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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沟通中的跨文化对话观：基于Z世代实践路径的理论阐释摘要：文明交流互鉴发生于跨文化对话中。无论是以比较文学为先导的中国跨文化对话文脉，还是孕育于后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中的跨文化对话理论，均建立在前数字时代传播格局的基础上，对数字交往时代的跨文化对话缺乏较强的解释力。通过对Z世代群体在线社交、虚拟休闲与线上学习等路径中跨文化对话实践的分析，本文提出对数字跨文化对话进行阐释的理论新视角：在数字跨文化对话语境下，普罗大众皆为对话主体，“本地人”与“外来者”的边界消融，复合结构与多模态话语构成对话方式，对话的目的是通过构建“第三文化”促成视域融合。
关键词：跨文化对话；数字沟通；Z世代；第三文化
文明交流互鉴生发于人类社会的跨文化对话（intercultural dialogue）中。跨文化对话是多元主体参与的文化间持续性的感知、沟通、理解和认同，是具有不同种族、文化、宗教、语言背景、历史遗产的个人和群体在相互认知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化交流的过程。理想的跨文化对话涉及跨文化能力、对话渠道、对话原则等诸多因素，需要完整的跨文化对话观进行指导。传统理论中的跨文化对话观通常建立在前数字时代传播格局的基础上，强调面对面的交流范式和以文字为载体的书本、思想交流。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网络社会的转型使基于数字化交往的、脱域融合的文化间沟通成为时兴，补充和发展与人类传播实践、媒介生态和文化形态相应的跨文化对话观由此具有重要意义。数字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塑着人类的时空观念和生活方式。从交往的方式来看，数字沟通的发展为全球的合作交往提供新的途径；从传播的形态来看，数字沟通的发展为媒体深度融合提供新的思路。黄旦围绕“数字沟通：新闻传播学科的新方向”这一主题，从传播媒介与学科的演化历史引入，首先讲述了大众传播范式与新闻传播学，随后对数字沟通做了进一步阐释。黄旦表示，大众传播范式是一种封闭式的结构，标准化运作，由点到面的辐射，通过时间的连续形成复制的现实感，是身体不在场的在场，通过传递和接收（指示和跟随）生产出了自己的合法性话语系统。而数字沟通，是大众传播时代的终结，作为数字的媒介，分为数字材料、数字计算、数字呈现三个维度，沟通则包括社会、技术、文本等多个层面的交互性、发送性接收，信息即实在。黄旦进一步提出，数字沟通学，开启学科的新想象，是新闻传播学科的重构，是计算机科学的思维、方法与新闻传播学科的融合，亟须新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和领域。由此，本文首先将梳理跨文化对话理论的发展脉络，随后从被称为“数字原住民”的Z世代（Generation Z）的数字实践中提取全球网民数字跨文化对话的主要路径，最后以这些对话实践为依据，尝试建立数字时代的跨文化对话观。文化多样性问题自文明诞生之初就一直镶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并在全球化、数字化、智能化、虚拟化浪潮的裹挟下越发凸显。面对异质文化间日益频繁的摩擦与冲突，全球学者不约而同地强调以对话实现相互理解并促成共识。自理论脉络观之，中国形成了以比较文学为先导，囊括文、史、哲、宗教、艺术等各方面比较研究的跨文化对话文脉；欧洲则在后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中诞生了以人权框架为基础，以文教政策为路径的跨文化对话理论方案。两股理论思潮均蕴含着丰富的跨文化对话智慧，但受时代背景局限，这些理论对数字交往时代的跨文化对话缺乏较强的解释力。论及中国的跨文化对话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期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以及他们的学生为中国的跨文化研究建构了基础的学术环境。60年代初期，钱钟书的《通感》《读拉奥孔》等文以诗学为媒，开创了“以中释西”“以西释中”的跨文化双向阐释。到了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的跨文化研究迎来勃兴，如何走出几千年的旧传统和数十年来形成的“新传统”，从而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成为学界讨论的主题。