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八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本次推送《比较新闻学年度案例评析(2021—2022)》，作者比较新闻学研究小组（单波、曹皓、陈嘉淇、陈甜甜、郭松直、黄皓宇、靳一丹、赖荟羽、刘帆、王宇倩、王芷青、肖靖琪、徐一凡、阳露、杨礼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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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波 曹皓 陈嘉淇 陈甜甜 郭松直 黄皓宇 靳一丹 赖荟羽 刘帆 王宇倩 王芷青 肖靖琪 徐一凡 阳露 杨礼旗摘要
本文从2022年度发表于英文期刊中的数百份比较新闻学研究中选取13个典型性案例进行评析，以窥探该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前沿趋势。总的来说，它们分别从媒介体制、社会文化语言、新闻记者、新闻文本四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案例1—3分别从媒介体制的视野来分析该类型划分在数字新闻学下的发展，及新闻多样性、报道议题周期在不同媒介体制下的差异及相似点。案例4—6则考察社会文化语言，如日常生活形式、社会文化、语言社区，对新闻用户的媒体接受、(不)文明(In/Civility)表达及讨论情绪的不同影响。案例7—10主要以新闻记者为中心，考察其规范性角色、幸福感、应对暴力的策略及其新闻信任在不同语境下的相同/相异点。案例11—13主要侧重新闻文本的分析，比较反种族歧视抗议的报道、民粹主义及和平新闻报道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总的来说，比较新闻学研究设计渐趋成熟复杂，越来越偏重考察结构性因素，如媒介体制和社会文化语言，对新闻传播报道流程和工作者的形塑。
关键词
比较新闻学；比较媒介体制；社会文化语言；新闻记者；新闻文本
在哈林和曼奇尼(2004)的开创性著作《比较媒介体制》出版后，与之相关的类型学框架与分析维度成为开展比较新闻学研究重要的参照与典范。但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与社会语境的变迁，哈林与曼奇尼的理论框架也受到质疑，如比较媒介体制中四个维度的构建过于描述性，需要进一步操作化；比较媒介体制的类目构建过于“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比较媒介体制理论框架并未关注到社交媒介与数字新闻业的蓬勃发展。如何回应以互联网平台为技术基座的“数字新闻业”,是比较媒介体制研究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方向。例如，Alice Mattoni与Diego Ceccobelli就以“数字时代的比较混合媒介研究”对这一话题展开了探索性研究，却并未对其进行实证化探索。而Edda Humprecht等人的研究则更进一步，通过遵从Brüggemann等人对比较媒介体制展开的实证化基础，去考察数字新闻语境中三种理想类型的变迁。
具体而言，这篇文章重新细化了媒介市场结构、政治平行性、新闻专业主义和国家的角色四个维度。在媒体市场的包容性上，本研究强调由于在线新闻与互联网的发展，有必要考虑在线新闻的覆盖范围，并衡量报纸在离线和在线版本中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在政治平行性中，媒介场域的数字化创造了导致政治平行性增强的条件，因此应该将该维度的现有指标与当前数据进行比较。在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维度中，需要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在线媒体上的用户互动以及在线媒体对在线受众的响应能力。而在国家的角色上，研究者认为，尽管国家资助行为影响着媒体的发展，但大型科技公司已成为媒体系统中最强大和监管最少的行为者。此外，互联网时代的新闻自由也应该被纳入对国家角色的考察。
在测量并检验了相关指标后，Edda等人再次验证了哈林与曼奇尼理论构建的有效性，并通过聚类分析探索出了数字时代媒介体制的三种类型。与最初的研究相比，哈林与曼奇尼提出的民主法团主义和极化多元主义模式依旧具备解释性，但曾经的自由主义模式却被“混合模式”(hybrid mode)所替代。混合模式，如几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呈现了较低的新闻专业化程度、非包容性的媒介市场和极少量的国家支持几点特性。这一变迁反映了近年来一些国家日益两极分化的结果。
有趣的是，Edda等人的这一结论同哈林与曼奇尼的论断产生了微妙的悖反：Edda认为，在当下的数字化语境中，没有经验证据可以表明自由主义这一理想类型可以与研究中任何一个国家相吻合。换言之，哈林与曼奇尼所强调的重要结论——“其他两种理想类型会像自由主义类型逐渐靠近”的论断在数字时代被打破了。这或许与在数字新闻时代，国家越来越需要支持强大的自由媒体，而精英报纸作为传统的专业精神支柱，遭受着持久的收入危机有关。当然，政治极化更是其中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
总之，这篇文章尝试在数字新闻的语境中重新检验经典的媒介体制类型学，但研究仍然缺乏对不同国家文化或是情境的考察。此外，在媒介体制的维度界定中，仍然是“媒介场域”与“政治场域”的二元互动，这在实际情境中显然过于简单。正如Mihelj和Huxtable(2018)所言，能否在比较媒介体制研究中实现“文化转向”,增加对于文化因素的关注显然是之后的研究可以深入探索的地方。(黄皓宇)
