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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依恋、情感补偿与妥协关系：视障者在线亲密关系研究【摘 要】视障群体的数字包容研究，历经“技术中心论”“技术赋权论”以及“技术双刃剑论”，实际并未绕开“技术中心”范式。本研究基于视障者的主体能动性，运用“综合辅助技术”模型的“个人属性”理论，考察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开展在线约会和恋爱时的偏好与需求，并探讨这种亲密关系的本质。研究发现：（1）视障者建立亲密关系时偏好声音魅力，注重“听音识人”，体现为“声音亲密”；（2）视障者择偶时的多元标准以及与视障相关的特殊需求，植根于技术手段之外的生理、社会、经济基础，超越了“技术中心论”；（3）这种多重感官参与的情感依恋新模式，是对血缘家庭关系的补偿和超越，但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视障者会主动追求一种妥协型关系。【关键词】视障者；智能手机使用；在线约会；数字亲密关系；数字包容我国是视障人口较多的国家之一，约有5930万人患有中度及重度视力障碍（Xu et al.，2020）。对于视障者而言，婚恋等亲密关系既是互惠社交中伴侣间的浪漫承诺、积极感情和亲密接触（Moss & Schwebel，1993），也是接受自我及残疾、促进心理健康的催化剂，意味着“过正常的生活”和“开始爱自己”（Shpigelman & Vorobioff，2021）。此外，他们和健全人一样具有性渴望，由性产生爱进而发展成婚姻的过程，同样适用于残障群体（邱连枝，2011；Young，2021）。对于残疾人而言，婚姻除了具有生理、伦理与社会意义，还有比健全人更强烈的生存意义（解韬，2014）。因此，他们往往比健全人更加渴望建立婚恋等亲密关系（夏吟兰，2006）。但是，视障者在被选为约会对象和恋爱伴侣方面长期处于“明显的劣势”（Kapperman et al.，2017）。视力障碍造成行动不便，限制了他们在物理空间的移动范围，也阻碍其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他们认识异性的机会更少。在建立婚恋关系的过程中，他们常遇的困境还包括：消极的污名化、无法利用视觉刺激、缺乏自信和自尊、缺少合适的约会场所等（Fekler et al，2020）。他们看不清自己的身体，有时也较难理解他人的行为，模仿他人装扮和行为的可能性较小，这可能导致他们在维系恋爱关系时遇到问题（Kef & Bos，2006）。视障青少年在建立长期亲密关系方面遭遇更多困境，主要因为：（1）他们花更多时间独处，与潜在伴侣见面的机会更少；（2）无法在社交聚会期间直观评估潜在伴侣；（3）追求视力正常的同龄人时容易得到负面反馈；（4）约会次数较少，导致首次性关系时间延迟（Pinquart & Pfeiffer，2012）。这些困境和问题反过来又会导致其个人自尊受损、身体缺陷自卑感萦绕心头、潜在愤怒情绪的产生以及不得不接受一种不受欢迎的身份认同（Murphy，2001）。日常化的“平凡媒介”（mundane media，如智能手机、社交平台）为克服这些困境和问题、辅助视障者建立亲密关系提供了解决方案。这类媒介搭建的“社交新空间”，为视障者提供了关于浪漫爱情的美好应许，吸引他们奔赴一段又一段在线亲密关系的自我实践（林仲轩等，2022）。基于此，本研究旨在考察视障者使用智能手机开展在线约会和恋爱时的日常感受与需求，重点探讨其在线亲密关系的本质，以期从日常生活视角反思视障者的数字包容（digital inclusion）困境，为理解和改善其数字生活的媒介环境、网络生态提供现实依据。随着智能手机等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视障者等边缘群体被不断赋权，逐渐从被忽视的“阴暗角落”走向“阳光地带”，并获得群体归属感（武晓伟、张橦，2014），甚至在虚拟空间中实现“去边缘化”（McKenna & Bargh, 1998）。越来越多的视障者使用智能手机，有利于他们获得更大的数字包容度（Hollier, 2007）；帮助他们拓展社交网络和社会活动，增进社会融入（Yang & Lin，2022）；促进彼此之间基于共同兴趣和话题的在线交流，形成有效的社会支持机制（Wu & Adamic，2014；魏寿洪等，2018）；还可基于媒介技术的“活动属性”促进视障者的性与生殖活动（Wang & Wu，2021）。