在这一思潮中，比较文学首先开启了跨文化对话的研究，其后出现了许多有关文、史、哲、宗教、艺术等各方面的比较研究，跨文化对话的研究格局由此形成。乐黛云指出，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于跨文化对话的理想和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成形于90年代初，其中1996年是一个重要节点。在90年代，中西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跨文化对话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使隔空对话转变为直接对话，这些会议的实际成果形成了中法合办的《跨文化对话》学术期刊，它成为中西跨文化学者的重要交流场域与对话桥梁。中国跨文化对话研究的理论根基首先来自苏联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米哈伊尔·巴赫金（Bakhtin Michael）的对话论。对话论即“多声部对话”或“对话主义”，是巴赫金理论大厦之基石。巴赫金认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的“对话”远非言语对话，也远非日常现实的对话，而指向理想的交往行为应展现的意识个体之间的关系、主体之间的关系。“一切对话的终极目的”就是进入“相应和之对话关系”，这种相应和本质上是自由的，“它总是在克服距离感并寻求彼此的接近（交集）”。巴赫金指出，要注意到文化互动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文化开放不仅是共时的而且是历时的。同时，他还强调外位性是文化对话与理解的强大推力，而边缘性是文化对话的可能空间。在继承巴赫金对话论的同时，中国跨文化学者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了大量理论资源，并从中国实践中提取经验智慧，发展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跨文化对话理论体系。面对跨文化对话中“东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论调，汤一介从儒家“和而不同”理论中发掘出跨文化对话的原则，即发挥“和”的作用，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面对跨文化对话的主体性问题，即自我如何存在、传统与变异如何平衡，费孝通提出以“文化自觉”作为应对之策，即首先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文化的基因，同时按现代的认知和需要来诠释自己的历史文化，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在实践路径上，乐黛云指出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存在丰富的共同话题，这提供了对话的议题。通过异质文化文学之间的互补、互证、互识，不同文化将在往返的对话中走向理解与和谐。21世纪初，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对传播格局与跨文化交往形态进行了重构，中国的跨文化学者们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及其带来的挑战。乐黛云注意到信息技术的革新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大超越了过去所受的时空束缚，导致了全球性的、从未有过的时空紧缩，她认为这加剧了跨文化对话的紧迫性，并强调继续以比较文学来解决不同文化的对话问题。欧阳友权同样注意到了数字技术对文学生态的改变，以对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为中国跨文化对话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补充。但整体而言，中国的跨文化对话研究主要依循比较文学路径，它强调以文艺作品为中介的对话，注重哲学、文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互通互联，但对网络环境中全球网民以社交媒体、数字社区等为渠道进行的常态化跨文化接触与沟通缺少关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字环境中的跨文化对话缺乏解释力。