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动互联网发展和社交媒体时代，爱情作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情感需求，因为传播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巨大变迁。当地90后青年群体关于婚姻、育儿与家庭等亲密关系观念的变革，与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媒介技术密切相关。当然，这并不是说数字媒介技术的接触直接决定了90后青年群体的亲密关系行为的变化，这个过程其实是数字媒介技术、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意识与地方化的社会结构三者之间的多维互动的结果。
1.数字媒介技术:由城乡分割转向城乡融合的信息系统
《中国统计年鉴2023》显示，我国初婚人数自2013年达到2385.96万人的高峰后，便逐年走低，2022年初婚人数只有1051.76万人，9年间减少了55.92%。而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1980年平均初婚年龄为23.59岁，2000年平均初婚年龄为24.21岁，2010年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从1980年一直到2010年，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变化相对缓慢。而2020年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24.89岁猛增3.78岁，远高于上一个十年。前面提到湖北省2022年男士平均初婚年龄为32.99岁，女士平均初婚年龄为31.23岁，均已经突破30岁。最近十余年来，平均初婚年龄呈现迅速抬升的态势。
我国平均初婚年龄的推迟与互联网的规模化发展历程是高度耦合的。学界普遍认为2008年是我国互联网规模化发展的起点。截至200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2.53亿，互联网普及率只有19.1%，而且网民主要集中在城市，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很大。然而，到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10.1074亿，首次突破10亿，互联网普及率已达71.6%，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在缩小。由此可见，互联网在近十年来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目前已经成为社会运转的底层架构。与此同时，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也在近十年来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两者之间具有相关性。
在2000年之前，我国形成的是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广大乡村地区依然还是相对封闭和低度流动的传统熟人社会，社会变化的速率较为缓慢，相应地，农民的婚姻与家庭观念变化依然保有较强的传统伦理，初婚年龄变化较慢。2000年，大规模的打工经济兴起后，也开启了农民的大规模进城务工，城乡社会开始进入大流动时期，农民工开始近距离地接触城市生活。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的增长依然非常缓慢?其中的内在逻辑在于:一方面，农民工进城主要从事的还是非正规经济行业，而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一般从事的是正规经济行业，农民工日常接触的主要还是跟自己同类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和城市市民看似共处在同一的城市空间，但实则分割在不同的生活世界，农民工和城市市民的交往与生活仍然是二元区隔的;另一方面，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目标主要是挣钱，并没有想融入城市，其参照群体依然是村庄的熟人社会。因此，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虽然大规模打工经济的兴起带来城乡社会之间的流动，但依然延续的是城乡二元分割的信息传播系统。然而，互联网作为一种现代性力量，具有破壁的穿透力。尤其是以智能手机为基础的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短视频类与生活分享类社交媒体的狂飙突进，打破了城乡二元分割的信息系统，塑造了城乡融合的共享信息场景。
2.线上网络空间:亲密关系的现代性叙事