案例2: 预期违背：不同媒介体制下新闻多样性趋势的比较研究“新闻多样性”(news diversity)指媒体内容在一个或多个具体特征方面的异质性程度,其最基本的区分为外部新闻多样性(external news diversity)与内部新闻多样性(internal news diversity)两类,近年来在互联网发展与新媒体环境的影响下受到学界与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这一概念，长期存在的假设与担忧是新闻媒体的报道日益趋同，新闻多样性不断降低，从而对西方民主社会的运作造成破坏性影响。然而，能够作为这一推断依据的实证经验数据却始终较为匮乏，少数的既有研究也指向了混合型的结论。为补足这一缺失，学者Erik de Vries, Rens Vliegenthart 以及 Stefaan Walgrave在《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对四个国家新闻多样性的纵向考察》一文中，试图通过一项历时的、跨国的定量研究设计验证这一假设的可靠性。
具体而言，本研究意在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新闻多样性下降的普遍趋势是否存在的问题，二是以哈林与曼奇尼的媒介体制框架为鉴，进一步探索不同的媒介体制是否会导致不同变化趋势的问题。在操作化层面，作者将新闻多样性限定为外部新闻多样性，包含主题多样性(topic diversity)与情感多样性(sentiment diversity)两个维度。作者在收集了分属于民主法团主义模式(丹麦、挪威、荷兰)与自由主义模式(英国)两类媒介体制下四个国家的十二家不同政治倾向的报纸的数据后，通过自动化数据分析，对比了每一天每个国家近六百万篇文章，对其中相似的文章进行了主题与情感多样性的测量。
研究发现，在2000年至2019年间，无论是在主题多样性还是情感多样性维度上，四个国家都未呈现显著下降趋势，甚至个别国家(英国)在情感多样性上表现出了上升的态势，这违背了此前的预期。同时，在不同媒介体制的比较视野下，英国作为自由主义模式媒介体制下唯一的案例，并未与其他民主法团主义模式国家形成显著区别。而若从英国单一案例出发进行分析，则其内部不同政治倾向报纸间主题多样性变化的区别及前文提及的情感多样性的升高或指向其国家内部越来越高的极化效应。
总体而言，作为一项历时的、大样本的比较研究，本文实证的、而非规范性的研究立场使其在研究方法上最大程度地做到了严谨而规范——通过小规模人工编码及表面效度检验两种方式验证了指标构建的可靠性，排除了无关因素的干扰，为此后同类型的研究设计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考。但遗憾的是，该研究也具有当前大样本研究的通病，即结论停留在描述性分析层面，即便给出了传统媒体从业者角色转型这样的猜测，总体上仍缺乏更加规范的对深层原因的探讨。此外，该研究案例选取的合理性也有待进一步商榷，如仅选择英国作为自由主义模式的代表型案例是否恰当?在对不同政治倾向的报纸进行选取的过程中，是否因为没有建立起完全的可比性而导致回归模型的结果较差?
基于此，此后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向进一步展开：一是在本文的基础上吸纳更多的国家、新闻类别，以及新闻多样性维度等，在广度上进行拓展；二是在深度上对少数案例进行更加深层、全面的分析。(王芷青)
案例3: 基于媒介体制和议题关注周期的中美新冠疫情报道比较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后文简称“疫情”)的暴发为比较性研究中美两国的科学传播、风险传播提供了实际案例。《媒介体制和注意力周期：美国和中国新冠肺炎新闻报道的数量和主题》一文就旨在比较中美对疫情的关注度和报道主题，并探讨报道的变化和差异。研究者使用了结构主题模型(STM)进行数据分析和主题提取，并根据报道内容和时间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研究发现，在疫情早期，中国的报道数量迅速增加，随后逐渐趋于稳定。而美国的报道数量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在美国的报道中，政治是最突出的主题，经济和健康也是受到关注的重点。中国的报道主题集中在国内疫情应对、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还关注国际合作、医疗援助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议题。在报道内容上，美国的报道更偏向于冲突导向，政治主题中约有三分之一与冲突相关。而中国的报道更加关注国内疫情应对和国际合作。两国报道存在不同的话题转移，在美国的报道中，随着时间推移，疫情作为一种多方面的风险被讨论，如经济、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等“疫情副作用”的报道。与之相反，中国媒体对疫情的报道趋势几乎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报道唯一显著增多的时间点是“两会”期间，增多的内容是代表们为应对疫情提出的建议。对上述发现，研究者倾向于以中美文化差异和媒介体制差异加以阐释。美国的报道更关注冲突和消极情绪，而中国的报道则强调社会层面的应对和恢复，这反映了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与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之间的差异。此外，研究者指出政治事件与疫情的相交影响了主题，如美国2022年恰逢中期选举，其媒介体制的高度新闻自由和竞争性的媒体市场催生了更多关于政治紧张局势的报道，这些报道迎合了美国观众的政治两极化。