在欧洲语境中，跨文化对话是一个与政策性实践高度关联的专有术语，它由欧盟委员会所提出，其目的是解决欧洲日趋严重的“超级多样性”（super diversity）问题。一般认为，欧洲的跨文化对话研究始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失败与“后多元文化主义”（post-multiculturalism）的兴起。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欧洲与北美各国一直采用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处理移民与种族问题的指导理论，该理论强调各族群的差异权利，提倡多种文化在一个共同体内的和平共存。但该理论过分强调文化差异，助长了多元的单一文化主义，并导致了欧洲社会中族群之间的隔离和社区凝聚力的缺乏，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已被欧洲主流观点宣判失败；与此同时，学者们开始寻找替代性方案，这掀起了后多元文化主义思潮。欧洲的跨文化对话理论就发源于这一思潮中，并随着2008年欧盟委员会《跨文化对话白皮书：平等且有尊严地生活在一起》（White Paper on Intercultural Dialogue：Living Together As Equals in Dignity）的发布，被欧盟正式确立为替代多元文化主义的欧洲多样性问题解决方案。《跨文化对话白皮书》将跨文化对话定义为具有不同种族、文化、宗教和语言背景及文化遗产的个人和团体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的意见交流。它在所有层面上运作——在社会内部，在欧洲社会之间，在欧洲和更广泛的世界之间。以这一关键文献为基础，欧洲学者们发展出了跨文化对话的理论框架。与多元文化主义所赞扬的文化间分离式共处不同，跨文化对话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式共处，并特别关注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间的接触与社会互动，因为该理论将人际接触作为创造更强的共同归属感的工具。欧洲的跨文化对话理论强调“真正的对话”（genuine dialogue）的概念。首先，这区分了对话与谈判，指出对话是在平等的人之间进行，而谈判的概念则更明确地承认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如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其次，这反对将对话主体抽象化，认为人们是作为实在的人而不是作为抽象的公民见面，不仅带着理性的论点，也带着情感、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中的个人经验站出来对话。对差异的后现代性理解也是欧洲跨文化对话的重要理论特征：认为理解是理想化的结果，误解才是常态。这要求我们认识到“站在另一个人立场上”的不可能性，并转向解除自我中心的跨文化对话，即重视差异的持续性与不可减少性，在差异中学习，并通过差异学习。对话的目的不是在追求共同的理解，而是持着一个陌生人的身份，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阐明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的跨文化对话理论扎根于独特的现实环境中：涌入欧洲大陆的移民越来越多，公共空间、工作场所与学校内的种族、文化、宗教间的交流与摩擦趋于“常态化”。因此，欧洲的跨文化对话理论重点在于解决面对面沟通中的跨文化对话问题。在欧盟《跨文化对话白皮书》中，加强学校的跨文化教育、打造跨文化城市中的对话开放空间、保障公民的公共事务参与和民主公民权是实现跨文化对话的主要路径，这都侧重于面对面对话的范式。相关学术研究也将重点放在跨文化教育、工作场所和公共空间等现实场景中的跨文化对话与协作等方面。虽然目前西方学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数字环境下的跨文化对话实践，但这些散在的实证研究结论并未被统合至欧洲的跨文化对话理论框架内，数字交往下的跨文化对话论尚未建立。综上所述，中国与欧洲在各自独特的文化环境、历史背景与现实需求的综合作用下，均发展出了成体系的跨文化对话理论，并形成了相应的学术共同体。但是，两条理论脉络都一定程度上缺乏对数字交往下跨文化对话的关注，这呼唤学者从广泛的数字跨文化对话实践中提取出理论解释的新视角。