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可以即时、高效、低成本地与外界取得、保持联系，克服与残疾相关的顾虑、自卑感，促进亲密关系的建立。例如，“陌陌”等交友软件上的视障用户能觅得潜在伴侣，获得性满足，甚至找到真爱（Xu & Wu，2019）。概言之，既有研究普遍认为，亲密关系的建立对视障者具有重要意义，而智能手机的使用对于视障者建立亲密关系有多重利好。“技术中心论”一直以来是残障群体（包括视障者）新媒体实践研究的核心范式（李东晓、熊梦琪，2017）。然而，一些学者也提到新技术赋权的局限和风险。残障者实际很少从技术手段中获得好处（Vicente & López, 2010），“残障鸿沟”等数字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Dobransky & Hargittai, 2006）。Lin等人（2018）指出，残障人士在接入互联网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社会排斥，这将进一步扩大视障者的社会包容鸿沟。研究者还发现，如若不能突破现实困境，技术赋能反而会增加视障者与主流社会区隔的风险（杨柳、林仲轩，2023）。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残障者的网络化生活和实践中浮现出种种脆弱不安的问题（林仲轩、杨柳，2021）。但鲜有研究从日常生活的视角专门探讨残障人士网络化生活中的困境，或聚焦媒介技术对于其在线亲密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有何风险。本研究尝试批判性反思媒介技术对视障者在线婚恋实践的风险和局限，并探讨其在线亲密关系的本质。与此同时，通过对过去20年间视障者使用各类辅助技术（assistive technology）的相关研究作全面梳理，正如Bhowmick和Hazarika（2017）指出，这一研究领域正变得越来越突出，并以全新方式对视障者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为研究这种影响，Hersh和Johnson（2010）采用“综合辅助技术”（comprehensive assistive technology，CAT）理论模型，分析视障者使用辅助技术的效果。CAT模型涵盖诸多属性分析，如个人属性（person attribute）、活动属性（activities attribute）等（Wang & Wu, 2021）。其中，“亲密关系”“金钱财务”“性与生殖”等属于“活动属性”中的“日常生活”（daily living）活动；“偏好”（preferences）、“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残障程度”（impairments）等属于“个人属性”（Hersh & Johnson, 2010）。本研究借鉴CAT模型的“活动属性”“个人属性”理论，综合运用“日常生活”和“偏好”的分析框架，重点探讨以下问题：视障者建立在线亲密关系时有何偏好和需求？基于这些偏好和需求，如何理解视障者在线亲密关系的本质？为深入探讨上述问题，研究者对来自全国17省市的70位视障者作了深度访谈，受访者年龄在20至60岁之间，多数在当地的按摩店（或盲校）提供按摩服务或接受按摩培训。到目前为止，按摩推拿服务仍然是国内视障者就业的主要途径，在一些城市，96%的视力受损人群从事按摩业（金志刚，2019）。研究者随机选择盲人按摩店（盲校），联系其中的视障者。受访者都能熟练使用装有辅助程序的智能手机，大多数都对使用智能手机进行在线约会持开放态度，也都有（或尝试）使用智能手机寻找恋爱或婚姻伴侣的经历。访谈时间为2021年1月至2024年1月，包括线上和线下，主要以半结构化线下访谈的形式进行。访谈过程与内容得到了武汉大学学术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基于CAT模型的“日常生活”“个人属性”和“风险属性”的分析清单，访谈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1）视障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2）视障者日常的择偶婚恋观；（3）视障者利用智能手机建立亲密关系的实践经历和日常感受，及其对相关风险与局限的看法。访谈过程中，依据访谈提纲所列问题进行提问，也允许受访者开放式作答，并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追问，以获得丰富的原始资料，直至达到饱和点。