本文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作者预设了两国的文化差异，没有据此进行创新性或者更深入细致的批判性考察。另外，中国的三家媒体的报道数据不成比例，这可能导致有关中国的分析结果过于倚重《人民日报》这一党媒。跨语言的语义处理不够谨慎，翻译中文文本时应邀请专业人士进行内容审查。以及，研究没能有机地整合时间、报道量、主题，媒介体制对议题关注周期的整体影响也就不得而知，难以推广到其他地区。最后，研究设计并未纳入比较媒介体制的框架，使得文章的两个理论缺乏融合对话，后续应当结合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以手动分析补充计算分析，进行更深入的探索，这一点在之后旁人的研究方法述评中有所讨论。(徐一凡)网络媒体时代，人们为何还要使用印刷出来的报纸?Boczkowski等人在《从烧烤炉到桑拿房：将媒体接收折叠到日常生活中的比较性说明》一文中提出，大众的媒体使用行为与其日常生活模式紧密交织，并由“获取途径”“社会化”与“仪式化”三个机制共同塑造。长期以来，技术与内容两个因素主导着学界对于媒体接受的研究。在技术层面，学界重点关注了新旧媒介的融合情况。在内容层面，相关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影响报纸消费的版面位置、文章类型等因素，学者认为阅读报纸满足了大众的信息需求，同时也是一种习惯化过程。但是，近年来，不少学者摒弃了媒介中心视角，将媒体接受纳入更广泛的日常实践中，认为日常生活模式塑造了大众的媒体接受。顺着这一路径，Boczkowski等人对来自美国、日本、芬兰、以色列与阿根廷这五个国家的488名报纸消费者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依据扎根理论，研究者对访谈内容进行了三级编码，并最终确定了日常生活模式影响大众报纸消费行为的三个机制。研究采用了最相似系统模型，五个国家在政治体制与媒介环境上具有相似性与可比性，但日常生活模式作为重要因素，通过“获取途径”“社会化”与“仪式化”三个机制产生了相异的媒体接受行为。研究者为媒体接受概念提供了新的理论贡献，通过三个影响机制明确地提出日常生活模式与媒体接受行为之间的关系。首先，通过“获取途径”机制，日常生活模式影响了受众如何接触印刷报纸。以色列的受访者通常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免费获取报纸，相反，日本的受访者习惯定期订阅一份或多份报纸。这种接受行为独立于内容和技术因素，也没有受到数字媒介成本的影响，反而与更广泛的生活习惯、文化环境相关；在“社会化”机制中，代际关系与父权制传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来自五个国家的受访者都提到了老年人往往为后辈提供报纸，同时通常由丈夫决定一个家庭订阅的报纸种类。在家庭关系以外，邻里关系、朋辈关系等因素构成的集体关系也产生了影响。在“仪式化”机制中，阅读印刷报纸被看作高度仪式化的行为，这种媒体接受被融入更庞大的日常生活仪式中，进而发展出独特的仪式化习惯。印刷报纸上刊载的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相反，折叠报纸这一动作本身具有更强的仪式性意味。
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研究者采用了滚雪球式的抽样方式，完成了较为扎实的深度访谈。在理论框架层面，非媒体中心视角的引入能够从更宏观的视角考察媒体使用行为。但研究的比较视角有所欠缺，研究者对五国受访者的内容仅进行了描述性的呈现与分析，未能对五国的媒体接受行为完成类型学的分类。如果研究者能够对三个机制在五个国家的应用差异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与对比，该研究将更具理论创新性。
全文始终围绕日常生活模式与媒体接受行为的互动关系展开讨论，这三种关键机制在由网络“新”媒体主导的时代，对旧媒体的持久性存在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也为比较不同国家中的微观媒介使用行为差异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陈嘉淇)
媒介辩论的文明程度会对其质量造成影响，因此，许多学者针对不文明行为进行了广泛的关注与思考。为了进一步发展相关研究，同时观照文明行为的积极性，在《解读公共话语中愤怒和认可的决定因素：跨越社会文化分歧、政治制度和媒体类型的洞察》一文中，夏洛特·罗布(Charlotte Löb)等几位学者对六个国家和三种媒体类型进行考察，从社会文化分歧的有无和政治制度、媒体类型三重角度进行了系统的评估，并为其如何决定媒介辩论的文明水平提供了比较的视角。本文作者重点关注公共话语的系统层面，此处的关注隐含了较低级别的变化取决于系统级别的内隐条件。文章之所以选取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分歧这两个系统性因素，是因为媒介话语是政治和媒体之间交流的产物,公共话语通常反映了由政治制度所塑造的更广泛的政治条件，而社会文化决定了公共话语的模式。以宗教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核心问题，作者收集了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间所选媒体渠道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部分发布的所有媒体内容，采取内容分析法，按照多数主义制度(美国、澳大利亚)、混合(土耳其、德国)、共识制度(黎巴嫩、瑞士)和分裂社会(美国、土耳其、黎巴嫩)、非分裂社会(德国、瑞士)所划分的国家及由自上而下(专业新闻)、自下而上(政治博客)所划分的媒体对新闻项目中的文明消极端的愤怒与积极端的认可内容分别进行测量。