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智慧校园”建设热潮涌动，人脸识别技术（FRT）被广泛布局高校场景，用于校园门禁、上课考勤、课堂评估等，为校园生活、课堂教学带来安全保障和便捷的同时，也造成隐私侵犯、信息泄露、身份盗窃等风险。既有研究指出，这是一种新的“科林格里奇困境”（Chen & Wang, 2023）。在校大学生是高校人脸识别的使用主体，亦是人脸信息的核心主体，他们对高校人脸识别应用的风险感知与接受意愿，是论证人脸识别进校园是否“合法、正当、必要”的重要基础，也是探讨如何规避教育场景中人脸识别应用风险的前提。
为评估在校大学生对高校人脸识别应用的接受意愿，研究基于整合技术接受模型（UTAUT）的核心变量，引入新变量“感知风险”“个体创新性”和“系统信任”，并将“感知风险”分为隐私风险、心理风险、功能风险和社会风险，将“系统信任”分为“对FRT系统本身、FRT系统提供者的信任”，构建实证模型。研究经预调查、正式调查两个阶段，共调研了来自武汉市58所“双一流”和“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年龄约18至25岁的903名在校大学生。
实证结果表明，学生的绩效期望、个体创新性、系统信任与接受意愿显著正相关。其中，系统信任与隐私风险、心理风险、功能风险负相关，而社会风险与系统信任无显著关系。便利条件、付出期望、社群影响与使用意愿之间亦无显著关系。研究阐释了以上研究结果，并与既有研究发现、西方国家大学生的相关情况作充分比较。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包括：
（1）拓展UTAUT模型，引入“感知风险”等新变量，并将人脸识别应用中的“风险感知”分为隐私风险、心理风险、功能风险和社会风险，而不局限于既有研究中普遍强调的“隐私风险”。
（2）与既有研究强调人脸识别会带来性别、种族、宗教歧视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我国学生对这类歧视、偏见、区别对待等社会性风险感知不强烈，社会性风险与接受意愿无显著关系。这也是与既有研究中西方大学生风险感知情况的不同之处，可能与“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等文化教育背景和价值观相关。
（3）诠释了校园监视进一步常态化下的“隐私悖论”。在校大学生心存强烈隐私担忧，又怀有较高的绩效期望，部分隐私风险感知被绩效期望所消解，人脸识别接受度体现功利化、“效用论”的价值观。
（4）结合在校大学生的隐私风险感知及其系统信任状况，提出了液态化、流动性“知情同意”框架。既有研究和判例都表明，学校人脸识别场景中，“知情同意”原则因学生与学校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而失效。本研究的结果还显示，除了不对等关系，学生对学校还保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因此，研究提出一种新的知情同意框架——“分级信任+按需同意”。“知情同意”不再是勾选“同意”或“不同意”的一次性、强制性决策，而是“按需同意”的流动性、自主性决定，方能解决人脸识别应用带来的隐私担忧、功能潜变（function creep）等问题。
本研究存在调查样本代表性、未进一步比较不同应用情景（如校园门禁、上课考勤、课堂评估）之差异等方面的局限。
（本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人脸识别应用中个人信息的分类分级保护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武汉大学新闻学系罗晨博士的建议和帮助。）
《跨境人脸识别应用的规则：基于欧盟、美国和中国的比较案例分析》 陈文浩、王敏，公众号：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心成果 | 陈文浩、王敏：跨境人脸识别应用的规制：基于欧盟、美国和中国的比较案例分析
本期编辑：王玺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