罗伯特·舒特（Robert Shuter）等跨文化新媒体研究学者格外关注新媒体语境下跨文化对话的形态和内容，他们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重构了跨文化对话的基础语境，使得基于面对面研究范式的传统跨文化对话论需要被重新思考。同时，针对跨文化虚拟共同体中的对话实践，应进一步诠释基于网络社会的文化间交往而产生的新文化秩序。本文聚焦于以Z世代为主体的数字跨文化对话实践，从既有文献中提炼出社交路径、休闲路径与学习路径三条主要的数字跨文化对话路径。以社交媒体、网络论坛为代表的在线社区为跨文化相遇与对话提供了一个具有不同参与模式的“数字广场”，它构建的数字社交场域为来自不同文化的Z世代用户提供了大量的接触机会、丰富的对话主题与多样的对话方式。在由加州大学与伯克利大学联合开创的青年网络社区“Space2Cre8”中，来自中国、印度、挪威、美国、南非、澳大利亚与英国的Z世代学生与他们新认识的国际朋友们分享经验并合作创造数字艺术品，同时也就日常生活和各自社会中的共同关注点进行批判性的跨文化对话；在推特（X，原Twitter）以及微博等社交平台上，中韩Z世代意见领袖（KOL）带领网民围绕汉服与韩服的文化溯源问题展开持续了数月的论争，在跨文化交流、交锋中促成对话与理解；在英国，公共在线讨论板“UK Debate”与BBC运营的“Have your say”论坛为英国原住民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和难民提供了平等的公共讨论空间，使日益频繁的跨文化冲突在对话中得以消解。围绕在线社交所展开的跨文化对话在其交往广度、内容丰富度、便利性与平等性等方面均是传统范式所难以比拟的。首先，在线社区跨越了物理边界与文化边界，以一种“虚拟世界主义”的框架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具备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吸引到一个共同的数字空间中，这使得这些在线社区天然具备跨文化沟通场域的属性，解决了对话的渠道问题；其次，在线社区的技术结构创造了一种超越既有社会权力结构的公共话语形式，允许信息的迅速传播并打破了既有的“等级感”。在这里，非精英的个人用户能够在技术赋权下向更广泛的在线公众表达观点，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也能够作为具有平等权利的参与者进行对话，而这种平等的对话空间正是跨文化对话所追求的。更重要的是，跨文化在线社区极有可能营造出超越两种对话文化的、更具包容性的“第三文化”，即使是文化背景迥异的社区成员也能在互动中建构彼此并形成信任，逐步实现共同目标、达成身份认同和获得归属感。在Z世代网民的在线休闲娱乐活动中，跨文化对话往往会作为一项重要的“副产品”而产生。换言之，当Z世代以休闲、娱乐而非交流为主要目的进入特定在线空间时，跨文化对话会作为一种偶然性的附属产品出现。尽管它是一种非目的性的产物，但却构成了相关休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产生了丰富且有益的对话结果。其中，电子游戏是具备较高代表性的休闲性跨文化对话路径。据调查，超90%的Z世代会使用各种设备玩电子游戏，每周平均玩游戏的时间达7小时20分钟，电子游戏已成为Z世代的重要文化符号。随着国际游戏市场的发展，大量电子游戏正突破国界，将全球玩家纳入同一游戏世界中，并通过游戏内的社交系统在玩家间建立起跨文化对话与协作的通路。例如，在大型多人在线游戏《无尽任务2》中，为了满足一位绝症儿童玩家的愿望，来自全球各地的数百名玩家以游戏公会的组织形式开展跨文化协作，共同打造了一个数字纪念空间；一项名为City Ragas的手机游戏则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与印度新德里的玩家间开展了以照片交换叙述城市故事的游戏活动，开辟了以视觉语言进行跨文化对话的有效路径；在中国最大的在线问答社区知乎平台上，数千名用户分享了他们在游戏中与外国玩家间发生的有趣故事，对话主题超越游戏本身，涵盖了文化、习俗、社会生活甚至价值观层面的交流，甚至发展出超越游戏空间的长期线上友谊。从中不难看出，在电子游戏中与外国人进行跨文化对话已成为Z世代的生活常态。电子游戏作为跨文化对话的路径具备以下几点优势。首先，就技术可供性而言，绝大部分电子游戏都提供了包括文字、语音、图像、虚拟表情在内的内置通信工具，以及支持私人与组织关系的庞大社交系统。这使得电子游戏自身就成为一种特殊的信息社会结构而存在，游戏内的跨文化对话也因此成为可能。