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探索综合性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学术期刊与专业编辑：

从学术空间说起

学术期刊是交流智识的主要平台，中外概莫能外。而在中国，学术期刊的行政化色彩较浓，以及形成了一批职业化的编辑，这是与其他国家显著不同的特征。目前，中文学术期刊共约8400余种，其中人文社科类的约2400余种，而综合性人文社科类的有约800种。那么，中国的学术期刊是否符合以及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由于学术期刊的准入退出机制尚待健全，从学术集刊的创办状况也许可推知一二。学术集刊多为同仁期刊，由特定的学术机构或团体主办，尤其在未加入评价系统之前，特别能体现学术共同体对交流平台的设想。目前中文学术集刊有1000余种，其中900余种都属人文社科类。从数量上说，学术集刊大有与人文社科期刊三分天下之势，可见原有的学术期刊未能满足学术交流与发表的需求，学术交流空间仍处于拓展之中。另外，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被筛选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的接近600种，学术集刊则有约200余种。当越来越多的学术集刊进入CSSCI等评价体系，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受到的冲击可能会越来越大。但反面视之，或许正是由于学术空间尚不足，学术期刊仍有存在的合理性。

从学科分布来说，学术集刊多集中在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综合性的极少。这突出反映了学术界对交流平台专门化的需求，对此，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地位显得有些尴尬。学术集刊的萌芽可溯源至20世纪50年代，90年代后迅猛发展；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集中创办则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及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重要的时间节点。从世界期刊发展史来看，学术期刊本为学术研究者职业化、专业化之后需要进行学术交流、保护专利而产生的，故而期刊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学界当下的境况。可以说，初创阶段的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适应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起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1977年以后高等教育恢复、调整、改革时的学术状况。90年代中期以后，高等教育改革愈加深化，学术从业人员越来越多，学科分化越来越细，更加强调专业性的学术集刊即顺势生长，渐成气候，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则显得“大而无当”，空泛而无所着落。然而，凡是分类，总会存在标准的问题。同一个论题，按照不同的标准，可能会被划分到不同的“专业”，而在这方面综合性学术期刊或具有天然的优势。

相比于学术集刊主要由流动性较强的兼职人员从事编辑事务，学术期刊一般都有一批固定的职业化的编辑，这几乎被认为是学术期刊脱离学术共同体的表现之一。究竟需不需要“独立”的编辑？对于这个问题，学术集刊的同仁认为，“集刊是由主办机构的学人兼职完成稿件的处理，由出版社编辑完成文字编辑”，因此，“集刊将稿件处理与文字编辑分开，既保障了编辑出版的专业化，又有利于稿件审校的专业化”。殊不知，从出版社的角度来看却未必认同这样的分工。在陈述了集刊编辑部人员不足的“情况依然未得到根本改善”之后，有出版社编辑认为，“人员限制使得稿件审核、编校、宣传推广方面的投入不足，编辑往往凑齐稿件就提交给出版社，集刊出版见书就相当于完成任务，很少再投入精力进行宣传推广，无法进一步提高集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且不说现在的职业编辑几乎都是高学历人士，并非外在于学术界(据说曾经有将编辑部作为安置闲散人员机构的历史时期，但在学历内卷的今天，这已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了)，而且似乎不宜将“兼职”“义务”作为期刊是否属于学术共同体的特征。即使在西方，也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对义务审稿毫无怨言，何况认为西方期刊“编辑直退稿”数量的增加，“不仅有助于作者尽早改投他刊，而且减少了同行评议的压力”，从而能快速评审及刊发，是西方学术期刊的一大优势。那么，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如何把握住“质”与“量”的区分。如果说职业的分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要避免的，毋宁是分化成了“异化”。

学术空间尚在拓展之中，而曾经适应学术与学科发展的期刊却显得不合时宜了。在全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建设期刊强国的当下，学术期刊面临着一系列由内到外的关系梳理、重审与调整。尤其是中国当代出版业在经历了电子出版、网络出版之后，走进了数字出版时代，技术革新日新月异，数字出版也不断涌现新潮，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无一不冲击着出版业，学术期刊当然不能置之度外。在这一波波的时代潮中，有探索尝试，有迎头赶上，有抗拒呐喊，也有焦虑困惑。几十年来，相关的探讨与争论已积累成丰厚的文字，细细读来，有些热切的希望可能没有完全实现，有些焦灼的担忧似乎显得过虑了，但也有些想要抵拒的好像依然远远地站在前方等着我们。近年来，ChatGPT的出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迫切需要厘清中国学术期刊在数字化进程中的为与不为。