研究发现，政治制度因素并没有引起系统的变化；社会文化差异可能导致更强烈的媒介交流；而报纸和新闻网站所包含的愤怒话语明显更少。作者注意到，在非分裂社会中，媒体对群体身份认同和群体关系更为漠视，这也许是一种更强烈的默认共同感的体现，似乎可以解释非分裂社会中参与者间认可的减少这一现象。此外，比起自下而上的新闻制作，自上而下的新闻制作除了内容更易吸引读者认可外，似乎也促进了参与者间的认可。这一发现与近来关于非专业媒介不文明话语的实证文献观点一致。以往研究中对公共话语中文明的系统决定因素知之甚少，本文对于系统性因素的考察对后续研究有所启示。首先，研究表明，对一类社会文化进行的比较可以产生有价值的见解，当然，这一因素还有待进一步的区分。在政治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时期，群体间关系、社会分裂模式和社会整合等问题对于充分理解媒介话语中的文明性变得更加重要。同时，未来的研究应当进一步区分一套政治体系中不同特征的影响，而非将整体的政治体系作为一套标准。遗憾的是，本文并没有开展更深入的定性研究来支撑起宏观层面的分析。研究对于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分裂等结构层面仅作了独立的测量，实际上，这两个因素的互动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本文对于影响路径仅用媒介语气的测量结果进行佐证，实践中也许存在更为规训式的影响。此外，本文虽然对两个较有争议性的核心概念做了一些阐释工作，但没有解释其对立关系，导致概念的解释力不足。(王宇倩)全球化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公共讨论的国别边界愈发模糊，舆论运动成为卡斯特所说的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的第四种表现形式，这种舆论运动由多元媒介系统中的信息动荡构成，并且出现了自发的、临时性的传播网络动员。Twitter上的Hashtag社区不仅为全球用户瞬时响应国际新闻事件提供了平台，研究者也可以由此来洞察不同语言文化的数字社区间如何对同一特定事件产生不同理解，进而探究不同文化和政治立场领域的舆论动态。Nour Zeid等三位学者围绕卡舒吉谋杀案，以Twitter的标签社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以语言分隔的不同临时公共领域中的讨论情绪。研究表明，在英语和阿拉伯语的数字社区中，围绕记者卡舒吉谋杀案展开讨论的Twitter情绪存在差异。作者使用了Twitter API V2进行数据爬取，遍历了自此案件发生前一天到三周年纪念日的全部Twitter文本，以“Khashoggi”等姓名关键词进行数据提取，分别提取了英语语言社区和阿拉伯语言社区的推文数据，数据清洗后获得3278464条推文。作者使用了英语和阿拉伯语言中都存在的NRC情感词库来进行推文情感极性的分析，在不同时间、不同话题标签之间对比推文的情感得分。同时，作者试图探究关于卡舒吉谋杀案的Twitter讨论在多大程度上包含外部引用，并探索这些外部引用如何驱动用户在讨论中的情感。研究结果显示，英语语言社区整体的情绪会随着时间产生积极趋势，而阿拉伯语言社区则不存在这种趋势。同时，英语语言社区相较于阿拉伯语言社区的讨论情感明显更加负面，且情感波动更加剧烈，阿拉伯语言社区的讨论情感则相对温和。在标签层面，文章分析了围绕案件展开探讨的排名前三十位的标签，结果显示，英语社区中的大部分标签情感极性均为负值，而阿拉伯语言社区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话题标签虽然总体上偏负面，但相对平衡。同时，在两个语言社区中关于其他国家和国家领导人的话题标签大量流行，这说明围绕卡舒吉谋杀案展开的话题标签具有地缘政治性。在国家指涉上，两种语言社区有异有同，例如提及土耳其的两种语言Twitter样本均呈消极情绪；英语语言社区在有关阿拉伯的话题标签讨论均呈明显消极情绪，但阿拉伯语言社区则显示出中性甚至积极的情感。在外部引用层面，关于卡舒吉谋杀案的讨论仅有0.15%的推文存在外部引用，这说明大多数Twitter用户并不参考外部媒体报道，而阿拉伯语言社区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话题标签虽然总体上偏负面，但相对平衡。同时，在两个语言社区中关于其他国家和国家领导人的话题标签大量流行，这说明围绕卡舒吉谋杀案展开的话题标签具有地缘政治性。在国家指涉上，两种语言社区有异有同，例如提及土耳其的两种语言Twitter样本均呈消极情绪；英语语言社区在有关阿拉伯的话题标签讨论均呈明显消极情绪，但阿拉伯语言社区则显示出中性甚至积极的情感。在外部引用层面，关于卡舒吉谋杀案的讨论仅有0.15%的推文存在外部引用，这说明大多数Twitter用户并不参考外部媒体报道，而偏向于利用Hashtag抒发个人观点并表达情绪。对阿拉伯语社交媒体讨论中的情感展开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一比较研究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缺，且为全球临时公共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遗憾的是，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并未和理论产生较强的对话性。文章采用了议程融合的理论展开分析，但实证研究部分的结论主要围绕两个语言社区的情感极性和情感得分展开，且探索性分析对于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间议程设置的理论贡献也较为有限。同时，使用Twitter文本内容情感得分展开研究意味着文本内容本身成为不可知的黑箱，人们从研究中无法得知不同语言社区用户围绕卡舒吉一案的争辩内容，研究者未来可以基于情感极性的探讨对文本内容进行更深入的挖掘。