随着访谈的不断深入，研究者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和完善访谈提纲，以获取更丰富的一手资料。访谈结束后，研究者结合受访者工作或培训的按摩店（或盲校）名称及访谈时间，对70位受访者进行匿名化编号，包括B（1-2）、C（1-4）、D（1-7）、F（1-3）、G1、H（1-6）、J1、K（1-9）、L1、M（1-5）、N1、S（1-11）、T1、X（1-8）、Y（1-7）、Z（1-3），基本信息见表1。研究者依据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分类、提炼和编码，编码方式为开放式、主轴式、选择式三级主题分析。由于原始资料庞杂，编码过程繁复，本文简要呈现三级编码的结果。三级编码结果显示，视障者在线亲密关系中存在“网络杀猪盘”“多角关系”“随时消失”等法律、伦理风险，这与既有研究相互印证（Wang & Wu, 2021; 杨柳、林仲轩, 2023）。与既有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他们寻求和建立亲密关系时注重声音魅力，这种“听音选人”“听音辨人”“听音识人”的亲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声音亲密”；他们强调与残疾相关的“特殊需求”，且存在性别差异，却因社会经济因素的局限而选择妥协。这些内在需求及其冲突，超过了数字媒介可供性的赋能。访谈结果表明，由于视力受损，视障者在寻找恋爱或婚姻伴侣时并不依赖“颜值”这一因素，而是基于“声音”形成第一印象（Y1、Y2、Y7），甚至将“声音”视为建立关系与否的“首要因素”（X2）。对许多健全人而言，“颜值即正义”“外貌吸引力”（physical attractiveness）会影响他们对一个人的最初印象和好感，是他们约会行为、寻找恋爱或婚姻伴侣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蒲小萍等, 2023; Toma & Hancock, 2010）。但外貌吸引力在视障者择偶标尺中的权重较低，注重“声音魅力”是其在线亲密关系的独特之处。其一，声音魅力在塑造积极印象方面的作用超过外貌吸引力。视障者对“人的声音”特别敏感，“声音”对于他们选择恋爱对象、建立亲密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潜在伴侣的第一印象，且与好感的产生密切相关。一些受访者强调，他们看不到对方的长相，因而非常关注其声音，倾向于根据嗓音、音色、音调来决定是否建立后续联系（S4）；好听的声音，使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个人长得挺好看”（Y1），或者“更加喜欢这个人”（Y2），甚至让他们对外表也不那么在意（K8）。那么，到底什么是“好听的声音”？答案因人而异，主观因素占据主导（Zhang, Liu, & Sommer, 2020）。不过，视障者的回答显示出共同特质，例如，他们喜“温柔”的嗓音而不喜“急躁”“油腔滑调”的语调等（K5、M5、N1、Y7）：“如果有的人说话声音底气不足，或者嗲声嗲气的，或是油腔滑调的，一听就觉得不是自己喜欢的那种类型。”（N1）其二，声音是评估交往对象的媒介。既有研究表明，声音魅力（vocal attractiveness）主要影响他人对发声者人格特质（neuroticism）和责任意识（conscientiousness）的印象（Zuckerman, Miyake & Elkin, 1995）。视障者则不止于此。他们很难通过交往对象的行为举止来评价对方，更多是基于非视觉媒介来“听音辨人”：评估对方的人际特征（如年龄大小、性格性情、友善程度、沟通难度等）以及个人特质（如责任心、耐心、秉性等）。例如，已婚、育有两孩的广东龙师傅就特别提到：“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我们有种感觉，通过他声音可以判断到那个人大概是怎么样的，如果一个人很凶，他说不出温柔的话……这个人长得怎么样，基本上可以感觉出来。”（Y7）其三，声音还能承载交流的态度、情绪和感情。视障者看不清对方的表情，也就难以判断其对待这段关系的态度，更无法在交往中直观评估其情绪和情感。不过，人际交流中声音的品质与个体态度、情感之间有密切联系，尤其是在传达温和情感状态方面非常有效（Gobl & Chasaide, 2003）。