二、“内”“外”之间的两层紧张

(一)数字化利器与纸刊皮囊

朱剑曾多次指出，中国学术期刊似乎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就像不管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如何突飞猛进，新媒体如何层出不穷，纸质学术期刊在中国学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界仍然风头不减一样，高校综合性学报至少从表面看依然安然无恙，该怎么出版还怎么出版”。朱剑虽然主要剑指高校综合性学报，认为其这些年来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但若扩而视之全体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应当说此亦为的论。多年来，不仅“一刊一社”的局面基本继续保留，杂志社内部在组稿、审稿、校稿、发稿方面的规制与流程方面也基本保持原样。

2021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其“总体要求”里指出，要“加快提升学术期刊内容质量和传播力影响力”，接下来在“加强出版能力建设”中，要求“坚持以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作为选稿用稿标准，加强编辑策划，围绕重大主题打造重点专栏、组织专题专刊”。可见，学术期刊的“内容质量”依然是作为前提基础加以强调，“内容为王”的说法依然有效。而无论是提升学术期刊的质量与水准，还是加强编辑策划，最终都要落实到作者身上。策划的主题再好，由谁来写，写得怎样，才是决定策划能否得到高质量实现的关键。

在中央的提倡领导下，编辑学界积极行动起来，为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探寻路径。高质量的发展背后依靠的是高水准的作者群。关于作者与专栏的密切关系，刘仲翔指出，“每期专栏设置一两个专题，请该专题研究领域的一位知名学者担任主持人，约请学者选择不同问题撰写论文，形成整体上对话题的多角度深入剖析”，“除了设置专栏，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在主题宣传文章的策划上反应更快，文章水平也更高，多数能做到提前谋划，约请大家名家撰写学术文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知名学者”“大家名家”对学术期刊质量提升、传播力影响力提高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当然，高水准的作者未必一定是“有名”的，颜冲即提出，“在关注‘名家’的同时，要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有实力的青年学者，努力打造一支老中青结合的作者队伍”。

那么，在组稿策划的过程中，有没有数字化的助力呢？当然是有的。多年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在学术期刊界异军突起，他们的两位编辑就写了一篇实实在在的关于约名家稿策略的文章，可谓道尽其中的曲折委婉。文中提到，“随着(3G)移动通讯网络建设及应用发展迅速，近乎以狂风巨浪般的速度向人们涌过来，手机上网的人越来越多。……QQ约稿、微信约稿也应运而生，在畅聊之时，拉近编辑与专家关系。网络时代下，一封电子邮件问候名家轻而易举”。新媒体约稿具有毋庸置疑的优点，方便，快捷，编辑与作者可以进行充分、及时的沟通与交流，从而能够进一步完善对于选题策划的构想。而前引“拉近编辑与专家关系”一语，明明透露出期刊编辑的诸多苦心与用意。曾经期刊界对“关门办刊”“等米下锅”大张挞伐，然而开门之后，期刊主动“寻米”，有时难免引起“抢米风潮”，甚至可以说，新媒体应用越是快捷，“抢米风潮”可能会更加频繁与激烈。

新媒体的运用当然不仅发生在选题策划环节，接下来的审稿、校稿等环节中，新媒体亦能发挥其方便、快捷的功能。匿名评审、同行评议，近些年来已经成为学术期刊的规定动作。虽然一直以来质疑声不断，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术刊物并没有完全放弃自身的主体性。外审程序的顺利、高效进行，审读意见与作者对文章的修改，都离不开新媒体对沟通效果和效率的有力保障。当一篇文章进入编校流程后，杂志社在这一阶段适应数字化的新发展应当说更显努力。如果说中国知网在发展之初，就是利用了其数字化技术上的优势，“绑架”了一众学术期刊，那么时至今日，各家杂志社都在尽力采用新系统，大力推进数字化编校，这包括采编系统的广泛运用、排版系统的不断更新换代、参考文献辅助系统的开发、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普遍应用等。每一次的升级，看似简单，其实背后都有杂志社在思想转换、经费争取、人员配置、新技术的学习培训上付出的一次次努力。