在数字媒介平台上，有大量关于爱情、婚姻、育儿、家庭等亲密关系内容的自我呈现与知识生产，形成了一套以女性为中心的亲密关系叙事框架，不同于传统父权制文化下以男性为中心的亲密关系伦理。
(1)亲密关系的现代性叙事框架
通过对数字媒介平台上关于爱情、婚姻、育儿、家庭等主题内容与话语的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空间关于亲密关系生产了一套现代性叙事框架，传播了一种新型家庭伦理。具体表现:一是女性主义内核。在传统父权制文化下，女性在两性关系和家庭中受到抑制，形成的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伦理规范，女性往往没有自我，要时刻做好为家庭牺牲的准备。然而，数字媒介平台上却呈现出与传统相反的亲密关系叙事，如“女人要做100分的自己，80分的老婆，60分的妈妈”，要学会“好好爱自己”，“做个清醒的女人”。在家庭关系处理的顺位上转变为“自己>伴侣>孩子”，即自己的主观幸福感优先于夫妻关系，夫妻关系优先于亲子关系，这就由过去的以家庭为本位转变为现在的以个体为本位，本质上是女性主义主导的新型家庭伦理，挑战了传统对女性贤妻良母角色的设定。
二是情感与陪伴伦理。女性在家庭中获得的主观幸福感主要来源于亲密情感体验，而亲密情感体验的形成又以朝夕相处的陪伴为基础。不管是夫妻关系，还是亲子关系情感的满足都需要日常的陪伴。在这种新型的情感与陪伴伦理下，留守妇女与留守儿童被“污名化”了，也被建构为一种社会问题，被贴上了“很可怜”的负面标签。同时，社交媒体的发达为新型亲密关系建构提供了便利，由于丈夫不在身边，留守妇女的情感空虚很容易被社交媒体所填补，从而容易出现网恋、婚内出轨等导致家庭破碎的风险。这也会进一步促进青年群体对家庭情感与陪伴伦理的重视。
三是科学育儿理念。在亲密关系之亲子关系维度上，数字媒介平台上生产和传播的是现代主流的科学育儿理念与方式，传统的粗放式育儿方式被视为落后的。科学育儿理念重视“早教”，尤其是0~6岁的早期教育，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大运动、精细化运动、语言发育、社会交往、智力发育水平指标，共有20多个敏感期需要抓住培养等。0~3岁被认为是孩子安全感和人格形成的关键期，3~6岁被认为是孩子性格、行为习惯养成的关键期。在这一过程中，母亲的情感投入与日常陪伴引导角色都是不可替代，被认为决定了孩子能否形成健康的安全型依恋关系，甚至决定孩子一生的幸福。
(2)短视频平台的叙事策略
关于亲密关系的现代性叙事框架的形成与广泛传播，得益于短视频平台的媒介可供性和叙事策略，具体如下:
一是议程设置引领。短视频平台上有大量关于婚姻、家庭、育儿等亲密关系主题的内容生产，引领了亲密关系话题的议程设置。不仅有大量的专业直播课程，讲解与传授现代亲密关系原则与技巧，而且还有大量不同等级的网红博主拍摄分享家庭日常生活，提供了践行新型亲密关系伦理的理想图景。这些网红博主不同于影视明星，原本也只是素人家庭，只是在获得了互联网流量加持后成为“网红”，成为普通人可以企及和参照的对象，对普通人也就具有了示范效应。
二是短视频与算法推荐技术保障。短视频类社交媒体的特征:其一是相较于文字为主的媒介，短视频媒介传播的门槛较低，对用户的文化程度、媒介素养要求较低，哪怕没上过学、不识字的用户也能刷短视频;其二是大数据与算法推荐技术的主动推送机制，不需要用户主动去检索信息，而是根据用户浏览的兴趣偏好与需求主动推送信息，这就不再是人主动找信息，而是信息主动找人，会带来用户的沉浸式体验。
三是情感共鸣与话术引导。传统父权制文化下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依附性的身份位置，“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便是妇女隐藏的归属与意义世界。而在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女性便始终面临着价值与意义世界的重塑，以及新型的亲密关系伦理问题。而短视频平台上关于亲密关系的现代性叙事，通过情感共鸣与话术引导机制迎合了女性关于自我认同与亲密关系建构的心理需求。例如，在涉及女性自我与家庭关系处理的顺位时，话术强调要将自我放在第一位，“自我是前面的1，伴侣和孩子是后面的0，没有前面的1，后面的0就没有意义”。再如，关于亲子陪伴与科学育儿的话术，会强调“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让用户感知到风险与后果的严重性，以引起对早教的重视。