因此，对于视障者而言，听觉线索比视觉线索更重要，足以让其捕捉到他人或强烈或微妙的态度、情绪和感情。来自山东的女师傅H3谈到通过智能手机与对象交流时的“诀窍”：“视力不好，（手机）打字就麻烦一点儿，一直发微信语音，这样更好，又能听声音，又能传达感情。”概言之，这种“听音选人”“听音识人”“听音传情”的亲密关系可被视为一种“声音亲密”。日常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场合，人们往往首先是“观看者”，其次才是“倾听者”（Pettman, 2017）。但在视障者的在线亲密关系中，“视—听”关系被颠倒过来，视觉与听觉的功能也发生转换，“凝视”颜值不再是积极印象和亲密关系的开端，而“倾听”内心则成为升华关系的催化剂。访谈结果也显示，除了声音魅力，视障者建立亲密关系的独特标准还体现在：注重视力（H2、K3、S5）、个性（N1、X2、Y2、Y3）以及与残疾相关的特殊需求（K6、Y2），如日常照顾、带他们体验自驾游、陌生环境中的耐心帮助和体贴入微等。其一，视障者择偶时还会考虑到视力障碍相关的“特殊需求”，即对方的视力情况是重要影响因素，但视障男性与女性的标准及考量有所不同：男性倾向于选择有视力障碍的伴侣，因为他们能“互相理解”（M1）且“有共同语言”（H2）；而女性往往寻找能够提供额外支持和帮助的健全伴侣，她们更多关注未来子女的遗传、教育问题，更希望与视力正常者结合以避免其后代出现遗传性视力障碍。例如，男性H2受访者称：“像我们这种残疾人跟健全人结合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隔阂，有时同睡一张床都会感觉有点隔阂了。”而女性受访者M1则对此有不同看法：“我希望我的男朋友有良好的视力，或者比我的视力更好。至少他可以带我出去玩。有类似视力状况的人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方的不便之处，但两个盲人住在一起，（生活）会更困难。”“我希望他正常视力，而不太希望他跟我一样（看不见）。否则，我们两个在一起生活是有困难的。有时我也觉得挺没有安全感的，父母又不太在乎我，我就想有个人能保护我。如果说两个人都看不见的话，我也担心下一代，万一这个问题又发生。”部分视障男性倾向于认为，他们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弥补自身的残疾，证明自己的能力并吸引异性。如Z1所说：“认识一部分视障男生，他们是自己创业比较成功的，找的媳妇都是健全的。其实主要是自己的优秀程度决定另一半儿的情况。”在他看来，个人能力和事业上的成功可以有效弥补男性的视力缺陷。访谈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访谈对象中独立经营按摩店的男性多数已婚，其中有几位的伴侣视力正常。与此同时，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口性别比例令女性在选择恋爱及婚姻伴侣时更具优势（Wang & Wu，2021），她们在寻找伴侣时相对多一些选择：“另一半在挑选我们的时候，肯定会首先想到我们是盲人，会不会觉得有很大的负担呢？这就是证明我们个人能力的时候了。在我看来，只要让女方看到，你身为盲人也能有赚钱的能力，独立自主性比较强，她就会认可，原来盲人也有这么强的能力，可能要求就不会那么高了。”（S2）其二，视障者对于恋爱、婚姻抱有理想的期待，但现实的婚恋市场通常不能满足其预期，他们最终往往选择向现实妥协。受访者表示“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盲人，只要找到一个能跟自己过的人就已经不错了”（Y7）。因为“自己的这种现状，只能让对方去选择。不是说没有要求，而是不能要求”（Y2）。访谈发现，与健全人相比，视障群体婚恋存在的困境主要包括：传统的约会方式对视障者建立亲密关系作用不大（Y3）；步入婚姻的可能性较小（Z1）；婚姻更不稳定（K6）。虽然智能手机的使用增加了他们寻找伴侣的机会，但维持稳定的关系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状况（C1、Y3、Z2）、男女性别比例失衡（S6、S7）、传统观念束缚（K5）、家庭情况（C1、H1、K6）和残疾引起的诸多限制（K7、S4、X8）。另外，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也无法弥补身体“缺场”所带来的交流的局限性（蒋建国，2016）。