然而，高效、快速的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带给学术期刊的最终面貌，却依然是无甚变化。这诡异的现象的出现，除了论者多提到的行政部门对刊号的严格把控、杂志社的体制因素之外，与期刊本身的篇幅与形式相对固定也密切相关。据国家新闻出版署2005年9月30日公布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又称杂志，是指有固定名称，用卷、期或者年、季、月顺序编号，按照一定周期出版的成册连续出版物”。既然固定成册，定期出版，故虽然投审稿系统等的采用使得作者与杂志社之间、杂志社与外审专家之间的距离似乎仅仅在点击鼠标的一瞬间，而在实务中，大多数作者仍然感到审稿时间长，投稿难度大，发稿周期更长。对于作者而言，编辑部能一键收稿，审稿流程通畅无阻，返修过程中沟通方便快捷，那么，最后的“一锤定音”自然也应该水到渠成、高效快速，减少许多无谓的等待时间，这才能真正体现出“数字化”带来的优势。对于编辑部来说，许多已返修成熟的稿件不积压在手里，能够“一键发表”，让投稿—审稿—修稿—发稿这一系列环节流畅无碍，尽早让新鲜热乎的研究成果面世，以飨读者，又何尝不是编辑的心之所向。但由于“纸刊”的周期约束，许多文章不得不等刊期、等版面。当刊期终于确定，进入编校流程之后，还要配合着整本期刊一致的编校节奏，配合不同栏目的进度、篇幅的调整。一篇文章在正式问世之前，其实有着不少的时间消耗于“等待”之中。数字化的高效、快捷被消解了，灵动的数字利器被禁锢在枯燥的皮囊里了！“内”与“外”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第一层的紧张。

(二)编者与读者关系的撕裂

杂志社按部就班完成纸质期刊的编校印刷之后，即将电子文档按要求打包发送给国内三大数据库，其中以中国知网为最要。而进行网络首发的稍有不同。据知网显示，在其共收录的10923家期刊中，2614家期刊选择了网络首发，约占五分之一。入编各种数据库，成为目前中国学术期刊进行数字出版最后一个步骤——发行与传播的主要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各家学术期刊似乎已经完成数字出版了。

按说数据库助力学术期刊实现了数字出版与传播，两者之间应该携手共进才是。然而事实上却是，彼此感到既不可缺少但又貌合神离。学术期刊不愿失去数据库这个传播渠道，但不积极不乐观；数据库和学术期刊讨价还价，但也不敢太过强势。没有合作双赢，没有积极共建，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止步于打包发送！

数据库的出现，在传统的“作者—编辑—读者”链条中，横空生出了一个环节，变为“作者—编辑—数据库—读者”。这深刻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习惯，也深刻地改变了学术期刊的出版－传播生态。朱剑已经指出，读者由读刊变为了读库；一本完整的学术期刊被数据库拆解成了零碎的单篇文章，并以单篇论文为基本的传播单元，“期刊不见了，因期刊而存在的刊物特色、编辑思想、编排风格、专栏结构、各专栏间的呼应对话统统不见了”。因而，编辑部失去了数字化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权，编辑在编刊过程中的种种苦心孤诣，传递不到读者那里，编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撕裂了。

编辑部在数字化方面的主动权，如上所述，之前是因为技术的缘故，拱手让与了数据库。然而，随着排版系统不断改进，数字化已经不再是难题，编辑部是否一步步重掌主动权了呢？杂志社突破限制，首先能够做到的是自建网站，形成“一刊一网”局面。2011年2月，在全国高校综合性学术期刊中，《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首开微博，微博平台一度引起学术期刊的关注。但一年多以后，微信公众平台推出，很快成为学术期刊另一数字化重镇。随着越来越多的杂志社开通公众号，行政部门开始将微信公众号作为考核杂志社数字化状况的项目之一，期刊评价机构也转而关注公号的传播力。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2024年1月25日发布的关于2023年学术期刊和报纸理论版微信公众号上各学科推文总篇次和阅读总人次的情况可以看出，大部分的期刊公号，无论是推文总篇次，还是推文的阅读量，都在增多。这无疑反映了读者的阅读习惯越来越趋向移动化、自主化，更可以感觉到杂志社对微信公众号的重视与持续发力。