其次，就电子游戏的虚拟世界属性而言，它的构建方式超越了国界与文化边界，并在一个娱乐性的、架空的场域中消融了政治障碍以及种种现实利益冲突，创造了一种以宽容为基调的跨文化对话氛围。最后，在长期的共同玩游戏中，玩家们构建了独属于游戏圈层的话语体系，即独特的游戏礼仪、游戏俚语与游戏文化规范，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可理解的话语。不仅如此，游戏为玩家设定的共同目标以及游戏世界内丰富的故事与人物也作为玩家间的共同话题，为跨文化对话的发生提供了起点。除了电子游戏，网络文学平台中也涌现了大量基于休闲阅读活动而展开的跨文化对话实践。以中国网络文学出海为例，其海外传播已覆盖东南亚、东北亚、欧美及非洲等多个国家与地区，海外读者超1亿人次。对相关文本的热爱吸引海外粉丝自发进行翻译传播、本土化创作，并围绕中国网络文学举办粉丝交流活动，进而推动了跨文化接触与对话。在丰富的在线娱乐活动版图中，诸如此类由休闲娱乐展开的跨文化对话不在少数，它们共同构成了丰富的跨文化对话路径。学习与自我提升同样是Z世代在线活动的重要实践形式。其中，在线跨文化合作学习长期被视作重要的跨文化对话路径。在传统范式中，跨文化合作学习受时空限制，基本只发生于本土学生与留学生的线下共同学习这一范围内，规模与持续性极为有限，并且由于疫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缩减趋势。但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协作型在线学习成为实体学生流动性的替代方案，通过激励学生的在线交流与合作学习，有效地促进了跨文化对话的展开。许多研究报告指出这一路径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在一项为期五年的中美大学生在线跨文化交流项目中，两国学生借助微信等在线通信工具展开了长期跨文化对话与协作学习，以此显著提升了跨文化适应能力与沟通能力；在另一个项目中，来自中国、以色列与英国等国的学生借助在线交流工具展开了包括个人对话、学术知识对话与民族文化对话在内的多层次跨文化对话，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基于同理心、倾听和信任的对话关系；除了跨国对话，武汉大学与新疆大学的一项跨文化虚拟学习团队项目也表明，基于线上空间的合作学习有助于促进跨民族的文化对话与相互理解，并提升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目前的研究呈现了在线跨文化合作学习作为跨文化对话路径的几大优势。第一，在线合作学习的主体通常是高校学生，这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Z世代青年普遍具备一定的跨文化能力，有助于跨文化对话的有效展开。第二，在线合作学习通常设定了学习目标与讨论话题，并在课程或项目设计中安排了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对话程序，同时还有高校教师等学者的指导，极大地提升了对话的质量。第三，对话者尽管文化背景不同，但都是年龄相仿、受教育程度接近的Z世代，能够以“同辈对话”（peer dialogue）避免代际文化差异及数字鸿沟对跨文化对话的负面影响；最后，诸多跨文化合作学习项目都是长期开展的，有助于稳定、可控、持续的跨文化对话通路的开辟。大量的研究案例证明，数字空间中已然形成了区别于传统跨文化对话的另一范式，即数字跨文化对话的范式。由此，本文认为需要提出理论解释的新视角，即数字交往中的跨文化对话观。这一理论视角建立在丰富的传统跨文化对话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最新的数字实践，尝试对当下的范式转移以及数字跨文化对话进行解释。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对数字跨文化对话中“数字”概念的解读立足于行动数字观，即强调数字的行动性特征，关注数字对主体间互动性实践的协调、对行动主体能动性的干预以及对具有社会情境性质的时间场域的塑造。传统范式下，跨文化对话的主体局限于留学生、跨国商人、外交官员、移居者等少数群体，大多数未参与跨境流动的民众则被排除在跨文化对话的行动主体之外。在这一意义上，传统跨文化对话是独属于少数人的“精英”对话。而数字沟通中的跨文化对话则打破了这一桎梏，将跨文化对话转为大众的对话，将普通民众纳入跨文化交流的传播生态中。数字跨文化对话建立在网络通信技术普及的基础上，并要求建构平等、开放的数字公共对话空间。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通信技术的巨大发展，使大众得以接入全球互联网，为数字跨文化对话奠定了技术基础。