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研究》丨向芬：弹性的网络隐喻：全球史分析路径及跨文化传播启示——评麦克尼尔父子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曾谈到他研究人类历史所侧重的领域是技术的、物质的和生态的，他将自己与汤因比(Arnold Toynbee)截然相反的研究旨趣形容为“天庭与尘世、神界与人间”,麦克尼尔选择了后者向下的视角：“在尘世的土壤中挖掘，期望对那些维系人类生活，并促使人类在生物圈中成为独一无二强大物种的各种物质能量加以理解。”这一视野并非意在从事微观细碎的研究，麦克尼尔父子合著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一书纵观上万年的人类历史，在漫长的时间脉络中，聚焦文明生长和文化交流，关注人类迁徙和观念扩散，洞察人际交往与信息传播，试图提供“网络”作为一个理解全球历史的框架，这一框架是灵活开放的，为偶然性留有充足的空间，并不排除人们意想不到的种种历史可能性。麦克尼尔父子将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位置，核心关切在于：人类是如何创造各种交往网络的？那些曾对世界不同部分加以塑造的各种网络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它们又如何连接为一个世界性网络？它们又是如何改变了人类在地球上的地位与影响的？

从早期农业社会的地方性网络，进展到电子时代的全球网络的过程中，人类社会愈发融合、交流互动、合作竞争。麦克尼尔父子在《人类之网》中将人类网络的发展历程梳理为远古人类交往的第一个世界性网络(the first worldwide web),随后形成的各种都市网络(metropolitan web),合并而来的最大的旧大陆网络体系(the old world web),海路打通后连接而成的世界性网络(cosmopolitan web),以及此后迅速电子化而产生的全球网络(global web)。这些交流互动的网络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总体结构，“人类之网”是一个弹性的概念，从小型的本地网络、较大的区域网络、更广泛的世界性网络到最大规模的全球网络，诸多网络大小不同、形态各异。同时，运输、通信和交换是麦克尼尔父子探讨网络运行的关键问题，因此，他们对支持网络交互的技术和组织条件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但是，他们并不认为网络发展历程遵循着不断叠加的简单线性路径。

麦克尼尔父子认为，远古的祖先们通过相互之间的交谈、信息和物品的交换，在狭小的群体中创造出了某种社会的稳定性。逐渐地，各个人类群体彼此之间开始了相互影响和交往，但这往往是暂时性的和偶然性的。他们指出，这种遥远而古老的人类交往是早期松散网络存在的证据，随着大约12000年前的农业发明出现和人口数量增长，各种新型的较为紧密的网络开始从松散原始的网络中兴起，食物丰富且易于定居的环境同时也有利于人们保持经常性的持续交往，为各类更为紧密、更为稠密的小规模网络提供了温床，也使得较紧密的小规模网络在空间范围上具有了地方性和地域性特征。大约在6000年以前，由于各地城市的发展，这些网络演变为联系愈发紧密的都市网络。大约在2000年前，随着各种小网络逐渐合并，最大的旧大陆网络体系形成。晚近500年间，海路连通将世界上各个都市网络都连接为世界性网络。世界性网络推动了世界农业的趋同性，以致同一种作物可以传播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在各网络直接联系缺失的情况下，人类历史的演进也是沿着并行的路线行进的。而在19世纪，世界性网络内部交往的节奏明显加快，当网络触角伸入更多的社会之中，它也将变得更为密集，不仅仅连接着各个港口城市及其周边腹地，同时，也将整个世界上所有的城镇和乡村连接在一起。时至今日，尽管人们所使用的交往方式存在巨大差异，但是，每一个人都已处于一个巨大的全球网络之中。

可见，上万年的网络发展和文化交互，呈现从松散到紧密，从地方到全球的整体发展趋势。处于孤立状态的人类社会越来越少，并且彼此之间常常处于一种并行并存的同质性状态，多样性的程度大为降低。但是，这种同质性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同质化，也不意味着资源、力量和等级划分的均衡。

从人类社会网络发展的历史梳理和特征总结中，我们可以发现，各地域各族群的文化时常是存在边界的、异质性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看待跨文化传播总是持有“在彼此中间(Inter)”的认知预设，但是这种“文化岛屿化”的现象并非固定不变的，跨文化的“交叉、穿越(Cross)”“贯通、超越(Trans)”将逐渐突破“网络内部同质性和外部一致性”的分化，由此，跨文化传播处理不同文化间的传播问题时，会提出文化间性以求达成不同文化间彼此理解、尊重、包容和共存的根本所在。

德国学者格雷布尔(Fritz Graebner)所言的“文化波”(culture wave)表明：地理位置分割开的不同文化可能会由于人对物质和富裕生活的需求而开始发生文化间的互动，每一次商品交换都会增加商品成本，降低可能的利润，同时也使人们意识到其他文化的存在，这当然也导致了对其他文化的许多错误认识。如“丝绸之路”使东西方的贸易活动更加频繁，各种宗教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开来，也增加了人们对于远方陌生人的恐惧。

