释》首先引用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里的一段话，辨析《尚书》的卷数与篇数，接下来是张先生的“通释”：

按：此条应读“《尚书》”二字为句，乃冒起下文之辞。此籍本但称《书》，不称《尚书》，“尚”字乃古之编录者所加。“尚”与“上”通，谓其为上古之书也。后历秦焚，此书损缺最重。汉初，伏生曰传二十九篇，用当时隶书写成，称“《今文尚书》”；武帝末，鲁共（恭）王刘余，从孔壁中得古代文字写成之竹简，称“《古文尚书》”。孔安国以当时字体校读之，多十六篇，然此种《古文尚书》，虽曾献之朝廷，终未列于学官，不久即佚。东晋元帝时，忽有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安国作传之《古文尚书》，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从伏生所传诸篇中分出五篇，并《书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此本流行于世最久，唐初诸儒修《尚书正义》，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皆用此本，今日通行之《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中之《尚书》，悉此本也。此本除《书序》外，实有正文五十八篇。其中真伪相杂，必须去伪存真而后可读。自宋儒吴棫、朱熹首疑其伪，至清初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列举一百二十八条证据，于是此案乃成定谳。其后崔述撰《古文尚书辨伪》，条辨更为明晰矣。今据昔人所考订，其中较可信赖之史料，实止二十八篇。其篇目如下：（略）

以上二十八篇《尚书》，昔人定为可信。自乾嘉学者研究《尚书》，悉据此以撰新疏。清末吴汝纶，曾写定此二十八篇，称《尚书定本》。且此诸篇，司马迁均已采入《史记》，今日研究《尚书》，可取《史记》有关诸篇对读。

《汉志》所记载的一部一部著作的书名，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学术的“化石”，需要今人进行文本阐释性的“考古发掘”。张先生的通释先从文本的句读、《尚书》书名解释入手，随即对有关《尚书》的经今文和经古文的流变、真伪等《尚书》学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考辨，对《汉志》的简略记载展开了充分阐释。《汉志·六艺略》书类一共著录了九种书，包括古文尚书、今文尚书、传、章句、解故、说义、五行传义等内容，张先生对这九种书所作的详细通释带有明显的学术史意义，因此有学者认为可以对其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知识考古”。戴建业教授在《学术流变的盛衰与各科知识的消长———论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的知识考古》（上）一文中对此做了很好的小结，指出张先生的通释“或阐述《书》古今文本的亡佚与流传，或考辨《尚书》学的学术渊流，或追溯各家《尚书》学的授受始末及各派的兴亡，依次读这些叙录解题，就像读一本《尚书》学的学术史”。

张先生寓学术史于“簿录之学”的另一部代表作是《清人文集别录》。清代学术史是张先生一生关注的主要学术领域之一。他阅读了1100多种清人文集，对其中比较重要的600余家进行了叙录解题的工作，最后录存六百家叙录解题以成书。这种叙录解题工作直指学术史研究：“考作者行事，记书中要旨，究其论证之得失，核其学识之深浅，各为叙录一篇，妄欲附于校雠流别之义，以推见一代学术兴替。”这部书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或勾勒，完全不同于流行的章节体学术史的写法，呈现出中国学术史的“另类书写”，其独特性尚未被学术界充分认识。有人会问：不用传统的别录体来总结并书写中国学术史行不行？答案是：当然行！如梁启超和钱穆的同名学术史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主流的学术史书写形式。张先生自己也有用现代学术表达方式来总结并书写中国学术史的著作，那就是学记，如《清代扬州学记》《顾亭林学记》《清儒学记》。我们认为，有意义的问题是，如果采用传统的表达形式来总结并书写中国学术史，与用现代表达形式来总结并书写中国学术史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有什么独特的价值？戴建业教授曾经在《别忘了祖传秘方———读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与〈清人笔记条辨〉》长文中做了很好的比较，大家可以参看。

《张舜徽集·清人文集别录》

我个人认为，运用中国传统的“簿录之学”来进行学术史的书写，其独特价值在于能充分展现学术史的丰富性和完整性，让学术史细节饱满，有血有肉，别开生面，从而避免流行的章节体学术史“大而局限。梁启超和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于受章节体的概括性体例要求所限，其论及的学者只能是有代表性的，因此学者数量很少，如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凡14章，评述17位有代表性学者，附论34位知名学者，总共是51位学者，这与《别录》通过600位学者及其文集的叙录提要所涉及的面相比，显然不在一个量级。因此，这种“大而化之”的章节体学术史对很多杰出学者的遗漏就在所难免。试以《曝书亭集别录》一例来见张先生《别录》对学术史书写的独特风貌，看其如何展现学术史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以达到借一斑而窥全豹的效果。