在线亲密关系最终还是会延伸到线下，此时就会出现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D2、K6、S4）。概言之，视障者剖析亲密关系时，研究者听到了多元观点和多种“声音”。智能手机的出现带来新的期许，但视障者内在的、本质的以及与残疾密切相关的特殊需求植根于技术之外的社会经济问题，是目前无法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难题。在线约会服务承诺美丽的邂逅并产生浪漫的感觉，却不能保证这种美好能持续（Liu, Wang & Lin，2022）。因此，在婚恋市场和现实困境面前，他们会做出让步和妥协。与健全人不同的是，视障者使用智能手机的行为涉及更多感官同时参与——触摸手机屏幕、倾听读屏软件、智能语音输入，以便与好友或伴侣保持联系。信息通讯技术长时间、全方位侵入身体感官，在此过程中，每一种感官都比它们最初执行的简单功能要丰富得多（Vincent, 2006）。视障者与智能手机之间的依附关系远不止于拨打或接听电话实现的身体接触，因而开辟了情感依恋（emotional attachment）新形式。这种多感官参与、与手机媒介深度绑定的情感依恋呈现以下三个特征：其一，突破“视觉霸权”。视障者对声音敏感，强调声音魅力和“声值即正义”，甚至听音选人、传情，突破了健全人婚恋市场上流行的“视觉霸权”（hegemony of vision）。所谓“视觉霸权”，是指在人的诸多感知能力中视觉被认为是一种基本的、具有支配性的能力，视觉优先、视觉至上的观念占据上风，甚至取代听觉成为“绝对中心”的感受力（Levin, 1993）。借助数字媒介可供性对听觉系统的赋权（Barkhuus & Polichar, 2011），视障者可以扭转亲密关系中“视—听”的失衡，诉诸听觉，特别是“倾听”，更好地参与、经营一段亲密关系。不过，这种多感官参与的亲密关系将视障者与手机深度绑定，他们可能会将虚拟关系置于现实关系之上，忽视对现实关系的维护，并分散个人对线下社交活动的注意力。再次回到现实生活时，他们会感到更深层次的孤独，甚至对线下社交感到无所适从。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强迫性媒介使用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社交媒体倦怠、焦虑、抑郁和睡眠障碍等问题（Dhir et al.，2018）。其二，自我呈现保守。对于视障群体而言，线上交流时的“印象管理”和“自我展演”等自我呈现策略尤为重要，他们可以更好地管理他者印象、掌控自我形象呈现和个人信息流向，应对可能面临的被歧视或误解的挑战，从而获得更多社会认同感。然而，他们在网上掩盖自身缺陷的同时也压抑着“真实性”，营造一种虚拟的“完美感”。在网上“展演”的压力可能使个人难以感到舒适，他们不得不迎合某些社会规范，或者呈现出一个高度凝练的自己。于是，部分视障者经历“自我呈现—物色伴侣—失败放弃”的过程后，会因挫败感而降低对在线关系的信任和接受程度，其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也随之受损，进而采取更加谨慎和保守的自我呈现策略。譬如，G1、K3等多位受访者在开展手机网恋后对这一方式的态度发生转变，由一开始的积极尝试转为现在的怀疑和沮丧。其三，网络关系疏离。智能手机等数字媒介的使用，能帮助视障者缓解无边黑暗中的孤独感。但过度沉溺在线关系而“渴望永远在线”，也会导致“连接但孤独的自我”（单波、叶琼，2019）。他们可能会在虚拟世界中孤立自己，缺少对自己的关注，导致与现实世界脱节而出现新的问题，如社会隔离（Lin, Yang & Zhang，2018）。访谈的结果也表明，这种“感官—手机”相结合的情感依恋模式，往往始于对亲密关系、物质保障的渴望，在媒介的强迫使用中达到鼎盛，之后因疲于网络展演或网恋受挫而采取“保守型自我呈现”策略，最终逐步滑向“网络关系疏离”。社交媒体的可供性（affordance）促使亲密关系由以往的“地缘”“亲缘”转向“趣缘”，基于共同兴趣而非家庭关系的在线关系变得愈发重要（董晨宇、段采薏，2018）。对于视障者亦是如此，他们倾向于与有类似兴趣的人交往，因为“有共同的兴趣和语言，相互交流更加容易，额外的心理负担较小”（K3）。共同兴趣和语言为关系的建立提供感情基础，并且在关系转移到线下时更容易存续（McKenna，Green & Gleason，2002）。与其他有类似残疾的人交流，也能提供宝贵的情感支持，改善视障者的福祉（Papadopoulos et al.，2015）。感知“相似性”对于在线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甚至取代了地缘接近性（Barnes，2003）。