进一步，社交媒体、网络论坛、电子游戏、网络文学平台以及在线学习平台等各类平台型应用的出现为数字跨文化对话打造了一个开放的数字对话空间，文化关系、种族关系、权力关系等在其中编织与流动，使数字平台成为一种跨文化的社会情境。它能够将全球网民聚合在同一数字场域中，创造一种新的公共跨文化对话形式。由此，每一位网络用户都在技术层面上获得了跨文化对话的权利，并得以在全球网络中获得大量的跨文化互动机会。但值得注意的是，数字跨文化对话要求参与者具备一定的技术素养、媒介素养与跨文化能力。文化研究学者拉迪卡·加贾拉（Radhika Gajjala）强调，除了网络接入问题，技能问题也成为阻碍跨文化交流的技术鸿沟。技术使更强的全球连接成为可能，但也带来了经济、教育的差异，由此导致对话者在技术使用能力与媒介素养上的巨大鸿沟，使跨文化对话成为年轻受教育一代的“特权”。亦有研究强调，即使对话者具备一定技术能力、语言能力与媒介素养，但文化交流技能的缺乏依然会导致误解与冲突。总之，数字跨文化对话的参与者必须具备基本的技术能力、媒介使用能力与跨文化交流能力，才可能展开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因此，同任何技术变迁一样，数字跨文化对话带来的仅是可能性的拓展，但数字跨文化对话的真正推进还有赖于社会层面的动力作用。传统的跨文化对话通常发生于跨境流动者、移居者与本地居民三者间，使“外来者”与“本地人”成为一组无法回避的重要概念。在该范式下，文化身份与社会地位以及社会权力紧密相连：作为文化少数群体的“外来者”将在社区、媒体或学校等环境中面对来自文化多数群体的歧视与同化压力，也使其更清楚自身的文化与种族身份。而构成文化多数群体的“本地人”通常在社会上拥有更高地位，因而较少担心文化差异带来的压力。这种与文化身份相关的权力不平等导致了一种“功利的”跨文化对话目的，即加速文化适应与融入本地社会，与跨文化对话“达成互惠性理解”的本质目的相冲突。数字沟通中的跨文化对话颠覆了这一传统范式无法回避的二元格局。在国际互联网中，尤其是在国际性社交媒体平台、全球性电子游戏中，数字场域与现实地理相分离，国家、地区的地缘政治属性被极大程度地隐去，“本地人”的概念由此被抹除。以推特为例，其“社交版图”已触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与国家，其中的用户均成为该平台的社交主体，并通过海量社交实践创造出了具备平台风格的社交文化，进而无法区分“本地人”与“外来者”，抑或人人都是“本地人”。由此，数字跨文化空间对话构造了一类在文化结构上相对平等的数字对话空间，系统性地赋予了每一个参与者相对平等的文化地位与权利，从而消除跨文化对话中的等级感与边界感。同时，由于流动的网络社会结构冲破了地缘的现实纽带，共同兴趣成为数字跨文化对话的主要动力，对话的议题也由此更为多元、丰富，对话目的的“功利性”逐渐淡去，推动着平等、理解、互惠的对话关系的形成。尽管淡化了文化地位的差异，但数字沟通中跨文化对话仍存在现实中的文化身份认同及其差异，且有时比传统范式中的跨文化对话更甚。因此，如何进一步弥合差异是数字跨文化对话当下的重要思考课题。数字技术以“融合文化”的形式重构了网络传播的生态，数字跨文化对话也同样以融合的方式对传统跨文化对话范式进行了重构。在数字沟通的语境下，跨文化对话不再停留于点对点、单渠道、话语单一的传统局面，而是呈现出不同层次相交融的趋势。首先，数字跨文化对话的渠道是多重组合的，而不是，也不能是单一的。技术可供性为我们认识媒介的物质性体系提供认知视角，也显示出物性的媒介必然存在固有的限制性。完整的数字跨文化对话无法通过单一媒介完成。例如，电子游戏的“第三空间”虽然对建立跨文化合作关系以及弥合社会资本有很大作用，但架空世界对玩家社会身份的隐藏使得深层的情感支持难以建立；社交媒体能提供便捷的对话机会，但是在情感沉浸等方面又难以与电子游戏相比。因此，数字跨文化对话需要综合使用多种新媒体技术，在多个线上媒介空间中开展、维持对话，这也是数字跨文化对话者们普遍采用的方法。一项研究印证，虽然中国台湾和美国大学生借助脸书（Facebook）建立起初步的跨文化友谊，但为了在项目完成后继续维持友谊，学生们认为使用其他Web2.0应用是必要的。其次，数字跨文化对话的结构也呈现出复合样态。在直接性与中介性对话层面，数字跨文化对话中的直接对话是主流的，人们借助数字社区与即时通信工具得以开展实时的跨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以文学艺术作品为媒介的中介式对话也广泛存在，例如前文提及的基于数字艺术作品的跨文化交流，以及网络文学所产生的跨文化对话。在对话的主体结构层面，数字跨文化对话既存在点对点的私人对话，如跨文化友谊的形成；也存在点对多的中心式对话，如账号@十音Shiyin对全球网民的汉服文化宣介；还存在多对多的集体对话，如数字社区中的跨文化公共讨论。