先看此篇《别录》开头对朱彝尊生平事迹的介绍：

彝尊字锡鬯，号竹垞。家贫客游，南踰岭，北出云朔，东泛沧海，登之罘，经瓯越，所至必橐载《十三经》、《二十一史》以自随。遇丛祠荒塚，断碑残碣之文，莫不搜剔考证，与史传参校同异。行旅中不废读书，略与顾炎武同风。始以诗词古文噪一时。中年以后，益肆力于经史之学，而造诣该博。康熙十八年，试鸿博，除检讨。时富平李因笃、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及彝尊，皆以布衣入选。

寥寥数笔，刻画出朱彝尊刻苦好学的精神风貌。从其生平事迹中与学术相关的要点概述中，我们获悉朱氏与同时代的大学者顾炎武的相似风格———“行旅中不废读书”，他还与李因笃、潘耒、严绳孙等著名学者同时以布衣身份参加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科的考试，这场考试是清初学术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别录》中间部分是结合《曝书亭集》的具体篇章来对朱氏学术观点进行评述：

又预修《明史》，彝尊尤多所建议。是集卷三十二所载《史馆上总裁七书》，皆是也。彝尊言修史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最为能见其大（详《史馆上总裁第一书》）。其论治经，则曰：“自汉迄唐，各以意说，散而无纪，其弊至于背畔，贵有以约之，此宋儒传注所为作也。今则士守绳尺，无事博稽，至问以笺疏，茫然自失，则贵有以广之。”（是集卷三十四《五经翼序》）斯又平实之言，足以矫一时之枉。

张先生拈出朱彝尊有代表性的史学观点、经学观点来评述，说明其“平实之言”，有“足以矫一时之枉”的学术史贡献，起到举一反三的书写效果。接下去是对朱彝尊学术成就、学术个性和学术地位的评价：

论者或谓当时王士祯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朱彝尊有众长。余则以为彝尊之所以大过人者，在其学问功力深厚，不仅非王、汪所能望，即毛氏抑犹逊其笃实。盖奇龄才胜其学，而彝尊学副其才，斯又两家之辨也。至于根柢庞固，文辞渊雅，有学而能宣，能文而有本，又远出并世诸儒之上。

张先生在一个横向的比较视野中高度赞许朱彝尊在学术上的“大过人”处，远远超出以往“有众长”的评价。如果我们再联系《别录》中关于王士祯、汪琬、毛奇龄等人文集的叙录对读，则会对张先生之比较论有更全面的了解。这一类比较在《别录》中比比皆是。如果不是遍读熟读清初学人文集，不是对清初学人学术水平高下了然于心，张先生怎么能够下“远出并世诸儒之上”的断语？《曝书亭集别录》最后是对朱彝尊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史地位的一个澄清：

彝尊以康熙四十八年卒，年八十一，主持坛坫，垂五十年，填词家至取与玉田、白石并称，而论诗者谓足与渔洋媲美。于是绩学之名，遂为诗词所掩。今观是集卷四十二至五十五题跋之作，辨订群书，考证碑版，虽得失互见，而大体多精。要非博涉多通，而识断通核者，不能为。世徒推其文藻之美，固不足以尽之也。

在张先生看来，仅仅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朱彝尊的地位是不够的，只有同时肯定其学术史上的地位才是全面的。就是这样一位在清初学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学者，在流行的学术史里并没有受到必要的关注和重视，如梁启超和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评述清初学术史时，主要注意力都放在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身上，两部学术史都仅有只言片语提及朱彝尊，这自然是由于章节体学术史只能重点写大家的体例所限。重视顾、黄、王是有道理的，张先生对这三位大家也很重视，还专门撰写了《顾亭林学记》，另外《清儒学记》第六“浙东学记”中有关于黄宗羲的学术介绍，第七“湖南学记”中有王夫之的介绍。但是清初学术史光有顾、黄、王三位是远远不够的，像朱彝尊这样有长期影响力的大学者、大文学家是不应该被忽略的。我个人认为，没有朱彝尊的清初学术史，是不完整的学术史。这样讲，不是说梁启超和钱穆等人对朱彝尊缺乏认识，而是因为章节体学术史受制于体例的概括性要求，不能面面俱到。相对而言，叙录体的《别录》则可以对当时的学者群体做全面的评述，不会出现明显的遗漏。类似的例子还有清初杰出的文史学者廖燕，现有的清代学术史和文学史一般都忽视他，著名史学家张荫麟就批评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应该遗漏廖燕，但张先生的《别录》却对其做出了积极肯定。此类例子可以充分说明，在还原清代学术史整体原貌意义上，《别录》可以看作一部没有重大遗漏的学术史，做到这一点既不容易，也与“叙录”体的便利有关。梁启超和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以说是“见树不见林”，而张先生的《别录》可以说是“见树又见林”。当然，我们这样拿张先生与梁启超和钱穆相比较，“绝不是要在三位大师之间有所轩轾，更无意于分出什么高下优劣，只是试图阐明以‘别录’这种方式从事学术史著述自有其优胜之处，这种传统体式仍然具有强大的学术生命力”。

