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IC会前讲座 | 蔡志祥：“节日、文献和地方社会：香港新界的田野考察和地方文献的解读”
学术
2024-10-30 16:16
湖北
10月26日下午2点，厦门大学蔡志祥教授应中心邀请，在中心A321会议室举办题为“节日、文献和地方社会：香港新界的田野考察和地方文献的解读”的讲座。讲座由中心研究员张武宜主持，中心主任单波教授、研究员吴世文教授、刘子琨老师以及30位学生来到现场。讲座中，蔡志祥教授对香港的周期性节日仪式“太平清醮”进行了田野考察，探讨乡村仪式的内在逻辑与呈现形式，探索传统仪式的变迁，展示正确理解文字资料和非文字资料对于田野调查的重要意义。讲座伊始，蔡志祥教授以研究并参与太平清醮的亲身经历为引，从文献与田野研究中共同探寻节日仪式的常规性。首先，蔡教授展示了他1979年以来所考察过的香港的打醮活动，地图显示打醮在香港分布广泛，而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本地人的“太平清醮”，这一仪式的举办周期、举办地点、执行人在不同社区也有所差别。蔡教授认为，对打醮这一节日仪式的考察需要学会在比较中进行，以太平清醮为例，可以从社区、周期、时间、族群、规模等进行多方面对比，进而挖掘其内在逻辑。接下来，蔡教授对太平清醮的举办流程作了详尽介绍。正醮开始前，首先需要成立建醮委员会，随后确定缘首以作为神明和社区的中介人，择日后进行封山、扬幡、请神、取水等流程。正醮开始后，首先进行“分灯”，意在祈求乡村人丁兴旺；随后进行“礼斗”以祈求长寿。在正醮日当天会进行“启榜”以决定乡民是否“有份”，“有份者”即意味着有神明庇佑。确定“有份”的人口后，乡民将举行“迎圣”仪式，以迎接天、地、水、阳各界神明到临。在最重要的神明来临之后，乡民要完成“走赦书”的仪式，这一仪式是为了祈求神明赦免过去一个周期的罪孽。随后由道士主持“放生”“祭小幽”“祭大幽”“分衣施食”等仪式，最终达成“功德完隆”的境界。翌日，再完成“酬神”“行符”“送神”“散斋”等节日仪式。蔡志祥教授认为，打醮仪式的内在逻辑是一种循环观念的体现，仪式生活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举行仪式的目的是使人洁净、获得新生，再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去。他指出，这种循环观不仅体现在仪式的流程上，还体现在仪式的象征意义和社区的社会结构上。接下来，他将目光投向研究资料本身，提出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首先，资料的来源与特征是什么？其次，怎么理解文字和非文字资料？最后，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思考？考察打醮仪式的文字资料可分为可长期保存的文字资料和暂时性的文字资料，可长期保存的文字资料包括仪式执行人使用的科仪书、醮薄、纪念刊、告示等等。蔡教授团队曾于2011年出版著作《仪式和科仪》，即从科仪书这一重要的文字资料切入，以提醒田野观察者从科仪书的变化中了解打醮仪式在不同时期发生的变迁。暂时性的文字资料包括两类，一类和仪式密切相关，如符诰、表文、意者、榜文；另一类和社区密切相关，如通告、花牌等。暂时性文字资料对于打醮仪式的研究同样不可或缺，由于这类资料在仪式进行的不同阶段可能会被烧毁，所以需要及时查明并记录。在文字资料之外，非文字资料对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打醮仪式中的非文字资料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神像、神位和参与醮事的村落社区有关的神明，这类神明的形象可以通过实在的雕像、临时书写的纸张等呈现，也可以通过仪式执行人的喃颂呈现；第二类是醮场的布置，从中可以发掘出仪式的管理与层次；第三类是不同仪式的路线。仪式进程中多样的文字资料和非文字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人群，其衍生出的社会和象征意义也是我们理解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窗口。第一，地方社会的组织原理从人缘榜上体现最为明显。以人缘榜为例，社区、同姓（地缘、血缘等）并不一定构成可以上榜的必然原因，在人缘榜上的人通常可以通过仪式建立起身份认同。第二，通过仪式建立的乡村的外在关系也是资料可以传达给我们的重要信息。从组织到参与再到仪式的具体行为与使用工具都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不同层次的关系，通过对仪式中各类行为的细致观察与分析，我们可以深入理解乡村社会中不同社群之间的权力关系、利益分配等等。第三，祭祀与地域的范围也可以从不同层次的仪式的参与观察中加以理解。这提醒田野调查者在探讨乡村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时，不能仅仅局限于表面的文字记录或现象描述，而需要更深入到社群成员的关系中加以观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乡村社会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进而为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从丰富的文字资料和非文字资料中、从长期的同时性和贯时性的比较中，蔡老师也在思考打醮仪式以外所衍生出的诸多问题。蔡老师的思考主要聚焦在以下层面：首先是探讨雄鸡鸡冠这一事物在仪式中的作用与意义。蔡教授指出，雄鸡作为仪式中的重要符号，其出现往往与权力、信仰和社区认同等议题紧密相连，是解读仪式深层含义的关键线索。紧接着，蔡教授抛出了“醮场布局的探索：仪式最注重的方面是什么？”这一议题。他强调，醮场的布局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规划，更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反映。通过对醮场布局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仪式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作用，以及仪式如何塑造和反映社会现实。