(肖靖琪)新闻角色是新闻文化框架下的重要一环，记者如何表达职业角色是表达新闻文化的方式之一，新闻角色领域也历来被学界重视。沿袭了学者托马斯·汉尼茨(Thomas Hanitzsch)和蒂姆·P.沃斯(Tim P. Vos)的新闻角色分类,《超越家族相似性：描绘21世纪10年代初欧洲各地记者的规范角色》一文将新闻规范角色放置在上述角色框架下展开讨论，通过收集2012—2016年间27个欧洲国家的WJS调查数据，讨论了记者规范角色如何在欧洲形成，描绘了欧洲的规范角色范围并评估了它与全球愿景下的新闻记者主要功能的异同程度。数据方面，共10221名记者参与研究，清洗后产生12860个答案。研究者使用现象学理解对语料库形成初步观察，随后采用定性内容分析法将文本语料库进行编码，将语料统一翻译成英语并多次迭代，形成一个高清晰度的归纳性字典，最终归纳出分属于七大角色功能类别的23个角色。研究发现，即使语料库满足了地理、记者、媒体的多样性，极少数角色依然主导多数记者的规范性角色认知，这些角色是告知者、看门狗、教育者、调查者和监督者；语料库中描述的角色多属于政治生活领域，只有艺人角色属于日常生活领域，突出了新闻规范角色共识中强烈的政治性倾向。随后，本文在国家层面进行比较归纳：相似之处在于信息指导与批评监督两类功能下的角色占比突出，共同构成欧洲27国的规范框架；差异之处在于奥地利、丹麦、塞浦路斯等六国中，批评监督功能角色占主导，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为突出；瑞士、比利时、法国等十国中，信息指导角色占主导，多为拉丁欧洲国家；匈牙利、摩尔多瓦、德国等五国中规范角色混合呈现，更具多样性，且都更重视发展教育功能。最后，本文对照既有研究发现，欧洲最常提到的角色放在世界范围内也与其他地区的国家具有相似性，证实了规范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致性。本研究的独特性在于未使用既有材料供记者选择，而是收集记者自己的表述，以获得相对具有开放性的答案，理论框架方面有既往权威研究支撑，对核心概念进行了延伸性研究。此外，研究者还将本研究与世界性研究进行对照，共同说明新闻角色在欧洲与世界层面呈现的异同。最后，本文关注的核心概念展现出极大的延展性，新闻规范角色还有许多深入研究的可能，如，次要新闻角色家族，新闻角色间的辩证关系，非传统新闻工作者的角色，等等。但该文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最大的问题是比较框架不够清晰，文末仅仅将记者规范角色以国家为单位进行了粗略简单的逻辑归类，而没有进行解释性分析。其次是人工编码和标准化的缺陷，文本统一为英语叙述可能会因文化语境的不同使翻译出现误读。除去翻译问题，抛开记者的背景和身份仅仅对其文本表达进行分析可能会丢失部分原本意义，进而影响编码分类，研究对于编码的信度也没有展开具体说明。最后一个瑕疵是行文有部分省略，由于该文是研究者有关新闻角色系列研究中的一部分，对于部分理论框架、方法过程以及研究发现的详述在该文中没有呈现。(陈甜甜)当代，新闻业被视为一种高情绪劳动的职业，但由于西方新闻业中客观性理念的存在，情绪劳动的价值往往被忽视或低估。既有的研究发现，记者主要以情绪素养为心理资本应对情绪压力的挑战，但同事的情感支持和建议、组织的支持同样被证实是有效且必要的。以往的研究常在美国背景下展开，而《新闻业的工作场所幸福感和支持系统：德国和英国的比较分析》一文试图探究组织支持的缺乏是否具有普遍性，而记者又如何看待支持系统这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基于此，研究者将情绪劳动视作亟待解决的问题，将组织支持、社会支持、心理资本作为解决途径，将减轻情绪劳动的负面影响，保障从业者幸福感作为目标，搭建起理论框架，重点探究这一过程中，记者对支持系统的评价、期待及需求。研究选取了英、德这两个欧洲新闻行业从业人数众多的国家作为样本，对34名英国记者和32名德国记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围绕情绪劳动这一话题，询问被采访者对工作场所幸福感、支持系统等共同主题的看法，并基于相关核心概念开发了编码方案，对两国记者的访谈内容进行了分析比较。具体而言，在德国，社会支持和主管支持往往是有效的，在英国则不然。两国记者都主要依靠他们的心理资本来处理情绪劳动，且都面临着组织支持程序不规范、结构不透明的风险。同时，两国记者都建议，编辑室需要为记者和管理人员提供情感素养培训，建立负责教牧关怀的联络点，建构公平、透明和正式的结构。在研究结论方面，一方面，研究重新强调了新闻行业的情绪劳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新闻业盲目吹捧“理性”“客观”的信条，重视对从业者的心理关怀，对专业主义的内涵进行了重构。另一方面，研究者透过记者视角，自下而上地为组织支持系统的改善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与此同时，该研究提及了英国编辑室的“厚脸皮文化”“男子气概文化”,强调了德国新闻文化中记者的“倡导者”角色，试图将新闻文化作为解释性因素，用以说明两国差异产生的原因。但研究者未对“新闻文化”进行概念定义及理论溯源，未对新闻文化与支持系统间的关系进行论证说明，关于两国的新闻文化的阐述也较为空泛，因而新闻文化难以构成一个解释性系统。在研究设计层面，研究者设计了一个最相似系统的比较模型，英、德在地理环境、媒介体制、国家对工人的关注等层面的相似性建构了两者间的可比性。研究涵盖了两国多家成熟媒体机构，采访对象也包括不同性别、岗位和级别的从业人员，拥有了多样化的研究对象。但英国的采访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通过视频通话进行的，德国的采访则是在疫情之前、通过电话采访或面对面的方式进行的，不同的采访方式、疫情的出现是不是两国产生差异的原因尚未可知。