张先生坚守传统学术表达方式的现代意义在于提供了宝贵的“以中释中”之学术经验，即用中国传统的学术表达样式来阐释中国本土的学术文本，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来说，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其一，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学术研究成果的形成方式，换成张先生的提法而形成的问题是：学术研究成果的形成是“文成而有题，还是先有题再成文”？

张先生主要学术著作为什么采用传统学术表达方式？这是与中国古代学术著作成书方式分不开的。张先生在《广校雠略》开头就论述“古人志在用世不得已而后著述”，批评“世人动言著述，斯亦谈何容易”！该书结尾时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古之为文，皆理积于中，发乎情不可遏，故文成而后有题。观于《诗》三百篇及诸子传记摘字标题之例而可知也。固未有先命一题，而后构思润色以成文者。自后世竞立新题以为文，而文辞浮杂芜冗亦日甚。推之著述亦然。古人皆学成之后，不得已从事著述，故有书成而无大题者矣，如《太史公记》是也（别详论之）。至若心无是理，而必模拟古人，则扬雄《太玄》、《法言》固不逮《周易》、《论语》也，班固以下修史者固不逮司马迁也。此无他，由于先立书名，以步趋前人，不惜强所不能，黾勉以追之，无诸中而营于外，而终不可及也。著述盛衰高下之辨，要不越于斯矣。

学术研究成果的形成是“文成而有题，还是先有题再成文”，这看起来是一个学术著作或成书的先后次序问题，而实际上涉及对现代学术体制的价值判断问题。坚持传统的“文成而有题”就是对“先有题再成文”的现代学术成文方式的否定。众所周知，现代学术研究的科研项目体制都是“先有题再成文”，先有选题，继而申报、评审，再有撞大运式的“命中”，最后是中期检查、结项、出书。由于项目与科研经费挂钩，与学校排名挂钩，因此，项目进入学术评价机制，成为高校和学术机构对学者的硬性考核要求。对于文科而言，有无项目，特别是有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为一个学者能否通过任职考核以及晋升职称的必备条件。为了项目申报的需要，许多人挖空心思地事先设想各种出奇翻新的“选题”，然后围绕选题组织前期成果、填写八股文式的项目申报书，侥幸“中签”后再设法围绕题目完成项目。这种“先有题再成文”的学术研究模式导致的一个不良后果，就是学术界越来越少的学者能够摆脱“选题”来读书，像钱锺书、张舜徽先生这样通过大量读书而形成博大著述的学者几成“绝响”。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不仅是坚持传统的“文成而有题”的表达方式，甚至书成后，书中目录中的小标题都是责编周振甫先生加上的。“先有题再成文”的成书方式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不读文学家的大量全集就来书写文学史，不读学者的大量原著就来写作学术史，已然成为当代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通病。

张先生晚年总结他一生长期治学的几点体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体会就是“研究成果多由积累而来，不可急于求成”。他指出：“我一生所写的好几种书，都不是预先拟定了一个题目然后着手撰述，而是将积累已久的素材，加以区处条理，使成为有系统、有义例的专著的。像二百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不用说，是由我积四十多年的功力而后写定成书；即如《清人文集别录》二十四卷、《清人笔记条辨》十卷，也是根据我多年读清人文集、笔记时所积累的心得记录，加以整理而成。”“从这些具体事实，足以说明一个‘积’字，在我治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重大。假若没有几十年时间的积累，想要提出研究成果，也是不可能的。我一生治学，没有急于求成的思想，总是从容不迫，埋头苦干；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等到积之既久，自然水到渠成。古人所云：‘欲速则不达’，真是千古名言！”这样的经验之谈，实在值得我们年轻学者学习、借鉴。