数字媒介平台上关于亲密关系的现代性叙事框架，原本是以城市中产家庭生活的理想为参照系，以消费主义文化为基础。因为不管是情侣或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还是亲子之间的高质量陪伴和科学育儿，都需要消费来体现，“爱我就要舍得为我花钱”成为爱的宣言。前面分析了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形塑了当前城乡融合的信息传播环境，这样一套现代性家庭叙事框架，不区分城市和乡村，用户只要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和下载相应的App，看到的是一样的世界图景。因此，这会促使地方小镇青年在深度接触数字媒介信息环境后，带来婚姻、家庭、育儿等亲密关系认知的改变。尤其是在当前男多女少性别比结构严重失衡和全国性婚姻市场形成的背景下，女性在婚姻市场拥有了择偶主导权，对数字媒介平台上传播的以女性为中心的亲密关系叙事框架有天然的认同，进而带来婚姻选择与缔结行为的变化。虽然大众传媒时代，通过电视媒介也生产和传播了很多以现代爱情和家庭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在从城市向乡村传播扩散的过程中也会对乡村青年的婚恋价值观产生影响。但影视剧毕竟多是虚构出来的作品，并非普通人的真实日常生活记录，大部分小镇青年并不会以影视作品中的生活为参照对象。而短视频类和生活分享类社交媒体平台上生产的内容，有大量的普通用户自身生活的真实记录，小镇青年看到了一个超越于地方的更大的生活世界，开始将之纳入自己的理想参照系。
3.线下地方社会:小镇青年的传播主导权
当然，小镇青年的数字媒介接触，并不会直接导致亲密关系的变革，还需要嵌入线下地方社会结构中，线上和线下传播的共振与合力才最终引发当地90后小镇青年亲密关系观念与行动的系统性变化。对中西部县域社会而言，不同家庭之间的分化程度并不高，小镇青年接受的教育与文凭成为社会分层的基础。当地的90后小镇青年按照受教育程度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上了重点本科的大学生青年，二是上了普通本科的大学生青年，三是上了大专的青年，四是上了高中、职业高中(中专)及以下的青年群体。当地家庭总体是越来越重视子代的教育，大约在2010年普职分流政策推行后，考不上高中的学生，一般会上职业高中(中专生)。因此，当地的95后青年群体基本至少上了中专。而95前青年群体，如果没有考上高中，初中毕业就直接外出打工了。
第一类上了重点本科的青年群体，基本上都会留在大城市工作，极少再回到乡村社会，相当于跳脱了乡村社会结构，也就不再参与乡村社会的竞争。第二类和第三类上了一般本科或大专的青年群体，一部分考进县乡体制内工作(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这部分小镇青年，不管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还是文化资本，在小镇社会中都处于优势位置，而且是较早通过教育走出地方社会，接触和追求城市中产生活的价值与理想的群体。他们关于婚姻、家庭、育儿等亲密关系的认知与数字媒介平台上传播的城市中产的理想家庭生活叙事是相似的，而且具有将理想实现和践行的能力，为地方社会提供了现代性家庭生活的具身化传播经验。因此，这部分小镇青年拥有了实质的传播主导权，主导了地方社会青年婚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的标准，重构了新型生活方式与家庭伦理。而第三类和第四类青年则是地方社会中的接受、认同和追随者。
案例三:SQ，女，外来媳妇，来自湖北十堰，村聘信息员，1988年生，初中学历，儿子2015年出生。平时经常跟同样为外来媳妇的桂花一起玩，桂花是广西的，大专学历，老公也是大专学历，在SQ看来，广西的这个媳妇婚姻家庭比较幸福美满，因为老公比较理解和体贴她，在婆媳关系中也经常维护她，对自己的父母说不要强迫媳妇干她不想干的事情。他们婚后跟父母分开住，夫妻俩在镇上买了房居住，自己带娃，公婆在村里住。反观自己的老公，不理解自己，每次跟婆婆发生矛盾，老公都是让自己不要跟老人计较。所以，自己对老公也是挺失望的，婚姻满意度比较低，但为了孩子只能将就婚姻。
案例中的桂花夫妻在当地算是小镇青年中的中上层家庭，他们的夫妻、代际和亲子关系跟城市中产的家庭生活无异，成为地方社会的一种具身化理想标准。SQ在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与之对照的时候，便会感受到强烈的落差，对自己的婚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较低，将就着过日子。她不禁感叹:“婚姻带给女人的是负数，没有好好爱自己，时间都给了家庭和孩子。这两年看抖音和快手关于婚姻情感类短视频内容，常常有一定共鸣，再结合身边的现实案例，才逐渐清醒了些。”所以，现在她经常向自己的90后表妹传播新的婚姻观念:“未碰到喜欢的，不要轻易结婚。婚姻对女人不是必需的，不要把婚姻看得太重，趁年轻多存点钱，老了可以到养老院去养老。没有必要将着就组合家庭，还要去照顾别人的父母。我们80后及以前的父辈，大多都是将就的婚姻。”
案例四:LTY，男，1998年生，在武汉上的二本学校，2021年毕业时先后参加了选调生、公务员、事业编考试，都没有考上。目前，在S镇中学担任代课教师，同时在准备考正式编制的教师。目前还没有谈恋爱，打算先争取考进体制内，再谈对象。单位内未婚未恋的同事较多，他们经常约着一起去玩，其中女同事们每次都会讨论择偶与婚恋的话题。他说自己每次听的时候，都会默默做笔记，看现在的女生择偶时都会在乎哪些条件，希望自己将来找对象时，能成为女性选择的理想型，至少不踩雷。他总结本地女性择偶成家时考虑的因素:男性要会体贴女性、过节要有礼物和仪式感，男性要能挣钱养家。总之男性要给女性提供经济和情绪价值，婚后夫妻注重自我空间、家务共担、不想跟老人住一起，要享受二人世界等。