英、德两国的差异客观上体现了不同国家编辑室内支持系统的异质性，提供了美国语境外的在地性证据，但新闻文化作为解释性因素是否具有普遍性，采访方式和疫情因素是否对研究结果产生了影响，也是研究者需要关注的层面。(刘帆)案例9: 美国记者和德国记者应对媒体暴力的在地化策略媒体暴力是全球记者共同面对的世界性挑战，尽管各地记者在经历上有着相似之处，但在不同国家背景下工作的记者在暴力的感知、理解及应对策略方面均表现出在地化差异。《抵制风险的个体化：美国和德国记者针对网络暴力反应中的参与和谨慎策略》一文的作者结合媒介体制以及场域理论说明两国新闻自主性的区别是塑造记者新闻文化差异的关键因素，并带来针对媒体暴力问题的在地化差异。具体而言，作者提出了三个研究问题：身处更自主性的媒体环境(美国)的记者，与自主性较差环境(德国)的记者在概念化敌意方面是否不同?两国记者因此而制定的应对策略有何不同，在探讨退出新闻业这一问题上又有哪些差异?作者采用“混合民族志”(hybrid 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对87位媒体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和多地点观察。研究结果显示，美国记者通常将网络暴力概念化为个人挑战，强调自主风险应对；而德国的记者则将敌意概念化为系统性问题，认为潜在的解决方案在于组织努力。在记者实际应对措施上，两国记者的策略差异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上。在“人身安全”维度，美国记者将人身安全的自我保护责任归于记者个人，强调记者个体的自我保护；而德国记者则更希望发挥协作模式为记者提供组织保护。在“互联网可见性及可访问性”维度，一方面，美国记者坚定维护社交媒体资料，以确保个人可见性；另一方面，在回应策略上体现出记者的自由裁量权，由他/她的单方面决定开始及结束交流。德国记者则相反，他们认为社交媒体资料是私人的，并采用保护和模糊策略，同时在回应问题上表现出较少的自主性，认为有义务代表新闻机构并与公众保持交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维度的性别差异上，虽然本文结论与既有研究的结果保持一致——女性记者所遭受的暴力威胁程度更深、范围更大,但两国男、女记者均对这两个问题表达了普遍相同的策略，因而跨国差异成为比内部性别差异更为显著的变量。在“工作和个人生活界限”维度，美国记者普遍会主动为新闻业代言，甚至在生活中积极为新闻业辩护，而德国记者则采用与线上相似的回避和退出策略。最后，针对暴力给两国记者带来的影响，尽管已有的一些研究表明遭遇媒体暴力的记者会采取辞职等回避策略,但通过本文的比较研究，作者得出了迥然相异的在地化结论。美国的记者拒绝讨论退出新闻业的前景，转而强调在受到攻击时明显体验到的自豪和使命感。德国记者则恰恰相反，他们更可能因网络暴力而选择离开新闻业。有趣的是，在这一维度，德国的男性记者更愿意讨论退出策略，而女性记者则更强调奉献精神和牺牲意愿。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媒体暴力跨国研究的比较视角，通过跨国比较的解释维度彰显了新闻自主性在实践中的复杂性——面对网络暴力，更高的新闻自主性可能更易使记者暴露在风险之下。但遗憾的是，在疫情、地缘政治等冲突极化下，本文未能具体比较政治、经济、医疗等报道领域中不同记者的策略差异，因而未来的研究可以注重比较其他内部差异性以及增加跨时段的比较研究。(郭松直)路透社对于新闻媒体的持续民意测量表明，自2015年以来，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对于新闻机构的信任度都在下降,全球新闻业正面临着整体的信任危机。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平台社会”的经典隐喻，全球在线平台生态系统极大地改变了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整个社会部门的运作方式。艾米·罗斯·阿格达斯等几位来自新闻信任项目(Trust in News Project)的研究者所著的《“这是一场你毫无胜算的战斗”:四个国家的记者对数字媒体平台如何破坏新闻信任的看法》一文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研究对来自巴西、印度、英国、美国四个国家的85位新闻工作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并将新闻工作者的叙述作为元新闻话语，使用NVivo软件进行归纳式的主题分析，最终提炼出两个框架性的问题：(2)平台如何影响更广泛的信息环境，从而对新闻信任造成损害。研究结果发现，即便新闻从业者普遍均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通过平台接触受众，但他们仍对数字平台之于新闻信任的影响做出了负面描述，其担忧集中在数字平台对新闻业内外环境的双重改变上。在此基础上，研究对数字平台之于新闻信任的影响做了初步的类型学构建：在新闻业内部，平台的激励机制和运作逻辑与传统新闻规范中将真实、准确、公正放在中心地位的原则背道而驰；在新闻业外部，平台给新闻业所嵌入的更广泛语境带来了破坏性改造，虚假信息的泛滥与“回音室”及极化现象的出现削弱了受众的分辨力，平台内流通着的有关新闻业的负面评价更是不断干扰着受众对于新闻机构的专业性与公信力的认知。该研究创新性地从新闻工作者的视角出发，对数字时代的新闻业进行观照，运用并将元新闻话语的概念从公共表达拓展至私人对话领域，将新闻信任之于新闻业的规范性意义与平台主导的媒体环境中的新闻实践联系起来，弥补了现有的新闻信任以及平台研究的不足，同时也揭露了新闻业现存的规范与实践的矛盾，能够为全球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一种超越工具和技术的、重新审视数字平台与新闻业关系的视角。