多种结构的对话并存，形成数字沟通中跨文化对话丰富的层次与向度。最后，数字跨文化对话的内容天然是多模态的。当数字新媒体颠覆式地改变了跨文化交往方式的同时，话语变迁也成为必然结果。在数字跨文化对话中，交际与互动的话语是多模态的，对话者不仅能通过文本话语、声音符号与图像式话语的相互协同进行跨文化交流，还能将对话调动的感官模态延伸至视觉、听觉与触觉。在大型虚拟现实在线游戏VR Chat中，来自世界各地的玩家已经能沉浸于“元宇宙”式的世界中，依托于各自的数字化身，借助面部表情、身体动作、游戏道具以及嵌入式的同声传译系统等实现多模态的跨文化互动交流。在终极目的上，数字跨文化对话与传统跨文化对话追求一致，均希望通过对话实现文化间的和谐互通与繁荣创新。两者均期待在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间建立起基本的对话关系，并由此发展出归属感与跨文化友谊。大量研究表明，与来自另一文化的个体建立个人关系是处理异质性挑战的有效方式。这种直接的个人关系能够使人接触到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的现实生活场景，有助于增加个体对他国文化的认知，以及对自我文化的反身性认知。在此基础上，两种跨文化对话均要求通过对话与自我探究，培养对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反思的能力，即跨文化能力。与不同生活现实的直接接触及不同世界观之间的接触将缩小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对话从信念和偏见中解放出来，形成平等、开放、包容的对话观念，并提升包括倾听和理解他人的观点、自我反省、尊重人类尊严和共同价值观、信任、移情、友谊、提高自我认知等在内的跨文化对话技能。而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理念上，数字跨文化对话规则提出一种不同的思路：在数字空间的持续性跨文化对话中实现“第三文化”的构建。第三种文化被界定为一种能够对彼此分散的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使之变得更具包容性的文化。对话则是发展出第三种文化之必需，第三种文化亦能反过来提供一种理想的互动气候。在数字空间中，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因技术的便利而大幅降低，对话的效率与广泛性也因数字技术的加持而显著增加，进而使得“第三文化”的共同创造更易实现。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有研究发现电子竞技圈层以兴趣为核心纽带，形成了从地方到全球的特殊社会结构，并形成了独特的圈层文化与话语，其文化空间具有对文化间和民族间的对话形成宽容态度的巨大潜力。在这一层面上，数字跨文化对话对“第三文化”的追求与跨文化主义下“视域融合”的文化共创具备相同的内核。尽管数字交往中的跨文化对话因技术环境更迭而产生了与传统跨文化对话的不同样态，并具备诸多独特优势，但切不可以技术决定论的视角对其进行盲目肯定。实际上，它只是对传统跨文化对话的发展而非替代，且影响跨文化对话和“第三文化”建设的外部现实因素也可能影响到数字世界。数字沟通中的跨文化对话拥有更加便利和多元的渠道，但是对话的成功与否仍然与对话者的跨文化能力、双方的文化差异、政治经济因素以及社会结构等密不可分。例如，数字跨文化合作会受到预先存在的社会网络和对话者各自国家和文化中制定的群体间界限的限制，而民族间或宗教间的激烈文化冲突在数字环境中也难以消弭。因此，研究者应正视数字跨文化对话中存在的局限性，在研究过程中重视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多元要素的互动，构建起全面立体的跨文化对话观。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2JJD860013）的阶段性成果。肖珺、吴纬琦：《数字沟通中的跨文化对话观：基于Z世代实践路径的理论阐释》，载于史安斌、石丁主编：《面向Z世代的国际传播：理论·实践·创新·未来》，人民日报出版社，2024年8月版，第56-74页。肖珺，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吴玮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
本期编辑｜王玺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