微信公众号，或其他基于PC端或移动端的平台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杂志社拿回主动权，尽量弥补杂志社与读者之间的裂痕。如推送的时候可以标明文章所属专栏，可以不用担心篇幅的限制表达编者之意图，一年到头还可以总结一下专栏文章的发表情况，等等。期刊的理念与倾向，也可以有更多途径的表达，公众号的名称也不一定原封不动照搬杂志的名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杂志社的公众号名为“中国学派”，其简介为“展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突出表达了杂志社的志向所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公号名称为“独立精神”，也体现着杂志社的旨趣。

当然，无论哪一种平台，都会有各自的短处，如公众号就存在不方便阅读长篇论文(尤其是如果还包含注释的话)，不便于进一步搜索等问题。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自主的数字化传播，以及期刊设置特色专栏，可能在根本上仍然避免不了文章会“单篇出走”。庄子说，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似乎忘筌，忘蹄，忘言才是更高的境界。单篇文章之于期刊，是个别之于一般的关系，个别体现一般，一般规定了个别；然而个别并不总是与一般同一，可能高出其外，也可能退居其内，又大致不离其范畴。也许，期刊更应该像一个“引力场”，有自身的核心力量，具有稳固的吸引力，但也能保有一些飘逸游离而不失联的分子，能吸收外来的能量与引力，变动不居，进退盈缩，秉持一份开放的态度，亦不失宽厚，或许这样才能在杂志社的苦心孤诣与读者的所思所想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在这方面，发挥数字化平台的优势，应当大有可为。

此外，编者与读者关系的撕裂导致的内外紧张，也还有其他因素在从中“作梗”。一种类似“供需”的内外矛盾，可能更多与各种现实的体制有关，其表现为一方面作者们抱怨投稿的命中率太低，一方面编辑们抱怨理想的稿件太稀少。据《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13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39所(含独立学院164所)，比上年增加1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655万人，比上年增加225万人”；“研究生招生124.25万人，比上年增加6.60万人，增长5.61%……在学研究生365.36万人，比上年增加32.12万人，增长9.64%”；“高等教育专任教师197.78万人，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31.58万人”。对比2021年的情况，“高等教育专任教师188.52万人，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6.97万人”，可以说，在期刊数量增幅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发表需求却在不断上升，投稿确实会越来越难。另外，在期刊数量没有明显减少的情况下，总体刊发文章的数量却减少了。至于减少的原因，已有多位前贤指出，期刊评价体制应当是因素之一。作者与编者均受制于体制，却只能反向而行，结果难免裂痕更甚。此外，面对不断增加的学术研究者数量(直接体现为编辑部的来稿越来越多)与发文量减少的趋势之间的不平衡，我们恐怕也不能贸然断定，新成长的研究者的水准都大不如前，或者说整体的研究水准在不断下降。说不定还恰好相反，许多没能在预期的期刊上得到发表机会的文章，只是被不得不“割爱”罢了。那么，这只能说明当前学术空间可能是过于“内卷化”了。理论上无限的数字学术空间本应能够合理应对这个问题，展现其为纸刊远远所不及的能力，化解紧张，以有利于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发展，而目前的诸种方式对此似乎都还无以为功。