视障者可能不便在物理位置上与在线互动的人接近，却相对容易找到持共同兴趣、态度、价值观的人。这种“趣缘”在线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并取代家庭关系，原因在于如下三方面：其一，一些视障者因残疾遭到家庭成员的冷落、歧视和排斥，“亲缘”关系相对淡漠。访谈表明，一些受访者的父母对其残疾子女持消极、冷落态度。这些受访者难以从原生家庭中获得爱、关怀和所需的支持，甚至在成长过程中遭受来自原生家庭的伤害，情感和内心相对脆弱。再者，亲密关系中视力正常一方的家庭成员的不认可，使得双方关系的发展面临很大阻力：“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时候她家里不同意（我们交往），她就跟着我出来打工，吃了太多苦，吃不好也睡不好。是她不容易，不是我不容易。”（H1）加之残障者往往与健全的同龄人处于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中（Gerschick，2000），与家庭以外的周遭朋友建立和维持关系可能存在身体和文化上的障碍（Edwards，2017）。因此，对他们而言，成长过程中获得的亲密关系体验也相对匮乏。其二，许多视障者的日常工作、生活缺少来自家庭的支持。缘于按摩行业流动性较强的工作特点，几乎所有受访者都不得不远离家乡到外地工作，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缺少来自家庭的支持。如果家庭成员不主动关心他们，他们会因难以感知家庭亲密而与家人逐渐疏远。一些受访者甚至没有家人的微信，也没有加入家庭（族）的微信群（K2）。与传统认知不同的是，相当一部分视障者流动性较强，他们为了追寻工作机会不得不经常变更工作地点（萧文斌、梁皑莹、韩忠智，2021），线下的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化。在线的亲密关系能避免物理空间的移动变换而相对稳固，成为视障者稳定的情感支持来源。其三，在线亲密关系可为视障者提供家庭关系中缺少的情感体验。部分视障者的人际交往与亲密关系经验不足，于是将在线亲密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一种补偿，为他人提供情感支持的同时也获得来自对方的支持。这个过程中的亲密互动，丰富了个人的情感体验，有助于弥补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因视力受损而遭受的心理创伤，激发视障者人际交往的主动性。小时候因受伤而失明的K3以及跟家人产生过激烈冲突的F1，都谈到自己心理创伤的修复：“情感上我是很麻木的，因为小时候受过伤，也没有在父母身边，长时间住盲校，我那时候就不容易被感动。一般人要是对自己好，或者听到感人的故事，同学都感动了，我就不容易感动。我也不敢跟人讲，害怕别人说我无情无义。后来在群里和大家一起交流，与恋人私密交流，我就觉得自己有时候也能感受到一点。”（K3）“这段关系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认识她的时候，是我状态比较糟糕的时候，因为和家人闹翻了。她就一直和我聊，陪我好长时间，我感觉认识她之后，各方面也变得好了起来，也开始往好的方面走。她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感觉。”（F1）因此，这种在线亲密关系成为视障者满足沟通交流、情感需求的有效补偿手段，他们不再受到传统家庭角色和关系的限制，建立起独立的在线身份，并从在线关系中感知到“亲密”，获得原生家庭中缺失的精神支持。某种程度上，这种情感补偿关系甚至超越了原生家庭关系，相较于血缘维系的家庭关系更为充实，成为部分视障者情感体验、获取支持、自我探索及排解孤独的有效渠道。在线亲密关系中，视障者一方面与交往对象分享个人经历、体验、情感及需求，另一方面也承担着相关风险和不确定性后果。在这种关系机制下，他们愿意主动放弃对部分个人敏感信息的控制，主动降低对交往对象、亲密关系的期望值，主动规避与之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期获得亲密关系回报和潜在利益。因此，这种“难玩的游戏”实质上是一种“妥协型”亲密关系，个人在这种关系中不能寄希望于可预测性。相反，熟稔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是关系改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Bucholtz，2013）。