从案例三和案例四可以看出，线上网络空间的信息传播对用户行为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还要经过线下地方社会圈层化的舆论传导机制加持。根据社会比较和群体参照理论，社会竞争的压力主要源于身边的熟人，而非遥远的陌生人，社会比较的对象往往是身边的内群体成员。线上数字空间关于亲密关系的现代性叙事，使得小镇90后青年跳出地域看到了远方的理想世界图景，实现的是认知的变化;而线下地方社会内部的群体参照和舆论传导机制，则解决的是从认知到行动的改变。因此，经过线上虚拟社会和线下现实社会多级传播的共振，塑造了一种主流趋同的关于婚姻、家庭与亲密关系的理想叙事框架。越是无限接近这套婚姻叙事理想，亲密关系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就越强，婚姻满意度就越高，反之，则相反。
对广大90后小镇青年群体而言，家庭的情感价值之维从抑制到释放，正在经历快速的婚恋价值与家庭现代化转型。然而，这种以情感价值为本位的情感性家庭理想的实现，在中西部地区却面临很大的困境。具体而言，广大的中西部县域社会呈现弱工业化，甚至去工业化发展的格局[。中西部的县城主要还是消费性城市，因此县域社会的就业岗位结构呈现两极分化:一类是体制内的正规岗位，主要以公务员、事业编干部、教师、医生等体制内有编制的人员为主，这个在县域社会内是最体面、收入也相对比较高的工作岗位。现在这些体制内岗位对学历的要求一般是本科以上，也有少部分偏远乡村的教师、医生会放宽到大专学历。一类是体制外的非正规经济岗位，主要以商场、超市、餐饮、服装店等服务行业人员为主。县城服务行业人员月工资比乡镇的稍微高一点，如L县县城服务行业人员月工资普遍在两三千元，而S镇超市、服装店、餐馆等服务业人员月工资普遍只有千把块。S镇有一些家庭作坊式的低端纺织加工厂，月工资也只有千把元，甚至有的只有七八百元，还要工作10小时左右。这类体制外的工作，技术含量较低，对学历要求不高，一般初中学历即可胜任。
在中西部90后小镇青年的四类群体划分中，上了重点本科和普通本科的大学生群体在县域社会中尚属少数，大多数是大专和中专生群体，大中专生培养的主要是技术型工人。这部分大专和中专生群体回到县域社会，由于县域社会的工业基础较为薄弱，面临就业岗位匹配的困境。一方面，体制内正规岗位很难进入;另一方面，体制外服务行业岗位对学历要求和工资都较低，缺乏能与技术型工人相适配的工业经济基础。因此，大部分90后小镇青年返回到故乡，难以找到收入比较满意的工作。正如案例一中丁彦的男朋友一样，高中毕业后去广东打工，月工资在一万元左右，基于婚姻的考虑返乡的话在本地难以找到收入这么高的工作。
然而，这批大中专生进入大城市就业的话，收入虽远高于县域社会的工资，但却处于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低端位置，难以进入大城市中高端的工作岗位，因此在大城市社会中却属于较低收入群体。而大城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使得90后小镇青年难以靠自己的力量在大城市买房，也就难以真正在大城市立足。因此，90后小镇青年作为第二代农民工，面临在大城市留不下，而家乡又返回不去的双重困境。他们只能维持在大城市打工挣钱，而在家乡县城或中心镇买房的时空分离格局。对于80后及以前的小镇青年，他们结婚成家时在家庭资源积累最大化这一功能性目标之下，夫妻之间的感情需求受到抑制，为了提升家庭发展能力，夫妻婚后异地打工和子代留守都是可以容忍的，尚不是问题，因为毕竟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也不会因此而对婚姻不满意或者推迟婚姻缔结。这也是21世纪打工经济兴起的第一个十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增长依然缓慢，并没有为此发生大的变动。然而，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打工经济虽然在继续，但是叠加了互联网进入规模化飞速发展因素，进入适婚年龄的90后小镇青年对家庭的情感需求开始释放，家庭的情感价值成为婚姻缔结的核心要素，注重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和亲子之间的陪伴，这就使得过去家庭时空分离的结构变得难以忍受。然而，城乡之间以及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没有改变，90后小镇青年依然无法实现在地工业化和城镇化，只能外出到大城市打工挣钱，这就使得情感性家庭理想的实现陷入了困境。不想选择将就的婚姻，结果就只能是在还不满足结婚条件时，将婚姻的缔结不断向后推，导致晚婚晚育。
张雪霖，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期编辑｜王玺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