《人类之网》就展现了这种“文化波”的存在。麦克尼尔父子提出，所有的网络都包含着合作与竞争两个方面的内容。社会权力最广泛的基础就是交往，因为它可以维系人们之间的合作。在一个合作组织框架中，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可以使得一个社会较之于其他组织方式更加富足，更加强大。然而，这也使得这个社会更加分层化，更加不公平。同时，网络也构成了一种充满敌意的竞争，甚至战争，不过，竞争对抗也分享着信息，人们确认威胁来临时，势必会做出一定的反应，而各种有效反应通常又与某些紧密合作形式相关。结果，在一定层面上的竞争，却在另一个层面上促成了合作。人类交往与交流、合作与竞争所生发出来的力量，在塑造人类历史的同时，也塑造着地球的历史。结果，这种力量使世界性网络的基础结构得以建成，并且以船舶、公路、铁路和互联网等方式，使这个网络的建设与维持变得更加容易。网络的建设过程和人类所支配空间的扩展过程彼此支撑。

在“文化波”的扩散过程中，数以千计的商路和海路将各个网络连接起来。《人类之网》尤其关注其中两条最为突出的巨大的主干道：第一条即涵盖亚洲、从中国北部到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地区的丝绸之路，这条商路从汉朝和罗马时代开始，就定期输送商队、特产，还不时传播宗教，也不断输出天花、腺鼠疫以及枪炮火药。第二条主干道是海路，在某种程度上，它与第一条交通线形成了竞争。它从朝鲜、日本和中国南部的众多港口启程，经由东南亚的海岛，绕过马来半岛，伸入印度洋地区，最后抵达波斯湾和红海的各个港口。这是一个由众多较小的连接点和作为传输与转运点的港口城市组合而成的联合体，但它发挥出了一条独立的传输商品、思想、技术和疾病的主干线的功用。

随着15世纪欧洲的探险之旅的开启，全球网络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较小规模的网络实际上并没有消失，但正如大都市网络和世界性网络拥抱了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网络，将它们编织成更大的网络，而不会完全取代它们一样，全球网络也成为一个突出的结构，重叠、连接和整合了各种现有的大都市网络和世界性网络。全球网络支持贸易交换、文化交流、技术扩散，促进了工业化和帝国主义的发展，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将网络的触角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麦克尼尔父子关于全球网络的论述，呼应了威廉·麦克尼尔过去在全球史著述中曾经提及的“文明扩散论”,即在世界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中，存在高技术、高文明地区向低技术、低文明地区流动的传播现象，包括其“优秀文化模式”“以技术聚落构成文明中心”“文明中心与蛮化地带”等观点均属此类。在《人类之网》中，他们尤其指出了文明中心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吸附力，对周边地区形成让其无力抵抗的文明辐射，由此在文明扩散过程中产生了“文化斜坡”(cultural slope)效应。他们的这一论调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麦克尼尔“同时又是个‘文明单中心论’者，意思是说，文明从单中心开始，也以单中心演进”,“初始文明产生于一个点，后来向其他地方传播，才变成许多文明”。

全球史学者本特利(Jerry Bentley)曾提出“跨文化互动”理论，并据此为世界历史进程重新分期。本特利的“跨文化互动”与麦克尼尔父子的“网络”一样，都是用来理解全球史交流、碰撞和演变的核心，实则已经将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和方法嵌入了“新世界史”的书写之中。跨文化传播同样需要从描述层面、规范层面和方法论层面，强调“社会体系的动态转型与历史性演变过程以及传播与文化的社会历史嵌入性和社会主体的能动性”。正如有学者评述麦克尼尔父子分析的优点在于，他们并没有将网络和交流自然化，而是将其历史化。相应而言，若要弥补某些跨文化传播研究存在的“去历史化”“去过程化”的局限性，跨文化传播学者就应增加历史维度的考量，那么，这些全球史学者的研究典范或许能够提供一定的滋养。

麦克尼尔父子的《人类之网》体现出对“维多利亚史观”的挑战，针对过往研究“忽略交流互化”“过分依赖于希腊、罗马文明的古典范例”“难于理解其他文明，尤其是非西方文明”等问题，提出应将文明的发展看作具有高度相关性和整体性的发展，着重于“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全书中，四大文明是四个主角，每个文明的发展都从古至今有基本完整的交代。全书篇幅也大体上在四大文明之间平均分配，有意识地避免欧洲的比重过大。本书的中国读者尤其会感受到中国在其全球史论述中的重要性、持续性、包容性与和平性。麦克尼尔父子将中国农业的起源、水稻种植、河西走廊、运河开通、儒学流变、郑和舰队等内容既突出又平衡地贯通在各时期的布局中。由此就可以理解，麦克尼尔父子对于西方传统史学的认识和批判，使得他们在“去欧洲中心”的史观统摄下，另辟蹊径地将“网络”作为言之成理的研究脉络，这在全球史研究发展之初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