首先，视障者能综合多种因素感知到在线亲密关系的潜在风险。例如，新闻报道中关于网恋失败的案例（C1、K2、S2），身边朋友的网恋经验（Z1），在线关系的虚拟性（D4、S4、X2、Y2），网络和现实的差异（K7、Y3、Y7、Z1）。恋爱双方的关系发展被视作降低不确定性的过程，双方需要借助高强度的自我披露提升信任（董晨宇、段采薏，2018）。而普遍存在的“网络诈骗”“网络杀猪盘”（C1、F2、K5、S2、S9、Y3）等风险，通常是由个人敏感信息的自我披露导致的（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022），最终还会带来物质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伤害（C1、K5、S9、Y3）。女性视障者在网上约会时更加担心遭受精神和情感伤害，对待网恋会更加谨慎。例如，女性受访者M1提到，她因后天因素成为视障者之后，总感到容易受伤害，对与陌生人线上交谈感到恐惧。这与视觉特异性心理健康（vision-specific psychological well-being）状态相关，包括因视力状况骤变而引起的焦虑、抑郁、易受挫、不安全感等心理后果（Pinquart & Pfeiffer，2012）。其次，视障者在线交往过程中还遭遇诸多不确定性（K3、K5、M1、X2、X3、Y2）。“玩消失”（ghosting）是其中之一。“玩消失”通常是指单方面切断与伴侣在某种媒介上的联系，并忽视对方继续联系的尝试（LeFebvre et al., 2019）。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不恰当、不成熟、充满不确定性、经常引发焦虑并会伤害他人的行为（Hetsroni & Tuncez，2019）。但这种分手策略因智能手机及其应用程序的“可供性”而变得更加容易：（1）手机App中可供联系的潜在伴侣较多；（2）“一键拉黑或删除”、匿名性等特征使得在线“玩消失”比当面拒绝他人更容易（Timmermans, Hermans & Opree, 2021）。这种弱联系和匿名性导致“三角恋爱”“多角关系”在视障者的亲密关系中尤为盛行（K4、D2）。为避免物质或情感上的骗局，或者出于不安全感或不够自信，视障者在线亲密关系中“随时消失”的情况更加普遍。最后，网络与现实的人设差异、“语境消解”是视障者的主要担忧之一。线上的关系最终需要回归线下，但在线亲密关系的同一主体线上线下的表现往往不同。S4用形象的比喻阐明了这种区别：“网上约会就像是缺乏实物的电子书，而线下关系则类似于可以触摸和保存的纸质书。”视障者智能手机中的交往对象，处在无法预知的物理空间，有着难以预测的社会属性。这种情境下，人际语境模糊及无法获知对方情境、语境线索时，多重语境碰撞就会导致“语境消解”现象（吕冬青，2016）。波伊德将给用户带来“矛盾、不确切、误导性语境线索”的数字社交语境定义为“语境消解”（Boyd，2002）。“语境消解”会导致视障者的在线交往无既定规则可循，又对潜在伴侣缺乏真正了解。这进一步增强了在线关系的不确定性。为此，视障者在面对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时，会采取妥协的策略，主动降低期望值或退而求其次，追求自我保护与获取在线亲密的平衡。一方面，他们强调在线社交的规范化秩序和组织管理，建议专为视障者设计开发“定制化服务”（Z1）、创建“安全、正规、有保障”的社交应用程序（M1），尤其是减少视障女性对在线交友与约会的顾虑。但我国目前鲜有这种应用程序，网络生态对于视障女性开展在线约会实践亦不算友好（X2，M1）。另一方面，注重增强自身防骗和隐私保护意识以应对多样化诈骗手段。除此之外，他们强调由线上到线下延伸的重要性，“创造更多的线下相处机会”以弥补“身体不在场”和“网络虚拟性”的缺陷（S4）。访谈显示，尽管多数被访者对于在线亲密关系的特点及利弊有深刻认识，他们仍然对在线约会和恋爱表现出总体支持的态度，选择以信任和开放的姿态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冒着网络诈骗、多角关系、隐私泄露等相关风险，与他人保持更亲密、更有效的沟通，似乎正在成为视障群体的常态。一些视障者也最终通过这种方式成功组建幸福的家庭：“如果说不确定性，不止网上，现实当中其实也会有。还是有很多盲人通过网聊、摇一摇或者是加附近的人，在群聊中加好友而谈恋爱的，有网恋的，有修成正果的，身边有几个女生都是通过网恋结婚的，很幸福。”