随后，蔡教授也指出，谁拥有定义传统的权力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议题。这不仅涉及社会阶层和权力关系，还与个人和群体的记忆、认同和合法性紧密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要求往往与现实时代发展的进程相悖，蔡教授指出，在“太平清醮”仪式中对传统过分严格的执行最终会导向女性的牺牲。在解析仪式的话语权问题上，蔡教授认为，话语权是仪式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元素。它决定了哪些声音能够在仪式中被听见、哪些故事能够被讲述，以及这些声音和故事如何影响社会认知和权力结构。通过对仪式话语权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揭示隐藏在仪式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动态。地域界线与文化资源的竞争是蔡教授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议题。他指出，地域界线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划分，更是文化资源和认同的象征。地方文化传统被融入大传统、成为大社区的一部分的后果，不仅是地方失去身份认同所依据的象征符号。当非社区的人群可以要求拥有同样的空间、同样的文化传统时，利益和对历史解析的差异，时常产生矛盾和冲突。在节日仪式的核心问题上，蔡教授认为，节日仪式不仅是庆祝和娱乐的场合，更是社会认同、文化传承和权力关系的重要载体。通过对节日仪式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揭示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逻辑，以及这些结构和逻辑如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在地方性与文化同质性的平衡问题上，蔡教授强调，地方性是文化多样性和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而文化同质性则是社会整合和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如何在保持地方性的同时实现文化同质性的平衡，是当前学术界和社会实践面临的重要挑战。在“移民、全球化与传统的发言权”这一问题上，蔡老师认为，在移民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的发言权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的发声方式和影响力正在发生变化，这为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和权力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最后，蔡教授针对“正统性由谁赋予”的问题作了相关阐述。他指出，正统是相对的、被人为建构的，有必要对仪式中的乡民和执行人的正统性进行更深入的解读，这将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剖析仪式背后的权力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蔡志祥教授希望对以下研究问题加以深入拓展：第一，在移民和人口流动的宏观环境下，在外的成员如何想象和实践家乡的节日？第二，在社区边界变动下、传统节日的空间以及展现的形式如何在本地与外来之间角力和协商？第三，在国家政府关怀的民众利益的背景下，传统节日有哪些调整，民众如何适应这类变化？第四，在新的环球语言的语境下，香港的传统中国节日会如何改变？第五，在传媒与网络的空间中，传统如何被再诠释、谁可以拥有解析传统的声音、谁失去了声音？单波教授提到当今文化更加多元，而蔡志祥教授返璞归真，重新回到文化出发的地方深入研究，从自己的家乡做起，这为学生提供一个田野研究示范，先去了解家乡，再去了解世界。此外，单波教授进一步阐述了回归故乡的过程实质上构成了一个逆向文化适应的现象。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文化适应的时间维度，同时也涉及了过往与现状之间的对比，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素材。单波教授十分注重理解传统的重要性，他指出需要把传统理解成过程和中介，以仪式等具体的形式为媒介，深挖其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与问题。在讨论的最后阶段，单波教授针对回归故土者的社会接纳情况向蔡志祥教授提出问题。对此，蔡志祥教授强调，回流至故乡的现象通常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并且这些回归者往往能够为当地社区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因此他们普遍享有较高的社会接纳度。此外，蔡教授还指出，地方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亦是影响此类个体被接纳程度的关键要素之一。何亲青博士就田野调查过程中如何处理历史文本向蔡志祥教授提问，蔡志祥教授指出留下的历史记录都是具有选择性的，并且有可能是被调整的。基于个人经验，他阐述了对历史文献产生疑问这一现象的普遍性，指出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必须适应不同形式及完整性各异的历史资料。他进一步指出，在历史研究中应注意关键的时间点和事件，强调需从大量零碎的信息中提炼出连贯的内容，这不仅考验研究者对史料的解读能力，也检验其构建历史叙述的技巧。最后，张武宜教授对蔡志祥教授分享的关于长洲岛及香港的田野研究成果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张教授特别指出，蔡志祥教授的研究不仅生动地展示了田野调查的方法论，更深刻地诠释了“在他乡寻找故乡”的研究视角，为同类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范例。
文字：张尤然
图片：杜慧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