遗憾的是，该文在联系具体的采访对象时，仅根据使用率与受众信任度排行而将各国的几所线上/线下新闻机构定为抽样范围，而这两项指标所使用的数据都是不全面的，无法保证在四个国家所选取的不同新闻机构均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和可比性；同时，该研究中来自印度的受访者所占比例远低于其他三个国家受访者所占的比例，而文中并未交代这种反直觉的悬殊产生的原因。除此之外，尽管该文采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并且在选取案例时规避了地区中心主义，涵盖了来自全球南北方的四个具有广泛异质性的国家，但并未真正在四个国家不同的媒介体制下对新闻信任与数字平台这组关系进行考量，这导致其研究结果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无法形成某种高度概括性的理论，难以在应用到具体的媒介体制类型中时仍然保持较好的解释力与适用性。(阳露)案例11: 话语机会机构下的种族运动报道的比较分析2013年以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以下简称为BLM)日益成为世界各地种族正义运动的集结号。鉴于媒体在塑造公众对社会运动的认知和政治看法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照镜子：美国和法国对法国“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报道》一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美国以外的BLM报道与美国的BLM报道有何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美国媒体报道外国的BLM与该国国内报道BLM的区别是什么?论文先对“抗议范式”(protest paradigm)进行回顾，抗议范式表明媒体在报道社会抗议时往往采用“固定模式或隐含模板”并反对挑战现状的社会运动。许多学者认为抗议范式的特征可以全部应用于BLM报道中，但作者认为现有研究集中在美国语境内，而美、法的新闻业风格、社会对抗议活动的价值取向和“种族语法”有较大区别，鉴于此，作者以话语机会结构作为理论视角，提出法国以“共和模式”为主，媒体报道围绕“色盲”(color blind)主义的共同公共话语，包括反种族主义在内的运动倾向于普遍主义而非特殊主义的动员形式；而美国崇尚“少数人权利的革命”,这使得按种族划分的群体争取平等和包容的动员正常化。研究收集了2013—2020年美、法两国八家报纸以及两家电视台有关法国BLM运动的报道各35篇。两国各含两份左倾、一份右倾、一份高发行量中立报纸，一档右倾电视新闻。作者采用归纳分析的方法评估了四个关键要素的存在性和相关性：(3)是否赞扬或批评美国“社群主义”或法国“共和国”模式的种族关系；(4)对BLM运动或相关举措是否持批评或支持态度。研究发现，美国媒体根据种族身份进行标识；明确比较法国和美国的种族动态；对法国接受“色盲”的“共和”价值观进行批评；通常不会将抗议者视为暴力分子；侧重于提供抗议者的观点并明确指出抗议活动的和平性质。法国媒体则采用非种族化的术语来标注法国活动家，但并没有全面禁止提及种族；否认美、法情况的相似之处；将法国共和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比较；报道语气更加复杂，表达对BLM运动的多种看法。这一研究打破固有的抗争范式，引入“色盲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等社会学概念来解释话语机会，对美、法两国媒体如何呈现法国BLM报道的比较展开分析，视角较为独特，为理解美、法媒体话语提供更为宏观的解释。遗憾的是，本文在设置可比性上有失衡之处，在研究美、法两国媒体对法国BLM的报道时未考虑到跨国报道与国内报道层次上的不可比性，结论得出的差异可能并非作者所强调的美国国内外之间的报道模式差异，若是将“美国媒体对法国BLM的报道”与“法国媒体对美国BLM的报道”相对比，设计会更加平衡。操作方法上，作者并未对四种关键要素编码，而是“依靠对故事本身的仔细阅读”,直接引用语料给出结论，这使文中引用的论据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无法得到确认。在同类型的其他研究案例中,人们不难见到选择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将相关语段编码，列出各国使用不同框架的比例图表的内容，这种表述更具有说服力。(赖荟羽)近年来，学界担忧意涵模糊的“民粹主义”一词的高频使用会使人们过度关注右翼民粹主义， 导致“民粹主义炒作”,但还缺少考虑多国长期情况的实证证据。《民粹主义的霸权含义：2000年至2018年6种国家日报中作为能指的民粹主义》一文提出以下问题：第一，民粹主义何种程度、何时以及在何地是一个浮动的能指?第二，媒体中是否存在“民粹主义炒作”?第三，公共使用中，该词的含义变化可能有何后果?结合哈林和曼奇尼的媒介体制分类,研究者选择荷兰、芬兰、瑞典、美国、英国和土耳其以代表不同民粹主义历史背景，对2000年至2018年六国日报中“民粹主义”的含义进行了定量内容分析。取样阶段，研究者在6国各选择1份最具主流价值的日报，于在线数据库以“populis*”为关键词检索，并剔除重复和无关政治的文章，再使用系统随机抽样，得到3252篇样本。定量编码包括故事大小、报道类型、语气、语法使用、主要行动者、引用来源及每篇文章中“民粹主义”的主要含义和规范性评价，研究者还将8项编码内容统合为媒体使用该词时在以下4个方面的变化和异同：突出性；语气；所指涉现象；对民主影响的评估。研究发现，特定国家背景影响着日报中“民粹主义”一词的突出性、含义和后果评估，但某些趋势适用于所有被研究的国家。首先，该词的使用有一种从指代政治风格到指代意识形态的总体趋势。21世纪初，“民粹主义”更经常与个体政治行动者及其政治策略相联系，但往后该词越来越多地用于指右翼思想，尤其是激进右翼政治运动和政党。