（N1）视障群体的数字包容研究，历经“技术中心论”（李东晓、熊梦琪，2017）、“技术赋权论”（Wang & Wu, 2021）以及“技术双刃剑论”（利弊共存说）（杨柳、林仲轩，2023），实际上并未绕开“技术中心”范式。本研究则基于视障者的主体能动性，运用“综合辅助技术”模型的“个人属性”“活动属性”理论框架，考察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开展在线约会和恋爱时的偏好与需求，并探讨这种亲密关系的本质。一方面，视障者建立亲密关系时偏好声音魅力，这种“听音选人”“听音识人”“听音传情”的亲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声音亲密”；他们强调与视障相关的“特殊需求”，且存在性别差异，但终究因为技术手段之外的社会经济因素而选择妥协。另一方面，这种突破“视觉霸权”、由多重感官参与的情感依恋新模式，是对视障者血缘家庭关系的补偿和超越，但面对“网络诈骗”“多角关系”“随时消失”“人设崩塌”等风险和不确定性时，他们会主动妥协，追求自我保护与获取亲密利益的平衡。总之，视障者利用智能手机建立、发展亲密关系时面临着“双重妥协”：一是强调视障需求而向社会经济因素妥协，二是追求自我保护而向风险和不确定性妥协。视障者的在线亲密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妥协型亲密关系”。本研究提出的“声音亲密”、突破“视觉霸权”的“多重感官依恋”“妥协型亲密关系”等概念，为理解视障者在线亲密关系的本质提供了新框架，并为反思数字包容研究的“技术中心”范式提供了新视角。但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其中之一在于，本研究涉及的采访对象主要是从事按摩推拿的视障者，他们掌握谋生本领并追求独立生活，悦纳新技术，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但他们只是视障群体中可见的那部分，还有部分人并未很好地融入社会并利用新技术为自己赋权，未来的研究还应给予这部分人更多关注。另外，视障男性与视障女性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除了面临一些共性问题，也存在一些差异，这也值得研究者深入探究。本文系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王敏,刘鑫,吴丹.感官依恋、情感补偿与妥协关系：视障者在线亲密关系研究[J].新闻大学,2024,(09):1-16.王敏，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鑫，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毕业生，现就职于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 吴丹，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Wang, Min, & Wu, Dan. (2021). ICT-based assistive technology as the extension human eyes: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social inclusion of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in China.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6), 470–484. DOI: 10.1080/01292986.2021.1913619
Wang, Min. (2023). It Happened on Tinder: Reflections and Studies on Internet-Infused Da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1265–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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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王玺涵