三、关于一键发布的

数字出版平台的设想

陈平原说，“人文学者喜欢说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实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大环境——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学术期刊要发现真问题，进行真探索，应对时代命题，融合数字化革新，协调好内外关系，而非“新瓶装旧酒”，才能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数字技术的利用，本来应该是有利于学术期刊及时解决“内”“外”矛盾的。有研究者指出，“电子信息技术进入学术期刊的实践领域后，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实际上经历了印后电子化、预印本、优先出版和网络首发四种模式”。其中，优先出版与网络首发都以中国知网所建立的平台为主。2010年中国知网启动优先出版系统，2017年升级为网络首发。如前所述，印后电子化当然对于提升杂志的传播力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只是没能打破将数字化灵魂禁锢其中的纸刊皮囊，而如果将预印本、优先出版以及网络首发这三种形式姑且称为印前电子化的话，则更可以看出数字化出版努力摆脱禁锢与束缚的挣扎与探索。实践中，印前电子化对于杂志社加快传播速度、提高传播影响力，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贡献，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杂志社内部来说，究竟要不要严格遵照传统的“三审三校”流程，成为追求质量还是时效的两难选择。如果一板一眼地完成审校，那么花费的时间可能会与正式出刊相差不多；如果追求越快越好，那么可能文章的质量就还有可改进之处，尤其中国知网允许网络首发后有一定的撤稿量，就更容易促成一些较为匆忙的首发行为。从外部环境来说，虽然“网络首发论文被视为CAJ－N和学术期刊同时正式录用的论文，中国知网和学术期刊可联合为作者下发网络首发论文出版证书。由于CAJ－N具有合法网络连续出版物资格，网络首发论文比优先出版论文多了一层‘正式出版’的身份，这是两者最为显著的区别”；但是，高校相关部门是否认可采纳此类成果，成为网络首发能否行远致强的重要条件。尤其是，网络首发论文与其还不能脱离的“纸刊”，更是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进一步说，数字化出版本应该以其灵活、高效、实时、互动性强更好地推动学术的发展，助力学术的交流，创造更加和谐的内外关系，但是，目前的印前电子化，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人员认为，“缩短期刊论文出版时间、克服周期性汇编带来的出版时滞困境是学术期刊选择网络首发的主要出发点”。据其对中国知网的研究，截至2022年底，“所有期刊首发论文网络出版时间较纸刊出版日期平均提前94天”，“所有首发论文在网络首发期间(纸刊出版前)的总下载量为11328万次”。虽然其关注的重点为科技类学术期刊，认为网络首发“极大满足了科技类学术期刊早发表、快发表论文的需求”，应当说，对于综合性人文社科类期刊，其论断也基本合理。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网络首发可能更多是满足了“学术期刊”的需求，而不一定满足作者的需求，从而不一定是顺应且促进学术的发展的。如果网络首发的权威性并没有得到独立的认可，还需要等到纸刊的出版才算真正落地，那么减短的出版时滞于作者而言意义就不大，不会受到作者的充分重视与关注，也不会让作者在此过程中积极有为，缩短的出版时滞的“福利”并没有传递到作者，依然没能减轻杂志社内外之间的紧张。又如果下载量仅仅作为考核学术期刊的参考数据之一，传播快、传播广与作者都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么，网络首发的优势同样实现不了作者对数字出版的期许。

综合性学术期刊究竟要如何倚数字时代之数字利器，理顺内外关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这里，笔者尝试提出一键发布数字出版平台的设想。关于此平台，首先要厘清数字出版的主体，确保数字出版成果的权威性。据2016年2月4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自2016年3月10日起施行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其“第一章总则”的第二条中关于网络出版物的范围有如下两条规定：“(一)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内具有知识性、思想性的文字、图片、地图、游戏、动漫、音视频读物等原创数字化作品；(二)与已出版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内容相一致的数字化作品”。第六条声明“国家鼓励图书、音像、电子、报纸、期刊出版单位从事网络出版服务，加快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在这里，期刊出版单位明确是可以作为网络出版的主体的，只是要按规定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而第一条规定的网络出版物内容不必是“已出版”，而“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是要在“已出版”的前提下数字化，那么，有一个不明确之处在于，期刊出版单位是否可以独立出版原创数字化作品，也即能否不必一定是要将“已出版”的内容进行数字化出版。只有允许期刊出版社出版不与纸刊相捆绑的数字出版物，而这数字出版物的权威性得到与纸刊同样的认可，数字出版的真义才能实现。单篇传播、单篇阅读的趋势，提出了相应的单篇出版的要求。每一篇已经成熟的文章，无须受到纸刊皮囊的种种束缚，无须各种与文章质量无关的等待，只要达到发表的标准，就可以“一键发布”，加上数字学术空间理论上的无限性，不必为了版面的缘故而限制文章的篇幅和数量，这才能彻底实现数字技术带来的快速、方便和更大的效能，才能让作者、编者真正体验到数字出版的优势。

既然要保证数字出版物的权威性，那么对于发布的文章的质量，就应该执行严格、严肃的标准，而不是在允许撤回的基础上，对质量降低要求。《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国家鼓励组建网络出版服务行业协会，按照章程，在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制定行业自律规范，倡导网络文明，传播健康有益内容，抵制不良有害内容。”第二十三条规定：“网络出版服务单位实行编辑责任制度，保障网络出版物内容合法。网络出版服务单位实行出版物内容审核责任制度、责任编辑制度、责任校对制度等管理制度，保障网络出版物出版质量。”组建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自律规范，实行责任编辑制度，都是十分必要的。