《说文解字约注》

试想，如果按照项目制，“先有题再成文”，那么《清人文集别录》这样的著作绝无完成之可能。任何在职的高校教师都无法在三年之内通读完1100种清人文集，然后对其中600种文集逐一进行提要钩玄式的学术史总结。从这个角度讲，范军教授批评在人文学科评价中“四唯”（唯论文、唯学历、唯职称、唯奖项）的危害性，并认为比“四唯”危害更大的是“唯项目”，就很有必要。对照张先生的切身体会，可见“唯项目”论的要害是“先有题再成文”，“为题成文”，急于求成。这是我们当下亟待解决的学术弊端问题。在自然科学领域，“先有题再成文”，可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普遍性，但是在人文学科领域则需要反思。至少在国学领域或文史领域，坚守传统的学术表达方式，才能克服急功近利，有利于培养学者的学术定力，有利于培养读书种子，产生像《别录》这样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宏伟著述，产生像张舜徽先生这样真正的学术大师。

其二，启发我们思考“以中释中”经验的方法论意义，以克服盲目的“以西释中”的牵强附会。

张先生的学术生涯处在中西文化冲突和交汇的历史大变局中，运用西方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文学史、学术史日益成为人文学术界的主流。面对“以西释中”的滚滚洪流，张先生始终能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本位的学术研究立场。《广校雠略》《通释》《别录》等著作，不仅在体例上坚守中国传统的学术表达方式，而且在语言上也是地道的中国话语。张先生用地道的文言文以及中国固有的名词、术语来进行学术表达，有意识地避免生搬硬套所谓新方法、新名词和新术语来研究中国的学术对象。他曾在《顾亭林学记·序言》中指出：“不必拿后起的新名词、新术语，强加于古人头上，以致违背了原来的意思。我在撰述这本学记的过程中，就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不敢于古人辞意之外，有任何不必要的附加。有些地方，还只得照古人原语介绍出来，留待读者论断。”尊重古人，尊重古人学术著述的原意，不要有自己的任意曲解和附加，这正是“以中释中”经验的价值所在。相反，大量的“以西释中”的文史研究，则存在诸多的牵强附会。

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坚守传统的学术表达方式并不意味着与现代学术表达方式必然对立、冲突，它只是中国学术表达方式不应被忽视的一个重要维度。张先生并不是一位“食古不化”、“抱残守缺”的“腐儒”，相反，他对“西学”也是持开放态度的。1949年以后，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他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运用到学术研究中，

比如在《说文解字约注》中运用“劳动”的观点来解释一些字义，写作《劳动人民创物志》，以“人民”为本位撰写三卷本的《中华人民通史》，等等。但是，张先生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时，始终有一种谨慎的态度，他曾经完成一部受马克思主义观点影响的专著《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他自己认为不成熟，生前没有拿出来出版。这本完整的书稿还静静地躺在湖南省图书馆张舜徽先生捐书特藏室。张先生家人在筹划出版《张舜徽全集》时，也打算尊重张先生的意愿，不把此书收进《全集》。

在张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总结其“以中释中”的学术经验，目的在于从中国百余年来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的高度来对张舜徽先生的学术思想进行一次方法论上的概括和提升。中国学术文化在近代转型过程中有诸多复杂的理论思考和多维的思想面相。个人以为在“以西释中”成为体制内外人文学科学术研究主流的情况下，有必要总结像张舜徽先生这样的一批学者坚持“以中释中”的宝贵学术经验，思考这种“坚守传统学术表达方式的现代意义”。所谓现代意义，主要是指总结并尊重中国传统学术表达方式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活力，弥合传统学术谱系的断层，发现被现代性滚滚洪流“淹没”的本民族学术研究的“当代例外状态”，将其当作一块试金石加以擦拭，让其重新闪耀中国学术文化的光芒。我们需要重新辨析在现代教育制度和学科建构中的“中西关系”，质疑并批判“以西释中”学术体制独断的合法性基础，摆脱学术话语表达中一切意识形态普遍性的权力垄断，重建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不做“失语症”的呻吟，立足更深的根基并以有民族文化立场的开放心态迎接学术全球化的深层次挑战。

《中国文献学》

最后，我们想指出的是，校讎学不是僵化的封闭的古老学问，它不仅能长期有效地处置或解决用古代汉语书写的各种典籍的文本问题并对中国学术史进行符合中国学术经验的总结，而且它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有活力有弹性的学科体系，其证明之一就是张先生在古老的校雠学基础上开出现代学科意义的文献学，写出《中国文献学》这样具有学科奠基性的著作，发展出文献学的一整套学科知识系统。文献学的发展方兴未艾，大有前途。因此，我们在纪念张舜徽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应该对张先生校雠学著述保持敬意，应该对中国古老的学问校雠学保持敬意，应该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保持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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