其次，可以说存在右翼民粹主义炒作，尤其是2015年之后。最后，就使用后果而言，民粹主义的主流含义在两种意义上是霸权的。一方面，它主导了公众对民粹主义的理解：一套对民主不利的坏思想。另一方面，该词目前的主流含义也体现了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主义，因为它使得当权者被保护在自由民主话语体系内，使其合法质性免受质疑。研究为“民粹主义”这一当代政治和传媒关键词在多国背景下的意义变化提供了探索性的经验证据，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首先，就设计取样而言，研究者称因“实际的原因”没有研究极化多元主义模式的国家，而选择以土耳其代表不同于另外两种媒介体制背景的国家。但恰恰是南欧的希腊和西班牙存在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明显的左翼民粹主义势力抬头现象，这使得该文得出的“民粹主义”日益指代右翼的结论的解释力大打折扣。其次，作者没有说明民主法团主义模式选择三国，而自主主义模式只选择两国的原因，以及土耳其的政治媒介体制的特点。再次，每个国家只选择一份日报的设计无法回避报纸政治偏向的影响，因而无法代表该词在一个国家中的被使用情况。此外，在操作过程中，重要变量“民粹主义”的含义和语气的编码员间信度过低。最后，该研究缺少还原各国语境的深度比较，对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和“民粹主义”语言历史欠缺说明。(杨礼旗)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媒体的报道因无法展示相对平衡的非洲形象而遭受批评。和平新闻(PJ)作为一种替代路径，在过去二十年里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挑战了传统的新闻价值观。尽管国际媒体对非洲的报道经常被研究，但却很少涉及当地记者的角色。《理论与实践中的和平新闻：肯尼亚记者和外国记者的观点》一文从新闻概念生产与实践的视角观照和平新闻理论，旨在比较PJ在肯尼亚历史上两个关键暴力事件(2017年选举暴力冲突和2019年杜西特遇袭)中的当地报道和外国报道中的使用，并收集记者对这一概念的看法和理解。(1)当地报纸记者和外国报纸记者对2017年肯尼亚选举暴力事件和2019年杜西特遇袭事件的报道主要使用了和平新闻框架还是战争新闻(WJ)框架?本文中，作者采用了内容分析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混合研究方法。首先，作者选择肯尼亚、美国、英国和南非四国中广泛报道两次暴力事件的传统报纸，并以文章为分析单位，收集了与2017年选举事件及2019年杜西特遇袭事件相关的275个样本，根据改编后的12个PJ/WJ指标将样本分为“PJ/WJ/混合/无”四类。接着，作者邀请了四国在内容分析样本中具有代表性的作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问题主要包括如何报道触发性事件，受访者如何理解和思考PJ,以及实践PJ的主要障碍和挑战。作者通过内容分析发现，WJ是整个样本的主导框架，且本地报纸与外国报纸的报道框架无显著性差异。文章类型与PJ/WJ框架之间存在关系，大多数新闻故事以WJ为主要框架，特稿等其他类型文章则以PJ为主。以案例划分样本进行分析，作者发现关于杜西特遇袭事件的WJ框架文章明显更多，且国内外不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内容分析证实了PJ报道的缺乏，以及WJ在当地和外国媒体对肯尼亚选举暴力和恐怖主义报道中的普遍性。作者据此拟定访谈主题并进行采访，发现所有肯尼亚受访者都听说过PJ,而国外的受访者几乎无人了解PJ,二者对于PJ的理解均存在误解与偏见。对于新闻业是否应该以解决方案为导向这一问题，受访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最后，作者从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和新闻实践五个方面对受访者进行访谈并总结了PJ在新闻实践中具体的结构性限制。本文主要有三个理论贡献。第一，本文发现并非所有暴力事件都会采用PJ/WJ的固定二元模型，冲突报道的框架因具体情况而异，WJ/PJ之间的平衡比遗漏模式更可取。第二，本文揭示了PJ的理论概念与记者的使用实践之间的张力，受访者对PJ既缺乏知识，又存在误解。第三，本文将约束和平新闻实践的结构性因素概念化为五个维度，这表明PJ在实践中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与此同时，文章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比较对象的选择不够严谨。在选择西方媒体时，仅关注了英、美两个自由主义媒介体制国家，而没有涉及诸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其次，分析材料仅选择了英语内容，这可能会忽视语言背后更为复杂的文化差异问题。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传播场域视野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1YJC860002）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参考
单波,曹皓,陈嘉淇,等.比较新闻学年度案例评析(2021—2022)[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3,(02):222-245.
作者简介
本文由单波教授、曹皓副教授指导，比较新闻学研究小组成员共同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