应该说，纸刊的“重大选题报备制”“三审三校制”等，对于文章无论在意识形态上、内容上，还是文字编校方面的高质量，都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数字出版物在出版时，也应该严格遵守这些制度。而且，还应当针对数字出版的特性，制定相应的规范制度。比如出版之后，如有必要的修订，可以及时、多次地进行修订，但为了确保数字出版的严肃性，每次修订都应该留痕，等等。严格的质量把控会不会增加出版等待时间呢？笔者认为不会。如前所述，当整本期刊同时进入编校流程时，对于单篇文章来说，有相当的时间是在等待整期期刊的编排进度。如果编辑一次只需要编校一篇文章，那才是这篇文章所需要的最短等待时间。假设把直接处理一篇文章所需时间(包括审读、返修、编校与排版等)称之为有效等待时间，而把其他不直接相关的等待时间称之为低效等待时间，那么，低效等待时间越少，甚至没有，才越接近及时反映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的要求。

单篇文章正式的数字出版，虽然灵活、实时以及快捷，然而有出版碎片化之嫌。数字出版天然内含着对平台建设的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既能整合碎片化出版，让每一本期刊都能张扬自己的个性，又不失灵活自由，就非常重要了。尽量聚合所有的期刊于同一平台，形成海量数据，有利于全面、精准的搜索，具有规模效应，也有利于大数据利用，进行更多元的分析。目前国内已有的统一学术平台上，杂志社的参与感不强，主体性没有得到凸显，积极性也就不高。好的平台应该致力于为杂志社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然后退居幕后，让期刊在平台唱主角，而不是抹去各期刊的特色，将其纳入平台的单调模式中。平台应该为期刊提供多样化的选择，让期刊有彰显自身特色的空间，各杂志社在平台可以交流互动，也可以进行良性竞争。平台多给杂志社选择与机会，杂志社就更有进行策划、更加注重自身特色建设的动力，争取在众多期刊中脱颖而出。对于杂志社来说，“每一滴水珠都会反射太阳的光芒”。每家杂志社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就会仔细琢磨单篇出版的“每一滴水珠”是否很好地反射了“太阳的光芒”，甚至增加太阳的光辉。而单篇出版后的文章，通过平台与其他文章群进行链接，能有效地抵消碎片化的影响。平台动态性地聚合起文章群较之纸刊专栏的优势在于，任何分类都可能是不唯一的(专栏其实就是一种分类)，不同标准下，文章可以归属不同的专栏，而在平台上，每一篇文章可以同时纳入不同的文章群，在不同的框架、不同的学科中互相撞击，带给读者新的启示，激发研究者新的思考。这样，单篇文章不仅能与该期刊的文章群进行链接，还能与所有期刊的文章群进行链接。每篇文章在文章群里的情形，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杂志社策划的力度与效果。杂志社及时发布最新成果，也能从平台上及时收到反馈，从而及时调整自己的规划。

单篇文章在平台的数字出版，让期刊摆脱了纸刊皮囊在篇幅与时间上的约束，但不能成为脱缰之野马，另生弊端。这时，多层次、多角度的监管就很重要了。《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已经作了“年度核验”“保障与奖励”“法律责任”等方面的规范，行业内部的规范、期刊评价体系带来的压力，都不会让数字平台成为法外之地。而且，数字出版平台的实时互动，可以反过来促使建立更加趋于合理化的评价体系。当下，“以刊评文”不断遭到学界诟病。然而，固化的纸刊不便于进行细致的调整与评价，而单篇文章在数字平台出版后，可以结合期刊自身的基础评价，与一定时期内根据对平台大数据的研判，对单篇文章做出动态的评价。这样，期刊的基础评价与单篇文章的动态评价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评判，以期达到更合理化的评价，既可以作为期刊的参考，也是学术研究的参照系之一。由此可建立起多维度、多层级的评价体系。也许当视角更多样化，视野更开阔，有了更多方面的参照数据之后，分三六九等的评价体系反而显得太粗暴简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才更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有助于期刊深耕发扬自身特色与个性的那一方园地。此外，数字出版平台可以实现全过程透明，可以开放与读者的实时互动，自发地内生出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职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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